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孙五美（1909.3～1964.6）
  孙五美，宣统元年（1909年）3月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店员家庭。民国5年（1916年）7岁上小学读书，12岁其父故世后失学在家，14岁去杭州在印刷厂当学徒。
  民国14年5月16岁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密印刷所参加革命工作，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16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迂回于上海、汉口、香港、天津等地的十多处场所，当时印刷工场常被破坏，印刷人员屡遭逮捕，但他不顾随时随地可能被关被杀的危险，坚持为党秘密印刷文件刊物。
  民国20年6月，在反动派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下，党的地下组织不断被破坏，党的地下人员大批遭杀害，党与孙五美失去联系，他只得在上海开明书店等处当排字工人，但仍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谨慎积极地寻找党的组织，终于在民国27年12月接上关系，民国28年1月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印刷工作，在上海新知书店任内部负责人。
  民国29年6月他被派往江南根据地任出版社总干事。民国30年7月奉命向苏中解放区转移，当时遭到妻子竭力反对，结果只好双方离异。他毅然带着年仅5岁的女儿紧跟革命队伍挺身前进。途中历经艰难险阻，在跨越敌人严密防守的封锁线时，为了大家能安全通过，他忍痛割爱，把女儿留在当地群众家中（惜乎解放后未能找到）。
  民国30年12月到达苏中三分区任东南边区政府秘书。民国31年7月调如西县，历任该县二大队教导员，独立团供给处处长，，县委供给部秘书等职。民国34年12月调苏中行署，任造纸厂厂长、碾米厂厂长等职。民国35年7月调苏中一分区任如皋县行政科科长。民国36年4月，调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干校任学习队长。民国38年4月，调山东省公路局任行政科科长。上述期间，在频繁的环境转移和工作调动中，他始终把革命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服从需要，听从分配，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曾多次受到组织上的好评。1949年9月，他调至上海市政府工务局工作，历任第三接管组军事代表，五工处主任、秘书室主任、供应处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仍保持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一如既往地乐意接受组织上安排的工作。
  1954年5月，调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同年6月，被派往上海市造纸行业第二家公私合营的宏文造纸厂任厂长。1956年6月，调往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任副经理。不久，公司经理调局任职，由他负责主持公司的全面领导工作，他虽然对造纸不够熟悉，但能深入科室部门，倾听意见，与懂技术、善管理的干部商量办事，并与周围的工作人员平易相处，坦诚相见，从而依靠和发挥了各职能部门和职能人员的作用，使造纸公司的各项工作在他主持期间呈现平稳向上的势头。
  1959年，在“反右倾”中，他被批判，但能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身体有病，严重便血，仍然默默地坚持工作。1962年，他知道自已身患肛癌，还积极配合治疗，得到医务人员的赞扬。孙五美家人口较多，住房拥挤，生活艰苦，从不向组织开口也不要组织补助。病重时，上海市和轻工业局有关领导探望并询问他有何要求，而他直至临终，未提任何个人问题。1964年6月21日，终因医治无效而逝世。
  计浩然（1916～1971）
  计浩然，民国5年（1916年）生，浙江嘉善人，出身在地主家庭。民国19年在嘉善县立初级中学肄业，随后到上海绸厂的包工头家里当学徒，后由表姐夫介绍至杭州浙江省会公路局汽车修造厂当助理。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计为抗日救国毅然报名到后方勤务部第四游动汽车修理厂当技工，在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修理抗日部队的运输汽车，后因皖南事变发生，他看到外患未平，内战又起，深感痛心，遂眷抱子，步行500余里返家，在惠民小学任教，以资糊口。民国33年，计在家乡无法安居，又抵上海进中国造纸厂任机械管理员。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他去江南造纸厂任机务组长，直至上海解放。
  1951年，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造纸原料木浆缺乏。计为克服原料来源不足的困难，进行竹浆代木浆试验，并自制轧竹机，消灭了竹浆蒸煮不透现象，提高纸张质量，保证了市场纸张供应。在抗美援朝中他响应了增产节约号召，在技术人员配合下创造长网机自动循环加油器，提高车速，生产指标，一超再超。他还在一号造纸机上进行多项革新，加装机油过滤设备，减少事故，全年增加利润354000元。
