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濒临破产边缘的上海造纸工业获得新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贸易处内设置代理部，收购工厂库存成品。6月1～9日收购天章、江南等7厂新闻纸6152令。6月9日后由新成立的国营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收购。到8月底共收购22789令，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第四季度华东工业部与贸易部门商定，由商业部门供应原料向纸厂换纸。化工原料公司也与造纸工业同业公会订立每月以漂粉3000箱（30万磅），换取纸张的合同，为期3个月。市贸易信托公司与天丰纸厂订立以方块布2400箱（每箱39磅）换取白报纸920令的换货合同，12月，上海市进出口公司向天章纸厂预订新闻纸200吨，向大中华纸厂预订新闻纸75吨，均预付货款总额的55％。经过短短几个月，上海造纸工厂陆续开工。9月中华制纸工厂更名大明造纸厂，10月人民印刷厂（542厂）出租原日商井上制纸所给新和造纸厂，11月中华制纸一厂改为金城造纸厂，3厂相继开业。当年，已有24个厂恢复生产。经济效益逐月好转，10月份终止亏损，11月起开始盈余。
  1950年“二六”轰炸，供电减少，生产又遇困难。停工厂占70％，20％以上工厂陷于半停顿状态，4月份产量仅330余吨。少数资本家有消极行动，有的甚至弃厂去港。海龙、大信、晋丰三厂资方，分别将厂售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后勤部、江西赣县人民造纸厂、江苏镇江大东造纸厂；工人以自觉减薪，部分暂时遣散，整修车间改装设备等积极行动，协助资方共渡难关。6月电力好转，生产趋向正常。下半年起人民政府对各厂进行加工订货，造纸行业产品遂有更新换代的条件，扭转解放前以生产连史、毛边、海月等纸为主的局面，1950年老品种仅占年总产量的4％，增产道林、白报纸、牛皮纸等品种，大明造纸打字纸，中国水泥公司造纸部水泥袋纸均试制成功。1950年全年盈余500亿元（旧版人民币）。1家专以制造商品浆的友联木浆厂开业，职工43人，日产机械木浆1吨。1951年纸及纸板产量5.25万吨，为1949年的2倍半。盈余极丰，利润率为33.70％，有的厂利润已经相当其资产总值，称为“难忘的1951年”。与此同时，造纸行业中陆续出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
  1950年2月三野后勤部以24亿元（旧版人民币）购买老海龙纸厂，经过短期整修于4月运转生产，定名勤丰造纸厂，为部队用纸服务，此为上海造纸工业中第一家公有制企业。年底，中国版纸公司实行军事管制。1951年3月，天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积欠客户款为数甚巨，无力清偿，总经理刘季涵与债权人，人民印刷厂、解放日报社等6个单位取得协议，将东厂作抵人民币300亿元，除抵偿订货欠款外，余10亿元作为私股投资，占全部股份360亿元之2.78％，双方签订草约，改组为公私合营利华造纸厂，由华东工业部于3月10日派员接办。1952年10月天丰造纸厂没收反革命分子股份后成为公私合营。造纸工业的公有制成分逐步扩大。1951年，国家行政机构采取措施，缓和上海纸张紧张情况，打击纸商投机外流的行为，对私营造纸厂第四季度生产作了安排。新闻纸全部由中百订货，新闻纸以外的薄纸，中百订购70％，其余30％由纸厂在纸交易所自销，黄板纸全部由中百包销。对于30％的自销部分，亦由纸交易所掌握分配给“专业彩印业、铅印业、文教用品业、纸盒业、卷烟业”等6个用纸行业。自销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已经在国家控制之下进行分配。政府安排任务，已从加工订货发展到初步包下来的阶段。私营纸厂的生产开始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2年3月“五反”运动开展，7、8月定案，核定私营造纸厂30户违法所得应退金额为550万元，占全市私营工业退财总额的3.36％“五反”后，订货检查加强，资本家认识到不改变生产关系企业经营难以完善。1953年，中和等15家造纸厂联名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产品由商业部门全面包销。1954年1月5日江南纸厂与益中纸厂合并，并批准为公私合营。4月1日宏文纸厂批准公私合营。接着中泥、大明、中和、华丽等厂先后批准公私合营。由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领导。10月25日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确定为一级管理机构，领导勤丰、中版、利华、天丰4家公营纸厂。翌年5月21日市二轻局将江南总厂、分厂、宏文、中和、大明、华丽等6家纸厂移交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10月1日其余24家私营纸厂经政府批准成批实行公私合营。采取单独合营为主，合并合营为辅两种形式。职工在百人以上，管理机构较齐全者单独合营，有海龙、光中、国丰、合众、上海、宝山、大沣、中国、天章、大中华等10厂，职工在百人以下的小厂，有大公、永安等14家，并为6个单位。建中造纸厂机器修理部并入大明纸厂修造部，成立独立经营的建明机器修配厂。
