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西汉前期
  讨论汉代造纸技术，是个全新的课题。前人尚没有探讨过，因为不但文献记载很少，而过去实物也甚稀，然而研究中国造纸技术史，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重要阶段的。我们把西汉造纸分为三个时期加以叙述，即初期（前226～前87）、中期（前86～前49）及后期（前48～后23）。
  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继者文帝（前179～前157在位）刘恒（前202～前157）、景帝（前156～前141在位）刘启（前188～前141）在位期间，废除秦代严苛刑法，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赋役，释放奴婢，奖励工农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兴修水利、推广牛耕、改进耕作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而增产高产，冶铁、纺织、漆器、舟车等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各领域，也都有新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汉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并开发了大西北。汉初较长一段时期内，社会是安定、繁荣的。文、景时进入“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此后武帝（前140～前87在位）刘彻（前156～前87）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城乡）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就是说，汉初近一百年间海内殷富，人民得到温饱，府库充溢，钱谷多至不可计数，以致腐朽。此即文景之治的经济硕果。
  文、景、武时期在繁荣、安定的社会条件下，富国强兵之馀，还注重文治。京师置太学，广设博士教授子弟，郡县也兴办学校，公私讲学之风盛行。又举贤良、方正、茂才之士，考试后，出为政府官员，各地学者多应之。各级政府因此拥有大批具有文化素养的文官队伍执政。有才学者即令来自民间，亦可为将相及邑令，得到录位；无才学者虽为王公子弟，不得为官。这是受到西方人称赞的吏政制度的一大改革①②。国家还提倡对古代各种文化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因而各科学者、人材辈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和科学家、技术家，他们还常常担任官职，边工作边研究。
  汉初，中国以高度文明和富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崭新面貌出现于世界。与西方罗马的腐败而混乱的奴隶制社会适成鲜明对照，保持着长期的领先地位。只有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处于全面高涨时期，才有对新型书写材料的迫切需要，因此造纸术起于西汉初期，就并非偶然，而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地下出土实物表明，西汉初期造纸术从一开始起就首先用作新型书写材料，当然也可作包装材料等用。在首都长安所在的今陕西关中地区，成为最早的造纸基地，所造的纸因用途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较好的麻纸可部分代替帛、简，如文、景时用以绘制地图的放马滩纸类型者。较次的纸用作包装材料，如武帝时用于衬垫铜镜的灞桥纸类型者。汉初这两种用途的纸，地下都曾出土，如放马滩纸出于今甘肃天水，说明用纸区域也逐步在扩大。有关这一时期用纸的文献记载虽不多，但仍可见一二。唐代史家据旧史所著的《三辅故事》称：“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③。此事发生于武帝晚年的征和二年（前91），病于甘泉之日。内侍江充为谋害卫太子刘据（前128～前91），让他用麻纸遮住鼻子去见父皇，但武帝并未因此举而发怒，太子遂杀江充。这是古书中有关用纸的最早记载。
  《汉书》卷57上载：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掌天子猎犬之内官）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相如。
  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觏。’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④。汉武帝因读蜀郡成都文士司马相如（字长卿，前179～前117）《子虚赋》后，于建元三年（前138）召其入宫，相如愿为天子再作《游猎赋》，帝命尚书给以笔札。颜师古（581～645）注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时未多用纸”指西汉初时还未更普遍用纸，并非无纸，才给札写赋。颜注告诉我们，司马相如时代纸与札并用为书写材料。
  二 西汉中期
  武帝末年，因挥霍无度和长期用兵，造成府库空虚，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但至宣帝（前74～前49在位）刘询时又出现中兴。刘询（前91～前49）生长于民间，体察社会弊端。即位后励精图治，刷新吏政，推行汉初诸帝政策，使社会经济状况又有好的转机，造纸业也因而发展。昭帝、宣帝时期（前86～前49）相当西汉中期，纸的生产规模比前期逐步扩大，制造出的纸质量有改进，人们使用比过去较多，这从西北地区屯戍士卒用纸情况，可看到整个社会用纸的一个缩影。
