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内容
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犯上海，造纸工业遭受重大损失。战前老厂大都设在沪东、沪南、闸北、浦东等地。这些地区处于淞沪战争前沿，厂房、设备、物资遭战争破环，仅竟成造纸厂设在“租界”得以幸免。
战争发生后，龙章厂停工，将机器拆迁重庆另建新厂复工。装载机器之民船70余艘中途遭日机轰炸，部分船只失踪，损失约40～50万元。其中上海的厂房、工房3次被炸、均被焚毁，其机器及原料等又被盗窃，总计在上海部分的损失共约70～80万元。
天章东、西两厂，东厂在战争中曾被日本军部占用。民国27年春，日本军部指令日商日华制纸株式会社与天章厂所谓“合作”。民国28年改组成为“天章长记纸厂”。名为“合作”，实被日方掠夺控制。
竟成造纸厂虽未遭破环。但因战后工人四散，工厂也被迫停工，厂屋作为难民所。民国27年春稻草来源较多后，该厂曾恢复正常生产。旋于民国31年7月，被日方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转给30万元股票的形式收买该厂，改厂名为江南制纸第二工场。
江南造纸厂也于民国28年3月25日，为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日军用票40万元的代价所收买（高资分厂除外），成为隶属于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日商企业，改名“江南制纸株式会社”亦称“江南制纸工场”。
上海造纸厂和光华造纸厂厂址设在战区，受到破环最为严重，厂房机器被毁，战事西移后，已无力恢复生产而停业清理，剩余机器分别处理后宣告结束。
宝山造纸厂厂区在中日两军剧战之处，故厂屋悉遭焚毁，损失约10余万元。幸机器等件安全运出。在“租界”区武夷路租得原为马棚的基地9亩，另建新厂，仅开1台纸机。为避免日方迫害，宝山厂曾以伪装买卖形式，将厂出卖给美商美泰洋行，改名为美泰造纸厂。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占领“租界”，因美泰既属美国产业，日方就作为敌产予以接管，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没有生产。
美商中国版纸制品公司，民国30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即被日军方占领，由日军交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管理。其余各厂，有的被掠、被毁，有的长期停工，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环。总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造纸工业11个厂（中版未计）有天章东、西两厂，竟成、江南、大中华、美锦等厂被日方侵占掠夺，龙章厂拆迁后方，上海、光华两厂毁于炮火，宝山厂被日军封闭，仅有森记（即源泰）造纸厂迁地生产而幸存，但其产量仅占11个厂的4.74％。
经历半个多世纪惨淡经营，初步有所发展的上海造纸工业几乎损失殆尽。在日军侵沪战争中，由于上海条件特殊，在战前老厂遭受摧残的同时，又出现大批新的造纸厂。当时，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尚未被日军侵占仍由英法等帝国主义统治。这就使“租界”成为一个“孤岛”特殊地区。沦陷区的地主、富农、退职官僚纷纷挟其资财涌入，其他避难人口也大量增加。人口集中，游资充斥，促成租界的市场繁荣。就纸张来说，战前老厂停止生产，洋纸进口又急剧减少，新的纸厂就应时而兴。在短短的七八年内，新设立19家厂，出现上海造纸工业畸形发展的现象。其中光中、神州、勤益、国华等4厂是抗战前夕便已筹办，当淞沪战争结束后，又重觅新址建办。这些新厂，大都规模小、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弄堂工厂”几占1/3，较小的厂仅有职工二三十人，造成上海造纸工业分散落后的格局。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对上海各被掠夺纸厂与日商纸厂予以接收。