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七章 管理
内容
19世纪80年代上海有机器造纸业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私营造纸企业均无与现代工业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大都沿袭过去手工作坊的管理方式，那时在生产上完全依靠工头领班。在管理上虽有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但机构设置较为简单，管理人员很少，一般设有总务、财务、供销等方面的管理机构。规模较小的企业，则设专职的管理人员，技术管理薄弱，设备、质量管理没有专职人员，产品质量的好差，全凭工人操作经验掌握。
解放初期，上海共有32个私营造纸企业。其中，勤丰、中版、利华、天丰4厂在1950年后分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上海市军管会和地方工业局（华东工业部）收购接管，相继成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1952年，这些厂划归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领导，同时接受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造纸处领导。其余的私营纸厂仍由造纸同业公会进行协调。当时，原材料不足，影响生产，上海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在华东工业部、上海市工商局等领导和支持下于1951年3月间成立了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为协调各企业的原料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管理开始走上轨道，初步建立了财务、计划、供销、技术、质量、劳资、保卫等科室，尝试编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生产现场实行班组制，初步明确了工人的岗位责任。但规章制度仍很不完备。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江南、益中、中和、宏文、大明、华丽、中泥等7个企业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加上杭州华丰、嘉兴民丰等13个造纸企业均由上海造纸公司领导。这时期的计划编制有年度计划，还有班组作业计划，技术上有工艺条件，操作规程和安全作业规程，有质量检验制度，有月度经济活动分析，班组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这些对企业有节奏地生产，稳定质量，降低成本，搞好安全，都起到保证作用，对后来企业管理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1955年国家对私改造，上海所有的造纸企业全部由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公司对国营和老合营企业整顿企业管理体制，配备各级管理干部，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逐步推行计划管理。对新合营企业的管理，则采取“从无到有”“老厂带新厂”“以点带面”的办法改善管理。至1957年，上海造纸工业的企业管理已有显著起色，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规模较大的企业设立厂部、车间、工段三级管理体制，规模较小的企业则采用厂部、车间二级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方面，按期编制年、季的生产、技术、财务、供销、技措大修等计划，并建立生产调度机构，推行作业计划，建立统计网络，加强原始记录和定期统计报表的基础管理工作。在技术管理方面，各企业先后制订和贯彻了“三大规程，二大制度”即工艺、技术操作规程、设备使用规程、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制度、清洁管理制度。在，财务管理方面，逐步建立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推行月度收支计划和月度经济活动分析。在物资管理方面，各企业制订了原材料的收发保管制度，推行限额领料、建立原始凭证和计量验收等制度。
“大跃进”期间，在实行“二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过程中，由于受到“左”的影响，片面强调群众管理作用，削弱了专业管理。机构的精简，单纯从数字上着眼，有的机构不该撤的撤了，有的职能干部不该减的减了，导致有些工作无人负责。企业的规章制度有的不该破的破了，且只破不立。1958年前全公司包括中央、地方制订的规章制度共有102个，被破的达49个，尚在执行的仅占53％。以表代帐、以卡代帐等违反财政纪律的做法，造成手续不全，帐物不符的后果。在生产上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条件，不顾产品质量，不顾设备条件和安全，盲目提高车速，片面追求产量，粗制滥造，造成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的严重恶果，使企业管理工作出现混乱局面。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国营工业企业的工作条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把大搞原料，保证供应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经过一年的努力，1961年的各种原料收购量共达18万余吨，渡过了上海造纸工业最困难的时期，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完成。1962年和1963年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期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注重抓管理，挖潜力，求实效，通过综合平衡，制订增产节约指标，下达到各企业，并实行群众性的经济核算，从而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积累。
1965年起，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初步试行托拉斯形式的工业管理体制，在不改变公司基层企业性质的情况下，将各企业的业务性工作集中到公司统一管理，原料供应、采购、产量、品种均由公司按排，产品销售业务，统一由公司结算、办理，流动资金由公司集中使用，税利由公司统一上缴，主要原材料、水、电费用由公司统一支付，在此基础上，公司本拟考虑成为统一的核算单位，基层企业改变为生产单位，但这一方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被“批判”撤销。
1966年～1971年，上海造纸工业的管理体制全部被冲垮，各项规章制度被废除，各级革命委员会一般设置政工、生产、后勤三个大组，冠以“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企业管理的严重混乱和倒退。粉碎“四人帮”后，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对管理工作开始拨乱，反正，企业管理体制逐步进行整顿，并恢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造纸工业的管理工作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1982年起，公司和基层企业相继成立企业整顿领导小组。至1984年底全行业所有企业通过公司检查和市局抽查验收，都获得了企整验收合格证书。随即，改革管理机制，公司和各基层企业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改革了分配制度。1986年后，上海造纸工业管理开始由生产管理型向生产经营型转轨，生产经营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调整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开发多种经营，为振兴上海造纸工业打下良好基础。
第一节 公司管理体制
一、领导体制
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是国家管理企业的一级管理机构。1954年成立后，受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领导。1957年上海造纸工业划归地方管理后，受上海市轻工业局领导。
1986年以前，公司在领导体制上贯彻执行党委（党组）集体领导下的经理分工负责制。
1986年后，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及《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贯彻党政分工的方针，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是公司法人代表，对企业的工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
上海造纸工业公司的管辖范围是统一组织与管理上海市的国营、公私合营的造纸企业。公司设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下设科室的科长、副科长、主任、副主任。
所属各企业设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总支厂）。下设科室、车间、工段的科长、副科长、主任、副主任、值班长、工段长。
为利于公司对各企业的领导，管理机构的设置，均与公司科室部门相应对口，在业务上受公司领导与指导。
二、管理机构
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至1990年，管理机构设置变动频繁，尤其是生产、计划、技术管理机构，曾有多次分合。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时，主管上海和浙江共6个造纸企业，管理范围较小，机构设置简单，只设“一室三科”。即办公室、人事科、生产科和财务科。
1955年，随着合营企业增加，相应扩大科室管理机构，设有“六科一室”，即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技术科、供销科、生产计划科、劳动工资料。
1956年全行业合营后，公司已统管全行业28个造纸企业。各项管理工作更趋完善。公司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较为齐全，设有办公室、经济计划科、财务科、干部教育科、生产技术科、劳动工资科、安全技术科、供销科、总务科、基本建设科、中心实验室、监察室等。
1959年，在原有科室基础上，为加强造纸原料供应工作，将供销科划分为4个科，即供销科、业务一科、业务二科、储运科。
1963年后，根据中央、市委提出的“机关企业必须革命化”指示精神，公司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组精简，只设计划、财务、生产技术、劳动工资、供销、秘书等6个科。另设属企业性质的原料采购供应站和2个仓库。
1964年5月公司成立党委。为加强对各企业的领导，公司设政治部，下设干部、组织、宣传、秘书4个科。行政管理设计划、财务、生产技术、劳动工资、供销、秘书6个科，附设原料供应站。
“文化大革命”时期，原管理机构被冲垮，另行设置的工作班子相当紊乱，变化频繁，主要有生产组、后勤组、办公室、组织组、政宣组、供应站等。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公司管理机构虽进行整顿，但变化不大，只建立了生产办公室、经营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统称“三大”办公室。
1978年，管理机构进行调整，设有生产计划调度室、财务科、劳安科（劳动工资、安全）、技术科（主管工艺、设备、能源、质量、科研和三废治理）、秘书科。党委设政治部、干部科、组织科、宣传科、党委办公室及纪委。
三、管理机制
上海造纸公司管理机制，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即1954～1985年为行政性公司，1986年12月20日起为企业性公司，前后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解放以后，为了彻底改变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经济，推行计划经济，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从1953年起制订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将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国家统一调控之下，做到企业服从政府、地方服从中央。在新的体制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作为一级行政管理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上海造纸工业有节奏地生产，有计划的发展，保证各厂按质按量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公司可以根据国家和全市发展的要求，对各厂的生产发展、品种安排、设备添置、技术力量的配备、基本建设的投资，对全行业进行调控。公司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60年代初期，建立更为集中、更强有力的管理机制，曾有成立托拉斯的设想和打算，并已着手规划和筹备，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设想中途天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遭受严重破环。管理被打乱。直到1978年后，原有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才得以逐步恢复与调整。
1986年底上海造纸公司由行政性公司改为企业性公司。根据“三个条例”的精神，贯彻党政分工，实行经理负责制。基层单位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公司不再对各厂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推行厂长经营承包制，由厂长与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合同。还在部分厂中试行招标经营，中标者为厂长，干部实行聘任制，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贯彻“上岗靠竞争，报酬凭贡献”的原则，初步打破了实行多年的“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制度，使企业发展获得了更大的活力。公司与基层企业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的原则，扩大经营范围，发展了不同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进一步促进了上海造纸工业的发展。
第二节 劳动工资
解放前，上海造纸系统的劳动工资管理，除了几家中型企业建有若干规章制度外，小型企业管理薄弱。企业用工及职工的去留，全凭私人关系引荐及业主、工头随意决定。职工工资没有标准，高低悬殊，男女同工不同酬。职工的文化水平较低，技术素质也不高，生产环境差，机械设备既缺乏防护装置，又几无劳动防护用品。从事制浆、备料、搬运等劳动，大都采用肩背扛抬，体力消耗大，工作时间长。生产部门实行二班制，每班12小时，半个月休息一天；长日班则视厂方任务需要而定，一般工作不少于10小时。
解放后，上海造纸工业系统的劳动工资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改善和加强，公司及各基层企业均设有专职劳动管理机构。经过多次整顿改革，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合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各项新的劳动工资管理制度，实行了计划管理。40年间，在组织生产，合理安排劳动力，改善职工的劳动、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的技术、文化素质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促进了行业的发展。1949年，上海造纸系统共有职工5169人，年产量20889吨，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4.041吨；1953年，职工有6852人，产量68969吨，实物劳动生产率达到10.065吨，与1949年比人员增长13.26％，而劳动生产率却增长149％；1956年，职工总人数为9830人，产量为121649吨，实物劳动生产率为12.375吨，职工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分别比1953年增长14.35％和12.30％。至1990年，人数增至20169人，实物劳动生产率达到20.12吨，比1949年增加4倍。
一、劳动管理
上海造纸企业实行国营和公私合营后，对用工制度进行改革，取消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雇佣制度。企业用工必须事先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市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解决。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各企业用工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公司对各企业劳动力和学徒的招收、临时工的使用、劳动力的业内外调动、半工半读学校的举办、学生的分配等，全部由公司集中管理。各企业的劳动管理工作，主要是抓好考勤，做好定额定员的管理，合理使用劳动力，以及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厂内部的劳动力调配。1984年8月，上海市劳动局颁发了《上海市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上海造纸业从1985年起，在用工制度方面，普遍实行招用合同工。1988年以后，随着管理机制的改革，各企业内部实行考核上岗、逐级聘用制度。
1953年开始，各企业对工时制度相继进行了改革，将生产工人的二班制改为三班半制，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改为8小时，并每周轮休一天。1981年后，有的企业又将三班制改为四班三运转，即每班8天一次轮转，早中夜各做2天，休息2天，使生产工人得到较好的劳逸结合。
为加强职工的劳动纪律，完善考勤手续，各企业相继改进考勤制度，在方法上，公司不强求统一，一般采取职工按规定时间上班，向门卫交工卡，下班取工卡。劳动工资管理人员按工卡结算工资。至1958年，有的企业将考勤工作下放至各生产部门自行考勤。1978年后，为加强劳动管理，部分企业采取门卫考勤与班组考勤相结合的办法，职工既要按时上下班交取工卡，又要在班组内自觉考勤，以完善考勤手续，做到互相监督。
二、职工工资
解放后，上海造纸工业系统的职工工资分配制度，经历了多次整顿与改革。1954年，上海造纸行业中，中版、利华、勤丰、天丰4个造纸企业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此次工改，主要对企业中存在的不合理工资分配制度进行整顿，废除原有的工资制度，实行八级工资制，取消变相工资，建立工资标准。经过工改后，4个企业的工资水平分别为：中版厂平均工资1953年84.90元，1954年77.10元，1955年69.90元；利华厂平均工资1953年85元，1954年75元，1955年67元；勤丰厂平均工资1953年62元，1954年66元，1955年68.7元；天丰厂平均工资1953年75.15元，1954年70.19元，1955年63.64元。
