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麻纸的改进与普及
  魏晋南北朝造纸术是直接继承两汉麻纸技术而发展的。对不同发展阶段中造纸技术演变过程的研究，最好是将不同阶段生产出来的纸作技术对比。当我们将出土的汉代麻纸和魏晋南北朝麻纸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检验并作系统对比时就会发现，后一时期的造纸术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一般说来，汉纸白度较低（指本色纸），表面不甚平滑，纸面上纤维交织结构不紧密，透眼较多，纤维束明显可见，纤维帚化度不甚高，多数纸帘纹不显，纸质较厚（一般为0.2～0.3毫米），似乎缺乏更精密的加工技术；而魏晋南北朝时的纸虽然一些样品有汉纸的上述特征，但更多的样品白度增加，纸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比汉纸少，有明显可见的帘纹，纸质较汉纸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SR，接近机制纸，而且除麻料纤维外，发现有木本韧皮纤维原料。在作对比时，我们强调“系统”二字，不能只看某一时代的个别纸样，因为汉代纸有相当高质量的，而魏晋南北朝也有劣纸。应当将迄今所能看到的所有汉代纸样与后一时期的大量纸样作整体的对比研究。
  我们在各考古部门、博物馆和图书馆支持下，得以对几十种纸样作系统检验。检验后得出的对比观察结果在技术上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魏晋南北朝时造纸在制浆技术上更加有效，加强了蒸煮过程和对纸料的舂捣与漂洗工序，引入了施胶技术。第二，抄纸所用纸帘在中原地区多以竹条编成，架设在可分离的木制框架上，形成可拆移的活动纸模，因而纸的帘纹明显。第三，由于纤维分散度提高，纸浆较匀，用帘床才能抄出较薄而平滑的纸。第四，制造韧皮纤维纸的工艺进一步完善化，补充一些新的加工技术。总之，纸工的造纸技术熟练程度比前代普遍有所提高。
  从当时有关的古书中对纸的描述和赞叹的词句中，也能找到我们现在通过对古纸检验后所得技术认识的注解。魏晋时人由于历史习惯仍用帛简作书写材料，但他们同时改用纸时，就从实际中体验到纸的优越性。于是一些文人便以纸为题材，写出一些诗赋流传下来。如西晋武帝时任尚书左丞的傅咸（239～294）在《纸赋》中写道：
  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①。
  傅咸用兼有诗歌及散文性质的赋体歌颂纸，是纸文学的最早代表作，但文词较难理解。我们将其译成如下汉文语体诗：
  低级文书成高级，著述方式各不一。
  典籍制度随时变，书写材料亦换移。
  甲骨书契代结绳，简牍终为纸张替。
  佳纸洁白质且纯，精美方正又便宜。
  妙文华章跃其上，文人墨客皆好喜。
  楚楚动人新体态，原材却为破旧衣。
  可屈可伸易开卷，使用收藏甚随意。
  独居远处思亲友，万里鸿书寄情谊。
  傅咸的《纸赋》曾译成英文，载入美国纸史家亨特（DardHunter，1883～1966）《造纸文学》一书②中。南朝梁元帝肖绎（508～554）《咏纸诗》亦同样赞美了纸：
  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
  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如果说汉魏时书写纪事材料是帛简与纸并用，而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异军突起，还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那么这种情况在晋以后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晋代已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耐折的纸，人们就不必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去书写了，而是逐步习惯用纸，以至最后使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记事材料，彻底淘汰了过去使用近千年的简牍。西晋初虽然时而用简，但到东晋以来便都以纸代简。有的统治者甚至明文规定以纸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而一律以纸代之。如东晋的豪族桓玄（369～404）于403年废晋安帝，自称为帝，国号楚，改年号为建始。《太平御览》卷605引《桓玄伪事》云，桓玄即帝位后，即下令宫中文书停用简牍，而改用黄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地下出土的实物也表明，西晋初在边远地区仍是简、纸并用，简牍在与纸竞争中似乎在作最后挣扎。例如，据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编《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其他》（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Stockholm，1920）一书介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1900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北的楼兰遗址中发掘魏晋写本文书时，发现晋泰始四年（268）、五年（269）及六年（270）的纪年木简，同时又有泰始二年（266）的麻纸。