一 麻纸的改进与普及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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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唯一号: 110120020230001008
颗粒名称: 一 麻纸的改进与普及
分类号: TS75
页数: 4
页码: 103-106
摘要: 本文记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技术相较于汉代有了显著进步。
关键词: 造纸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 麻纸普及

内容

魏晋南北朝造纸术是直接继承两汉麻纸技术而发展的。对不同发展阶段中造纸技术演变过程的研究,最好是将不同阶段生产出来的纸作技术对比。当我们将出土的汉代麻纸和魏晋南北朝麻纸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检验并作系统对比时就会发现,后一时期的造纸术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一般说来,汉纸白度较低(指本色纸),表面不甚平滑,纸面上纤维交织结构不紧密,透眼较多,纤维束明显可见,纤维帚化度不甚高,多数纸帘纹不显,纸质较厚(一般为0.2~0.3毫米),似乎缺乏更精密的加工技术;而魏晋南北朝时的纸虽然一些样品有汉纸的上述特征,但更多的样品白度增加,纸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比汉纸少,有明显可见的帘纹,纸质较汉纸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SR,接近机制纸,而且除麻料纤维外,发现有木本韧皮纤维原料。在作对比时,我们强调“系统”二字,不能只看某一时代的个别纸样,因为汉代纸有相当高质量的,而魏晋南北朝也有劣纸。应当将迄今所能看到的所有汉代纸样与后一时期的大量纸样作整体的对比研究。
  我们在各考古部门、博物馆和图书馆支持下,得以对几十种纸样作系统检验。检验后得出的对比观察结果在技术上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魏晋南北朝时造纸在制浆技术上更加有效,加强了蒸煮过程和对纸料的舂捣与漂洗工序,引入了施胶技术。第二,抄纸所用纸帘在中原地区多以竹条编成,架设在可分离的木制框架上,形成可拆移的活动纸模,因而纸的帘纹明显。第三,由于纤维分散度提高,纸浆较匀,用帘床才能抄出较薄而平滑的纸。第四,制造韧皮纤维纸的工艺进一步完善化,补充一些新的加工技术。总之,纸工的造纸技术熟练程度比前代普遍有所提高。
  从当时有关的古书中对纸的描述和赞叹的词句中,也能找到我们现在通过对古纸检验后所得技术认识的注解。魏晋时人由于历史习惯仍用帛简作书写材料,但他们同时改用纸时,就从实际中体验到纸的优越性。于是一些文人便以纸为题材,写出一些诗赋流传下来。如西晋武帝时任尚书左丞的傅咸(239~294)在《纸赋》中写道:
  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①。
  傅咸用兼有诗歌及散文性质的赋体歌颂纸,是纸文学的最早代表作,但文词较难理解。我们将其译成如下汉文语体诗:
  低级文书成高级,著述方式各不一。
  典籍制度随时变,书写材料亦换移。
  甲骨书契代结绳,简牍终为纸张替。
  佳纸洁白质且纯,精美方正又便宜。
  妙文华章跃其上,文人墨客皆好喜。
  楚楚动人新体态,原材却为破旧衣。
  可屈可伸易开卷,使用收藏甚随意。
  独居远处思亲友,万里鸿书寄情谊。
  傅咸的《纸赋》曾译成英文,载入美国纸史家亨特(DardHunter,1883~1966)《造纸文学》一书②中。南朝梁元帝肖绎(508~554)《咏纸诗》亦同样赞美了纸:
  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
  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如果说汉魏时书写纪事材料是帛简与纸并用,而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异军突起,还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那么这种情况在晋以后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晋代已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耐折的纸,人们就不必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去书写了,而是逐步习惯用纸,以至最后使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记事材料,彻底淘汰了过去使用近千年的简牍。西晋初虽然时而用简,但到东晋以来便都以纸代简。有的统治者甚至明文规定以纸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而一律以纸代之。如东晋的豪族桓玄(369~404)于403年废晋安帝,自称为帝,国号楚,改年号为建始。《太平御览》卷605引《桓玄伪事》云,桓玄即帝位后,即下令宫中文书停用简牍,而改用黄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地下出土的实物也表明,西晋初在边远地区仍是简、纸并用,简牍在与纸竞争中似乎在作最后挣扎。例如,据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编《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其他》(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Stockholm,1920)一书介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1900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北的楼兰遗址中发掘魏晋写本文书时,发现晋泰始四年(268)、五年(269)及六年(270)的纪年木简,同时又有泰始二年(266)的麻纸。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斯坦因在新疆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e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Oxford,1913)一书更介绍说,1906年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又发现泰始六年(270)的麻纸。他们二人发掘的西晋晚期纸,年代为永嘉年(307~312),再往下年代的木简便少见了,几乎全是纸本文书。