1956年，上海造纸行业进行全面工资制度改革，生产工人废除等级工资制，实行岗位工资制，技职人员中废除笼统的等级制，实行职务工资制。为缩小科室人员与生产工人的差距，规定了厂级干部的增资限制在原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最高不超过13％，科级干部不超过20％。经过这次工改，变相工资抵冲或并入基本工资后，整个行业的基本标准工资有了提高，但实际增资较小。
1960年，全行业曾进行一次升级调资工作。当时由于农村遭受灾害，对升级的幅度普遍进行压缩。同时，为照顾等级到顶的老工人，采取“插、拉、冲”等办法。部分无工资制度的厂实行“一条龙”工资标准，解决了一些矛盾，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全行业增资面为56.59％，而增资额加半级或不到半级的占增资人数的85.83％，总增资幅度仅2.56％，其中技职人员及县属企业均未调整。
1963年，上海造纸行业根据市委提出的“部分调整，逐步提高，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工调方针，对部分长期未升级的职工或职务与报酬差距较大的职工，给予升级。升级条件是工人考核技术水平，生产实绩和劳动态度；干部则依据德才，适当照顾资历。这次工调后，增资面占范围人数的59.13％，抵冲保留工资后，增资总额为3.19万元。行业人均增资5.65元。
1971年，对三级工以下的职工全面调整工资。凡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加8元，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加7元，1964年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加6元，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加5元，对于低于一级的工人和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近似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了工资。
1977年，重点调整“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范围是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以及同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其他人员，升级调资。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按40％的面升级调资，在升级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贡献较大，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工作骨干和科研技术人员。
1979年，遵照国务院决定，又对部分职工调整工资。升级面规定不得超过范围人数的40％。上海造纸系统对这次升级采取纳（级）、升（级）、定（级）、靠（档）的方法和群众评议进行调整工资。
1983年的工资调整工作，根据国务院和市政府有关通知精神，贯彻执行“两个挂钩”、“一个结合”的方针进行。即调整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同职工的劳动成果挂钩，把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相结合，并对部分工资偏低，起骨干作用的中年知识分子可以多加。同年公司又授权各企业的厂长对企业人员的2％晋级权，对部分新干部和生产有重大贡献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1985年，为理顺工资关系，在行业内实行企业工资，包干使用，进行内部分配，调整幅度，以企业能负担的财力为限，其分配的主要内容：纳级——对现工资（指标准工资）不在1983年所确定的工资标准的，事先纳到工资标准；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可在现工资的基础上自费浮动工资半级；套升级——少数职工套升半级，部分职工套升一级，大部分职工升一级半，少数职工套升二级，对等级线已到顶的工种，不能升级，可实行专业岗位津贴。
1987年的调整工资，以贯彻执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各企业生产量、税利达到承包基数的前提下，实行内部分配，工资性质分为上浮工资和效益工资，并作为本企业工资。这次调整工资；上浮工资凡符合条件的一般升半级；效益工资则按工作性质，劳动轻重，责任大小，工作简繁为基本考核依据，好的加1级半，一般的加一级，差的加半级。
1988年的调资，贯彻实行风险工资企业内部分配的增资原则，既打破平均主义，又使极大多数的职工增加一定的收入。
1989年，上海造纸公司对各企业的工资调整作了具体规定；即在企业内部分配增加工资，必须在确保全公司完成和超额完成综合承包合同的上交利润指标和工效挂钩的实现税利指标的前提下进行，未完成上交利润和实现税利指标，全公司1989年内部分配增加的工资，不论何种形式的增资，全部予以取消。
1990年，公司对行业的调整工资，仍采取企业内部分配的方针，各企业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工资，各企业在1989年内部分配认定行业基本工资2级半的基础上，再认定一级工资为行业的基本工资，合计不能超过3级半。
在建国初期，上海造纸工业系统企业的奖金，尚保留着以往旧规，到年终发放一次性的年终奖或双薪水，习惯称之为“年夜赏”数额不等，少则1个月，多则3个月的工资，职工视作固定经济收入。1954年工资改革以后，各企业相继取消这一发放奖金的旧规。但奖励工作是直接关系到生产和职工的切身利益，为克服平均主义，发挥奖励制度的积极作用，各企业自取消年终奖和双薪制后，相应地逐步建立了以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原则的生产奖励制度，先后实行了季度综合奖和单项的超额奖、质量奖、节约奖、安全奖等奖励制度。年奖金水平为平均55元左右。1963年，根据市委对改进奖励制度的指示精神和上海市劳动局1962年10月13日颁发的《关于工业企业实行月度综合奖的意见》，上海造纸工业系统企业，逐步地把企业中所实行的季度综合奖改为月度综合奖。在奖励形式上，凡是生产成绩能以具体指标考核的个人、班组，其奖金实行按月评发，生产成绩难以具体指标考核的技职、服务人员，则实行按季评发。奖励条件主要考核产量、质量、节约、安全等指标和个人的工作成绩、劳动态度。奖金分配有具体奖励指标考核的工人奖金适当高于无具体指标考核的工人；劳动繁重，条件艰苦，技术操作复杂的生产工人奖金，适当高于一般工人。奖金以按标准工资总额的7％提取，由公司根据各企业的生产实绩进行综合平衡后，按比例分别下达。在1964年，行业中实行月度综合奖的职工，年人均奖金为61.82元。实行季度综合奖的为50.90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奖金被批判为“物质刺激，”遂改为附加工资发放给职工。人均5元，工人略高于干部。1978年，复将附加工资改为奖金，并在此基础上，每人增加6角，作为奖励基金，划给各企业按绩分配。
1980年，上海造纸工业系统的奖金提取，按照上海市轻工业局规定“逐级核定，分别提取，控制限额，包于使用”的办法，贯彻执行，即根据企业生产、利润计划完成情况，经公司核定后，确定奖金提取比例，分别按企业工资基金总额的11～12％下达限额指标。行业全年发放各类奖金总额214.8万元，年人均126元。
1984年开始，各企业逐步推行经济责任制，奖励工作也随之有所改进，相继把奖金分配与经济责任制挂钩，制订了按人定岗、岗定职、职定分、分计奖等考核办法。1987年，行业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以后，奖励制度又进行了修订，采取生产、经济指标层层分解，逐级考核的办法，拉开档次，奖勤罚懒，使奖励制度日趋完善，起到激励生产的作用。
第三节 生产计划管理
上海造纸工业的生产计划管理，经历了启蒙、建立、发展和改革的过程。
解放初期，上海造纸工业有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种不同性质的造纸企业。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从1952年起，相继推行生产计划管理，编制生产计划，建立原始记录和统计制度。有的企业还逐步推行了生产作业计划。但那时上海造纸工业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且多数由于资金匮乏、原料短缺，产品滞销，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政府为了扶持私营造纸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多方面措施。
在组织措施方面，从1950年7月开始，上海私营造纸企业所生产的纸张，先后由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以及中百公司华东区公司分别承担经销业务。至1951年1月，归口中百公司上海市公司统一收购，由于采取上述的间接协调方式，帮助私营造纸企业解决了纸张滞销的困难。
在生产安排上，根据市场需求，采取以销定产、核配原材料，控制供产销三个环节。国营商业部门在对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一是生产品种的不平衡。文化用纸（主要是新闻纸）经常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私营企业则偏重于生产一般纸张，为保证文化出版事业需要，当时采取了以销定产，统筹兼顾，规定两类纸张生产的数量。二是原料短缺。私营企业之间发生争购。为达到原料有计划的供应，根据各企业的生产能力，规定产量，然后视原料来源，决定每吨纸张用料的配比和单耗，加以平衡。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将私营企业的生产置于国家调节之下，初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而使品种逐步齐全，产量逐步上升，1949年纸张产量只有20889吨，1952年产量达到70714吨，标志着上海私营造纸工业的生产计划管理进入启蒙阶段。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企业陆续增加，至1955年，全业实行公私合营。公司为加强生产计划管理，按照不同情况，对国营及老合营企业除继续加强作业计划，健全生产调度制度外，推行了定额管理和月度经济活动分析制度。对新合营企业，重点放在基础管理，全面调整组织机构，充实生产、计划和统计工作的力量，逐步推行生产计划管理，开始编制年、季度国家下达的生产、财务等计划，以改变旧企业盲目生产的情况。但编制计划对新合营企业来说，缺乏经验。对此，公司采取“从无到有”以“老厂带新厂”的办法，加强各企业的计划、生产、供销、财务、劳动保护等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建立生产、成本、劳资、供应、基建等方面的统计报表，改变了旧企业“一本帐”的经营方式，为分析计划执行情况提供可靠依据。为进一步贯彻定额管理创造了条件。
在1956年3月间，公司根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1955年颁发的“生产作业计划与调度工作实施方案”指导各企业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制订了“计划与调度工作实施细则”使各项生产技术经，济指标落实到每个车间和工段班组。并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加强生产调度、，检查、分析，抓薄弱环节，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这对协助企业不断地发掘生产潜力，有计划地安排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产量的提高。1957年全行业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41126吨，接近1949年20889吨的7倍，为1952年70714吨的2倍。
1958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划归上海市轻工业局直接领导。至此，上海造纸工业的生产计划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生产计划管理开始向综合计划管理方向发展。按国家计划有关规定，根据市局下达的年（季）生产计划指标，和业内供、产、销平衡情况，公司采取“二下一上”（公司下达产量建议，由企业编制年度计划上报，再由公司平衡后下达正式年度指标）计划编制的原则，布置各企业编制生产计划。再按季下达按月平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纸张畅销，供不应求。公司为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产量，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在抓好原辅材料采购供应工作的同时，生产上实施长计划短安排。在保证出口任务和报刊、课本用纸的基础上，妥善安排其他品种的产量。要求各基层企业把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班组、个人，使企业的产量得以大幅度增长。至1959年，产量达到214659吨，为1949年的20889吨的10.3倍。但在“大跃进”中，制订的生产计划指标偏重于产量，下达企业的产量指标一高再高，造成质量差，成本高，浪费大。
1961年后，上海造纸工业根据市委“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和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的方针，结合行业中小型厂多，机台多，品种多，原料复杂、配比多变、协作面广的特点，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实行“六定”管理。企业根据公司的“六定”规定，编制月度作业计划，组织生产。
“六定”的具体内容是：
定机台——全行业共有纸机62台。根据市场需求的品种，结合纸机条件性能，按机台定品种。
定规格——生产品种定了，还要照顾到规格的平衡。公司每月一次召开企业、内外贸用户的平衡会议，确定下月的规格，组织生产。
定数量——主要是指在月度计划范围内，由于品种规格的不同、内外销的不同，因此，当月生产数量，一般在每月的工商衔接会议上确定。
定时间进度——根据已确定的品种规格数量，按客户的要货时间，确定具体生产进度。
定销售对象——部配产品及专项安排产品，产销直接见面。出口产品和出口包装用纸分别由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出口包装公司收购，商业包装纸由中文站收购。
定配比——由于原料集中公司，每个产品的用料根据产品质量要求，结合企业设备条件和原料供应可能，确定配比。企业按确定的配比用料，不得随意改变。
这一时期，由于贯彻“六定”对稳定生产，提高质量，加强生产计划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65年总产值达到25260万元，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96782吨，比国家计划170000吨增加26782吨。
“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司和基层企业的生产计划管理机构被冲垮，管理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秩序被打乱，部分厂停工停产，产量、质量下降。1967年比1965年的产量下降7.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生产计划管理由单项管理向综合管理延伸。由生产管理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1984年，公司加强企业的全面计划管理，拟订了9项计划管理制度。在计划编制内容中有长期计划、年（季）计划、月度作业计划，还有销售成本、消耗、物资供应、能源环保、设备更新改造等具体内容，使所属企业在计划编制中便于操作，统一规范。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公司把产品适销对路，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作为重点，并充实各企业的计划经营力量，以利加强调度，按需生产。
第四节 质量管理
解放前上海造纸工业，在质量上缺乏明确的产品标准，检测手段也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企业除对纸张尺寸和令重量予以控制以外，对其他质量要求则全凭老师傅的经验掌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以后，对各企业的组织体制进行整顿。建立了质量管理机构或专职质量管理人员，配备了必要的检测仪器，逐步制订了工艺规程质量检验制度和质量标准，开始对原料、半成品、成品按规定标准检查定级。通过质量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在职工中逐步普及质量指标的知识，扭转了操作工人以往在生产中只凭经验的随意性，促进了生产的稳定发展。如利华厂单胶纸的掉毛问题，通过稳定草浆蒸煮工艺，定装锅量，定碱的加入量，定液比和提高打浆的叩解度等工艺条件，提高了纸张的裂断长，使掉毛问题获得基本解决；又如天丰造纸厂生产的油毛毡原纸，通过规定原料配比及不同原料的打浆工艺条件，使裂断长由800米提高到1400米，终于达到了部颁标准。其他企业产品的质量也在原基础上得到普遍的稳定和提高。
1956年，公司为统一掌握与监督各厂的产品质量以及试验研究工作，成立中心实验室，根据部颁产品质量标准，对各厂的产品进行定期抽查和监督，指导各厂产品质量检查及化验分析，协助各厂培训技检、化验人员。中心实验室的建立，对推动行业的质量管理，提高技检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大跃进”（1958～1960年）时期，刚建立起来的质量管理制度受到冲击。质量管理一度失控，追求高产，粗制滥造，纸张成品率只有70.5％。纸张“黑、粗、厚”的现象严重。
1961年以后，上海造纸工业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整个造纸行业的生产在1957年以前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质量管理的各项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所加强。全行业每月组织各厂进行质量评比，分类、列等，评比结果每月向各厂进行通报。与此同时，举办质量流动展览会，组织企业间技术互助，质量会诊，经验交流，访问用户，争取协作等活动。形成了各厂在质量上相互赶超的热潮，使质量得到逐年提高。1961年平均总成品率从1960年的70.5％，提高到86.7％，平均合格率从1960年的74.67％，提高到91.86％。
1963年下半年，行业39个主要产品中，一类产品28个，占71.8％，二类产品11个。一类产品有了较大的提高，纸及纸板的成品率达到93.26％，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针对行业自制浆产量低，原料品种复杂，质量不稳定的薄弱环节，大力提高自制浆的产量与质量，简化与稳定产品的原料配比，从而使产品质量更趋稳定。1963年行业自制浆的产量达到63000余吨，占全行业总用浆量的41％，其中大量漂白草浆与布浆用于生产书写纸、凸版纸、打字纸、胶版纸，使这些产品在质量上都达到了部颁标准。使纸张合格率从88.7％提高到98.8％。
