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根据1964～1981年以来其他科学工作者和我们对1957～1979年间四次出土西汉纸的反复而认真的分析化验，确认这些纸都由破布原料经过切、蒸、捣、抄等造纸工序制造出来的，纸的物理结构和技术指标符合手工纸要求，都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较欠佳，但仍不失为早期的纸，不是“纤维堆积物”。其余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都是相当好的纸，不可称为“纸的雏形”。1987年，我们请日本造纸专家用光学显微镜及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封在玻璃片中的纸样纤维重作复查，结果一致确认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为典型的植物纤维纸②，已没有再争论的余地。
  至于说到灞桥纸，增田胜彦博士写道：
  关于世界上最早的实物、西安市灞桥出土的纸，[中国]学者们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粗糙的麻纸..另有的学者主张是麻纤维的堆积物。..我认为灞桥纸是纸，至少我认为它是‘纸’这个字创立之际表达该字的那种物。理由是，观察此纸显微照片时，指责它不是纸的人认为多数纤维是长的、按平行的方向排列，但我们可以断定，整体的纤维是杂乱排列的，其中一部分纤维有明显的被切断的痕迹，而纤维被打溃的地方也是可以观察到的。③
  增田氏对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在新疆楼兰发掘的魏晋文书纸（今藏瑞典）作过系统化验。他将灞桥纸与楼兰出土的魏晋纸作了技术对比后，又写道：
  反之，楼兰文书纸确实是用于书写的纸，观察其显微照片，也可看到没有打溃的纤维和原封不动的麻线的纤维。在比灞桥纸晚三百年的纸上还保留着不是纸的部位，可见早期纸加工程度低，因此观察到似乎不是纸的部位，乃是当然的事。
  这些话是对否定灞桥纸及所有其它出土西汉纸的人作出的最为客观的回答。
  1986年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纸，年代为汉初文帝（前179～前187在位）、景帝（前156～前141在位）之时，比灞桥纸更早，质量更好。1989年6～7月，笔者会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玉熹对此纸用光学显微镜作了检验，确认为麻纸。1990年6月，我们又会同日本造纸专家野村省三博士、大川昭典先生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再次复验，仍确认为麻类植物纤维纸。镜下观察纤维分散及分布情况良好。对样品透光显微（图1-28）观察，也发现纤维分布较均匀，按异向作紧密交织。纸上斑点经放大观察为霉菌所致①。纸上地图由细毛笔蘸墨所绘。比灞桥纸更早的绘有地图的放马滩纸，恐不应再说成是“纤维堆积物”或“纸的雏形”了，它本身就说明是用作书写材料的纸（图1-28）。作为蔡伦前的古纸，也不应再将其称为“帛素”了。有人爱谈“纸素分家”，现在证明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已这样作了，决不始于东汉蔡伦。
  1990年10～12月，甘肃敦煌悬泉遗址发掘出30多片西汉纸，内有三枚纸上写有字迹。1991年8月，我们对字纸作了重点检验，悬泉纸-Ⅱ（90D×T103-2）年代为新莽（公元8～23），厚度0.286毫米，纤维交织情况良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根帘条直径3.0毫米。悬泉出土的西汉字纸，都是麻纸②。天水放马滩和敦煌悬泉两次出土的供书写用的西汉麻纸的最新考古发现，对否定西汉有纸的人来说，有如宋代诗人王令（1032～1059）诗所说“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那样，越是不承认西汉有纸，西汉纸就越是出土，而且一批比一批好。《中国文物报》报道放马滩纸参与“中国文物精华展”时写道：“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实物竟会出现在西汉初的墓中，不禁令人联想起学术界多年来有关西汉是否有纸的争论可以到此休矣！然而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于此，还在于它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地图”②。说得何等好啊。
  遗憾的是，个别否定西汉有纸的人到故宫文华殿展厅，要求将西汉地图纸从展厅撤走，被理所当然地拒绝。日本学者对这些人有如下评论：
  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教带有感情的信徒之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纸的西汉起源说的要旨，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①。
  法国学者在研究了近三十年来关于造纸起源的不同观点的论据后写道：
  结论是：蔡伦可能并非纸的发明人，然而他约于公元100年左右改进了当时使用的造纸技术②。
  想在分析化验上对出土西汉纸作否定文章，现下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所要面临的将不再只是灞桥纸和金关纸等，而还有写上文字和绘出地图的制造得更好的西汉麻纸。按现代有关纸的定义衡量，这些纸几乎无懈可击。
  如前所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已经有了适于作书写和包装用途的植物纤维纸，这就是说，汉初“文景之治”时是造纸术起源的时间下限。在这以前，至迟在秦代至汉高帝、惠帝及高后期间（前221～前180），应是其醖酿阶段。造纸术的发明不可能是在文、景时突然间出现的，从漂絮过程演变到造纸过程，要有个技术探索和经验积累的时期。秦至汉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和统一的国内贸易市场，各郡县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存在了，文字的统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新型书写、包装材料需要比先秦更为迫切。造纸最初是在人民大众中间搞起来的，也首先在群众中使用，作为缣帛（书写材料）和麻布（包装材料）的廉价代用品，为群众所喜用。纸受到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注意与接受，要经历一段时间。而历史上来自人民群众中的任何新事物，因为有生命力和群众基础，便能存在下去并得到发展，经总结和提高，逐步为全社会所接受，最终正式登入大雅之堂。
  早期造纸情况之所以在汉初史册中较少记载，就是因为民间的这种发明创造产物为上层人物所接受，要经历一段时间。但“纸”字出现时，肯定应在有纸之后，武帝时有关用纸的早期记载，也肯定应在民间早已用纸之后。地下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对秦汉之际及汉初人民大众开创造纸、用纸的首创精神给以高度评价，不能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予以蔑视和否定。蔡伦自有其贡献，下面将予评述。但讨论造纸起源时，不能以否定西汉劳动群众的造纸实践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