由经济部接收的有天章东、西两厂、大中华、金星、勤益新、美锦，日商开设的高林、新东亚、井上，日军管理的中国版纸公司等10个厂；由财政部接收的有江南、国华、竟成等3个厂。当年10月成立“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院并颁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根据《办法》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对被接收的敌伪企业分别作出处理，其中：发还原主的有美商中国版纸公司与宝山造纸厂2家；由原主赎还的有天章东、西两厂和江南造纸厂；由原主优先承赎的有大中华、国华、美隆（原为酒精厂，郑亦承购得后，筹建永安第一造纸厂）等3个厂；属于标卖的有美锦、勤益新、金星、竟成及日商开设的新东亚、高林等6个厂。
美锦厂由纸商董和甫标得，改名华丽铜版纸厂，勤益新由周子锐标得，改名为大沣造纸厂，金星厂由宋保林购得，改名为大信造纸厂，竟成厂由民丰厂购得后，将大部分机器转售给光中造纸厂。日商新东亚厂由马承祚承购，成立上海纸厂，高林厂由徐星祥、毛裕康购得，改名华孚造纸厂，后又改为华孚新造纸厂。另一日人开设的井上制纸所则由财政部中央印刷厂接管没有标卖。抗战胜利初期，由于战争结束不久，海外交通运输尚未全部恢复，洋纸还未大量进口，各纸厂资本家对恢复生产持积极态度。荣丰纱厂造纸部，在民国32年因原料缺少、电力限制，停工将近3年。抗战胜利后，即恢复生产。中和造纸厂排机工程，原来因物资缺乏进度缓慢，这时很快完成改建任务，2台纸机全部投入生产，并增加了新品种锡光纸。又从美国购进74”7辊超级压光机1台，纸机改产道林纸，经过超级压光加工成为名牌产品。海龙厂徐景贤将抗战末期购入的华章厂原有的熟铁烘缸圆网造纸机拆除，另行安装62”圆网造纸机1台，制造毛边、连史等纸。后又改为板纸机，另排60”×120”单烘缸造纸机1台，并相应地增添了打浆机等设备，对华章厂进行了扩建。勤工厂李坤泉将自有的柏油纸机运到厂内安装，制造牛皮纸和柏油纸。又向徽宁会馆租来空地10余亩，厂基扩大到20亩左右。在抗战胜利前夕，由废纸商毛裕康通过业务关系向日商高林纸厂借得烘缸与打浆机各1台，与印刷业赵叔安合伙筹建华安造纸厂，胜利后也投入生产，厂址设在周家咀路。这是抗战胜利初期上海造纸工业短暂的发展，时间半年左右。民国35年3月起，美纸又大量输入，廉价倾销，造纸工业又遭到严重打击。上海部分造纸厂在抗战期间曾仿造普通洋式纸张，在美纸倾销下，不得不仍造中式纸张。华伦造纸厂因为无力与价廉物美的进口纸张竞争，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将长网机拆去，改成圆网机，制造毛边、连史等纸，避免进口洋纸的压力。尽管如此，由于物价上升，成本高涨，上海造纸工业开始趋向停滞，出现减产、停工、歇业的衰落景象。民国33年1～8月向同业公会报告减产的有：永安厂5月份仅开工16天，晋丰厂因“被外资打倒”在5月份仅开工3天，荣丰造纸部8月份开工仅一个星期。中华厂在民国35年3月复工以后，在其4月20日致同业公会报告生产状况一函中，概括了当时遇到的困难：“最近生产无论制造那种纸张，均无法售出。只有愈造存货愈多，及至无力再造时唯有停歇而已。”9月份，中华厂放弃制造主要产品土烟纸，改制压力较轻的毛边纸，虽亦亏本，差胜于停工。到民国36年初，因原料、燃料及化工原料不易购到，流动资金不敷周转，于民国36年6月29日宣告停工。大陆造纸厂民国34年11月复工，因受美货倾销影响，无法维持，于民国35年6月8日宣告停业。同年10月解散职工，并将机器出卖给美商中国版纸公司。中国造纸厂亦是以生产土烟纸为主的厂，虽在华北有较好信誉，也终因不敌洋货倾销的压力，不得不在民国35年12月暂停生产。华伦厂以“开支逐步高涨，营业艰难日甚一日，原料已全部告罄无可维持”，于民国35年12月26日停工。为寻求出路，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于民国35年12月11日以总字第165函，要求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商辅导处解救目前危机，并条陈几项解救办法，其中包括提高进口纸张关税，减低或豁免原料进口税，低利贷款、减低捐税及取消外汇结汇期限等。民国36年2月，国民政府由于外汇存底趋于枯竭和在全国人民反对美货倾销的压力下，实行限额输入。