  宣帝时之纸出土者最多，如罗布淖尔纸、金关纸-Ⅰ及马圈湾纸Ⅰ等。前者质量差些，但后两者显然是用作书写纸的。其质量的明显改进，首先表现在白度的增加，达到40％以上，说明碱液蒸煮过程效率提高。其次是纤维帚化度增加，因而制出的纸较紧密，说明加强了舂捣过程。在首都长安，人们用的书写纸会比边塞士卒所用的好些，至少是一样的。写有字的查科尔帖纸，年代上限正是这一时期。查科尔帖在居延，而马圈湾在敦煌，二地都在今甘肃境内，罗布淖尔在今新疆，可见宣帝时所造的纸出土地点分布较广泛。宣帝时，匈奴已大为虚弱，前67年大将军郑吉发西域兵击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遣吏卒屯田车师地。前60年，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设今新疆境内。匈奴更弱，不敢争西域。至五凤四年（前54），以边塞无事，减戍卒十分之二，但仍维持大军在甘肃、新疆屯戍。粮草就地自行解决，武器及其他军需则由政府经陇西源源供应。这就是麻纸在甘、新出土的历史背景。
  三 西汉晚期
  西汉至元帝（前48～前33）、成帝（前32～前7）时，社会又由盛而衰。成帝卒后，平帝即位，由大司马王莽（前45～后23）秉政，他后来干脆代刘氏为帝，因此西汉后期（前48～后23）实际是元、成、莽执政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二百年的造纸生产获得总结性发展。成帝时的纸，出土者有马圈湾纸-Ⅲ及金关纸-Ⅱ，可见在陇右敦煌、居延地区仍有官兵继续屯戍。先是，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发城郭诸兵及屯田吏士，攻郅支单于，破郅支城，杀单于。前33年，匈奴王呼韩邪朝汉，言愿为汉婿，元帝以后宫王昭君赐单于。单于请代汉守卫上谷至敦煌边塞，使汉取消备塞吏卒，朝廷未许。至成帝时，仍屯兵于原地，这是古纸在陇右出土的历史背景。
  关于长安用纸情况，史书曾有所载。鸿嘉三年（前18），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她与其妹赵昭仪皆受宠，却多年无子。元延元年（前12），后宫曹伟能却早生皇子，赵昭仪忌恨，儿生十日，便将曹伟能打入后宫狱中。并遣狱丞籍武将两丸毒药用小张薄纸包裹，装入小绿箧中，强令伟能服之，终将她害死。同时还在纸上写了要伟能服此药之类的话。《汉书》卷97上就此写道：
  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曹伟能）”。武自临饮之（监视其饮之）。武发（打开）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①。
  唐代史家颜师古注《汉书》上述记载时，引汉人应劭（140～206在世）《汉书集解音义》曰：“赫蹏，薄小纸也”。汉代将薄麻纸裁成小幅，作便条用，称为赫蹏。这个词看来可能是方言，不可将二字拆开分别解释。“裹药二枚赫蹏”，应读为“赫蹏裹药二枚”，可见此薄纸既可写字，又可包装。过去人们猜测它是“絮纸”，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上并无所谓“絮纸”。公元前12年前后所造之纸概为麻纸。赫蹏的形制应是比敦煌附近出土的马圈湾纸-Ⅲ更薄些的麻纸，此纸正造于成帝时期。
  王莽执政期间，造纸业发展进入一个高潮。英国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史家可能对王莽有一种偏爱，除了由于他推行看来有合理性的改革之外，也还由于他无疑对他那时代的技术和科学有兴趣，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正是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史中第一次将科学专家召集到一起。史载元始四年（公元4）平帝大司马王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所在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长安），至者数千人’。遗憾的是，他们商议的记录没有流传下来”①。王莽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达数千人，至京师举行大规模多学科研究，在当时世界也是罕见之举。他对来自各地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人材给以优厚待遇，任其发挥所长，其中可能包括造纸技师和巧匠。这些举措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王莽时代正是大学者刘歆（约前42～后23）和扬雄（前53～后18）等人学术活动的鼎盛时期。刘歆受王莽推荐，领五经、辑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校书于秘阁，总群书而成《七略》，绥和二年（前7）献上。王莽时内府秘籍，除原有简册、帛卷外，应当还有纸本。有迹象显示，他执政时，对新型书写材料纸有很大兴趣。迄今为止，写有文字的西汉纸出土者，多属王莽时期，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与王莽提倡用纸当有很大关系，这是符合他的个性的。在西北甘肃用纸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纸，也制于王莽时期，如中颜纸、马圈湾纸-Ⅳ及Ⅴ、悬泉纸-Ⅱ、Ⅲ、Ⅳ（图2-1）等。
  以前出土的西汉纸，除灞桥纸外多为屯戍大军所用，而这时还有京畿地区的平民用纸出土，分布地区更广。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所见以前时期的出土西汉纸，多帘纹不显或呈织纹，为罗面纸模抄造，而这时期的纸则可见明显的帘纹，甚至能测出每根帘条直径为3毫米。这说明在王莽手下工作并受他保护的造纸业中异能之士，已用滤水性更好的帘面纸模抄纸。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举措。王莽时期的纸，尤其书写纸质地与宣帝时纸差不多，但抄纸效率明显提高。我们所见为下层人用的纸，长安上层人及宫中用纸当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