1965年，上海造纸工业遵照中央市委提出的“好字当头”工业生产方针，在全行业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在产品质量方面，从加强生产技术管理着手，抓了“三稳定”（纸机车速稳定、原料配比稳定、工艺技术条件稳定）、“三加强”（加强技术检查、加强生产前技术准备、加强设备管理）。质量有显著提高，消灭了三类产品。极大多数产品的质量达到和超过本厂或行业历史先进水平，江南造纸分厂的特白打字纸、国丰造纸厂的条纹牛皮纸、大中华造纸厂的拷贝纸等。出口产品成为国外市场的名牌产品。行业总成品率达到94.5％，比1964年提高1.12％，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产品品种方面，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品，同时根据国内外市场和国防、民用工业配套的需要，试制投产了华丽铜版纸厂的高光泽铜版纸、国丰造纸厂的柴油滤纸等10多种新产品。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10年，上海造纸工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都被当作“管、卡、压”而遭到破环，产品质量再度处于失控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逐步转入正常轨道。质量管理制度也得到逐步恢复。1979年5月，上海造纸工业贯彻了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制订的《造纸工业企业质量管理条例》。这一条例对质量管理的重要意义，质量管理的任务，质量管理的组织，原料、半成品、成品的质量管理，工艺设备管理，化验检查、标准化管理，质量教育、质量奖惩，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各企业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及各级人员的《质量责任制》，使质量管理工作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产品的国家标准、轻工业部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比以前更加完备，所有产品都有工艺规程，杜绝了无标生产，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产品质量。
1982年，上海造纸工业根据国家经委的要求，在行业内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把单纯的质量管理变为全面质量管理。各企业都成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或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对各厂领导及质量管理干部进行系统培训，并对职工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的各种工具，在各个管理点得到普遍的应用，促进了质量的提高、消耗的下降，让客户得到满意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职工针对质量中存在的问题或厂部目标方针中提出的课题，成立QC小组，通过PDCA循环工作法，使课题得到预想的效果。造纸工业公司定期召开成果发布会，表彰优秀成果，推动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深入开展。许多企业都对本厂的产品制订了创优计划。1979～1990年，共有6只产品获得国家银奖、18只产品获得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6只产品获上海市优质产品称号。还有许多产品由于品质优良，在国内外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如江南造纸厂的涂料印刷纸，宏文造纸厂的箱板纸，天章记录纸厂的静电复印纸，上海复写纸厂的复写纸，江明造纸厂的小卷卫生纸等。
第五节 设备管理
解放前，上海大多数纸厂是设备简陋，陈旧杂乱，技术力量薄弱，生产水平低的小厂。而规模较完整，布置较合理，设备较新者仅宏文、中版两厂。厂房建筑、工厂布局或设备条件有一方面之长者，亦仅大中华、标准、勤工数厂而已。那时，只求纸机能运转出纸，根本谈不上较完善的设备管理。因此，存在的问题较多。
就纸机情况看，全市共有纸机52台。其中长网机18台，圆网机34台（其中板纸机7台），机宽最大者为103”（2612毫米），车速最快者为120米/分，长网机中烘缸在10只以上者仅8台，日产纸10吨以下者7台。在所有纸机中，普遍存在带病运转，以及纸机各部能力不平衡，妨碍了纸机能力的提高。
就原料处理设备和制浆设备情况看，除了少数厂无纸浆蒸煮设备外，大都均有蒸球，全行业共有蒸球41台（其中5台已不能使用）总容积为882立方米，最大者为40立方米，最小者仅3立方米，约有1/3的蒸球在耐压安全上存在问题，只能用于低温浸渍废纸或手工竹浆。蒸煮总能力，年能力可达8万吨，而实际能力的发挥除蒸球本身安全条件的影响外，主要纸浆处理的漂洗、筛选能力不足，因而影响自制浆能力的发挥。
就水、电、汽平衡情况看，生产用水各厂均依赖就地凿井供给。但因地下水位下降，夏秋季节水量经常不足；供汽方面，各厂所有锅炉一般能力仅为1～2吨/时1～2台，除机修停机外，每月还要影响生产1～2天用于出灰除垢；供电方面，部分厂的变电器容量不足，限制了生产。
在设备检修维护方面，普遍缺乏机修设备。如天章、上海、海龙、宝山等十几个厂既无机修设备又缺少机修工人，经常因零部件损坏被迫停机。
就安全设施情况看，各种机器设备大都无安全防护装置，电气线路陈旧，操作极不安全。至于防尘、防毒设施，更是一片空白。
上述情况，在解放初期还无改变，以致事故频繁，产品质量长期不稳定，严重限制了生产的发展。1951年后，各厂在劳动局的指示下，安装防护设备，并更换调整了电线。1952年，各厂先后改善了车间通风降温设备，同时，各厂陆续组织了义务或专职消防队，添置了消防设备，进行了危险厂房的修理，使劳动条件有了改善，安全生产初步有了保证。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要求各厂建立设备动力科或专职设备管理人员，建立机修车间或配备一定的机修力量，使整个行业在设备管理上跨上了一个新台阶。1955年4月，部、局召开设备管理工作会议，推行计划预防检修制度，要求各厂建立设备卡片，对设备的移动、修理等随时加以记录，以反映设备的运转情况及备品配件的检修周期，为搞好计划预修提供可靠的保证。由于加强了设备管理，各厂的设备事故明显下降。设备也得到合理的使用，提高了运转率，挖掘了设备的潜力。全行业的纸机由解放初期的52台增加到59台。
“大跃进”（1958～1960年）中，各厂利用备品备件和旧设备，拼凑成纸机。3年间，投资不到200万元，全行业纸机增加到73台（不包括湿抄板纸），增产低档纸张上起了作用。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设备不平衡，如供水就严重不足。各厂原有深井共60台，1959年报废8台，部分厂由于深井出水量少，不得不使用自来水，不仅增加成本，而且影响居民用水。居民和公安局的反映很大。夏季被迫实行限制用量，造成减产。锅炉供汽也有困难，纸机增加了，但半浆机、成浆机却增加不多，以致造成浆纸不平衡。到1961年积极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设备不平衡的状态才得到缓解。
通过三年调整，在设备上不少进行了技改和大修，给予较大投资。仅1965年就投资了1178万元，大修了12台纸机，对部分纸机进行了改造，改善了纸机的性能，更新淘汰了落后设备99台套，为这一时期的生产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设备管理也陷于瘫痪之中。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于1978年根据轻工业部造纸局、上海市轻工业局颁发的《设备管理和维护检修暂行办法》结合本行业具体情况制订和贯彻了《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设备维修管理制度》，并指导和督促各企业付诸实施，使各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迅速得到恢复。1979年，开展全行业创一类设备和一类先进锅炉房的评比竞赛。通过2年的评比竞赛活动，加强了设备计划预修和巡回检查保养，整顿了技术档案资料，备品备件进行集中管理，并激励了广大职工对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工作的积极性，设备管理初步走上了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道路。1980年，各企业的主要设备完好率达到90％以上。事故频率普遍下降。全行业的30个锅炉房经过对口检查、验收，全部被评上一类先进锅炉房，实现了行业“满堂红”。
1982年，全行业开始企业整顿，各企业的设备管理根据企整要求，逐项加以整顿提高，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组织机构齐全，维修力量增加。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各企业均有一名副厂长或总工程师负责全厂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并设立了相应的专职设备管理机构和配备了适当数量的专业管理人员。部分企业设有设备动力科，多数企业设有技术科，专人负责全厂设备管理和计划维修工作。各企业机修车间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的生产班组还设有班组设备管理员，检查督促设备维修保养，在企业内部形成专群结合的设备管理维修网络。在维修力量方面，各企业根据设备拥有量和设备复杂程度，配备相应的维修力量，维修人员的比例，一般按企业职工总人数的18％配备。各级的职责范围比较明确：设备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制订全厂机械动力设备、压力容器的维修保养制度及设备使用规程、编制设备大修、中修计划，制订全厂设备的主要零部件易损件的备品储备定额，统管全厂设备档案图纸资料和设备调入、调出、更新、报废及设备事故管理的各项规定，定期组织设备检查，掌握全厂设备技术状态和设备完好率。机修车间按照预修要求编制设备月修计划，具体贯彻预修业务和备品备件的制作，负责全厂设备的维修工作。生产车间重点贯彻设备维修和保养制度，执行设备“谁使用谁负责保养”的规定，加强职工技术培训，开展群众性的“三好”（管好、用好、修好），“四会”（会使用、会保养、会检查、会排除故障）活动，使设备经常保持清洁、润滑、安全。各企业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设备技术档案，建立设备卡片（台帐）进行分类、编号，对随机附件、技术资料、设备运行记录、历次修理验收记录、设备事故报告等资料，均由设备部门统一归档管理，对行业的主要关键设备，实行局、公司、企业分级管理。
1990年，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和轻工业部《轻工业设备管理实施办法》，制订了《上海造纸行业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共14章73条。对设备管理和维修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通过这一实施细则的制订和贯彻，使上海造纸行业的设备更好的实施管理、维修、改造和更新，为实行设备全过程的综合管理打下基础。
第六节 财务管理
建国之初，上海各私营造纸企业，有些虽有管理制度，有简易帐册，有成本核算，但仅是表面文章。多数数字虚假，帐实不符，难以反映成本真实情况。
上海造纸工业根据1954年9月2日中央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为依据，在申请公私合营过程中，相继进行清产核资。在此基础上，开始建帐、建制、建证工作，按期编制年（季）度财务成本计划和各类财会报表。按照中央财务政策、会计制度有关规定，逐步改革会计核算方式。会计核算采用记帐凭单制，成本核算推行一次简捷法，资金管理推行月度财务收支计划，成本管理实行费用控制，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采用以旧换新制度，使用费用限额卡，并贯彻科目负责制的形式加强费用控制。一季度费用一般不超过年度计划的25％。为加速资金周转，减少银行信贷，规定了各厂的资金周转期：分别为上海造纸厂35～40天，中国造纸厂25～30天，其余各厂均为20～25天。为使企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及时了解产品成本完成情况和能掌握本岗位的具体指标定额，于1955年以后，相继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以便于领导检查与群众的监督，加强了成本管理工作。
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厂企业管理开始倒退，生产管理放任自流，财务成本管理放弃核算监督，物资管理不计量验收，加之原料质量下降，价格上涨，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严重下降，成本从1959年起逐年上升，利润锐减。1960年比1959年超支7.95％，1961年又比1960年超支7.21％，在24个造纸企业中，有7个企业发生亏损，金额达279万元，亏损产品有33个，占经常生产品种的50％以上。
1961年调整时期，上海造纸工业面临原料紧缺，煤、电供应不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严重困难。通过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广泛发动干部和群众，大搞原料的同时，狠抓企业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针对物资进厂不计量验收，保管不善，浪费大，影响成本的薄弱环节，各企业从清仓核资着手，恢复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制订原料管理办法。为使会计核算形成定型和系统化，从1962年起，有8个企业实行凭单日记帐，其他企业实行甲型记帐凭单制，并充实明细帐册，基本上扭转了以表代帐，以单代帐的错误做法，严格了现金管理，坚决消灭空白支票，对出纳、审核、记帐都有明确分工；加强生产资金和专用资金的管理，二类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划分；对四项费用、大修理项目以及工料费等，健全二级明细帐、三级明细卡和控制卡片，进行限额管理；在物资管理方面，修订物资使用、转移、报废和盘存制度。恢复了月度成本财务计划，订立指标，明确方向，健全责任制，明确分工，归口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初步扭转了财务管理在“大跃进”中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1963年，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造纸工业的财务管理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1）在确定生产任务前，公司由计划、财务、生产、供销等科共同研究。根据各厂的机台性能和技术条件、原料配比安排生产任务，尽可能做到经济合理，避免企业在质量、成本、财务和设备利用等方面的矛盾和脱节。在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下达到厂。
（2）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综合平衡后的情况和有关生产计划、消耗定额、劳动工资等指标，考虑成本下降因素，分厂、分品种进行测算，分析成本降低水平，提出建议指标和方向，报经上级部门审批后，据以下达到厂，再经过企业与公司的反复平衡审查以后，落实定案。
（3）加强定额管理。各企业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建立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和对定额测定、化验、分析的责任制度，下达消耗定额指标，规定成浆率、煤、电的统一计算方法。
（4）健全核算制度，提高核算质量。在利华、中版等6个大厂中，普遍推行车间核算，配备核算人员，实行三级核算，其余各厂实行二级核算。公司先后修订补充了造纸行业成本计算规程，大修理及各项费用补充办法，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目录等。在年度中，组织各厂进行自查或互查财务、成本核算工作。从而提高了核算质量，做到只只产品都能计算单位成本。
（5）开展群众核算工作。首先从健全核算组织，充实人员，明确职责范围着手。全行业配备了92名核算员，又通过民主推选，领导批准的方式，发展了大量的工人核算员。公司在调查研究后，制订了车间核算员的职责范围。健全了核算组织。在此基础上，举办核算员培训班，师资是从各企业中请来7位财务科长，轮流担任讲师，从理论结合实际出发，自编教材。通过培训，提高了核算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开展群众性的核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开展厂际成本评比。在开展成本赶先进的工作中，公司先后与外地40个地区建立了经常交换成本资料的关系。根据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排队，初步提出赶学对象，组织各厂挂钩联系。进一步摸清情况，找出落后的主客观原因，提出赶先进的意见和措施，报经公司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赶外地全部产品成本的有4个品种；即利华出口书写纸、宏文箱板纸、大中华漂白稻草浆和中和的漂白布浆；第二类由于客观情况不同，仅赶个别成本项目的有10项；第三类决定不赶的有9项；第四类是已经赶上的有利华书写纸、万利和天丰的油毡原纸等3个品种。通过各厂的努力，取得一定成绩，大中华厂的漂白稻草浆赶上杭州华丰厂、中版条纹牛皮纸、大中华#4凸版纸、有光纸等三个产品，全部成本分别赶上天津广开厂、辽宁营口纸厂、江苏利用纸厂；神州内销单胶的用浆量，也赶上了杭州华丰厂。1965年起，初步试行托拉斯形式的工业管理。在不改变公司、企业性质的情况下，将各企业的业务性工作集中到公司统一管理。原料供应采购、产品销售业务统一由公司结算办理，流动资金由公司集中使用，税利由公司统一上缴，主要原料及水、电费用一概由公司统一支付。采取这一形式的集中管理以后，一是有利于原料质量的提高，价格的降低。如废纸以往由各厂自行采购，一般选损在5％以上。公司统一收购以后，严格按标准验收，基本上可以直接投料，一般的选损仅在0.5％以下；在价格方面，由于严格价格政策，全面掌握原料情况，合理原料之间的比价，使原料价格不断下降。二是有利于资金统一安排。公司可视各厂资金使用情况，掌握轻重缓急，全面安排，保证行业的重点和关键性项目实施。三是有利于原料的统一筹划。原料由公司集中储备后，各厂只需保证近期生产的少量储备。公司可根据原料来源特点，全面安排，既考虑当前生产，又结合长远打算，储备量可维持6个月左右，这样可避免各企业因原料供应脱节而影响生产，同时也解决了各企业的资金、场地等困难。但这一管理形式实行不久，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撤销。
“文化大革命”时期，财务管理工作又陷入混乱状态。在反对所谓“管、卡、压”的幌子下，各企业的资金、物资、成本财务等规章制度和经济核算、月度收支计划都遭到破坏，摧垮了财务管理基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拨乱反正，才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和行之有效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企业除严格控制成本必须按计划消耗定额和费用定额执行外，并每月考核产品工厂成本及工厂利润。从1980年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各企业的财务管理通过全行业的企业整顿，有了进一步加强。实行全面经济考核与经济责任制相结合的考核办法，把产品、消耗、费用、成本等经济指标与考核奖励紧密挂钩。
