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30年代，进口纸张税率低，进口纸浆税率高，故国产纸张成本也高，产品滞销，甚至停工停产。民国24年（1935年）初，天章造纸厂负责人刘伯森邀集上海和浙江、江苏两省各机器造纸工厂的负责人共商对策，决议成立同业公会性质的华商造纸联合会，推定刘伯森为会长，利用造纸厂陈栩园为副会长，天章造纸厂刘季涵为干事。并决定向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提高洋纸税本的要求，以保护民族造纸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民国28年，上海13家造纸厂为应付汪伪政府征收纸张营业税，由竟成造纸厂王叔贤邀集各厂成立“春社”，以王叔贤为社长，王国贤、邵蓼士为副社长，每月以用餐方式集会汇邀税款。民国29年开始雇佣办事人员，正式对外工作。民国30年，“春社”改组为“上海特别市造纸同业公会”，王叔贤任理事长，王国贤、邵蓼士任理事。其主要任务是汇邀税款，负责向敌兴亚院申办原物料及被统制物资等事宜。民国33年，由于王叔贤本人企业售与日人，故辞去理事长之职，由金星造纸厂邵蓼士继任。
  民国35年3月30日，上海各造纸厂负责人聚会成立“上海造纸工业同业公会”，选举产生15名理事，金润庠当选为理事长。民国36年3月28日，上海造纸工业同业公会改组成立“第六区造纸同业公会”。参加的会员工厂有24家，出席代表54人，选举产生理事21人，金润庠仍当选为理事长。民国37年4月30日，改组成立“上海区机器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参加的会员工厂有32家，出席代表104人，选举产生理事25人，金润庠续任理事长。
  上海解放后，1949年10月22日，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主任委员盛丕华聘请朱鸿仪、吴克明、刘仲融、戴焕堂、竺培农、陈承庆、姚润德等7人，为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以朱鸿仪为主任委员，吴克明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刘仲融为第二副主任委员。同时，盛丕华又致函原上海区机器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办理移交事宜。同年11月开始进行会员工厂登记，到1950年底已达40家。1951年1月27日，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正式宣告成立。
  1950年2月“二·六”轰炸后，造纸企业有的减产，有的停工，成本高，开支大，陷入困境，希望政府帮助。为此，造纸同业公会于同年4月15日和5月8日，先后2次向国家轻工业部反映上述情况。同年5月，政府工商部门立即及时向造纸企业订货，各厂工人也自动酌情减薪，与资方共渡难关，使资方逐步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当年各厂资方投入设备的资金达127万元。对此积极性同年11月上海造纸同业公会朱鸿仪、戴焕堂、陈承庆赴京参加全国纸张会议时，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在报告中进行了鼓励。
  1950年11月，为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造纸同业公会组织各厂资方参加爱国示威大游行。1951年7月，造纸同业公会又与上海市化学工会共同召开造纸行业劳资协商代表大会，商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支援前线的具体方案。同年8月8日，造纸同业公会成立上海造纸行业抗美援朝工作组，推选朱鸿仪为主任，戴焕堂、竺培农为副主任，负责贯彻执行方案事宜。经过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最终提成捐献的金额相当于11架战斗机，还捐款10万余元，请市民政局统一办理优抚烈军属事宜。
  1952年1月19日，造纸同业公会在上海市工商联领导下，召开造纸行业全体资方大会，成立上海市工商界“五反”运动委员会造纸工业分会，推选朱鸿仪为主任，戴焕堂为副主任。1952年3月25日，造纸同业公会发动各厂资方人员，收听上海市市长陈毅关于开展“五反”运动动员报告的广播，组织讨论。各厂资方人员消除顾虑，纷纷表示，要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争取主动，接受改造。“五反”结束时，被定为完全违法1户，严重违法10户，半违法、半守法16户，基本守法3户。违法所得应退金额555万元。
  1953年，江南造纸厂首先建立的增产节约委员会，有利于企业的监督改造、民主管理和生产发展。造纸同业公会请该厂资方人员在同业资方人员中介绍经验，促进造纸行业中的私营企业普遍建立增产节约委员会。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经委《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为公私合营的意见》。是年2月1日，江南造纸厂被批准合营后，造纸同业公会为推进造纸行业合营工作全面开展，开会请该厂介绍合营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使到会人员加深对于合营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同年7月，宏文造纸厂被批准合营后，在上海市工商联领导下，造纸同业公会于7月12日召开大会，研讨并提出按照工厂产品分批合营的具体方案，加快了合营的步伐。1955年10月，造纸行业中的私营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