  造纸工业全行业合营后，全归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公司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统一采购原材料，合理安排品种到机台，充分发挥各机台的特点，促使生产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良好状态。1956年国家投资425万元，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当年修复8台闲置纸机，并改两班制生产为三班半制，产量遂迅速增长。1956年纸及纸板产量12.16万吨，比1955年增长42.4％，品种不断增多，1956年经常生产的品种有64种，以造印刷、书写、包装等用纸为主。中泥造纸厂用废木料生产硫酸盐木浆，以100％自制硫酸盐木浆代替进口牛皮木浆制造水泥袋纸获得成功，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在各种品种中高级印刷书写纸占13％，中级印刷书写纸占30％，包装用纸占37％，建筑用纸占8％，工业技术用纸占8％。打字纸、涂料纸、印刷纸、牛皮纸、白板纸等均在全国同行中领先，出口国外受到好评。1957年建立了造纸机械修配厂，作为全行业的机器设备大修理及备件制造中心。1957年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4.11万吨，比1956年又递增16％，为1949年产量的7倍，占当年全国机制纸总产量的16％，提前1年2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纸及纸板的产量任务。
  1958年1月根据工业管理体制的改变，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及所属造纸厂、修理厂等共26个单位由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局下放上海市轻工业局领导。
  1958年全国出现“大跃进”势头。为发挥设备潜力，提高产量，减轻劳动强度，促进生产发展。上海造纸工业掀起了以机械化、目动化、连续化、管道化（以下简称四化），新工艺、新技术（以下简称二新）为中心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以下简称双革）群众性活动。1958～1960年共实现革新项目3540项。其中带有行业性意义的69项。“二新”、“双革”结果，把上海造纸工业机械化程度由1959年的54％提高到1960年的69％，有1404人由原来手工操作转化为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节约劳动力909人。革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扛、抬、背等笨重体力劳动。1958年，江南、利华等纸厂在“双革”中试用锥型除渣机，对草浆的小节点去除力很强。利华厂采用50％漂白草浆制造单面胶版纸，为草类纤维制造好纸闯出了途径。新工艺、新技术的创造和发展，扩大了产品品种。1958年以前的9年共试制成功新产品35种，生产品种共60多个。1960年底产品品种已达120余种。从而加强了出口能力。1957年出口纸张15000吨，至1960年扩大到23000吨。
  但由于“大跃进”中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产量，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纸张水份步步上升。有的厂生产的薄纸水份高达15～20％，箱板纸水份高达30％以上。各类纸张还普遍出现了“黑”、“粗”“厚”的状况。这些低劣的纸张，不仅造成各厂自身经济上损失，也造成社会上的严重浪费。同时由于车速不断加快，纸机超负荷运转，时常发生断轴事故，应修不修，带病运转，导致事故频繁，运转率低。1958、1959两年全业平均每天每台纸机运转时间不到20小时，大大低于1957年的22.5小时。烘缸锅炉等压力容器，也在超负荷情况下运行。上海、华孚新、大明、勤工、合众、光中等厂因锅炉事故停产达3000小时。失却控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浪费，1959年用浆量比1958年上升4919吨，1960年又比1959年上升327吨。成本大大超支，可比产品成本1958年比1957年上升0.58％，1959年比1958年上升3，1960年又比1959年上升7.95％。全业利润减少。1958年全业利润为4543万元，1960年利润仅2710万元。部分厂还出现亏损情况。1960年7月有8个厂亏损60余万元。