1986年12月，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从行政性公司转变为企业性的“上海造纸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以后，从1987年起，公司向上海市财政局和轻工业局实行了综合承包。承包基数为年上交利润6058.5万元。同年由公司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钩的工资总额包干。承包基数为实现利税20094.6万元。公司与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办法，以合理解决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1986年起，公司和企业相继设立了审计机构。审计工作的开展、对维护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七节 物资管理
解放初期，上海造纸工业大多数企业物资管理基础薄弱，各类物资的收发保管缺乏应有手续和规章制度。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随着全行业的主要原材料实行计划供应，物资管理工作逐步得到加强。1955年公司增设供销科，各基层企业亦相应设立供销科或供应科，负责全厂生产、建设、检修、科研等所需物资的供应和保管工作。按国家计划有关规定，根据企业生产、检修等所需的各类物资，开始编制申报年、季、月的物资供应计划，并逐步建立起各类物资的收发帐册，至1956年对主要原材料开始实行定额管理，辅助材料采取限额供应，低值易耗品推行以旧换新，并普遍制订了原材料，危险物品等收发保管制度。
“大跃进”时期，上海造纸行业的物资管理制度受到冲击，进厂物资不计量验收，尤其是原料、燃料、碱液采取毛估估倒轧帐结算成本，部分企业计算每月原料耗用量有一条固定公式：产品入库量×单位固定用浆量÷固定成浆率÷估计拣选耗损率士场地观测数。有的企业原料进厂贪图方便，好料次料，规格品种任意堆放混淆不清。生产部门用料不按工艺规定配比的原料品种领料，擅自剔瘦拣肥，东拖西拉，先进不能先用，使原料不能得到合理使用，影响了产品质量和成本。有的企业原料堆放在露天。马路仓库，四无遮拦，日晒雨淋，霉烂盗窃迭有发生。1959～1960年彭浦仓库的8000吨破布鞋底，由于保管不善，霉烂损失达8％。万利造纸厂的百分之八十原料堆放在马路上，有次测定，在4小时内。计有56个拾荒小孩偷拾原料，并卖给附近的废品商店后，转手再卖给该厂。中泥厂碱液露天储存，不加封盖，日晒雨淋，变成碳酸纳，该厂在1960年浓度30％的液碱浪费1310吨。
1961～1963年，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公司组织发动造纸行业的全体职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动力，抓物资管理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物资管理不善，浆、碱、氯等消耗高、浪费大的薄弱环节，整顿物资管理秩序，恢复、修订和建立原材料在采购，运输、检验、入库、保管、使用、回收等各个环节中的各项管理制度。并在当时上海造纸工业原材料供应处于紧缺的情况下，公司对各基层企业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实行集中掌握，统一调度，采取按计划产品品种，原料配比分配使用。3年中，各基层企业在广大职工积极努力配合下，物资管理工作有了明显改进，初步扭转了以往存在的“三糊涂”（浆糊涂、煤糊涂、碱糊涂）现象。
1964年，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重点抓物资管理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原材料实行二级计量验收，液体化工原料装置标尺计量。煤炭推行分批堆放、分班计量使用。原料采取划区定位，分类堆放，树标立卡，先进先用的管理办法。材物料仓库推行“五五化”摆放（成行、成方、成串、成堆、整齐），做到架子化，标签化。原材物料实行循环盘点。大中华造纸厂规定原材料每隔三天盘点一次，非定额材料分月盘点、推行三定（定人、定时、定物）循环盘点法、使原材料的盘盈盘亏情况明显减少。在年终盘点辅助材料时，仅发生三笔盈亏，差数极少，帐、卡、物相符程度达到99.9％。对废旧物资实行综合利用，充实废品仓库管理人员，把有生产技术经验、勤俭节约的老工人调去负责整理废旧物资，进行分类，折洗、修复，并与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相结合，鼓励生产部门尽量利用废旧物资。宏文造纸厂在当年利用废旧物资节约资金达4.8万元，万利造纸厂在一次大修理中利用回收的螺丝、凡而、管子等物资，节省费用1200元。由于各项物资管理措施落实，1964年的主要消耗定额有了下降，全年节约纸浆1890吨，碱755吨，氯173吨，煤17344吨。
“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资管理的各项制度亦被视作“管、卡、压”批判，工作受阻，管理混乱。
1979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对行业的物资管理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原料供应和储存，以公司供应站为中心，全行业的原料实行“三统一”，即统一组织平衡，统一采购储运，统一分配供应。主要采取二种形式。一是供应站直接经营的原料——进口木浆、国产商品浆、棉纤维及野生纤维原料。二是由供应站组织对口使用厂自行采购调运的原料，主要是市内、市郊的废纸、稻麦草和废木材等。五金材料实行集，中供应及储存，是年3月在中国版纸厂设立了“东区五金材料中心仓库，”凡东区8家造纸厂需要使用的五金材料均由该中心仓库组织供应。这对加速物资流转，压缩流动资金有利，但对工厂维修配套使用，也常有不便。
1982年随着上海造纸行业企业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物资管理工作日益加强，至1985年各类物资从收发、保管至使用均建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制度，管理工作已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制定物资消耗定额，部分企业已开始运用统计分析法，以经过分析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结合节约物资的各种先进经验来确定定额，并实行定额归口管理。主要原材料、专用器材消耗定额由工艺技术部门负责；储备定额由供销部门负责；资金定额由财务部门负责。对物资库存管理，部分企业开始学习和应用A、B、C分类控制法和价值工程分析法进行管理，以合理物资储备，加速流动资金周转。
1988年开始推行目标管理，各基层企业相继建立科长、班组、个人的经济责任制，制定了具体考核细则和奖励制度，以进一步促进物资管理工作的改进。
第八节 安全管理
解放初期，上海造纸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由于厂房设备条件差，管理基础差，劳动环境差，安全防护设施差，以致不安全因素很多，事故频繁，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着手安全机构的建立，各项安全制度的制订和安全设施的改善，使整个造纸行业的安全生产逐步得到了改进。
一、组织机构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开始仅管理上海4家和浙江2家，共6个造纸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尚属起步阶段，因此，未单独设安全管理机构，公司生产科配备专职安全技术干部负责行业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各厂设立专职安全干部。
1956年，随着合营企业的增加，安全管理业务范围扩大，公司增设安全技术科，由经理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检查督促各厂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各厂也相继设置了专职或兼职安全干部，与此同时，部分企业还成立了义务消防组织，配备兼职消防管理人员以加强消防工作。
1957年，公司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机构，撤销安全技术科，专职安全干部列入劳动工资科编制，人员较前减少。至1964年底，行业基层企业共有安全干部30人，初步形成一支专业管理的安全技术干部队伍。公司根据各厂所在地区划块，先后成立四个安全互助组，协助公司开展行业的安全管理工作。
196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生产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行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有所加强，各厂有分管安全的领导，车间也明确由一名领导分管安全工作，班组建立安全员制度，安全管理网络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1966～1976年，公司和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和其他各项管理工作一样受到严重冲击，整个行业的安全管理和劳动保护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1977～1980年，行业的安全管理工作进入恢复整顿阶段。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及上海市轻工业局《加强安全机构，充实干部力量》的意见，行业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得到加强，公司专职安全干部由1人增加到2人。各厂都由1名副厂长分管安全工作。1978年后期，三个党委厂先后成立了安全科、总支厂，在专职安全干部配备上也相应加强，其他厂都设了1名专职安全干部。行业安全于部总数达到54人，车间以上兼职干部69人，班组安全员982人。这样，从上到下，基本形成专职成线、群众成网的安全管理网络体系。
1981～1990年，公司及各基层企业的安全管理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公司专职安全干部增加到4人，基层总支以上企业都成立了安全科，其余各厂专职干部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到1990年，行业专职安全干部增加到70人。
1986年，上海造纸公司转变为企业性公司后，为了贯彻安全工作“从严、从紧、从细、从实”的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层管理”的机制，在公司领导下，下设安全系统工程研讨组、
劳动保护监测站，由企业安全干部组成的互助组改为劳动保护监督组，行业安全管理开始步入现代化安全管理的轨道。
二、制度建设
上海造纸工业安全管理的建制工作由公司到基层企业都经历了一个由粗到细、由简单到完善的过程。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逐步开始建制工作。至1956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通过贯彻国务院颁发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即“三大规程”结合行业的具体情况，组织各企业相继制订
了《一般安全操作规程》、、《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以及防火等安全制度。除此之外，各基层企业根据各厂的不同情况，也制订了一些补充的条例和规定。如定点吸烟制度、劳动保护用品发放标准等。“大跃进”开始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保护群众的革命行动，对部分安全制度的执行有所放松。1963年，安全管理与制度建设被重新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内容涉及到安全管理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关于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关于安全生产的定期检查”，“关于伤亡事故的调查
和处理”“关于安全生产教育”，即“五项规程”。自此，行业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工作较之以前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新的发展，安全管理制度有新的完善。职工三级安全教育制度、特殊工种培训持证上岗制度、定期安全检查制度和事故处理的三不放过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制度和发放标准，以及保健食品享有范围等，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和健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全管理工作陷于瘫痪状态，很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在整顿恢复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同时，各项安全制度也同时得到比较全面的恢复。
1981～1990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企业整顿工作，公司和各基层企业通过企业整顿，对各项安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是整个行业安全制度建设的黄金时期。进入80年代的后期，公司改为企业性公司，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把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到系统工程的高度。公司安全系统工程研讨组先后制订、补充、完善了相应的规定和制度，主要有：建立和完善行业统一的安全基础管理台帐11种；修订和统一《上海造纸公司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修订和完善《上海造纸公司安全生产考核奖惩规定》；制订和修订《上海造纸公司基建、技改、土建项目有关安全卫生消防管理工作暂行规定》；进一步完善《上海造纸公司厂内机动车辆管理规定》；统一《上海造纸公司安全用电检查表》；完善和统一《上海造纸公司移动电具安全管理规定》；制订《上海造纸公司高处作业分级安全管理规定》；规定企业承包经营中的安全管理注意事项；规定企业劳务用工和劳务承（发）包中的安全要求。
此外，各单位结合实际需要，还制订企业内部若干针对性的安全管理规定、制度和办法。这样，在全行业形成概括面广、内容完整、可操作性较强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系列。
三、安全实施
1.劳动条件与劳动环境的改善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到1956年，各基层企业对各类设备的转动部分、高空作业走道都安装了防护罩及防护拦杆，防止发生意外伤亡事故。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大搞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各企业都把改善劳动环境，减轻劳动强度列为重要内容之一，将原材料运输中肩背人扛的繁重劳动由运输带，运输车或管道传送所替代，或采用结构简单的单臂式起重机，大大减轻了搬运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在动力设备上，将固定炉排改为活动炉排，将手拉炉门改为脚踏炉门，以及加装自动出灰器等，减轻了司炉工的劳动强度。
在改善劳动环境方面，各纸机烘缸封头包石棉板，切布机、切草机安装除尘设备或密封室，以降低室内温度和灰尘。夏季防暑降温，冬季防寒保暖措施也得到了改进。通过这些措施，使职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较之解放初期有了明显改善。
1963年以后，贯彻基建、技改项目、竣工验收安全“三同时”和生产、计划安全“五同时”的方针，使各项安全设施的落实得到可靠的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方针的贯彻得到进一步加强。
2、安全检查
1963年后，行业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安全生产定期检查，除查事故隐患以外，还查思想、查领导、查纪律、查制度，或针对某一方面问题进行专题检查。检查方法有专业人员检查，也有组织领导、安全干部、群众三结合检查组，层层发动，通过对口检查，找出不安全的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分别落实整改措施，做到定人员、定时间去完成。通过定期安全检查，对排除事故隐患，保证安全生产起到很大的作用。仅1979年，全业通过检查，共查出各类问题3283条，通过整改到年底共解决2925条，整改率达到90.3％。同时，为做到安全检查经常化、制度化、公司专门印发了整改检查月报、能及时掌握情况，对整改进度不快的单位，可以及时进行督促以巩固安全检查的成果。
3、安全教育行业的安全教育工作，随着安全管理工作的日益完善也逐步完善。在50年代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新颁发或制订的安全制度。
1963年后，安全管理网络初步形成，新工人进厂或工作岗位调动，实行厂部、车间、班组的三级安全教育，事故发生及时召开事故分析会议，认真落实“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的“三不放过”原则，通过实际的事故和教训来进行生动的安全教育，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则是通过定期举行的小组安全活动来学习安全方针政策和本组的安全生产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每年一次的安全知识考试。这些教育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坚持不懈。政府规定的“安全活动月”和“安全活动周”，更是加强安全教育的好时机。通过这些教育，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意识，逐步树立了“安全第一”的思想。
4、安全竞赛上海造纸行业在学大庆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结合有关安全和文明生产的要求，开展竞赛、评比活动。竞赛的主要形式有：
安全生产单项竞赛包括“百日无事故”竞赛、“一天三好”安全竞赛、“安全红旗”竞赛、“对口赛”等。1979年上半年统计，通过竞赛行业中有355个班组实现了百日无事故，占行业班组总数的36.3％。宣传教育好、执行制度好、事故管理好的“一天三好”安全竞赛，在评比时，采取车间之间、班组之间互相检查，每季评比一次，年终进行总评，优胜者发给流动红旗，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有的企业在生产竞赛中，如发生重大事故，对事故责任者和有关班组、领导都要扣奖，对全季无事故的班组或个人给予加奖。这对各班组重视安全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通过一类锅炉房竞赛，健全了管理制度，促进了锅炉安全管理和文明生产。全行业所有锅炉都建立和健全了锅炉安全操作制度维修保养岗位责任制度，锅炉事故大为减少，文明生产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少锅炉房大为改观，面貌焕然一新，竞赛也推动了锅炉消烟除尘，改善了环境污染。各企业锅炉排烟黑度已达到林格曼图一级标准，每立方米含尘量低于200毫克。
四、伤亡事故
1950～1990年，造纸行业系统共发生人身死亡事故42起，其中高处坠落8起，机械伤害15起，触电5起，坍塌4起，交通3起，中毒窒息以及灼烫等7起。发生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制度的为22起，占总数的52.4％，其次是设备缺陷和缺乏防护措施为13起，占31％。