由政府以每期一定限额的外汇分配给需要外汇的一些行业，由受到分配的行业，用以向国外订购原料或成品。从民国36年2月开始，每3个月为一期，分配给造纸工业45万美元。自斯以后，上海各纸厂由于有限额分配的低率外汇可得，能够借以维持部分生产，并利用分配所得的外汇取巧图利，因而在实行限额分配外汇以后，还能勉强维持。但因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捐税繁重，物资奇缺，从而使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影响各纸厂的生产经营。民国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和实施限价政策，上海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以至全面崩溃。各纸厂当时虽然还有限额分配的木浆外汇可得，但已无力结汇，木浆不能购到。破布、稻草等来自外地的原料由于交通困难也难收到，加之战区扩大，市场缩小，产品销售困难。民国37年8月方由新公司接办的江南造纸厂，就因产品销路呆滞，开支浩大无法维持，而函报同业公会于民国38年1月1日起停工。当时间歇停工和减产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民国37年第四季度及民国38年第一季度，全市薄纸产量不到正常产量40％，板纸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70％，挣扎到4月，全行业已陷于瘫痪状态。4月20日同业公会理监事联席会议中有“本业各厂近因国内销区缩小，停工者已十之八九”等语，造纸工业濒临破产边缘。
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造纸工业面临重重困难，企业竭力“挣扎图存”。在斯极端艰困的时刻，仍有华安、源丰、益中（今前卫）、建中（今新风铜网造纸厂）、永安第一厂（今长征造纸厂）、宏文等6家厂在逆境中创建。其中宏文造纸厂系由荣德生、荣毅仁、李国伟等集资从美国购置先进的造纸机和发电机，于民国37年2月始建厂房、安装设备；建中造纸厂系由朱鸿仪去美国考察造纸工业回国时带回长网造纸机和轧光机等设备置地建厂，厂房落成，适逢上海解放。这两个厂的厂房、设备都属当时第一流水平，均创建于解放前夕，待工厂即将建成，上海已经解放。
战争发生后，龙章厂停工，将机器拆迁重庆另建新厂复工。装载机器之民船70余艘中途遭日机轰炸，部分船只失踪，损失约40～50万元。其中上海的厂房、工房3次被炸、均被焚毁，其机器及原料等又被盗窃，总计在上海部分的损失共约70～80万元。
天章东、西两厂，东厂在战争中曾被日本军部占用。民国27年春，日本军部指令日商日华制纸株式会社与天章厂所谓“合作”。民国28年改组成为“天章长记纸厂”。名为“合作”，实被日方掠夺控制。
竟成造纸厂虽未遭破环。但因战后工人四散，工厂也被迫停工，厂屋作为难民所。民国27年春稻草来源较多后，该厂曾恢复正常生产。旋于民国31年7月，被日方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转给30万元股票的形式收买该厂，改厂名为江南制纸第二工场。
江南造纸厂也于民国28年3月25日，为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日军用票40万元的代价所收买（高资分厂除外），成为隶属于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日商企业，改名“江南制纸株式会社”亦称“江南制纸工场”。
上海造纸厂和光华造纸厂厂址设在战区，受到破环最为严重，厂房机器被毁，战事西移后，已无力恢复生产而停业清理，剩余机器分别处理后宣告结束。
宝山造纸厂厂区在中日两军剧战之处，故厂屋悉遭焚毁，损失约10余万元。幸机器等件安全运出。在“租界”区武夷路租得原为马棚的基地9亩，另建新厂，仅开1台纸机。为避免日方迫害，宝山厂曾以伪装买卖形式，将厂出卖给美商美泰洋行，改名为美泰造纸厂。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占领“租界”，因美泰既属美国产业，日方就作为敌产予以接管，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没有生产。