  1952年1月，计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他针对蒸球臭气污染环境问题，对蒸球设备进行改革，将奥气通入地下管道，居民拍手称好。老式铡刀铡草是笨重的体力劳动，20多名女工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满手血泡。他经过多次试验，试制切草机获得成功，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翌年8月，他被提任为机修动力车间主任。
  1955年，计为了提高纸张质量，在原四号机上改革装置旋涡式除砂机，每天能清除浆料中的泥沙、尘埃、竹节、草节、杂细胞等杂质24公斤，减少尘埃、砂眼等纸病，提高了产品质量。随后又装置白色上胶设备熬胶乳化，减少松香用量，提高纸张抗水度。翌年，他为提高四号单缸圆网造纸机产品质量，将分流式网糟，改造成营纸式网糟，解决了该机长期存在的定量、鱼鳞斑等纸病，提高车速每分钟8米，不再使用榆木，节约9个刨花工，全年增产443.52吨。他利用分厂圆网纸机烘缸、脚架及部分旧网架机件，改装成功一部长网纸机，仅花去10万元，但一年即可增产100万元，是投资的10倍。同年他被授予工程师职称。
  1960年国家粮食紧缺，计配合技术人员大搞综合利用，经过几十次试验创造一套黑液浓缩机，从芦苇、竹子、稻草等浆料中榨出大量黑液，熬制木醣浆，为国家节约粮食，为工厂增加产值23.7万元，还可减少环境污染。次年，国家的燃料供应紧张，工业锅炉掺烧二煤和劣质煤，他从实际出发改装锅炉前后拱设备，装置锅炉螺旋自动出灰器，既能烧劣质煤，又节约3个劳动力。
  1962年2月，计被提升为副厂长，主管全厂生产。翌年，他为解决切草机上草皮、草灰到处飞扬的老大难问题，改善生产环境卫生，和技术人员悉心研究后，采用双筒简易立式水膜除尘设备，解决了这个间题。
  计浩然几十年如一日，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先后革新创造了50多个项目，为老企业挖潜，促进工业生产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评为1950、1956年度全国劳动模范，1953～1956年4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57～1960年3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计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诬陷迫害。1971年11月8日，计浩然患癌症病逝。1980年宣布平反，恢复名誉，骨灰安葬于上海烈士陵园龙华革命公墓。
  朱鸿仪（1902.12～1973.3）
  朱鸿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贫农家庭。7岁读私塾，9岁上小学，13岁到金坛县城在南货店当学徒，19岁到上海在制盒厂当跑街，民国17年（1928年）与人合伙开办合记印刷厂，民国31年与人集资开设中和造纸厂，民国35年与人合资筹建建中造纸厂，民国36年，赴美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以图发展中国造纸工业。回国后，他因对国民党经济政策不满，接近和接受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并将自备汽车和印刷工具借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使用。
  上海解放后，参加民主建国会，任民建中央委员及上海市分会委员。1949年10月，任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2月，“二·六”轰炸后，私营造纸企业陷入困境，他与其他委员一起具呈国家轻工业部反映情况希望帮助，得到政府重视给予订货任务渡过难关，使各厂资方逐步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1951年1月，他主持召开有40个会员工厂参加的上海造纸工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大会，他当选为主任委员。与此同时，任上海造纸原料联购处主任委员，该处在上海市工商管理局指导和中国百货公司资助下，对改变原料质量、价格和交货日期混乱的局面，按质、按量和按时完成国家订货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该处移交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接管）。同年8月任造纸同业公会“抗美援朝”工作组主任，带头出资捐献飞机1架。1952年1月任造纸同业公会“五反”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6月他申请中和造纸厂公私合营，同年11月被批准。在此期间，他和同业公会其他委员一起，推动各厂私方，配合公方，于1955年10月完成了全行业的合营工作。
  1956年6月任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经理。1957年任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从事社会工作。此时他还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公职。1959年上海市工商联改选后任副主任委员，兼任市工商联老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受市委统战部委托，负责将老年私方和不在职的私方约三、四百人，组织起来根据“认清形势、了解政策、心情舒畅、欢渡晚年”方针，进行学习和参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曾一度被迫下放劳动，1973年3月因病逝世。
  陈彭年（1900.3～1976.11）
