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东汉造纸的第三个时期即最后一个时期（157～220），相当于桓帝后期（158～167）、灵帝（168～188）及献帝（189～220）时期。此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事多起，各种军事力量互相交锋，刘氏王朝已至灭亡前夕。中期一度繁盛的造纸业，自然会受到影响。后因群雄各据一方，又在所辖地区有了新的纸坊，造纸地点反而增多，技术上仍保持原有水平，除麻纸外，楮皮纸也一度发展。人们仍保持越来越广泛地用纸的势头。《北堂书钞》卷104还为我们提供另一个例子，大约发生于桓帝在位期间。
  延笃（约97～167）答张奂（104～181）的信中写道：“惟别三年，梦想忆念，何月有违。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按东汉时著名书法家张芝（117～192在世）字伯英，敦煌人，其书法受崔瑗影响，但自成一家，被称为“草圣”，又善制笔。东汉书法较两汉大有进步，名家辈出，我们认为不能不说与纸的普及有关。纸特别能使书法家充分发挥其艺术创作才能，笔走龙蛇挥于纸，法书神品传后世。
  献帝时已帝权旁落，先受董卓控制，后为曹操（155～220）挟制。曹操与东汉末大学者蔡邕友善，闻其女蔡琰（字文姬，约162～242）被匈奴掳去，遂以重金赎回。建安十三年（208），蔡文姬嫁于屯田都尉董祀，此时曹丞相问文姬曰：
  “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妄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③。
  曹操是文武兼备的雄才，在他柄政的汉末建安时期（196～219），文化为之一盛，造纸术也得到发展，曹氏父子及周围的人皆以纸书写。因而这时出现了著名造纸技术家左伯（165～226在世），并非偶然。唐人张怀瓘（686～758在世）《书断》（约735）卷一云：“左伯字子邑，东莱（今山东黄县）人。..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④。造纸家左伯所在的胶东，汉以后直到宋代仍以麻纸称著。至此，我们已就所掌握的从西汉初至东汉末有关用纸的文献记载及出土古纸逐一作了介绍，并将这些资料加以概括，分二大阶段六个时期加以叙述，大致可看出个梗概。
  西北地区西汉麻纸出土较多，而很少东汉纸，因出土纸的军事据点从西汉末多废置。东汉以来这些地方便不再屯戍部队，可能因这些地点的水源断绝，或因东汉在别处部署军队。但东汉纸也时有出土，如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1901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掘的两片纸，其中一片9×9厘米，白色，薄麻纸，正反面均写有文字，四字一韵，为父兄教诫子弟之书。罗振玉（1866～1940）从字迹断定“笔意亦极古拙，当为汉末人所书，海头（罗布淖尔）所出之书，以此为最古矣”①。我们同意这个判断，因纸上“永”、“衣”字有篆意，而“其”、“存”又有隶意，至迟是东汉末，或稍早些。另一纸12×4.6厘米，纸上有“书浮叩头/薛用思起居平安”等字，看来是一封书信。“薛”等字与我们所见魏晋人用字不同，此亦当为东汉纸①（图2-2）。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夫妇合葬墓中发现木乃伊尸体，尸体近处有揉成团的纸，纸上粘满了黛粉，很可能供妇人描眉之纸②。总的说，出土东汉纸仍嫌少，今后可能会有新发现。从现存少数样品看，东汉纸像西汉纸一样，质量高低不一，视用途而定。但尚方所造御用纸，图2-2新疆出土东汉书信，见肯定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