美商中国版纸制品公司，民国30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即被日军方占领，由日军交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管理。其余各厂，有的被掠、被毁，有的长期停工，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环。总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造纸工业11个厂（中版未计）有天章东、西两厂，竟成、江南、大中华、美锦等厂被日方侵占掠夺，龙章厂拆迁后方，上海、光华两厂毁于炮火，宝山厂被日军封闭，仅有森记（即源泰）造纸厂迁地生产而幸存，但其产量仅占11个厂的4.74％。
经历半个多世纪惨淡经营，初步有所发展的上海造纸工业几乎损失殆尽。在日军侵沪战争中，由于上海条件特殊，在战前老厂遭受摧残的同时，又出现大批新的造纸厂。当时，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尚未被日军侵占仍由英法等帝国主义统治。这就使“租界”成为一个“孤岛”特殊地区。沦陷区的地主、富农、退职官僚纷纷挟其资财涌入，其他避难人口也大量增加。人口集中，游资充斥，促成租界的市场繁荣。就纸张来说，战前老厂停止生产，洋纸进口又急剧减少，新的纸厂就应时而兴。在短短的七八年内，新设立19家厂，出现上海造纸工业畸形发展的现象。其中光中、神州、勤益、国华等4厂是抗战前夕便已筹办，当淞沪战争结束后，又重觅新址建办。这些新厂，大都规模小、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弄堂工厂”几占1/3，较小的厂仅有职工二三十人，造成上海造纸工业分散落后的格局。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对上海各被掠夺纸厂与日商纸厂予以接收。由经济部接收的有天章东、西两厂、大中华、金星、勤益新、美锦，日商开设的高林、新东亚、井上，日军管理的中国版纸公司等10个厂；由财政部接收的有江南、国华、竟成等3个厂。当年10月成立“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院并颁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根据《办法》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对被接收的敌伪企业分别作出处理，其中：发还原主的有美商中国版纸公司与宝山造纸厂2家；由原主赎还的有天章东、西两厂和江南造纸厂；由原主优先承赎的有大中华、国华、美隆（原为酒精厂，郑亦承购得后，筹建永安第一造纸厂）等3个厂；属于标卖的有美锦、勤益新、金星、竟成及日商开设的新东亚、高林等6个厂。
美锦厂由纸商董和甫标得，改名华丽铜版纸厂，勤益新由周子锐标得，改名为大沣造纸厂，金星厂由宋保林购得，改名为大信造纸厂，竟成厂由民丰厂购得后，将大部分机器转售给光中造纸厂。日商新东亚厂由马承祚承购，成立上海纸厂，高林厂由徐星祥、毛裕康购得，改名华孚造纸厂，后又改为华孚新造纸厂。另一日人开设的井上制纸所则由财政部中央印刷厂接管没有标卖。抗战胜利初期，由于战争结束不久，海外交通运输尚未全部恢复，洋纸还未大量进口，各纸厂资本家对恢复生产持积极态度。荣丰纱厂造纸部，在民国32年因原料缺少、电力限制，停工将近3年。抗战胜利后，即恢复生产。中和造纸厂排机工程，原来因物资缺乏进度缓慢，这时很快完成改建任务，2台纸机全部投入生产，并增加了新品种锡光纸。又从美国购进74”7辊超级压光机1台，纸机改产道林纸，经过超级压光加工成为名牌产品。海龙厂徐景贤将抗战末期购入的华章厂原有的熟铁烘缸圆网造纸机拆除，另行安装62”圆网造纸机1台，制造毛边、连史等纸。后又改为板纸机，另排60”×120”单烘缸造纸机1台，并相应地增添了打浆机等设备，对华章厂进行了扩建。勤工厂李坤泉将自有的柏油纸机运到厂内安装，制造牛皮纸和柏油纸。又向徽宁会馆租来空地10余亩，厂基扩大到20亩左右。在抗战胜利前夕，由废纸商毛裕康通过业务关系向日商高林纸厂借得烘缸与打浆机各1台，与印刷业赵叔安合伙筹建华安造纸厂，胜利后也投入生产，厂址设在周家咀路。这是抗战胜利初期上海造纸工业短暂的发展，时间半年左右。民国35年3月起，美纸又大量输入，廉价倾销，造纸工业又遭到严重打击。上海部分造纸厂在抗战期间曾仿造普通洋式纸张，在美纸倾销下，不得不仍造中式纸张。