  陈彭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浙江绍兴人，6岁读私塾，7岁转入族办小学，12岁就读于绍兴县立高等小学，14岁入上海清心中学，15岁考入南洋大学（下院），民国8年（1919年）毕业，同年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参加勤工俭学会赴法国留学，翌年1月在法国米兰梅格公学补习法文，暑假期间去法兰西纸厂做工，民国11年又考入法国葛城大学造纸预科，民国13年毕业，获造纸工程师证书。民国14年夏返回祖国，立志干一番事业。
  民国15年8月，陈在家乡受族人讽刺奚落，经友人介绍进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遭该厂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嫉妒和排挤，仅做建筑安装工作。翌年春，他参加芦苇造纸的研究工作，终于发明了苇浆制纸的新技术，为我国造纸原料开辟了新浆源，获国民政府工商部专利10年。
  民国17年，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镇江增课洲芦滩地，设立高资分厂，自制苇浆，任命陈为分厂厂长，一年后建成投产，日产量1吨，为上海首创芦苇浆原料基地。陈著文《中国制纸工业之前途》指出：“原料问题未曾解决，仰给于舶来品，为最大根本弱点”。民国19年5月，陈调任江南造纸厂厂长兼管高资分厂生产，他治厂严明，实施科学管理，首创工程师制，建立产品质量责任制，生产的各类纸张质地细洁匀韧，光泽柔和凝练，堪与舶来品媲美，销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远销至南洋、暹逻等地。
  民国26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江南制纸公司造纸厂被日军所占，日商计划复工生产，找陈彭年返厂，但他不愿为敌效劳，遂远避家乡。民国28年5月，陈应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电召，由海道经越南辗转赴渝，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专门委员，协助筹建铜梁纸厂，后负责筹建成都纸厂，当时拟使用清政府购置的谌家矶纸厂进口纸机，但此机因遭日机轰炸已严重破坏，有的部件沉入嘉陵江底。翁文灏部长请多名专家研究，均称无法使用，唯陈力排众议，认为可利用残存机件，增添部分新设备建厂。经他3年努力改造成一台圆网纸机，又以土洋结合方法，设计制造一套碱回收设备，为我国首创。民国31年，成都造纸厂（后改建国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后，翁文灏、冯玉祥等军政要员均往参观。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财政部派陈同印刷厂人员一起抵达上海，负责制造钞券纸任务。9月15日他参与接管江南造纸厂，主持厂务工作，他利用原废旧烘缸主持设计一部日产8吨的长网造纸机。同时，设计制造了2部打浆机，安装1只4.27米对径的蒸球，建造1座方棚间和2071平方米机修厂房；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环境卫生均属同业之首，使江南造纸厂面貌为之一新。当时纸业界有“南有陈晓岚，北有陈彭年，南北二陈，蜚声全国”之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应华东区货币发行分处之召，协助制造纱券纸技术工作，1949年12月到北京筹备并参加首届纸张会议后留轻工业部工作，任造纸工业管理局总工程师。1951～1952年主持汉口造纸厂筹备处工作，任筹备处主任，1954～1955年在轻工造纸工业管理局干部训练班任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造纸专业干部，其讲义后经山东省造纸总厂于1964年汇集刊印成《造纸工艺》一书。1955年受聘为轻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委员。
  他多次赴广州、保定、山东、安徽等地造纸厂指导建厂及制造钞券纸、宣纸生产。以高深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打浆工作与打浆机械的讨论》、《制胶与施胶》、《纸浆耐水度问题与抄纸机上泡沫的形成及解决办法》等论文和讲稿。1950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造纸工业，是一位有声望的造纸专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他横遭诬陷迫害，1976年11月18日病逝于北京。
  董文精（1925.10～1977.11）
  董文精，民国14年（1925）10月出生，山东省莱芜县人。民国2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29年，在山东省大众日报社任泰山分社收发员，印刷厂工人、股长等职。民国34年10月，调山东省新华印刷厂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厂长等职。1952年12月，调山东省新华书店，任印刷部副主任。1953年10月，调上海华东新闻出版署任科员。1954年10月，调上海地方工业局任印刷工业组组长。1955年8月，调任上海市印刷工业公司经理。1958年7月，调任上海市文教用品工业公司经理。