五、重大火灾事故
1978～1990年，上海造纸工业系统共发生重大火灾事故7次，火警苗子146次。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违章作业3起，占总数42.8％；缺乏防火设施和电气设备失修4起，占57.2％。
解放初期，上海共有32个私营造纸企业。其中，勤丰、中版、利华、天丰4厂在1950年后分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上海市军管会和地方工业局（华东工业部）收购接管，相继成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1952年，这些厂划归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领导，同时接受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造纸处领导。其余的私营纸厂仍由造纸同业公会进行协调。当时，原材料不足，影响生产，上海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在华东工业部、上海市工商局等领导和支持下于1951年3月间成立了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为协调各企业的原料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管理开始走上轨道，初步建立了财务、计划、供销、技术、质量、劳资、保卫等科室，尝试编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生产现场实行班组制，初步明确了工人的岗位责任。但规章制度仍很不完备。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江南、益中、中和、宏文、大明、华丽、中泥等7个企业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加上杭州华丰、嘉兴民丰等13个造纸企业均由上海造纸公司领导。这时期的计划编制有年度计划，还有班组作业计划，技术上有工艺条件，操作规程和安全作业规程，有质量检验制度，有月度经济活动分析，班组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这些对企业有节奏地生产，稳定质量，降低成本，搞好安全，都起到保证作用，对后来企业管理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1955年国家对私改造，上海所有的造纸企业全部由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公司对国营和老合营企业整顿企业管理体制，配备各级管理干部，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逐步推行计划管理。对新合营企业的管理，则采取“从无到有”“老厂带新厂”“以点带面”的办法改善管理。至1957年，上海造纸工业的企业管理已有显著起色，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规模较大的企业设立厂部、车间、工段三级管理体制，规模较小的企业则采用厂部、车间二级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方面，按期编制年、季的生产、技术、财务、供销、技措大修等计划，并建立生产调度机构，推行作业计划，建立统计网络，加强原始记录和定期统计报表的基础管理工作。在技术管理方面，各企业先后制订和贯彻了“三大规程，二大制度”即工艺、技术操作规程、设备使用规程、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制度、清洁管理制度。在，财务管理方面，逐步建立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推行月度收支计划和月度经济活动分析。在物资管理方面，各企业制订了原材料的收发保管制度，推行限额领料、建立原始凭证和计量验收等制度。
“大跃进”期间，在实行“二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过程中，由于受到“左”的影响，片面强调群众管理作用，削弱了专业管理。机构的精简，单纯从数字上着眼，有的机构不该撤的撤了，有的职能干部不该减的减了，导致有些工作无人负责。企业的规章制度有的不该破的破了，且只破不立。1958年前全公司包括中央、地方制订的规章制度共有102个，被破的达49个，尚在执行的仅占53％。以表代帐、以卡代帐等违反财政纪律的做法，造成手续不全，帐物不符的后果。在生产上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条件，不顾产品质量，不顾设备条件和安全，盲目提高车速，片面追求产量，粗制滥造，造成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的严重恶果，使企业管理工作出现混乱局面。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国营工业企业的工作条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把大搞原料，保证供应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经过一年的努力，1961年的各种原料收购量共达18万余吨，渡过了上海造纸工业最困难的时期，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完成。1962年和1963年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期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注重抓管理，挖潜力，求实效，通过综合平衡，制订增产节约指标，下达到各企业，并实行群众性的经济核算，从而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积累。
1965年起，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初步试行托拉斯形式的工业管理体制，在不改变公司基层企业性质的情况下，将各企业的业务性工作集中到公司统一管理，原料供应、采购、产量、品种均由公司按排，产品销售业务，统一由公司结算、办理，流动资金由公司集中使用，税利由公司统一上缴，主要原材料、水、电费用由公司统一支付，在此基础上，公司本拟考虑成为统一的核算单位，基层企业改变为生产单位，但这一方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被“批判”撤销。
1966年～1971年，上海造纸工业的管理体制全部被冲垮，各项规章制度被废除，各级革命委员会一般设置政工、生产、后勤三个大组，冠以“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企业管理的严重混乱和倒退。粉碎“四人帮”后，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对管理工作开始拨乱，反正，企业管理体制逐步进行整顿，并恢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造纸工业的管理工作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1982年起，公司和基层企业相继成立企业整顿领导小组。至1984年底全行业所有企业通过公司检查和市局抽查验收，都获得了企整验收合格证书。随即，改革管理机制，公司和各基层企业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改革了分配制度。1986年后，上海造纸工业管理开始由生产管理型向生产经营型转轨，生产经营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调整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开发多种经营，为振兴上海造纸工业打下良好基础。
第一节 公司管理体制
一、领导体制
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是国家管理企业的一级管理机构。1954年成立后，受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领导。1957年上海造纸工业划归地方管理后，受上海市轻工业局领导。
1986年以前，公司在领导体制上贯彻执行党委（党组）集体领导下的经理分工负责制。
1986年后，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及《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贯彻党政分工的方针，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是公司法人代表，对企业的工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
上海造纸工业公司的管辖范围是统一组织与管理上海市的国营、公私合营的造纸企业。公司设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下设科室的科长、副科长、主任、副主任。
所属各企业设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总支厂）。下设科室、车间、工段的科长、副科长、主任、副主任、值班长、工段长。
为利于公司对各企业的领导，管理机构的设置，均与公司科室部门相应对口，在业务上受公司领导与指导。
二、管理机构
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至1990年，管理机构设置变动频繁，尤其是生产、计划、技术管理机构，曾有多次分合。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时，主管上海和浙江共6个造纸企业，管理范围较小，机构设置简单，只设“一室三科”。即办公室、人事科、生产科和财务科。
1955年，随着合营企业增加，相应扩大科室管理机构，设有“六科一室”，即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技术科、供销科、生产计划科、劳动工资料。
1956年全行业合营后，公司已统管全行业28个造纸企业。各项管理工作更趋完善。公司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较为齐全，设有办公室、经济计划科、财务科、干部教育科、生产技术科、劳动工资科、安全技术科、供销科、总务科、基本建设科、中心实验室、监察室等。
1959年，在原有科室基础上，为加强造纸原料供应工作，将供销科划分为4个科，即供销科、业务一科、业务二科、储运科。
1963年后，根据中央、市委提出的“机关企业必须革命化”指示精神，公司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组精简，只设计划、财务、生产技术、劳动工资、供销、秘书等6个科。另设属企业性质的原料采购供应站和2个仓库。
1964年5月公司成立党委。为加强对各企业的领导，公司设政治部，下设干部、组织、宣传、秘书4个科。行政管理设计划、财务、生产技术、劳动工资、供销、秘书6个科，附设原料供应站。
“文化大革命”时期，原管理机构被冲垮，另行设置的工作班子相当紊乱，变化频繁，主要有生产组、后勤组、办公室、组织组、政宣组、供应站等。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公司管理机构虽进行整顿，但变化不大，只建立了生产办公室、经营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统称“三大”办公室。
1978年，管理机构进行调整，设有生产计划调度室、财务科、劳安科（劳动工资、安全）、技术科（主管工艺、设备、能源、质量、科研和三废治理）、秘书科。党委设政治部、干部科、组织科、宣传科、党委办公室及纪委。
三、管理机制
上海造纸公司管理机制，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即1954～1985年为行政性公司，1986年12月20日起为企业性公司，前后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解放以后，为了彻底改变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经济，推行计划经济，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从1953年起制订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将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国家统一调控之下，做到企业服从政府、地方服从中央。在新的体制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作为一级行政管理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上海造纸工业有节奏地生产，有计划的发展，保证各厂按质按量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公司可以根据国家和全市发展的要求，对各厂的生产发展、品种安排、设备添置、技术力量的配备、基本建设的投资，对全行业进行调控。公司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60年代初期，建立更为集中、更强有力的管理机制，曾有成立托拉斯的设想和打算，并已着手规划和筹备，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设想中途天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遭受严重破环。管理被打乱。直到1978年后，原有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才得以逐步恢复与调整。
1986年底上海造纸公司由行政性公司改为企业性公司。根据“三个条例”的精神，贯彻党政分工，实行经理负责制。基层单位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公司不再对各厂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推行厂长经营承包制，由厂长与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合同。还在部分厂中试行招标经营，中标者为厂长，干部实行聘任制，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贯彻“上岗靠竞争，报酬凭贡献”的原则，初步打破了实行多年的“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制度，使企业发展获得了更大的活力。公司与基层企业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的原则，扩大经营范围，发展了不同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进一步促进了上海造纸工业的发展。
第二节 劳动工资
解放前，上海造纸系统的劳动工资管理，除了几家中型企业建有若干规章制度外，小型企业管理薄弱。企业用工及职工的去留，全凭私人关系引荐及业主、工头随意决定。职工工资没有标准，高低悬殊，男女同工不同酬。职工的文化水平较低，技术素质也不高，生产环境差，机械设备既缺乏防护装置，又几无劳动防护用品。从事制浆、备料、搬运等劳动，大都采用肩背扛抬，体力消耗大，工作时间长。生产部门实行二班制，每班12小时，半个月休息一天；长日班则视厂方任务需要而定，一般工作不少于10小时。
解放后，上海造纸工业系统的劳动工资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改善和加强，公司及各基层企业均设有专职劳动管理机构。经过多次整顿改革，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合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各项新的劳动工资管理制度，实行了计划管理。40年间，在组织生产，合理安排劳动力，改善职工的劳动、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的技术、文化素质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促进了行业的发展。1949年，上海造纸系统共有职工5169人，年产量20889吨，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4.041吨；1953年，职工有6852人，产量68969吨，实物劳动生产率达到10.065吨，与1949年比人员增长13.26％，而劳动生产率却增长149％；1956年，职工总人数为9830人，产量为121649吨，实物劳动生产率为12.375吨，职工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分别比1953年增长14.35％和12.30％。至1990年，人数增至20169人，实物劳动生产率达到20.12吨，比1949年增加4倍。
一、劳动管理
上海造纸企业实行国营和公私合营后，对用工制度进行改革，取消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雇佣制度。企业用工必须事先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市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解决。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各企业用工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公司对各企业劳动力和学徒的招收、临时工的使用、劳动力的业内外调动、半工半读学校的举办、学生的分配等，全部由公司集中管理。各企业的劳动管理工作，主要是抓好考勤，做好定额定员的管理，合理使用劳动力，以及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厂内部的劳动力调配。1984年8月，上海市劳动局颁发了《上海市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上海造纸业从1985年起，在用工制度方面，普遍实行招用合同工。1988年以后，随着管理机制的改革，各企业内部实行考核上岗、逐级聘用制度。
1953年开始，各企业对工时制度相继进行了改革，将生产工人的二班制改为三班半制，工作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改为8小时，并每周轮休一天。1981年后，有的企业又将三班制改为四班三运转，即每班8天一次轮转，早中夜各做2天，休息2天，使生产工人得到较好的劳逸结合。
为加强职工的劳动纪律，完善考勤手续，各企业相继改进考勤制度，在方法上，公司不强求统一，一般采取职工按规定时间上班，向门卫交工卡，下班取工卡。劳动工资管理人员按工卡结算工资。至1958年，有的企业将考勤工作下放至各生产部门自行考勤。1978年后，为加强劳动管理，部分企业采取门卫考勤与班组考勤相结合的办法，职工既要按时上下班交取工卡，又要在班组内自觉考勤，以完善考勤手续，做到互相监督。
二、职工工资
解放后，上海造纸工业系统的职工工资分配制度，经历了多次整顿与改革。1954年，上海造纸行业中，中版、利华、勤丰、天丰4个造纸企业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此次工改，主要对企业中存在的不合理工资分配制度进行整顿，废除原有的工资制度，实行八级工资制，取消变相工资，建立工资标准。经过工改后，4个企业的工资水平分别为：中版厂平均工资1953年84.90元，1954年77.10元，1955年69.90元；利华厂平均工资1953年85元，1954年75元，1955年67元；勤丰厂平均工资1953年62元，1954年66元，1955年68.7元；天丰厂平均工资1953年75.15元，1954年70.19元，1955年63.64元。