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斯坦因在新疆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e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Oxford，1913）一书更介绍说，1906年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又发现泰始六年（270）的麻纸。他们二人发掘的西晋晚期纸，年代为永嘉年（307～312），再往下年代的木简便少见了，几乎全是纸本文书。
  有趣的是，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掘得汉文纸本文书及九封用中亚亚粟特文（Sogdian）写的书信。信是写在麻纸上的，1931年里歇特（H.Richert）将其中五封译成德文①。1948年伦敦大学的亨宁（W.B.Henning）考证了第二封信的内容后，断定是西晋永嘉年（307～312）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附近）的中亚康国（今哈萨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人写给其友人的信②。写信人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信中叙述了中国京城洛阳宫内被匈奴人所焚、皇帝出走的事，与《晋书·怀帝纪》所载永嘉五年（311）洛阳被匈奴族建立的前赵（304～329）统治者刘聪（？～318）所攻、怀帝出走长安的史实相符。则信当写于311年稍后。信尾云：“此信写于王公（Lord of Cir-?swān）十三年六月”，无年号，亨宁认为指前凉王张轨（255～314）在位之十三年（313），即永嘉五年事变过后二年。依此类推，第三封信写于312年11月3日，第四封信写于313年4月21日，第五封——313年5月11日，其余信离312～313年不会太远。总之，九封信均写于永嘉年。这说明，甚至来中国西北作生意的外国客商也用麻纸写信，足见纸已在这时相当普及了。
  大体可以说，从西北情况来看，西晋怀帝时的永嘉年间（307～312）是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这以后纸已在书写材料中占压倒优势。从319年晋元帝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后，几乎全用纸而不用简牍了。桓玄并非第一个下令以纸代简的统治者，因东晋以后社会潮流趋向用纸。当时麻纸产量很大，东晋人裴敬《语林》称谢安（320～385）任著作郎时，王羲之替他向内府请求书写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东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也说“秘府中有布纸（麻纸）三万余枚，不任所给”。南北朝以后麻纸产量有增无减，产纸区扩及南北各地，包括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北方产纸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南方有江宁（今南京）、会稽（今绍兴）、扬州及今安徽南部及广州等地。这些地方除产麻纸外，还产皮纸。
  北宋人米芾（1051～1107）《十纸说》（1100）云：“六合纸自晋已用，乃蔡侯渔网遗制也。网，麻也。”六合在扬州附近，自晋即产麻纸。“六合纸”不是像有人所说由六种不同原料制成的纸③。刘宋人山谦之《丹阳记》载江宁有造纸官署，为“齐高帝（479～482）造纸所也...尝造凝光纸，赐王僧虔（426～485）”。陈朝人徐陵（507～583）《玉台新咏》序称，“五色花牋，河北、胶东之纸”。胶东麻纸即汉末东莱人左伯所造者，曹魏时著名的左伯纸继续生产，后来其子孙也承其业。在新疆境内，十六国时的高昌（今吐鲁番）是造纸中心，所造的纸曾经出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丰富资源的开发，南方造纸业后来居上。
  继北方左伯纸之后，南方的张永纸成为南朝的名纸，在历史上为人们所称道。《宋书》（488）卷53《张永传》说，张永（410～475）字景云，刘宋吴郡（今苏州）人，历任司徒、余姚令、尚书中兵郎。元嘉十八年（441）任删定郎，再转建康令（445）。他文武兼备，有政绩。
  [张]永涉猎文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熟玩之，咨嗟自叹御者了不及也①。
  既然张永所造的纸比当时皇家御用纸还好，而他又受皇帝赏识，则这种纸的制造技术必得到推广。造纸地在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附近，由此想到继刘宋之后，齐高帝在同一地方所建的造纸所，也是利用了前朝的工匠和技术。