华伦造纸厂因为无力与价廉物美的进口纸张竞争，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将长网机拆去，改成圆网机，制造毛边、连史等纸，避免进口洋纸的压力。尽管如此，由于物价上升，成本高涨，上海造纸工业开始趋向停滞，出现减产、停工、歇业的衰落景象。民国33年1～8月向同业公会报告减产的有：永安厂5月份仅开工16天，晋丰厂因“被外资打倒”在5月份仅开工3天，荣丰造纸部8月份开工仅一个星期。中华厂在民国35年3月复工以后，在其4月20日致同业公会报告生产状况一函中，概括了当时遇到的困难：“最近生产无论制造那种纸张，均无法售出。只有愈造存货愈多，及至无力再造时唯有停歇而已。”9月份，中华厂放弃制造主要产品土烟纸，改制压力较轻的毛边纸，虽亦亏本，差胜于停工。到民国36年初，因原料、燃料及化工原料不易购到，流动资金不敷周转，于民国36年6月29日宣告停工。大陆造纸厂民国34年11月复工，因受美货倾销影响，无法维持，于民国35年6月8日宣告停业。同年10月解散职工，并将机器出卖给美商中国版纸公司。中国造纸厂亦是以生产土烟纸为主的厂，虽在华北有较好信誉，也终因不敌洋货倾销的压力，不得不在民国35年12月暂停生产。华伦厂以“开支逐步高涨，营业艰难日甚一日，原料已全部告罄无可维持”，于民国35年12月26日停工。为寻求出路，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于民国35年12月11日以总字第165函，要求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商辅导处解救目前危机，并条陈几项解救办法，其中包括提高进口纸张关税，减低或豁免原料进口税，低利贷款、减低捐税及取消外汇结汇期限等。民国36年2月，国民政府由于外汇存底趋于枯竭和在全国人民反对美货倾销的压力下，实行限额输入。由政府以每期一定限额的外汇分配给需要外汇的一些行业，由受到分配的行业，用以向国外订购原料或成品。从民国36年2月开始，每3个月为一期，分配给造纸工业45万美元。自斯以后，上海各纸厂由于有限额分配的低率外汇可得，能够借以维持部分生产，并利用分配所得的外汇取巧图利，因而在实行限额分配外汇以后，还能勉强维持。但因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捐税繁重，物资奇缺，从而使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影响各纸厂的生产经营。民国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和实施限价政策，上海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以至全面崩溃。各纸厂当时虽然还有限额分配的木浆外汇可得，但已无力结汇，木浆不能购到。破布、稻草等来自外地的原料由于交通困难也难收到，加之战区扩大，市场缩小，产品销售困难。民国37年8月方由新公司接办的江南造纸厂，就因产品销路呆滞，开支浩大无法维持，而函报同业公会于民国38年1月1日起停工。当时间歇停工和减产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民国37年第四季度及民国38年第一季度，全市薄纸产量不到正常产量40％，板纸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70％，挣扎到4月，全行业已陷于瘫痪状态。4月20日同业公会理监事联席会议中有“本业各厂近因国内销区缩小，停工者已十之八九”等语，造纸工业濒临破产边缘。
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造纸工业面临重重困难，企业竭力“挣扎图存”。在斯极端艰困的时刻，仍有华安、源丰、益中（今前卫）、建中（今新风铜网造纸厂）、永安第一厂（今长征造纸厂）、宏文等6家厂在逆境中创建。其中宏文造纸厂系由荣德生、荣毅仁、李国伟等集资从美国购置先进的造纸机和发电机，于民国37年2月始建厂房、安装设备；建中造纸厂系由朱鸿仪去美国考察造纸工业回国时带回长网造纸机和轧光机等设备置地建厂，厂房落成，适逢上海解放。这两个厂的厂房、设备都属当时第一流水平，均创建于解放前夕，待工厂即将建成，上海已经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