  有趣的是,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掘得汉文纸本文书及九封用中亚亚粟特文(Sogdian)写的书信。信是写在麻纸上的,1931年里歇特(H.Richert)将其中五封译成德文①。1948年伦敦大学的亨宁(W.B.Henning)考证了第二封信的内容后,断定是西晋永嘉年(307~312)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附近)的中亚康国(今哈萨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人写给其友人的信②。写信人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信中叙述了中国京城洛阳宫内被匈奴人所焚、皇帝出走的事,与《晋书·怀帝纪》所载永嘉五年(311)洛阳被匈奴族建立的前赵(304~329)统治者刘聪(?~318)所攻、怀帝出走长安的史实相符。则信当写于311年稍后。信尾云:“此信写于王公(Lord of Cir-?swān)十三年六月”,无年号,亨宁认为指前凉王张轨(255~314)在位之十三年(313),即永嘉五年事变过后二年。依此类推,第三封信写于312年11月3日,第四封信写于313年4月21日,第五封——313年5月11日,其余信离312~313年不会太远。总之,九封信均写于永嘉年。这说明,甚至来中国西北作生意的外国客商也用麻纸写信,足见纸已在这时相当普及了。
  大体可以说,从西北情况来看,西晋怀帝时的永嘉年间(307~312)是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这以后纸已在书写材料中占压倒优势。从319年晋元帝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后,几乎全用纸而不用简牍了。桓玄并非第一个下令以纸代简的统治者,因东晋以后社会潮流趋向用纸。当时麻纸产量很大,东晋人裴敬《语林》称谢安(320~385)任著作郎时,王羲之替他向内府请求书写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东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也说“秘府中有布纸(麻纸)三万余枚,不任所给”。南北朝以后麻纸产量有增无减,产纸区扩及南北各地,包括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北方产纸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南方有江宁(今南京)、会稽(今绍兴)、扬州及今安徽南部及广州等地。这些地方除产麻纸外,还产皮纸。
  北宋人米芾(1051~1107)《十纸说》(1100)云:“六合纸自晋已用,乃蔡侯渔网遗制也。网,麻也。”六合在扬州附近,自晋即产麻纸。“六合纸”不是像有人所说由六种不同原料制成的纸③。刘宋人山谦之《丹阳记》载江宁有造纸官署,为“齐高帝(479~482)造纸所也...尝造凝光纸,赐王僧虔(426~485)”。陈朝人徐陵(507~583)《玉台新咏》序称,“五色花牋,河北、胶东之纸”。胶东麻纸即汉末东莱人左伯所造者,曹魏时著名的左伯纸继续生产,后来其子孙也承其业。在新疆境内,十六国时的高昌(今吐鲁番)是造纸中心,所造的纸曾经出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丰富资源的开发,南方造纸业后来居上。
  继北方左伯纸之后,南方的张永纸成为南朝的名纸,在历史上为人们所称道。《宋书》(488)卷53《张永传》说,张永(410~475)字景云,刘宋吴郡(今苏州)人,历任司徒、余姚令、尚书中兵郎。元嘉十八年(441)任删定郎,再转建康令(445)。他文武兼备,有政绩。
  [张]永涉猎文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熟玩之,咨嗟自叹御者了不及也①。
  既然张永所造的纸比当时皇家御用纸还好,而他又受皇帝赏识,则这种纸的制造技术必得到推广。造纸地在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附近,由此想到继刘宋之后,齐高帝在同一地方所建的造纸所,也是利用了前朝的工匠和技术。
  米芾《书史》说:“王右军[书]《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薄如金叶,索索有声”。我们在敦煌石室写经中确见有东晋生产的一种白亮而极薄的麻纸,表面平滑,纸质坚韧,墨色发光,以手触之,则“沙沙”作响,属于上乘麻纸。如西晋僧人竺法护(240~315在世)译《正法华经》的东晋写本,即用此纸,也是王羲之所爱用的。这类纸在敦煌石室南北朝写经中也不时出现,我们料想此即齐高帝赐给王僧虔的“凝光纸”,与张永纸应是一类。由此看到这种上乘麻纸从晋到南北朝世代相承,其制造技术当起于南方今江浙一带。我们检测上述《正法华经》东晋写本,每纸26.厘米,厚度0.1~0.15毫米,麻纤维匀细,双面强力砑光,故而呈半透明,帘纹已被砑去,表面平滑受墨。虽手触“索索有声”,但纸的耐折度甚好。卷末无年款,1965年12月经启功先生鉴定为北魏(386~534)以前之物,即4世纪所造。为研究晋、南北朝所造高级白麻纸,提供最好的实物资料。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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