  1960年6月，调任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经理。到职后，为改变上海造纸系统受“大跃进”影响而出现的质量低劣、原料紧缺、管理混乱的局面，他狠抓了原料的节流与开源。首先在原料供应上，根据各厂及机台的品种、质量和消耗等实际情况，采取“择优安排”的原则，将有限的原料，作合理的投放；并坚持纸张“厚改薄”的要求，鼓励少用浆，多出好纸，从而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促进了全行业向优质产品及优良管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原料开发上，对镇江和湖州二个原料供应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动员和组织数百人次，边支援浆厂加紧建设，边安排力量采取紧急措施，快速上马生产苇浆的临时流水线，并千方百计四出采购，以克服原料紧缺的困难。经过他与行业上下一年左右的共同努力，纸张质量逐步提高，黑、粗、厚与水份奇高的状况显著改变；原料供应基本缓解，部分停工单位恢复生产；企业管理重上正轨，已被打破的规章制度得以恢复和改进。
  1961年8月，他调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办公室主任，1962年1月，调任上海市轻工业局供销处处长，1963年1月调任上海市轻工业局人事处处长、干部处处长，1965年9月调任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到迫害。1977年11月，因病逝世，终年52岁。
  郭忠实（1920.7～1984.1）
  郭忠实，民国9年（1920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的贫农家庭，自幼跟随父母遭受地主剥削，过着穷苦生活。民国29年4月参加八路军，同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战斗部队任班长、排长；在后勤部队任队长、所长、股长、厂长等职。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反“扫荡”战斗；在解放战争中，参加淮海战役等多次战斗。为解放全中国出生入死立下了功劳。
  上海解放后，1950年他根据工作需要，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勤丰造纸厂、神州造纸厂的厂长、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计划科、生产科科长等职。
  在神州造纸厂担任厂长的三年期间，他注重深入实际，钻研业务，向科技干部请教，向生产工人学习，经上下一致，群策群力，先后增建了1880造纸机2台，产量提高2.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50％，并成功地开发了出口产品邮封纸的生产，还积极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实现输浆泵浦化和打浆连续化，显著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到科室和车间，与职工交朋友，促膝谈心，了解情况，有成绩热情鼓励，有缺点严肃批评。他很乐意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生活。在他支持下，厂里办起托儿所，建造职工浴室和活动室，开展业余教育和娱乐活动，青工几乎全都参加业余夜校学习。
  1960年5月任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副经理，1964年5月任公司经理。任职期间，他对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尤其对开发品种，改进技术，能认真听取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工人的建议，及时决策，并通过“三结合”等形式，组织力量，支持大胆试验，开拓前进。60年代期间，上海造纸行业产品质量和品种取得的优势，以及工业滤纸、防油纸、半透明纸、心电图纸、静电记录纸等陆续研制投产；再有蒸煮预浸渍、多段漂白、筛选除渣净化技术、连续打浆、造纸机的更新改造等，他都灌注了不少心血，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他在改善管理方面，能结合上海造纸行业的实情和特点，积极主张和推行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到1965年前后，全行业的生产计划，科研技术，原料采购和供应，产品销售，劳动力调配，三项费用等的集中统一管理，已初具规模，并显示出较大的优越性，生产逐年提高，品种逐年增多，物耗逐年降低，经济效益明显增长。这个管理模式，曾得到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的赞许和不少省市同行业的称羡。
  在发展生产方面，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和支持，全行业对于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的陈旧设备，通过技术改造、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有的拆除淘汰，有的更新换代，使各厂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能力，改变了生产面貌。他还很重视保障生产发展的后方维修设施的建设。在东区的长征造纸厂，西区的勤丰造纸厂建立设备维修基地，成为后来创建上海造纸机械配件厂的基础，增强了上海造纸行业自有的设备维修能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因而深受其害。1978年6月，重新担任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经理。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1979年，他支持成立销售科，开设门市部，后又赞同在深圳创建与港商合资的新欣纸业公司。