1956年，上海造纸行业进行全面工资制度改革，生产工人废除等级工资制，实行岗位工资制，技职人员中废除笼统的等级制，实行职务工资制。为缩小科室人员与生产工人的差距，规定了厂级干部的增资限制在原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最高不超过13％，科级干部不超过20％。经过这次工改，变相工资抵冲或并入基本工资后，整个行业的基本标准工资有了提高，但实际增资较小。
1960年，全行业曾进行一次升级调资工作。当时由于农村遭受灾害，对升级的幅度普遍进行压缩。同时，为照顾等级到顶的老工人，采取“插、拉、冲”等办法。部分无工资制度的厂实行“一条龙”工资标准，解决了一些矛盾，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全行业增资面为56.59％，而增资额加半级或不到半级的占增资人数的85.83％，总增资幅度仅2.56％，其中技职人员及县属企业均未调整。
1963年，上海造纸行业根据市委提出的“部分调整，逐步提高，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工调方针，对部分长期未升级的职工或职务与报酬差距较大的职工，给予升级。升级条件是工人考核技术水平，生产实绩和劳动态度；干部则依据德才，适当照顾资历。这次工调后，增资面占范围人数的59.13％，抵冲保留工资后，增资总额为3.19万元。行业人均增资5.65元。
1971年，对三级工以下的职工全面调整工资。凡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加8元，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加7元，1964年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加6元，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加5元，对于低于一级的工人和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近似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了工资。
1977年，重点调整“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范围是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以及同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其他人员，升级调资。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按40％的面升级调资，在升级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贡献较大，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工作骨干和科研技术人员。
1979年，遵照国务院决定，又对部分职工调整工资。升级面规定不得超过范围人数的40％。上海造纸系统对这次升级采取纳（级）、升（级）、定（级）、靠（档）的方法和群众评议进行调整工资。
1983年的工资调整工作，根据国务院和市政府有关通知精神，贯彻执行“两个挂钩”、“一个结合”的方针进行。即调整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同职工的劳动成果挂钩，把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相结合，并对部分工资偏低，起骨干作用的中年知识分子可以多加。同年公司又授权各企业的厂长对企业人员的2％晋级权，对部分新干部和生产有重大贡献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1985年，为理顺工资关系，在行业内实行企业工资，包干使用，进行内部分配，调整幅度，以企业能负担的财力为限，其分配的主要内容：纳级——对现工资（指标准工资）不在1983年所确定的工资标准的，事先纳到工资标准；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可在现工资的基础上自费浮动工资半级；套升级——少数职工套升半级，部分职工套升一级，大部分职工升一级半，少数职工套升二级，对等级线已到顶的工种，不能升级，可实行专业岗位津贴。
1987年的调整工资，以贯彻执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各企业生产量、税利达到承包基数的前提下，实行内部分配，工资性质分为上浮工资和效益工资，并作为本企业工资。这次调整工资；上浮工资凡符合条件的一般升半级；效益工资则按工作性质，劳动轻重，责任大小，工作简繁为基本考核依据，好的加1级半，一般的加一级，差的加半级。
1988年的调资，贯彻实行风险工资企业内部分配的增资原则，既打破平均主义，又使极大多数的职工增加一定的收入。
1989年，上海造纸公司对各企业的工资调整作了具体规定；即在企业内部分配增加工资，必须在确保全公司完成和超额完成综合承包合同的上交利润指标和工效挂钩的实现税利指标的前提下进行，未完成上交利润和实现税利指标，全公司1989年内部分配增加的工资，不论何种形式的增资，全部予以取消。
1990年，公司对行业的调整工资，仍采取企业内部分配的方针，各企业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工资，各企业在1989年内部分配认定行业基本工资2级半的基础上，再认定一级工资为行业的基本工资，合计不能超过3级半。
在建国初期，上海造纸工业系统企业的奖金，尚保留着以往旧规，到年终发放一次性的年终奖或双薪水，习惯称之为“年夜赏”数额不等，少则1个月，多则3个月的工资，职工视作固定经济收入。1954年工资改革以后，各企业相继取消这一发放奖金的旧规。但奖励工作是直接关系到生产和职工的切身利益，为克服平均主义，发挥奖励制度的积极作用，各企业自取消年终奖和双薪制后，相应地逐步建立了以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原则的生产奖励制度，先后实行了季度综合奖和单项的超额奖、质量奖、节约奖、安全奖等奖励制度。年奖金水平为平均55元左右。1963年，根据市委对改进奖励制度的指示精神和上海市劳动局1962年10月13日颁发的《关于工业企业实行月度综合奖的意见》，上海造纸工业系统企业，逐步地把企业中所实行的季度综合奖改为月度综合奖。在奖励形式上，凡是生产成绩能以具体指标考核的个人、班组，其奖金实行按月评发，生产成绩难以具体指标考核的技职、服务人员，则实行按季评发。奖励条件主要考核产量、质量、节约、安全等指标和个人的工作成绩、劳动态度。奖金分配有具体奖励指标考核的工人奖金适当高于无具体指标考核的工人；劳动繁重，条件艰苦，技术操作复杂的生产工人奖金，适当高于一般工人。奖金以按标准工资总额的7％提取，由公司根据各企业的生产实绩进行综合平衡后，按比例分别下达。在1964年，行业中实行月度综合奖的职工，年人均奖金为61.82元。实行季度综合奖的为50.90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奖金被批判为“物质刺激，”遂改为附加工资发放给职工。人均5元，工人略高于干部。1978年，复将附加工资改为奖金，并在此基础上，每人增加6角，作为奖励基金，划给各企业按绩分配。
1980年，上海造纸工业系统的奖金提取，按照上海市轻工业局规定“逐级核定，分别提取，控制限额，包于使用”的办法，贯彻执行，即根据企业生产、利润计划完成情况，经公司核定后，确定奖金提取比例，分别按企业工资基金总额的11～12％下达限额指标。行业全年发放各类奖金总额214.8万元，年人均126元。
1984年开始，各企业逐步推行经济责任制，奖励工作也随之有所改进，相继把奖金分配与经济责任制挂钩，制订了按人定岗、岗定职、职定分、分计奖等考核办法。1987年，行业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以后，奖励制度又进行了修订，采取生产、经济指标层层分解，逐级考核的办法，拉开档次，奖勤罚懒，使奖励制度日趋完善，起到激励生产的作用。
第三节 生产计划管理
上海造纸工业的生产计划管理，经历了启蒙、建立、发展和改革的过程。
解放初期，上海造纸工业有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种不同性质的造纸企业。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从1952年起，相继推行生产计划管理，编制生产计划，建立原始记录和统计制度。有的企业还逐步推行了生产作业计划。但那时上海造纸工业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且多数由于资金匮乏、原料短缺，产品滞销，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政府为了扶持私营造纸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多方面措施。
在组织措施方面，从1950年7月开始，上海私营造纸企业所生产的纸张，先后由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以及中百公司华东区公司分别承担经销业务。至1951年1月，归口中百公司上海市公司统一收购，由于采取上述的间接协调方式，帮助私营造纸企业解决了纸张滞销的困难。
在生产安排上，根据市场需求，采取以销定产、核配原材料，控制供产销三个环节。国营商业部门在对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一是生产品种的不平衡。文化用纸（主要是新闻纸）经常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私营企业则偏重于生产一般纸张，为保证文化出版事业需要，当时采取了以销定产，统筹兼顾，规定两类纸张生产的数量。二是原料短缺。私营企业之间发生争购。为达到原料有计划的供应，根据各企业的生产能力，规定产量，然后视原料来源，决定每吨纸张用料的配比和单耗，加以平衡。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将私营企业的生产置于国家调节之下，初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而使品种逐步齐全，产量逐步上升，1949年纸张产量只有20889吨，1952年产量达到70714吨，标志着上海私营造纸工业的生产计划管理进入启蒙阶段。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企业陆续增加，至1955年，全业实行公私合营。公司为加强生产计划管理，按照不同情况，对国营及老合营企业除继续加强作业计划，健全生产调度制度外，推行了定额管理和月度经济活动分析制度。对新合营企业，重点放在基础管理，全面调整组织机构，充实生产、计划和统计工作的力量，逐步推行生产计划管理，开始编制年、季度国家下达的生产、财务等计划，以改变旧企业盲目生产的情况。但编制计划对新合营企业来说，缺乏经验。对此，公司采取“从无到有”以“老厂带新厂”的办法，加强各企业的计划、生产、供销、财务、劳动保护等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建立生产、成本、劳资、供应、基建等方面的统计报表，改变了旧企业“一本帐”的经营方式，为分析计划执行情况提供可靠依据。为进一步贯彻定额管理创造了条件。
在1956年3月间，公司根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1955年颁发的“生产作业计划与调度工作实施方案”指导各企业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制订了“计划与调度工作实施细则”使各项生产技术经，济指标落实到每个车间和工段班组。并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加强生产调度、，检查、分析，抓薄弱环节，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这对协助企业不断地发掘生产潜力，有计划地安排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产量的提高。1957年全行业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41126吨，接近1949年20889吨的7倍，为1952年70714吨的2倍。
1958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划归上海市轻工业局直接领导。至此，上海造纸工业的生产计划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生产计划管理开始向综合计划管理方向发展。按国家计划有关规定，根据市局下达的年（季）生产计划指标，和业内供、产、销平衡情况，公司采取“二下一上”（公司下达产量建议，由企业编制年度计划上报，再由公司平衡后下达正式年度指标）计划编制的原则，布置各企业编制生产计划。再按季下达按月平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纸张畅销，供不应求。公司为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产量，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在抓好原辅材料采购供应工作的同时，生产上实施长计划短安排。在保证出口任务和报刊、课本用纸的基础上，妥善安排其他品种的产量。要求各基层企业把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班组、个人，使企业的产量得以大幅度增长。至1959年，产量达到214659吨，为1949年的20889吨的10.3倍。但在“大跃进”中，制订的生产计划指标偏重于产量，下达企业的产量指标一高再高，造成质量差，成本高，浪费大。
1961年后，上海造纸工业根据市委“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和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的方针，结合行业中小型厂多，机台多，品种多，原料复杂、配比多变、协作面广的特点，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实行“六定”管理。企业根据公司的“六定”规定，编制月度作业计划，组织生产。
“六定”的具体内容是：
定机台——全行业共有纸机62台。根据市场需求的品种，结合纸机条件性能，按机台定品种。
定规格——生产品种定了，还要照顾到规格的平衡。公司每月一次召开企业、内外贸用户的平衡会议，确定下月的规格，组织生产。
定数量——主要是指在月度计划范围内，由于品种规格的不同、内外销的不同，因此，当月生产数量，一般在每月的工商衔接会议上确定。
定时间进度——根据已确定的品种规格数量，按客户的要货时间，确定具体生产进度。
定销售对象——部配产品及专项安排产品，产销直接见面。出口产品和出口包装用纸分别由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出口包装公司收购，商业包装纸由中文站收购。
定配比——由于原料集中公司，每个产品的用料根据产品质量要求，结合企业设备条件和原料供应可能，确定配比。企业按确定的配比用料，不得随意改变。
这一时期，由于贯彻“六定”对稳定生产，提高质量，加强生产计划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65年总产值达到25260万元，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96782吨，比国家计划170000吨增加26782吨。
“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司和基层企业的生产计划管理机构被冲垮，管理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秩序被打乱，部分厂停工停产，产量、质量下降。1967年比1965年的产量下降7.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生产计划管理由单项管理向综合管理延伸。由生产管理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1984年，公司加强企业的全面计划管理，拟订了9项计划管理制度。在计划编制内容中有长期计划、年（季）计划、月度作业计划，还有销售成本、消耗、物资供应、能源环保、设备更新改造等具体内容，使所属企业在计划编制中便于操作，统一规范。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公司把产品适销对路，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作为重点，并充实各企业的计划经营力量，以利加强调度，按需生产。
第四节 质量管理
解放前上海造纸工业，在质量上缺乏明确的产品标准，检测手段也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企业除对纸张尺寸和令重量予以控制以外，对其他质量要求则全凭老师傅的经验掌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以后，对各企业的组织体制进行整顿。建立了质量管理机构或专职质量管理人员，配备了必要的检测仪器，逐步制订了工艺规程质量检验制度和质量标准，开始对原料、半成品、成品按规定标准检查定级。通过质量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在职工中逐步普及质量指标的知识，扭转了操作工人以往在生产中只凭经验的随意性，促进了生产的稳定发展。如利华厂单胶纸的掉毛问题，通过稳定草浆蒸煮工艺，定装锅量，定碱的加入量，定液比和提高打浆的叩解度等工艺条件，提高了纸张的裂断长，使掉毛问题获得基本解决；又如天丰造纸厂生产的油毛毡原纸，通过规定原料配比及不同原料的打浆工艺条件，使裂断长由800米提高到1400米，终于达到了部颁标准。其他企业产品的质量也在原基础上得到普遍的稳定和提高。
1956年，公司为统一掌握与监督各厂的产品质量以及试验研究工作，成立中心实验室，根据部颁产品质量标准，对各厂的产品进行定期抽查和监督，指导各厂产品质量检查及化验分析，协助各厂培训技检、化验人员。中心实验室的建立，对推动行业的质量管理，提高技检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大跃进”（1958～1960年）时期，刚建立起来的质量管理制度受到冲击。质量管理一度失控，追求高产，粗制滥造，纸张成品率只有70.5％。纸张“黑、粗、厚”的现象严重。
1961年以后，上海造纸工业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整个造纸行业的生产在1957年以前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质量管理的各项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所加强。全行业每月组织各厂进行质量评比，分类、列等，评比结果每月向各厂进行通报。与此同时，举办质量流动展览会，组织企业间技术互助，质量会诊，经验交流，访问用户，争取协作等活动。形成了各厂在质量上相互赶超的热潮，使质量得到逐年提高。1961年平均总成品率从1960年的70.5％，提高到86.7％，平均合格率从1960年的74.67％，提高到91.86％。
1963年下半年，行业39个主要产品中，一类产品28个，占71.8％，二类产品11个。一类产品有了较大的提高，纸及纸板的成品率达到93.26％，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针对行业自制浆产量低，原料品种复杂，质量不稳定的薄弱环节，大力提高自制浆的产量与质量，简化与稳定产品的原料配比，从而使产品质量更趋稳定。1963年行业自制浆的产量达到63000余吨，占全行业总用浆量的41％，其中大量漂白草浆与布浆用于生产书写纸、凸版纸、打字纸、胶版纸，使这些产品在质量上都达到了部颁标准。使纸张合格率从88.7％提高到98.8％。
