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内容
19世纪70年代，铅印技术发展，上海出现外商印刷厂。中国传统手工纸纸质疏松，无法适应，洋纸进口遂成为不可抗御之潮流。粤人曹子㧑（上海侯选同知）和郑观应（近代改良主义者）力图挽回利，权，提出“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主张发展制造工业，拟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厂。在送交李鸿章的申办报告中说：“窃查阅海关年结，洋纸入口日多，纸之材料细者出自旧絮、破布，粗者出自稻草、树皮，皆用机器、药水捣烂而成，到处可设，亟应仿办也。..兹有招股章程寄来，乞宪恩批准，俾即选匠定机择地建厂，亦塞漏卮之一端也。”报告被批准后，曹子㧑、郑观应、唐景星、李秋坪等社会名流集银15万两，派作1500股，股100两，一次收足，并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破土建厂。这在当时是项较大的投资，颇受社会重视。光绪八年（1882年）8月9日出版的《益闻录》曾作如下的报导：“本埠现有华商鸠合巨资拟设纸厂一所，已聘定美国某西人综司其事，一切作纸工具皆用火枪机器。”厂址在杨树浦（今天章记录纸厂），占地12亩余，购置英国莱司城厄姆浮士顿公司1877年出品多烘缸长网造纸机1台，有76英寸×48英寸烘缸8只，以及1英尺×2英尺锅炉4座，蒸锅4只，还有切布机、轧竹机等设备。在美籍欧人托马斯J华特茨负责下建造，光绪十年竣工，12月正式出纸。厂名为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采用破布等为原料，制造洋式纸张，日产2吨。有中国工人100名，西人1名。开业后，机器运转不正常，并受到日货倾销的影响，以致第一年4个月就亏损8400余两，第二年亏损22000余两。以后虽转变生产方向，改产仿中国连史纸、毛边纸等一类产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还在宁波江厦开设分局，扩大销售网点，然仍无起色，亏损如前。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已净亏116900余两。上海机器造纸局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被迫于光绪十八年宣告停产。3月22日经理登报邀请股东开会，商讨企业前途，然无一股东赴会。4月26日公开登报拍卖企业，7月9日有西人地亚士以87500两价银买下上海机器造纸局。此举引起股东不满，在8月7日《申报》上联合发表声明：“公启者，昨阅《申报》登上海纸局易主一节，殊为骇异，该局本奉李傅相批准集股，开设已将十年，不独官利分文未付，及未将亏折情况禀明傅相，知照股东，今忽易主，岂非私相授受。为此声明，必须旧股议有端倪，方可交割，以免后论。”面对出卖造纸局引起的争议，经上海道委通知韩志鹏设法赎回，并由何瑞棠、韩山曦、朱培初三人出资经营，改厂名为伦章机器造纸局。
伦章造纸局自清光绪十八年生产经营后，并无起色。光绪二十九年11月27日，何瑞棠、韩山曦拆股退出。企业由洋商克拉克经手拍卖与朱培初。光绪三十年朱培初邀请应桂馨投资，双方合股经营。后因应、朱意见不洽，应亦退出。光绪三十三年11月6日起，伦章造纸局归朱培初单独经营，但仍亏折很多。清宣统元年（1909年），华洋各商指控朱培初亏空巨款，朱遭扣押，厂产交宝和洋行拍卖，因标价太高，无人承买。在债权人中以虞洽卿受押最多，计7万两，迄拍卖时连同利息已达8万余两。其后就由虞洽卿转押予四明银行。停产多年后，民国4年（1915年）由刘柏森租赁伦章造纸局。次年，刘出资收购伦章厂股票，并以股东身份赎回产权，改名宝源造纸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英商耶松洋行为主，集合俄商道胜银行，法商立兴洋行，美商茂生洋行等4家外商，与中方合股参与在浦东陆家嘴创设华章造纸公司，并在香港立案，注册资金45万两，派作4500股，每股100两。