  米芾《书史》说：“王右军[书]《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薄如金叶，索索有声”。我们在敦煌石室写经中确见有东晋生产的一种白亮而极薄的麻纸，表面平滑，纸质坚韧，墨色发光，以手触之，则“沙沙”作响，属于上乘麻纸。如西晋僧人竺法护（240～315在世）译《正法华经》的东晋写本，即用此纸，也是王羲之所爱用的。这类纸在敦煌石室南北朝写经中也不时出现，我们料想此即齐高帝赐给王僧虔的“凝光纸”，与张永纸应是一类。由此看到这种上乘麻纸从晋到南北朝世代相承，其制造技术当起于南方今江浙一带。我们检测上述《正法华经》东晋写本，每纸26.厘米，厚度0.1～0.15毫米，麻纤维匀细，双面强力砑光，故而呈半透明，帘纹已被砑去，表面平滑受墨。虽手触“索索有声”，但纸的耐折度甚好。卷末无年款，1965年12月经启功先生鉴定为北魏（386～534）以前之物，即4世纪所造。为研究晋、南北朝所造高级白麻纸，提供最好的实物资料。
  二 写本书籍的盛行
  作为书写记事材料，纸的推广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反过来说，图书事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又需要供应更多的纸，从而又推进了造纸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的书籍多以纸写成，作卷轴装，类似帛书，称为书卷。社会上写本书籍大为盛行，《晋书》载西晋文人左思（约250～305）欲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门庭和厕所）皆著笔纸。偶得一句，即便疏（书）之”。书成后以其文采卓著，“富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②。“洛阳纸贵”之典即由此而来，后世用以形容某一作品风行一时。这个典故也说明，任何好的作品一经写成，通过纸写本便能流通社会，收到社会效益，因而抄书之风也随之盛行。《南齐书》（520）卷54载“隐士沈麟士（419～503）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乃手写细书（小字），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北史》（670）卷20称穆子容“欲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梁书》（629）卷49称袁峻（477～537在世）“家贫无书，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靠着人们辛勤劳动，使社会上图书的存量迅速增加。《隋书·经籍志》（656）序称，魏秘书监荀勗（？～289）所编魏官府藏书目录《新簿》，收录四部书29，945卷。至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385～433）造四部书目载书达64，582卷。梁元帝在江陵有书七万多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多起来，如晋张华（232～300）徙居时载书30乘（车），宋、齐以来贵族藏书已有“名簿（目录），因之梁武帝时（502～549）“四海之内，家有文史”。
  卷子本每卷用一张张直高一样的纸用糊剂粘接成一长卷，有时可达几米长。每纸在书写前，用淡墨水划成边栏，以便每行写得笔直，叫“乌丝栏”，实际上每一行相当一枚竹简。每纸有一定行数，20～30行不等，行间距离约1.5～2厘米。每行又写成一定字数，多是17字，但每张纸上没1上边栏；2下边栏；3左边栏；4木轴；5、6写经卷名专用行；7～16正文（一般17字）；1723正文；24写经卷名；25～29写年款、抄经有划出横格，只有纵格。因此每张纸人、装潢人等可写大约400～500字（小字注除外），书写纸颇类似现在的标准稿纸。当我们拿到一卷书，只抽看其中一张纸的行数、每行字数及用纸数，可很快算出其总字数。这说明中国古代纸本卷子书籍的款式是很科学的。每卷纸首行写全书名，次写卷名，接下是正文。卷末再写卷名，隔行写抄写时间、地点、抄写人，有时还要写监校人、装潢人（图3-1）。如果是宗教经典如佛经，还要在卷末写上供奉者姓名及奉供目的。正文中如有注释，则在纵格内以双行小字写之。从现代书籍标准看，唯一不足是每张纸上没有标出顺序号或页数，因而想查看某一段文字是比较麻烦的。各卷之最后，将多余的纸糊在木轴上，整卷即可卷起来。木卷轴有时用朱漆涂饰，或以其他材料（如玉）代之。每卷卷首，用多余的纸包以竹片，中间再置一丝线或麻绳。用毕后，用线绳将整卷捆起。每个轴再用丝或布作书签，写上书名及卷次，当各卷横堆在一起时，一看书签即可找所要需之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用大量纸抄写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书写日常用的公私文书或学习、商业用文件外，由于佛教、道教的发展，还有很多人用纸抄写宗教经典，也使社会上耗纸量大增。各地兴建的学校、寺院庙宇以及官府，历来是用纸的大户。1900年震动世界的敦煌石室写经纸的发现，表明只是一个宗教中心所耗去的写经纸数量是何等惊人。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前秦（351～349）建元二年（366）就已于敦煌城南22.5公里的鸣沙山开凿佛教石窟寺院，此后历代开凿新洞、重建旧洞，至隋（581～618）、唐（618～907）及北宋（960～1127），已达到相当大规模，成为完整建筑群体，名曰莫高窟或千佛洞，因之成为西北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心。洞内许多壁画和雕塑成为艺术珍品。远近的人们来这里进香、供奉佛经，从4世纪起莫高窟内已聚集了数以万卷计的佛经各种写本①。值得注意的是，从366年起开凿的千佛洞石窟内没有发现任何木简，这也说明4世纪后中国全境基本上以纸为书写材料了。由于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因此纸和丝绸一样也成为中国向西域诸国的出口物资，往来于这里的各族、各国人都在这一时期使用了纸。