  1980年后，虽然他年逾花甲，体弱多病，但为了振兴造纸，仍坚持工作，1982年离休享受局级待遇，身体不好，仍关注上海造纸行业的发展情况。1984年1月20日凌晨，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谈致中（1909.10～1985.3）
  谈致中，宣统元年（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7岁就读于归美、鹅山小学，12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中，21岁赴德国科敦工业大学攻读造纸学，在德国亚门村造纸厂、捷克国康姆尼次造纸厂实习。民国23年（1934年）谈致中在科敦工业大学毕业，考得优等工程师学位，旋任勃郎堡造纸厂印型部工程师，翌年冬辞职回国。
  民国25年，谈任江南造纸厂工程师，一年后因抗日战争而入四川，从事大后方造纸厂的生产建设，任兴蜀造纸厂工程师、成都建国造纸厂顾问工程师，兼乐山中央技专造纸科教授，翌年，任成都川康农工学院教授，对造纸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民国37年应上海中国水泥公司造纸厂之聘赴沪担任工艺工程师，负责招贴、火柴、有光等较簿型纸张的生产技术工作。
  1950年，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水泥包装纸袋缺乏牛皮纸，谈与工人、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将原哈巴式纸机改造成长网、圆网混合两压多缸造纸机，生产的牛皮纸质量符合要求，产量自给有余。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原料严重紧缺，他目睹上海有大量废旧木料被当作柴爿烧掉，每年有5万吨左右的木材边角废料和废弃木材可利用，遂提出自己生产硫酸盐木浆的建议。经他组织力量进行试制获得成功，克服了纸浆原料紧缺的困难，后来发展成硫酸盐木浆专业生产厂，为上海造纸工业开拓了一个新的原料来源。
  1955年5月，他调任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后，根据上海缺乏木材资源的实际，提出利用市郊丰富的草类资源生产中高档纸张的建议，以及抓好纸浆生产、发展纸张品种、深化产品加工、三废治理、老企业设备改造等许多主张，多得到了实施，取得了很好效果。1961年，谈被任命为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副经理。
  1963年9月，他参加在波兰召开的国际造纸会议回国后，积极倡导参照国际上木浆二氧化氯多段漂白工艺运用到国内稻麦草浆制造，进行多段漂白，使稻麦草浆的白度由原来的70％上升到80％以上。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迫害，下放劳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原来职务。1979年奉命去日本考察造纸工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为解决上海造纸行业厂点分散、布局紊乱、三废治理等问题，力主在奉贤县星火农场兴建制浆造纸厂，表示生前如不建成，死后也要把自已的骨灰撒到基地上。
  谈致中是我国造纸工业界的知名专家，一级工程师，曾参加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先后担任过华东工业部、华东地方工业局、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造纸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上海造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曾当选上海市第三、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3月23日，谈致中在上海病逝。
  伍振昌（1914.10～1988.11）
  伍振昌，民国3年（1914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的贫农家庭，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0岁就依靠上山打柴，进城卖柴以糊口度日。15岁跟人闯关东在东北吉林等地当雇工。九一八事变后，又跟人回关内在山西洪洞等地做帮工，到处饱受地主老财的剥削与压迫。
  民国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的消息传开后，他怀着为穷人、闹翻身，斗土豪，打天下的强烈愿望，于当年3月，参加红一军十一团四连当机枪射手。同年6月经过陕西省蒲城县战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参军后，从民国25年至民国31年，在红军和八路军的战斗部队担任过战士、班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等职务，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浴血奋战的有：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6年9月，他随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在歼灭日军一个师团的伏击战中，经过激烈的拚搏刺杀和猛烈的炮火轰击，他所在班的其他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唯他一人身负重伤，因被炮火掀起的泥土掩埋才得以幸存下来。经救治伤愈重返前线部队后，又于民国28年4月，随部队从山西奔赴山东参加了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的梁山地区战斗，他英勇作战，胜利而归。