1965年，上海造纸工业遵照中央市委提出的“好字当头”工业生产方针，在全行业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在产品质量方面，从加强生产技术管理着手，抓了“三稳定”（纸机车速稳定、原料配比稳定、工艺技术条件稳定）、“三加强”（加强技术检查、加强生产前技术准备、加强设备管理）。质量有显著提高，消灭了三类产品。极大多数产品的质量达到和超过本厂或行业历史先进水平，江南造纸分厂的特白打字纸、国丰造纸厂的条纹牛皮纸、大中华造纸厂的拷贝纸等。出口产品成为国外市场的名牌产品。行业总成品率达到94.5％，比1964年提高1.12％，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产品品种方面，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品，同时根据国内外市场和国防、民用工业配套的需要，试制投产了华丽铜版纸厂的高光泽铜版纸、国丰造纸厂的柴油滤纸等10多种新产品。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10年，上海造纸工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都被当作“管、卡、压”而遭到破环，产品质量再度处于失控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逐步转入正常轨道。质量管理制度也得到逐步恢复。1979年5月，上海造纸工业贯彻了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制订的《造纸工业企业质量管理条例》。这一条例对质量管理的重要意义，质量管理的任务，质量管理的组织，原料、半成品、成品的质量管理，工艺设备管理，化验检查、标准化管理，质量教育、质量奖惩，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各企业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及各级人员的《质量责任制》，使质量管理工作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产品的国家标准、轻工业部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比以前更加完备，所有产品都有工艺规程，杜绝了无标生产，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产品质量。
1982年，上海造纸工业根据国家经委的要求，在行业内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把单纯的质量管理变为全面质量管理。各企业都成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或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对各厂领导及质量管理干部进行系统培训，并对职工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的各种工具，在各个管理点得到普遍的应用，促进了质量的提高、消耗的下降，让客户得到满意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职工针对质量中存在的问题或厂部目标方针中提出的课题，成立QC小组，通过PDCA循环工作法，使课题得到预想的效果。造纸工业公司定期召开成果发布会，表彰优秀成果，推动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深入开展。许多企业都对本厂的产品制订了创优计划。1979～1990年，共有6只产品获得国家银奖、18只产品获得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6只产品获上海市优质产品称号。还有许多产品由于品质优良，在国内外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如江南造纸厂的涂料印刷纸，宏文造纸厂的箱板纸，天章记录纸厂的静电复印纸，上海复写纸厂的复写纸，江明造纸厂的小卷卫生纸等。
第五节 设备管理
解放前，上海大多数纸厂是设备简陋，陈旧杂乱，技术力量薄弱，生产水平低的小厂。而规模较完整，布置较合理，设备较新者仅宏文、中版两厂。厂房建筑、工厂布局或设备条件有一方面之长者，亦仅大中华、标准、勤工数厂而已。那时，只求纸机能运转出纸，根本谈不上较完善的设备管理。因此，存在的问题较多。
就纸机情况看，全市共有纸机52台。其中长网机18台，圆网机34台（其中板纸机7台），机宽最大者为103”（2612毫米），车速最快者为120米/分，长网机中烘缸在10只以上者仅8台，日产纸10吨以下者7台。在所有纸机中，普遍存在带病运转，以及纸机各部能力不平衡，妨碍了纸机能力的提高。
就原料处理设备和制浆设备情况看，除了少数厂无纸浆蒸煮设备外，大都均有蒸球，全行业共有蒸球41台（其中5台已不能使用）总容积为882立方米，最大者为40立方米，最小者仅3立方米，约有1/3的蒸球在耐压安全上存在问题，只能用于低温浸渍废纸或手工竹浆。蒸煮总能力，年能力可达8万吨，而实际能力的发挥除蒸球本身安全条件的影响外，主要纸浆处理的漂洗、筛选能力不足，因而影响自制浆能力的发挥。
就水、电、汽平衡情况看，生产用水各厂均依赖就地凿井供给。但因地下水位下降，夏秋季节水量经常不足；供汽方面，各厂所有锅炉一般能力仅为1～2吨/时1～2台，除机修停机外，每月还要影响生产1～2天用于出灰除垢；供电方面，部分厂的变电器容量不足，限制了生产。
在设备检修维护方面，普遍缺乏机修设备。如天章、上海、海龙、宝山等十几个厂既无机修设备又缺少机修工人，经常因零部件损坏被迫停机。
就安全设施情况看，各种机器设备大都无安全防护装置，电气线路陈旧，操作极不安全。至于防尘、防毒设施，更是一片空白。
上述情况，在解放初期还无改变，以致事故频繁，产品质量长期不稳定，严重限制了生产的发展。1951年后，各厂在劳动局的指示下，安装防护设备，并更换调整了电线。1952年，各厂先后改善了车间通风降温设备，同时，各厂陆续组织了义务或专职消防队，添置了消防设备，进行了危险厂房的修理，使劳动条件有了改善，安全生产初步有了保证。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要求各厂建立设备动力科或专职设备管理人员，建立机修车间或配备一定的机修力量，使整个行业在设备管理上跨上了一个新台阶。1955年4月，部、局召开设备管理工作会议，推行计划预防检修制度，要求各厂建立设备卡片，对设备的移动、修理等随时加以记录，以反映设备的运转情况及备品配件的检修周期，为搞好计划预修提供可靠的保证。由于加强了设备管理，各厂的设备事故明显下降。设备也得到合理的使用，提高了运转率，挖掘了设备的潜力。全行业的纸机由解放初期的52台增加到59台。
“大跃进”（1958～1960年）中，各厂利用备品备件和旧设备，拼凑成纸机。3年间，投资不到200万元，全行业纸机增加到73台（不包括湿抄板纸），增产低档纸张上起了作用。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设备不平衡，如供水就严重不足。各厂原有深井共60台，1959年报废8台，部分厂由于深井出水量少，不得不使用自来水，不仅增加成本，而且影响居民用水。居民和公安局的反映很大。夏季被迫实行限制用量，造成减产。锅炉供汽也有困难，纸机增加了，但半浆机、成浆机却增加不多，以致造成浆纸不平衡。到1961年积极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设备不平衡的状态才得到缓解。
通过三年调整，在设备上不少进行了技改和大修，给予较大投资。仅1965年就投资了1178万元，大修了12台纸机，对部分纸机进行了改造，改善了纸机的性能，更新淘汰了落后设备99台套，为这一时期的生产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设备管理也陷于瘫痪之中。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于1978年根据轻工业部造纸局、上海市轻工业局颁发的《设备管理和维护检修暂行办法》结合本行业具体情况制订和贯彻了《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设备维修管理制度》，并指导和督促各企业付诸实施，使各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迅速得到恢复。1979年，开展全行业创一类设备和一类先进锅炉房的评比竞赛。通过2年的评比竞赛活动，加强了设备计划预修和巡回检查保养，整顿了技术档案资料，备品备件进行集中管理，并激励了广大职工对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工作的积极性，设备管理初步走上了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道路。1980年，各企业的主要设备完好率达到90％以上。事故频率普遍下降。全行业的30个锅炉房经过对口检查、验收，全部被评上一类先进锅炉房，实现了行业“满堂红”。
1982年，全行业开始企业整顿，各企业的设备管理根据企整要求，逐项加以整顿提高，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组织机构齐全，维修力量增加。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各企业均有一名副厂长或总工程师负责全厂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并设立了相应的专职设备管理机构和配备了适当数量的专业管理人员。部分企业设有设备动力科，多数企业设有技术科，专人负责全厂设备管理和计划维修工作。各企业机修车间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的生产班组还设有班组设备管理员，检查督促设备维修保养，在企业内部形成专群结合的设备管理维修网络。在维修力量方面，各企业根据设备拥有量和设备复杂程度，配备相应的维修力量，维修人员的比例，一般按企业职工总人数的18％配备。各级的职责范围比较明确：设备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制订全厂机械动力设备、压力容器的维修保养制度及设备使用规程、编制设备大修、中修计划，制订全厂设备的主要零部件易损件的备品储备定额，统管全厂设备档案图纸资料和设备调入、调出、更新、报废及设备事故管理的各项规定，定期组织设备检查，掌握全厂设备技术状态和设备完好率。机修车间按照预修要求编制设备月修计划，具体贯彻预修业务和备品备件的制作，负责全厂设备的维修工作。生产车间重点贯彻设备维修和保养制度，执行设备“谁使用谁负责保养”的规定，加强职工技术培训，开展群众性的“三好”（管好、用好、修好），“四会”（会使用、会保养、会检查、会排除故障）活动，使设备经常保持清洁、润滑、安全。各企业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设备技术档案，建立设备卡片（台帐）进行分类、编号，对随机附件、技术资料、设备运行记录、历次修理验收记录、设备事故报告等资料，均由设备部门统一归档管理，对行业的主要关键设备，实行局、公司、企业分级管理。
1990年，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和轻工业部《轻工业设备管理实施办法》，制订了《上海造纸行业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共14章73条。对设备管理和维修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通过这一实施细则的制订和贯彻，使上海造纸行业的设备更好的实施管理、维修、改造和更新，为实行设备全过程的综合管理打下基础。
第六节 财务管理
建国之初，上海各私营造纸企业，有些虽有管理制度，有简易帐册，有成本核算，但仅是表面文章。多数数字虚假，帐实不符，难以反映成本真实情况。
上海造纸工业根据1954年9月2日中央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为依据，在申请公私合营过程中，相继进行清产核资。在此基础上，开始建帐、建制、建证工作，按期编制年（季）度财务成本计划和各类财会报表。按照中央财务政策、会计制度有关规定，逐步改革会计核算方式。会计核算采用记帐凭单制，成本核算推行一次简捷法，资金管理推行月度财务收支计划，成本管理实行费用控制，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采用以旧换新制度，使用费用限额卡，并贯彻科目负责制的形式加强费用控制。一季度费用一般不超过年度计划的25％。为加速资金周转，减少银行信贷，规定了各厂的资金周转期：分别为上海造纸厂35～40天，中国造纸厂25～30天，其余各厂均为20～25天。为使企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及时了解产品成本完成情况和能掌握本岗位的具体指标定额，于1955年以后，相继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以便于领导检查与群众的监督，加强了成本管理工作。
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厂企业管理开始倒退，生产管理放任自流，财务成本管理放弃核算监督，物资管理不计量验收，加之原料质量下降，价格上涨，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严重下降，成本从1959年起逐年上升，利润锐减。1960年比1959年超支7.95％，1961年又比1960年超支7.21％，在24个造纸企业中，有7个企业发生亏损，金额达279万元，亏损产品有33个，占经常生产品种的50％以上。
1961年调整时期，上海造纸工业面临原料紧缺，煤、电供应不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严重困难。通过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广泛发动干部和群众，大搞原料的同时，狠抓企业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针对物资进厂不计量验收，保管不善，浪费大，影响成本的薄弱环节，各企业从清仓核资着手，恢复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制订原料管理办法。为使会计核算形成定型和系统化，从1962年起，有8个企业实行凭单日记帐，其他企业实行甲型记帐凭单制，并充实明细帐册，基本上扭转了以表代帐，以单代帐的错误做法，严格了现金管理，坚决消灭空白支票，对出纳、审核、记帐都有明确分工；加强生产资金和专用资金的管理，二类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划分；对四项费用、大修理项目以及工料费等，健全二级明细帐、三级明细卡和控制卡片，进行限额管理；在物资管理方面，修订物资使用、转移、报废和盘存制度。恢复了月度成本财务计划，订立指标，明确方向，健全责任制，明确分工，归口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初步扭转了财务管理在“大跃进”中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1963年，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造纸工业的财务管理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1）在确定生产任务前，公司由计划、财务、生产、供销等科共同研究。根据各厂的机台性能和技术条件、原料配比安排生产任务，尽可能做到经济合理，避免企业在质量、成本、财务和设备利用等方面的矛盾和脱节。在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下达到厂。
（2）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综合平衡后的情况和有关生产计划、消耗定额、劳动工资等指标，考虑成本下降因素，分厂、分品种进行测算，分析成本降低水平，提出建议指标和方向，报经上级部门审批后，据以下达到厂，再经过企业与公司的反复平衡审查以后，落实定案。
（3）加强定额管理。各企业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建立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和对定额测定、化验、分析的责任制度，下达消耗定额指标，规定成浆率、煤、电的统一计算方法。
（4）健全核算制度，提高核算质量。在利华、中版等6个大厂中，普遍推行车间核算，配备核算人员，实行三级核算，其余各厂实行二级核算。公司先后修订补充了造纸行业成本计算规程，大修理及各项费用补充办法，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目录等。在年度中，组织各厂进行自查或互查财务、成本核算工作。从而提高了核算质量，做到只只产品都能计算单位成本。
（5）开展群众核算工作。首先从健全核算组织，充实人员，明确职责范围着手。全行业配备了92名核算员，又通过民主推选，领导批准的方式，发展了大量的工人核算员。公司在调查研究后，制订了车间核算员的职责范围。健全了核算组织。在此基础上，举办核算员培训班，师资是从各企业中请来7位财务科长，轮流担任讲师，从理论结合实际出发，自编教材。通过培训，提高了核算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开展群众性的核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开展厂际成本评比。在开展成本赶先进的工作中，公司先后与外地40个地区建立了经常交换成本资料的关系。根据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排队，初步提出赶学对象，组织各厂挂钩联系。进一步摸清情况，找出落后的主客观原因，提出赶先进的意见和措施，报经公司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赶外地全部产品成本的有4个品种；即利华出口书写纸、宏文箱板纸、大中华漂白稻草浆和中和的漂白布浆；第二类由于客观情况不同，仅赶个别成本项目的有10项；第三类决定不赶的有9项；第四类是已经赶上的有利华书写纸、万利和天丰的油毡原纸等3个品种。通过各厂的努力，取得一定成绩，大中华厂的漂白稻草浆赶上杭州华丰厂、中版条纹牛皮纸、大中华#4凸版纸、有光纸等三个产品，全部成本分别赶上天津广开厂、辽宁营口纸厂、江苏利用纸厂；神州内销单胶的用浆量，也赶上了杭州华丰厂。1965年起，初步试行托拉斯形式的工业管理。在不改变公司、企业性质的情况下，将各企业的业务性工作集中到公司统一管理。原料供应采购、产品销售业务统一由公司结算办理，流动资金由公司集中使用，税利由公司统一上缴，主要原料及水、电费用一概由公司统一支付。采取这一形式的集中管理以后，一是有利于原料质量的提高，价格的降低。如废纸以往由各厂自行采购，一般选损在5％以上。公司统一收购以后，严格按标准验收，基本上可以直接投料，一般的选损仅在0.5％以下；在价格方面，由于严格价格政策，全面掌握原料情况，合理原料之间的比价，使原料价格不断下降。二是有利于资金统一安排。公司可视各厂资金使用情况，掌握轻重缓急，全面安排，保证行业的重点和关键性项目实施。三是有利于原料的统一筹划。原料由公司集中储备后，各厂只需保证近期生产的少量储备。公司可根据原料来源特点，全面安排，既考虑当前生产，又结合长远打算，储备量可维持6个月左右，这样可避免各企业因原料供应脱节而影响生产，同时也解决了各企业的资金、场地等困难。但这一管理形式实行不久，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撤销。
“文化大革命”时期，财务管理工作又陷入混乱状态。在反对所谓“管、卡、压”的幌子下，各企业的资金、物资、成本财务等规章制度和经济核算、月度收支计划都遭到破坏，摧垮了财务管理基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拨乱反正，才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和行之有效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企业除严格控制成本必须按计划消耗定额和费用定额执行外，并每月考核产品工厂成本及工厂利润。从1980年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各企业的财务管理通过全行业的企业整顿，有了进一步加强。实行全面经济考核与经济责任制相结合的考核办法，把产品、消耗、费用、成本等经济指标与考核奖励紧密挂钩。
1986年12月，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从行政性公司转变为企业性的“上海造纸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以后，从1987年起，公司向上海市财政局和轻工业局实行了综合承包。承包基数为年上交利润6058.5万元。同年由公司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钩的工资总额包干。承包基数为实现利税20094.6万元。公司与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办法，以合理解决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1986年起，公司和企业相继设立了审计机构。审计工作的开展、对维护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七节 物资管理