  1961年开始，根据压缩工业战线，合理安排生产的方针，制订年产纸13万吨的计划（年终完成13.06万吨）比上年下降40％，全业75台抄纸机停开20台，停停开开6～7台，正常运转的48台。9月份光中、天丰、上海绝缘纸厂等3个厂全部停产。为克服造纸原料严重紧缺的困难，宝山纸厂，由厂长带领部分工人赴江苏镇江与正在建设中的镇江制浆厂协作，临时生产部份苇浆，支援上海。其他停产厂的职工（除部分技术工人外）分别调往湖州、松江等原料基地或至崇明参加围垦。1961年湖州、松江两厂共供浆15000余吨。1962年松江县属光荣纸料厂被接收为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的制浆厂，翌年2月增添两台蒸球，生产亚硫酸盐草浆，年产可漂草浆9000吨左右，利华、江南、大中华（今新华）等厂，加强制浆技术设备改造，提高自制草浆的质量，1961年12月利华厂正式生产净制草浆，日产从开始时的6吨，提高到1963年底的20吨左右。1962～1963年两年共生产净制草浆4000吨。其中3500吨配用于出口产品。江南厂在1962年冬新建草浆处理流程，生产漂白草浆抄造书写纸，到1965年漂白净制草浆年生产能力已达5000吨左右，9月份，设立中泥纸浆厂，利用废木料制造硫酸盐木浆，10、11、12三个月生产硫酸盐木浆1953吨。迨1965年底上海造纸行业已拥有两座专业制浆厂，年产纸浆18000吨左右，实现上海无专业纸浆厂零的突破。
  上海纸品复制厂1960年11月由上海市文教用品工业公司移交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领导。1961年6月又有文化纸品厂、中国标准纸品厂、公信帐簿印刷厂、良益纸品厂、上海绝缘纸厂等5个厂划归造纸工业公司。1962年7月马江晒图纸厂（今感光复印纸厂）归口造纸工业公司，壮大了加工纸生产能力。60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防工业、无线电仪表工业的发展，许多自动化记录仪器需要各种技术加工纸的配套。国家科委、中央轻工业部确定上海组建技术加工纸中间试验工厂。上海市也把技术加工纸作为“上海18项新技术”之一。由华丽铜版纸厂厂长孟宪荣负责，组织筹建工作。1963年11月1日筹建处提出“组织技术加工纸中间试验工厂”计划任务书。196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复同意，并提出试验完成后转为年产1000吨的技术加工纸生产厂，投资270万元，定址青浦县朱家角镇。1965年5月，征用土地9.428亩，开始建厂。定厂名为地方国营朱家角造纸厂（今三五纸厂）。1966年竣工投产。生产力、光、电、热、化学等类型技术加工纸，为军工科研生产服务。至1985年，即先后试制投产了国家紧缺的37个新品种，军民用户，遍及全国。
  1965年8月23日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将文化纸品、良益、中标、公信4厂划归上海市文化体育用品工业公司领导，同时，接收经过上海技术局投资进行技术改造的现代记录纸厂（今天章记录纸厂）作为生产记录纸的专业工厂，并与中标厂对调厂址。该厂拥有独占优势的绘图、照相和制版等人才。上复、马江、记录纸厂的划入，为上海造纸工业发展加工纸聚集了设备与力量。1965年底全业有24个造纸厂，2个制浆厂（年产纸浆18000吨），连同各厂自制浆，合计年产纸浆7.5万吨左右。浆纸不平衡状况有了明显改善。1965年国家分配给上海造纸工业的商品浆减少到27％，73％的纸浆（包括生打浆）由本行业自行生产或采购。华丽、上复、马江、朱家角（三五）等5个加工纸厂，年产加工纸约5000吨。经过数年调整，上海造纸工业已形成浆、纸、加工纸生产一条龙雏形。
  1961年在设备长年失修的情况下，利用开工不足的有利条件，认真进行行业性的设备大检修。并根据机台性能和特点，采取保证重点，和择优安排生产的原则，既减轻了原料压力，又扩大了出口产品，产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打字纸在中轻部的“全国名牌产品选拔赛”中名列前茅，被评为八大优胜产品之一。1961年全行业不仅完成中轻部下达的14450吨出口任务，而且通过扩大机台增加出口品种的措施，还完成地方出口任务9825吨，全年出口交货总量25874吨。是年，还试制成功外文版毛选专用布纹纸、高压电力记录纸、水彩画纸等14项新产品。