  敦煌石室所出写本除佛经、道经外，还有经史子集写本、公私文书、契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维吾尔文（回纥文）、藏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及中亚、西亚以及印欧语系的吐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古叙利亚文、波罗密文、梵文和希腊文等写本，更有少数雕板印刷品。这些文献对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宗教、语言、文化和中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造纸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古纸在石室内多年封存，避免了日光、空气、水份、霉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且其原料及制造处理得当，因此能保存原来的状态，同时又未经后人装裱，基本上都是原貌。不少经卷写有明确年款，有的虽无年款，但经过鉴定和比较，其年代是不难确定的。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敦煌书卷是一字字用笔手抄在纸上的，多出于以抄写佛经为职业的僧人之手，称为“经生”。抄完后还严格加以校对（图3-2）。信徒们为表示宗教虔诚、发愿作某种事而求神佛保佑，或为死者超度，从经生那里买来佛经，供奉于寺院石窟之内。经卷卷尾常写有题记。如魏甘露元年（256）写《譬喻经·出地狱品》一卷，总长166厘米，由七纸联成，每纸23.6×30.3厘米，麻纸。卷尾题：“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少数民族）被诛。向二百人蒙愿解脱，生生信敬三宝，无有退转”①。这是现存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图3-3），纸白而泛黄，表面较平滑，粗帘条纹，每纹粗0.2毫米，当为西北所造麻纸，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藏《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尾款为“天监五年（506）七月廿五日，佛弟子谯良颙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经》一部。愿七世含识速登法皇无畏之地。比丘僧伦龚、和亮二人为营”（S0081），这是从湖北携至敦煌者。
  三 造纸与书画艺术
  纸的大量供应和经常以纸挥毫，使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进入新的意境，又引起汉字字体的变迁。可以想象，在一片宽1厘米左右的坚硬简牍上写字，毛笔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和质地的限制而难以充分施展，写字速度也不会快，写十几个字后需再换另一简。人们似乎受到某种约束，难以自由地挥毫。如果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写字，情况就会根本改观。我们可以引用魏书法家韦诞（179～253）的自身感受，当魏武帝曹操（155～220）建成洛、邺、许三都宫观时，命中书监韦诞题名，史载：
  [韦]诞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117～192在世）笔、左伯（156～226在世）纸及臣（韦诞）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①
  帝从其奏，韦诞遂写出优美的书法。
  汉代书体以隶书及小篆为主，魏晋以后为之一变，形成兼有隶书及楷书笔意的楷隶体，从楷隶书体结构和笔锋走势中，我们发现这是当时在纸上写字而习惯形成的社会流行书写字体，楷隶字体是较难在简牍上写出的。这种从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正反映出所用书写材料从简向纸的过渡。敦煌石室写经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前述甘露元年（256）写《譬喻经》、新疆鄯善土峪沟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写《诸佛要集经》、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东晋写本和敦煌的《正法华经》东晋写本等，都代表魏晋时流行的书法形式。南北朝以后的楷隶，楷书的运笔渐多，研究汉魏以后书法史要考虑到纸的运用的影响②。晋代之所以出现像王羲之、王献之那样的大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纸的普遍使用。周密（1232～1308）《癸辛杂识·前集》云：“王右军（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纸，又用张永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在较大幅面纸上可随心所欲地挥毫，书法家能充分发挥其艺术表现力。从整个时代背景观之，二王书体应以楷隶体为主。