解放初期，上海造纸工业大多数企业物资管理基础薄弱，各类物资的收发保管缺乏应有手续和规章制度。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随着全行业的主要原材料实行计划供应，物资管理工作逐步得到加强。1955年公司增设供销科，各基层企业亦相应设立供销科或供应科，负责全厂生产、建设、检修、科研等所需物资的供应和保管工作。按国家计划有关规定，根据企业生产、检修等所需的各类物资，开始编制申报年、季、月的物资供应计划，并逐步建立起各类物资的收发帐册，至1956年对主要原材料开始实行定额管理，辅助材料采取限额供应，低值易耗品推行以旧换新，并普遍制订了原材料，危险物品等收发保管制度。
“大跃进”时期，上海造纸行业的物资管理制度受到冲击，进厂物资不计量验收，尤其是原料、燃料、碱液采取毛估估倒轧帐结算成本，部分企业计算每月原料耗用量有一条固定公式：产品入库量×单位固定用浆量÷固定成浆率÷估计拣选耗损率士场地观测数。有的企业原料进厂贪图方便，好料次料，规格品种任意堆放混淆不清。生产部门用料不按工艺规定配比的原料品种领料，擅自剔瘦拣肥，东拖西拉，先进不能先用，使原料不能得到合理使用，影响了产品质量和成本。有的企业原料堆放在露天。马路仓库，四无遮拦，日晒雨淋，霉烂盗窃迭有发生。1959～1960年彭浦仓库的8000吨破布鞋底，由于保管不善，霉烂损失达8％。万利造纸厂的百分之八十原料堆放在马路上，有次测定，在4小时内。计有56个拾荒小孩偷拾原料，并卖给附近的废品商店后，转手再卖给该厂。中泥厂碱液露天储存，不加封盖，日晒雨淋，变成碳酸纳，该厂在1960年浓度30％的液碱浪费1310吨。
1961～1963年，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公司组织发动造纸行业的全体职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动力，抓物资管理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物资管理不善，浆、碱、氯等消耗高、浪费大的薄弱环节，整顿物资管理秩序，恢复、修订和建立原材料在采购，运输、检验、入库、保管、使用、回收等各个环节中的各项管理制度。并在当时上海造纸工业原材料供应处于紧缺的情况下，公司对各基层企业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实行集中掌握，统一调度，采取按计划产品品种，原料配比分配使用。3年中，各基层企业在广大职工积极努力配合下，物资管理工作有了明显改进，初步扭转了以往存在的“三糊涂”（浆糊涂、煤糊涂、碱糊涂）现象。
1964年，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重点抓物资管理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原材料实行二级计量验收，液体化工原料装置标尺计量。煤炭推行分批堆放、分班计量使用。原料采取划区定位，分类堆放，树标立卡，先进先用的管理办法。材物料仓库推行“五五化”摆放（成行、成方、成串、成堆、整齐），做到架子化，标签化。原材物料实行循环盘点。大中华造纸厂规定原材料每隔三天盘点一次，非定额材料分月盘点、推行三定（定人、定时、定物）循环盘点法、使原材料的盘盈盘亏情况明显减少。在年终盘点辅助材料时，仅发生三笔盈亏，差数极少，帐、卡、物相符程度达到99.9％。对废旧物资实行综合利用，充实废品仓库管理人员，把有生产技术经验、勤俭节约的老工人调去负责整理废旧物资，进行分类，折洗、修复，并与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相结合，鼓励生产部门尽量利用废旧物资。宏文造纸厂在当年利用废旧物资节约资金达4.8万元，万利造纸厂在一次大修理中利用回收的螺丝、凡而、管子等物资，节省费用1200元。由于各项物资管理措施落实，1964年的主要消耗定额有了下降，全年节约纸浆1890吨，碱755吨，氯173吨，煤17344吨。
“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资管理的各项制度亦被视作“管、卡、压”批判，工作受阻，管理混乱。
1979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对行业的物资管理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原料供应和储存，以公司供应站为中心，全行业的原料实行“三统一”，即统一组织平衡，统一采购储运，统一分配供应。主要采取二种形式。一是供应站直接经营的原料——进口木浆、国产商品浆、棉纤维及野生纤维原料。二是由供应站组织对口使用厂自行采购调运的原料，主要是市内、市郊的废纸、稻麦草和废木材等。五金材料实行集，中供应及储存，是年3月在中国版纸厂设立了“东区五金材料中心仓库，”凡东区8家造纸厂需要使用的五金材料均由该中心仓库组织供应。这对加速物资流转，压缩流动资金有利，但对工厂维修配套使用，也常有不便。
1982年随着上海造纸行业企业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物资管理工作日益加强，至1985年各类物资从收发、保管至使用均建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制度，管理工作已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制定物资消耗定额，部分企业已开始运用统计分析法，以经过分析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结合节约物资的各种先进经验来确定定额，并实行定额归口管理。主要原材料、专用器材消耗定额由工艺技术部门负责；储备定额由供销部门负责；资金定额由财务部门负责。对物资库存管理，部分企业开始学习和应用A、B、C分类控制法和价值工程分析法进行管理，以合理物资储备，加速流动资金周转。
1988年开始推行目标管理，各基层企业相继建立科长、班组、个人的经济责任制，制定了具体考核细则和奖励制度，以进一步促进物资管理工作的改进。
第八节 安全管理
解放初期，上海造纸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由于厂房设备条件差，管理基础差，劳动环境差，安全防护设施差，以致不安全因素很多，事故频繁，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着手安全机构的建立，各项安全制度的制订和安全设施的改善，使整个造纸行业的安全生产逐步得到了改进。
一、组织机构
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开始仅管理上海4家和浙江2家，共6个造纸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尚属起步阶段，因此，未单独设安全管理机构，公司生产科配备专职安全技术干部负责行业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各厂设立专职安全干部。
1956年，随着合营企业的增加，安全管理业务范围扩大，公司增设安全技术科，由经理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检查督促各厂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各厂也相继设置了专职或兼职安全干部，与此同时，部分企业还成立了义务消防组织，配备兼职消防管理人员以加强消防工作。
1957年，公司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机构，撤销安全技术科，专职安全干部列入劳动工资科编制，人员较前减少。至1964年底，行业基层企业共有安全干部30人，初步形成一支专业管理的安全技术干部队伍。公司根据各厂所在地区划块，先后成立四个安全互助组，协助公司开展行业的安全管理工作。
196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生产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行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有所加强，各厂有分管安全的领导，车间也明确由一名领导分管安全工作，班组建立安全员制度，安全管理网络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1966～1976年，公司和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和其他各项管理工作一样受到严重冲击，整个行业的安全管理和劳动保护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1977～1980年，行业的安全管理工作进入恢复整顿阶段。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及上海市轻工业局《加强安全机构，充实干部力量》的意见，行业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得到加强，公司专职安全干部由1人增加到2人。各厂都由1名副厂长分管安全工作。1978年后期，三个党委厂先后成立了安全科、总支厂，在专职安全干部配备上也相应加强，其他厂都设了1名专职安全干部。行业安全于部总数达到54人，车间以上兼职干部69人，班组安全员982人。这样，从上到下，基本形成专职成线、群众成网的安全管理网络体系。
1981～1990年，公司及各基层企业的安全管理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公司专职安全干部增加到4人，基层总支以上企业都成立了安全科，其余各厂专职干部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到1990年，行业专职安全干部增加到70人。
1986年，上海造纸公司转变为企业性公司后，为了贯彻安全工作“从严、从紧、从细、从实”的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层管理”的机制，在公司领导下，下设安全系统工程研讨组、
劳动保护监测站，由企业安全干部组成的互助组改为劳动保护监督组，行业安全管理开始步入现代化安全管理的轨道。
二、制度建设
上海造纸工业安全管理的建制工作由公司到基层企业都经历了一个由粗到细、由简单到完善的过程。1954年，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逐步开始建制工作。至1956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通过贯彻国务院颁发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即“三大规程”结合行业的具体情况，组织各企业相继制订
了《一般安全操作规程》、、《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以及防火等安全制度。除此之外，各基层企业根据各厂的不同情况，也制订了一些补充的条例和规定。如定点吸烟制度、劳动保护用品发放标准等。“大跃进”开始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保护群众的革命行动，对部分安全制度的执行有所放松。1963年，安全管理与制度建设被重新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内容涉及到安全管理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关于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关于安全生产的定期检查”，“关于伤亡事故的调查
和处理”“关于安全生产教育”，即“五项规程”。自此，行业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工作较之以前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新的发展，安全管理制度有新的完善。职工三级安全教育制度、特殊工种培训持证上岗制度、定期安全检查制度和事故处理的三不放过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制度和发放标准，以及保健食品享有范围等，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和健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全管理工作陷于瘫痪状态，很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在整顿恢复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同时，各项安全制度也同时得到比较全面的恢复。
1981～1990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企业整顿工作，公司和各基层企业通过企业整顿，对各项安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是整个行业安全制度建设的黄金时期。进入80年代的后期，公司改为企业性公司，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把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到系统工程的高度。公司安全系统工程研讨组先后制订、补充、完善了相应的规定和制度，主要有：建立和完善行业统一的安全基础管理台帐11种；修订和统一《上海造纸公司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修订和完善《上海造纸公司安全生产考核奖惩规定》；制订和修订《上海造纸公司基建、技改、土建项目有关安全卫生消防管理工作暂行规定》；进一步完善《上海造纸公司厂内机动车辆管理规定》；统一《上海造纸公司安全用电检查表》；完善和统一《上海造纸公司移动电具安全管理规定》；制订《上海造纸公司高处作业分级安全管理规定》；规定企业承包经营中的安全管理注意事项；规定企业劳务用工和劳务承（发）包中的安全要求。
此外，各单位结合实际需要，还制订企业内部若干针对性的安全管理规定、制度和办法。这样，在全行业形成概括面广、内容完整、可操作性较强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系列。
三、安全实施
1.劳动条件与劳动环境的改善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后，到1956年，各基层企业对各类设备的转动部分、高空作业走道都安装了防护罩及防护拦杆，防止发生意外伤亡事故。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大搞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各企业都把改善劳动环境，减轻劳动强度列为重要内容之一，将原材料运输中肩背人扛的繁重劳动由运输带，运输车或管道传送所替代，或采用结构简单的单臂式起重机，大大减轻了搬运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在动力设备上，将固定炉排改为活动炉排，将手拉炉门改为脚踏炉门，以及加装自动出灰器等，减轻了司炉工的劳动强度。
在改善劳动环境方面，各纸机烘缸封头包石棉板，切布机、切草机安装除尘设备或密封室，以降低室内温度和灰尘。夏季防暑降温，冬季防寒保暖措施也得到了改进。通过这些措施，使职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较之解放初期有了明显改善。
1963年以后，贯彻基建、技改项目、竣工验收安全“三同时”和生产、计划安全“五同时”的方针，使各项安全设施的落实得到可靠的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方针的贯彻得到进一步加强。
2、安全检查
1963年后，行业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安全生产定期检查，除查事故隐患以外，还查思想、查领导、查纪律、查制度，或针对某一方面问题进行专题检查。检查方法有专业人员检查，也有组织领导、安全干部、群众三结合检查组，层层发动，通过对口检查，找出不安全的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分别落实整改措施，做到定人员、定时间去完成。通过定期安全检查，对排除事故隐患，保证安全生产起到很大的作用。仅1979年，全业通过检查，共查出各类问题3283条，通过整改到年底共解决2925条，整改率达到90.3％。同时，为做到安全检查经常化、制度化、公司专门印发了整改检查月报、能及时掌握情况，对整改进度不快的单位，可以及时进行督促以巩固安全检查的成果。
3、安全教育行业的安全教育工作，随着安全管理工作的日益完善也逐步完善。在50年代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新颁发或制订的安全制度。
1963年后，安全管理网络初步形成，新工人进厂或工作岗位调动，实行厂部、车间、班组的三级安全教育，事故发生及时召开事故分析会议，认真落实“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的“三不放过”原则，通过实际的事故和教训来进行生动的安全教育，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则是通过定期举行的小组安全活动来学习安全方针政策和本组的安全生产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每年一次的安全知识考试。这些教育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坚持不懈。政府规定的“安全活动月”和“安全活动周”，更是加强安全教育的好时机。通过这些教育，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意识，逐步树立了“安全第一”的思想。
4、安全竞赛上海造纸行业在学大庆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结合有关安全和文明生产的要求，开展竞赛、评比活动。竞赛的主要形式有：
安全生产单项竞赛包括“百日无事故”竞赛、“一天三好”安全竞赛、“安全红旗”竞赛、“对口赛”等。1979年上半年统计，通过竞赛行业中有355个班组实现了百日无事故，占行业班组总数的36.3％。宣传教育好、执行制度好、事故管理好的“一天三好”安全竞赛，在评比时，采取车间之间、班组之间互相检查，每季评比一次，年终进行总评，优胜者发给流动红旗，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有的企业在生产竞赛中，如发生重大事故，对事故责任者和有关班组、领导都要扣奖，对全季无事故的班组或个人给予加奖。这对各班组重视安全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通过一类锅炉房竞赛，健全了管理制度，促进了锅炉安全管理和文明生产。全行业所有锅炉都建立和健全了锅炉安全操作制度维修保养岗位责任制度，锅炉事故大为减少，文明生产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少锅炉房大为改观，面貌焕然一新，竞赛也推动了锅炉消烟除尘，改善了环境污染。各企业锅炉排烟黑度已达到林格曼图一级标准，每立方米含尘量低于200毫克。
四、伤亡事故
1950～1990年，造纸行业系统共发生人身死亡事故42起，其中高处坠落8起，机械伤害15起，触电5起，坍塌4起，交通3起，中毒窒息以及灼烫等7起。发生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制度的为22起，占总数的52.4％，其次是设备缺陷和缺乏防护措施为13起，占31％。
五、重大火灾事故
1978～1990年，上海造纸工业系统共发生重大火灾事故7次，火警苗子146次。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违章作业3起，占总数42.8％；缺乏防火设施和电气设备失修4起，占57.2％。
相关地名
上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