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西汉至元帝（前48～前33）、成帝（前32～前7）时，社会又由盛而衰。成帝卒后，平帝即位，由大司马王莽（前45～后23）秉政，他后来干脆代刘氏为帝，因此西汉后期（前48～后23）实际是元、成、莽执政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二百年的造纸生产获得总结性发展。成帝时的纸，出土者有马圈湾纸-Ⅲ及金关纸-Ⅱ，可见在陇右敦煌、居延地区仍有官兵继续屯戍。先是，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发城郭诸兵及屯田吏士，攻郅支单于，破郅支城，杀单于。前33年，匈奴王呼韩邪朝汉，言愿为汉婿，元帝以后宫王昭君赐单于。单于请代汉守卫上谷至敦煌边塞，使汉取消备塞吏卒，朝廷未许。至成帝时，仍屯兵于原地，这是古纸在陇右出土的历史背景。
  关于长安用纸情况，史书曾有所载。鸿嘉三年（前18），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她与其妹赵昭仪皆受宠，却多年无子。元延元年（前12），后宫曹伟能却早生皇子，赵昭仪忌恨，儿生十日，便将曹伟能打入后宫狱中。并遣狱丞籍武将两丸毒药用小张薄纸包裹，装入小绿箧中，强令伟能服之，终将她害死。同时还在纸上写了要伟能服此药之类的话。《汉书》卷97上就此写道：
  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曹伟能）”。武自临饮之（监视其饮之）。武发（打开）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①。
  唐代史家颜师古注《汉书》上述记载时，引汉人应劭（140～206在世）《汉书集解音义》曰：“赫蹏，薄小纸也”。汉代将薄麻纸裁成小幅，作便条用，称为赫蹏。这个词看来可能是方言，不可将二字拆开分别解释。“裹药二枚赫蹏”，应读为“赫蹏裹药二枚”，可见此薄纸既可写字，又可包装。过去人们猜测它是“絮纸”，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上并无所谓“絮纸”。公元前12年前后所造之纸概为麻纸。赫蹏的形制应是比敦煌附近出土的马圈湾纸-Ⅲ更薄些的麻纸，此纸正造于成帝时期。
  王莽执政期间，造纸业发展进入一个高潮。英国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史家可能对王莽有一种偏爱，除了由于他推行看来有合理性的改革之外，也还由于他无疑对他那时代的技术和科学有兴趣，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正是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史中第一次将科学专家召集到一起。史载元始四年（公元4）平帝大司马王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所在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长安），至者数千人’。遗憾的是，他们商议的记录没有流传下来”①。王莽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达数千人，至京师举行大规模多学科研究，在当时世界也是罕见之举。他对来自各地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人材给以优厚待遇，任其发挥所长，其中可能包括造纸技师和巧匠。这些举措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王莽时代正是大学者刘歆（约前42～后23）和扬雄（前53～后18）等人学术活动的鼎盛时期。刘歆受王莽推荐，领五经、辑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校书于秘阁，总群书而成《七略》，绥和二年（前7）献上。王莽时内府秘籍，除原有简册、帛卷外，应当还有纸本。有迹象显示，他执政时，对新型书写材料纸有很大兴趣。迄今为止，写有文字的西汉纸出土者，多属王莽时期，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与王莽提倡用纸当有很大关系，这是符合他的个性的。在西北甘肃用纸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纸，也制于王莽时期，如中颜纸、马圈湾纸-Ⅳ及Ⅴ、悬泉纸-Ⅱ、Ⅲ、Ⅳ（图2-1）等。
  以前出土的西汉纸，除灞桥纸外多为屯戍大军所用，而这时还有京畿地区的平民用纸出土，分布地区更广。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所见以前时期的出土西汉纸，多帘纹不显或呈织纹，为罗面纸模抄造，而这时期的纸则可见明显的帘纹，甚至能测出每根帘条直径为3毫米。这说明在王莽手下工作并受他保护的造纸业中异能之士，已用滤水性更好的帘面纸模抄纸。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举措。王莽时期的纸，尤其书写纸质地与宣帝时纸差不多，但抄纸效率明显提高。我们所见为下层人用的纸，长安上层人及宫中用纸当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