  民国31年至民国38年，他在八路军和华东第三野战军的后勤部队，担任过采办员、管理员、军需股长、供给科长等职务，完成了许多任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民国3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部队的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他被调往八路军一一五师后勤处任采办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出没于日伪占领区，采办了枪支、弹药、布匹和医药等物，千方百计偷越敌人封锁线，运回部队供应军需，出色地完成任务，先后被提任为军需股长和供给科长。
  1949年，伍振昌随军进驻上海，1950年4月第三野战军后勤生产部收购了上海勤丰造纸厂，他奉命转业任该厂副厂长，积极参与恢复生产和健全管理的工作。1954年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他调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能团结周围工作人员，参加创建本部门的工作秩序。1956年调上海造纸原料加工厂，负责领导并完成该厂为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而集中处理破布原料的筹建和投产的工作。该厂改建为新风铜网造纸厂后，1962年任党总支书记。由于他过去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体弱多病，难以坚持正常工作，1966年，组织上根据政策批准他回到原籍安置离职休养。在此期间，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发扬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得到当地政府的称许和周围居民的赞扬，一致公认伍振昌回到家乡20多年来，老红军的本色不变、晚节可嘉。1988年1月31日因病逝世。
  岳焕魁（1919.2～1993.11）
  岳焕魁，民国8年（1919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荣城县的贫农家庭。10岁上小学读书，16岁去大连在铁工厂当学徒，做工人。民国31年9月参加八路军，民国33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山东省胶东军区第一、三、四兵工厂和军区后勤部，任民运干事，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边生产，边工作，边作战，边转移，奋不顾身，始终坚持在党的军事工业战线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2月进华东党校南下干部纵队学习，同年5月随军进驻上海，参加接管企业的工作，任上海自行车厂军事联络员。是年12月，调任上海国光口琴厂军事代表，1950年12月，该厂军管结束，任厂长。1951年7月，调任中国版纸厂军管专员，后任该厂厂长。1952年10月调任上海市轻工业局造纸处生产技术科科长，1954年10月成立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继任该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在此前后，他团结科内工作人员，共同为上海造纸行业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1956年7月调任江南造纸厂厂长。1957年3月调任上海造纸机械修配厂厂长。他组织和发挥了技术人员以及业务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完成该厂的筹建和投产，为提高造纸行业的设备维修和配件制造的能力，付出了不少心血。1963年4月调任利华造纸厂厂长，并代理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不计名利，颇为群众信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靠边。1970年1月该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任第一召集人和党委副书记，能主动协助另一位上级派来的同志，共同为稳定该厂的局势，努力挑起生产和工作的两付担子。
  1978年，中共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委员会重新建立时，他调任公司党委书记。任职期间，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拨乱反正的精神，认真开展“两清查”运动和“工业学大庆”活动，积极赞同重新建立造纸系统基层党政领导班子，支持选用新干部（约占全员50％），起用老干部（约占全员25％），为造纸行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组织的保证。
  1979年后，他年逾花甲，体弱多病，有时仍坚持工作。岳焕魁一贯克己奉公，不计个人得失。他有两个孩子在崇明务农，从不提起，经其他同志发现，才由组织上按政策照顾一个回沪。1982年离休享受局级待遇，虽长期在家养病，卧床不起，但仍关心造纸行业的发展情况。1993年11月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