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1899年9月22日）该公司在《申报》刊登招股广告，说明4500股中的3250股已由各方认购，余下1250股在上海、香港、神户、横滨、天津、牛庄、旅顺等地公开招募。共招集到4557股。公司的基建安装工程由日本技师大川平三郎设计，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车出纸。该厂规模较大，拥有美国制造的单烘缸、双烘缸、多烘缸长网造纸机各1台及打浆机8部，14英尺蒸球2只，锅炉4座等。产品以破布为原料仿造手工连史纸为主，兼以稻草制造有光纸，日产11吨。厂内管理生产的工头10名，均为日本人，工人约300人。开业第一年即有盈利，并且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逐年增长。光绪三十二年盈利24.5万元，盈利率达28.95％。
可是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三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收回沪杭甬铁路权利”斗争，抵制英货。华章厂开始陷入困境，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三年中亏蚀累累，厂产多数抵押于道胜银行，从此该厂完全处在俄国资本控制之下。后因资本家之间矛盾加深，就在民国4年（1915年）将厂产出卖给日商三菱株式会社。日商接办后，添置了部分设备，并安排1～3号机分别生产连史纸、有光纸和英美烟草公司订货的招贴纸。此时，在纸浆配料中搭用部分进口的日本木浆，生产有所起色。民国8年“五四”运动兴起，抵制日货浪潮高涨，华章厂的产品无人购买，民国9年2月日商将厂产出卖给刘柏森。刘柏森即将伦章和华章两厂合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把设在杨树浦路的伦章厂定名为宝源纸厂西厂，设在浦东陆家嘴的华章厂定名为宝源纸厂东厂。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委任四品候补京堂庞元济在高昌庙日晖桥筹办龙章造纸公司。庞会同严子均招得商股38万两，清政府拨出6万两，作为官股，同时享有免税的优惠。同年秋天建厂工程开始，设计监造都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崛越寿助担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开车出纸。龙章厂占田60亩，主要设备有：美制100”多烘缸长网造纸机2台，备有直径96”烘缸1只及直径48”烘缸13只。其他设备有1200磅打浆机14只及14英尺蒸球2只，并有1000干伏安发电机1座，自行发电。每日产量10吨。主要产品为摹仿手工纸的连史纸。原料以破布为主，兼用部分木浆和稻草，按照纸张的品质以字号分等级。最好为顶字元字，主要供绸缎店包扎商品；其次为祥字特字，一般为糊墙壁和窗户之用；再次为余字止字，一般用作信封衬纸及书画书籍的裱坯。销售地区以北方为主。全厂职工400余人。龙章厂在建厂期间，支出股息和借款利息共计亏损13万数千两。光绪三十三年开业后，又值洋纸大量进口，业务困难，继续亏折5万余两。到光绪三十四年已积亏高达189033两。宣统元年召开股东大会，决议：（1）老股每股100两折半作为50两，（2）添招新股20万两，每股50两，调整后的资本总额为453000两。通过老股折半弥补积亏，增加新股以资周转，遂得以渡过危机。由于从日本进口的洋连史纸的倾销，该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仅能维持而已。上海近代造纸工业在长达40多年时间里，仅上述3厂不断改组与更易业主，而无新建纸厂。