  从1961年起，还有计划地对全行业的打浆设备进行改造，较好地解决了全业长期存在的打浆与抄纸不平衡状况。神州造纸厂使用大型封闭式螺旋浆机后，每天打浆能力相当于4台250公斤荷兰式打浆机，节电75％、占地节约56％。在全国造纸工业技术成就总结会议上得以推广。是年，还耗资36万元，对循环不良、制浆能力差的全业165台荷兰式打浆机中的82台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打浆能力50％，使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过1961～1963年有计划有步骤的设备维修工作，迨1964年全业已修复失修设备近千台，在此基础上建立记录卡等“四落实”设备管理制度，设备事故大为减少，8月份纸机平均运转时间已达22∶24，接近1957年22∶30的水平。1965年大力发展高频疏解泵，首次生产40多台，为进一步改善落后的打浆设备摸索了经验。当年全业有7条流程采用高频疏解泵，大大提高打浆效力节约了占地面积，节约了电力。经过几年调整、更新、充实等举措，纸张产量、质量、品种都有很大提高。1962～1965年的4年中纸及纸板产量以每年平均12％的速度增长。
  1958～1965年，上海造纸工业系统工厂企业变动比较频繁，在不断调整中前进。
  崇明浆厂设备安装后，因芦苇原料没落实未生产就撤销了该项目；标准造纸厂开始并入中国版纸公司，1965年又分开独立经营；大沣造纸厂初并于破布加工厂、金属丝布厂、时光拉丝厂合组成的上海造纸铜网厂，1965年又分立；上海纸品复制厂1960年11月从文教系统并入后，1965年又划归文体系统，不久再划入造纸系统；上海绝缘纸厂从文教系统划入不久，即在调整中关闭；文化、中标、公信、良益、中国晒图行1961年6月从文教系统划进，1965年8月23日重新划归文体系统。1966年1月大明造纸厂分厂与总厂分立，成为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定名为江明造纸厂。4月1日成立上海市造纸工业研究所。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发展，上海造纸工业的生产日趋正常，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逐步有了增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造纸工业刚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再次被打乱。生产下降，事故频繁，7、8两月发生伤亡事故189次，比上年同期130次（无死亡事故）增加45％，3季度又发生一次死亡事故。1967年1月24日造反派对全业所有单位的领导实行全面篡夺。之后，部分厂接踵发生武斗，7月份江南厂发生两派武斗和冲厂事件，有100多人离厂“避难”脱离生产42天。8月，人民造纸厂发生绑架人质，全厂停产6天半，同月大明纸厂停机62天，，利华厂厂内发生激烈武斗，全厂停产一星期。宝山造纸厂8月7日发生武斗后，于8月26日和12月1日又连续2次爆发武斗，是造纸行业中武斗停产次数最多的一个厂。不断的停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1967年的产量比1966年减少14351吨，下降7％。
  1968年1月29日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10月份，造纸、木材两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造纸木材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1967～1971年的5年中，生产始终不稳定，年产量长期徘徊在20万吨左右。5年中平均年产量205635吨，低于1966年的208691吨。平均下降0.9％。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谬的批判所谓“束缚生产力”的“管、卡、压制度”使企业管理全面破坏，无政府主义盛行，各班操作自行其是，造成质量下降，纸机失修等严重恶，果。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并对全业主要设备63台造纸机进行了普遍调查，其中有46台必须大修，占73％。1977年上半年修复19台。利华厂2号机大修后，生产效力提高10％，质量好转。8月份，经中央轻工业部批准，上海拨款327万元，宝山厂3台纸机进行改造，日产量从改造前12吨提高到25吨，品种从单一牛皮纸发展到卡纸、板纸等10个，利润从每月4万元增加到20万元。学大庆、办大庆式企业推动各厂重新健全管理制度，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级责任制普遍建立起来。全业产品质量有显著提高的占12％，稳定的50％，波动的30％，差的下降到8％。
  1978年7月造纸木材两公司分开。成立新的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郭忠实任经理。同年10月虹口造纸厂考虑外销市场的需要，恢复原厂名神州造纸厂。翌年3月，百年老厂——天章造纸厂恢复老字号，同时期恢复老厂名的有宝山（武夷）、国丰（沪光）、大沣（沪新）、万利（东风）、中国版纸公司（红卫）、华丽铜版纸厂（上铜）、宏文、大明、华伦等纸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