  为了加快书写，汉末文人起草时用草隶或“章草”，魏晋之际虽也沿用，但草意更浓。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陆机（261～303）的《平复帖》，经我们检定为麻纸，呈浅灰色，写以草体楷隶（图3-4）。写于晋武帝时（265～289）。然而晋以后草体楷隶又发展到王羲之父子的行草（图3-5），写起来比草体楷隶还要快，而且飘洒，上下字可以连笔写成。最后又由行草发展到草书，草书目的是提高书写速度，起草文稿或速记。没有纸，就难以出现行草和草书。我们从二王书法作品中会看到他们在纸上用笔的艺术魅力。纸的使用引起汉字字体变迁，是个重要文化现象，这种速写形式使工作节奏加快。
  同样可以想象到，在平滑受墨的纸上作画，也会有较好的艺术效果。汉代及汉以前，画家作画多用帛料，绢本绘画仍是主流。但从晋以后，纸本绘画逐渐出现，这是绘画材料使用上的新突破。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东晋时期纸绘设色地主生活图，长106.5、高47厘米，由六张纸联成，材料为麻纸。这可能是迄今最早的纸本绘画（图3-6）了，显然是出于民间画家之手，但专业画家也无疑会在纸上作画的。唐代书画鉴赏家张彦远（834～894在世）《历代名画记》（约874）卷五谈到晋代著名画家顾凯之（344～405）的作品时写道：“顾画有异兽、古人图、桓温像，...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纸。”又“三狮子、晋帝相列像、阮修像、阮咸像、十一头狮子，白麻纸。司马宣王像，一素一纸。”同书卷六谈到南朝宋画家顾景秀（390～452在世）作品时，载有“晋中兴宰相像、王献之竹图、刘牢之小儿图，..蝉雀，麻纸”①。可见顾凯之当时已带头用白麻纸画人物像。这种创作题材对纸的技术要求较高，而从我们所看到的晋代出土麻纸来判断，用以画人物、鸟兽、草木、虫鱼是能满足画家要求的。麻纸经砑光或轻微施胶（早期形式是浆硾），即可作画。如表面涂布白粉，再予砑光，则作画效果更好。可惜，经历代战乱和王朝更替，魏晋南北朝画家的纸本绘画流传至今的很少，因而新疆出土的东晋纸本人物画便显得极其珍贵。
  四 麻纸的化验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所造的纸在敦煌石室中存量很多，甘肃、新疆等地还不时有出土者。对敦煌写经纸进行科学研究，由奥地利学者威斯纳于19世纪末首开其端。20世纪以来，英国克拉帕顿（R.H.Clapperton）研究了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写经②，加藤晴治研究日本藏品③，德国哈德斯-施泰因豪泽研究了德国藏品④，而戴仁研究了巴黎藏品⑤。从1965年起，笔者对北京图书馆等处的中国藏品作了研究⑥。威斯纳还开创对新疆出土魏晋南北朝纸的研究，此后日、中学者⑦⑧作了类似工作。根据威斯纳对斯坦因在敦煌、新疆所得这一时期纸的化验，麻纸原料以大麻（Cannabis sativa）、苎麻（Boehmeria nivea）纤维居多，所用原料来自破布⑨⑩⑪⑫。近年来增田胜彦对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西北所得魏晋南北朝字纸作了检定⑬。所有这些工作都证明威斯纳关于麻纸原料的化验结论是正确的，实际上与汉代造纸
  原料是一致的。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麻纸原料事先所作的提纯较彻底，显微镜下所见杂细胞及非纤维素成分很少。试样以碘氯化锌溶液处理后，呈酒红色反应，纤维都经过以石灰和草木灰水的弱碱性溶液蒸煮而成浆。经过舂捣，纤维遭到分散和变短，但打浆度高低因纸样而不同（30～70°SR），如新疆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用纸，经我们化验证明为高级加工麻纸，23.3×48厘米，白色，表面平滑，纸浆叩解度达70°SR，纸薄。另有些敦煌石室所出晋、南北朝时的写经，经化验后也发现有不少纸样纤维帚化程度很高，细胞受强度破坏（图3-7、8）。但纸面上未充分打碎的纤维束，甚至小段麻绳头也经常出现，尤其魏晋古纸。纸面一般说是较平滑的，受墨性普遍良好。厚度多在0.15至0.2毫米之间，但已出现小于0.1毫米的薄纸。纸面普遍有帘纹可见，除少数纸用固定型布纹模抄造外，大多用帘床纸模抄造。有些纸表面经过加工处理。以所见纸样言之，东晋-十六国时期所造之纸质量较好。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大凡纸上墨迹书法水平高者，多用好纸、好墨，因此纸、墨与书法高下之间有一
  种成正比的关系，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如陆机《平复帖》）。多数纸外观呈白色，亦有白间有浅黄，或黄色，黄色纸当为染色纸。浅灰色不是自然本色，是后世装裱造成的。所有麻纸千年来几乎很少见有虫蛀现象，因麻纸纤维纯，所含醣类成分极少，说麻纸“纸寿千年”是名实相符的。各张纸联在一起时，接缝很狭，但没有脱落。文书、契约纸没有乌丝栏，写经纸多有此淡墨色直格，格线细而直，以尺划成，估计是用竹笔或木笔划的。我们所见之纸，多为北方所产，南方纸所见不多。中原所产之纸，质量上比西北土产纸好些，但也有情况不尽如此。纸不但可书写，亦可作画，但画家所需的大幅纸，这时还造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