随着制造工业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场对纸及纸板的需求日殷。民国13年王叔贤集资40万元开设竟成造纸厂，以26万日元从日本购得72”多烘缸板纸机1台，生产黄板纸与灰板纸，年产量4500吨。工人120人。后来又以4万元购得旧20”×96”单烘缸圆网机1台，制造包扎、包纱等薄纸，日产300令（合3.6吨），工人增至170余人。该厂资本家雄心极大，曾在天津、杭州、嘉兴、苏州等地同时设立分厂，还亲自赴南洋群岛考察，推销产品。然而船小尾大，资金周转不灵，只得关停所有分厂，专心经营上海企业。民国14年江南造纸厂创立，初期资金40万元。以15万元的价格，从日本一家停产工厂购买3台园网造纸机及附属设备，付一半货款，余7万元作为日方股本投资，由日人贺泰长为代表，带来技师工友40～50人，机器设备由其负责安装。民国16年2月第一台纸机出纸，生产连史、毛边等品种，年产500吨，至民国18年，发展为3台纸机，年产量约2400吨。工人230人。民国17年该厂在镇江高资设立制浆分厂，购买5000亩芦苇地，种植芦苇，日产苇浆1吨多。民国18年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核准专利10年，豁免税权，发给专字第一号执照。江南纸厂以40万元资金先后添纸机，设浆厂，造成资金严重不足，只得由大股东吴耀庭以垫款方式借贷资金，维持周转，每年付出大笔利息。投产后，又受到日纸大量倾销的打击，以致连年亏损。到民国20年亏蚀累计已达54.9万多元。当年开始紧缩，停开2台纸机，日籍人员全部遣返回国，并收回日方全部股份。因总公司债务纠葛停工的宝源造纸公司东、西两厂，民国14年由刘柏森进行改组，成为天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天章东厂、西厂。西厂以2.5万元添置7辊超级轧光机1台，开始生产道林纸、报纸等质地坚实光洁的高级产品。日产从4吨提高到5吨半。东厂民国15年也复工，生产连史、包纱、毛边等产品，日产7吨半。
民国16年民生造纸厂兴办。资金14000元，主要设备是54”圆网纸机1台，生产灰报、包纱等品种，年产量600吨。工人75人，开业数年，受日货影响业务困难。民国19年出租厂房，承租人把厂名改为民生裕记造纸厂。民国17年造纸技术工人张仁寿与人合伙创办宝山造纸厂，投资10万元，厂址设在闸北八字桥。其60”圆网造纸机是张仁寿自已设计制图，委托永盛、公益、兴华3家机器厂制造，仅烘缸系日本制旧货。这是上海自制的第一台圆网造纸机，投产后运转正常。生产连史、毛边等纸，年产750吨，工人60人，该厂开支省，每月仅2500～2600元，每年可获利2～3万元。民国17年与宝山纸厂同年开办的还有源泰造纸厂，资金30万元，厂址徐家汇谨记桥，占地40余亩，有单烘缸圆网造纸机两台。1台规格54”×72”另一台是60”×84”都是日本制旧货。聘日人井上为工程师负责排机及开工后的生产。有男女，工100人左右，产品，以连史、毛边为主，其次为海月、灰报、包纱及火柴壳纸，日产5吨左右，生产后，产品滞销，连年亏折。民国13～17年新创建的5家厂，除板纸获利较厚及宝山厂经营得法外，其余3厂均受日纸倾销打击，营业不佳，处境岌岌可危。九一八沈阳事变，一二八淞沪战役，日本二次侵华行动，激起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国人竞用国货。值此际遇，各纸厂业务大增，日夜开工，江南纸厂所产连史纸、毛边纸，由各纸商纷纷定购，销路骤增。停开的2台纸机随即恢复生产，每日产量由数十件增加到2000件，民国21年获得建厂后的第一次盈利。是年结算，获净利13万余元。民国22年、民国23年两年都有盈利。源泰厂自开办以来，营业一直欠佳，每年亏蚀，抵制日货运动中产品亦畅销市场，每日出纸400令。民国21年获得利润5.6万元。民国23年刘柏森租赁该，厂，改厂名为森记造纸厂。民生裕记造纸厂在一二八战役中被毁，战事停止后，负责人把残余机器搬到闸北长安路重新建厂，由苏州大华造纸厂垫款，增资到28万元，成为合伙经营，改厂名为上海造纸厂，后又增资到50万元，纸机增加到3台。其中76”规格2台，62”1台，制造连史、毛边等纸，3机齐开，每日可出纸800令。长期以来，造纸生产仅能维持开销，盈利依靠房地产收入的龙章造纸厂，斯时亦出现转机，造纸生产兴旺发达。民国23年改造2号机，定购超级轧光机于民国24年1月生产道林纸。该厂民国21～25年连年盈余，5年合计盈利高达110万元左右。
民国24年5月国民政府颁行修正海关进口税则，使进口洋纸课税有所提高。对进口洋纸起了一定遏制作用，给发展上海造纸工业以新的机遇。纸业商人毛纯卿、刘荇荪、刘敏斋、张郎斋、刘显棠等人发起创办大中华造纸厂和美锦蜡光纸厂。大中华造纸厂设在吴淞蕴藻浜，资本50万元，有圆网造纸机两台。民国24年4月投产。生产连史、毛边纸等，年产2400吨。职工134人。第一年营业额110万元，因属初创未能获利。民国25年获利17余万元。美锦蜡光纸厂，资本14万元，厂址飞虹路。全部机器通过鲁麟洋行向德国购买，有31”幅门涂布机1台、切纸机1台等，聘德藉工程师主持生产，工人约70人。民国24年5月生产出第一张腊光纸。全年产量800吨。创办之初机器运转不顺，未能获利。民国25年即盈利10余万元。鉴于市场形势良好，天章纸厂职员吴仲良与浙江兴业银行驻厂员郭振运、王中和等，集资5000元，于民国25年在天通庵路设立光华造纸厂。该厂仅有48”圆网机1台，其烘缸是用熟铁皮制成的，在内燃煤发热以代替蒸汽烘干纸张。采用下等废纸生产低级包扎用的三顶纸，年产量200吨，工人约有40人。美籍犹太人孟德尔（MANDEL）从经营纸盒工场发家，民国25年创办了中国版纸制品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注册。从德国购买1900毫米多圆网多烘缸板纸机1台，年底正式开车，生产品种以200克/平方米～450克/平方米单面白板纸为主，日产11吨～12吨。产品主要供本厂制盒部使用，余销印度及南洋等地。自清光绪十年（1884年）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为宗旨，创办上海机器造纸局始，到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止的半个世纪内，上海造纸工业的成长步履维艰，荆棘丛生。上海造纸局、伦章、华章、民生、源泰等5厂均以失败告终，江南则依靠举债和不断增资得以维持下来。但是，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失败的厂虽占一半，总的情况还是有进展的。上海造纸工业无论是资金、工厂与产量都有所增加，且都占全国很大的比重。民国23年全国各地的造纸厂共计39家，而上海一地就有11家，占全国28.20％。民国33年上海的天章东、西厂，龙章，宝山，江南，大中华，竟成，美锦等10家，资本额为4540000元，占全国机器造纸业资本总额73.5％。民国25年全国机制纸产量，包括辽宁地区的17680吨在内，共计89000吨；上海产量为27000吨，占全国的30.21％，上海造纸工业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至抗日战争前夕，已发展成为全国机制纸的重要基地之一。
伦章造纸局自清光绪十八年生产经营后，并无起色。光绪二十九年11月27日，何瑞棠、韩山曦拆股退出。企业由洋商克拉克经手拍卖与朱培初。光绪三十年朱培初邀请应桂馨投资，双方合股经营。后因应、朱意见不洽，应亦退出。光绪三十三年11月6日起，伦章造纸局归朱培初单独经营，但仍亏折很多。清宣统元年（1909年），华洋各商指控朱培初亏空巨款，朱遭扣押，厂产交宝和洋行拍卖，因标价太高，无人承买。在债权人中以虞洽卿受押最多，计7万两，迄拍卖时连同利息已达8万余两。其后就由虞洽卿转押予四明银行。停产多年后，民国4年（1915年）由刘柏森租赁伦章造纸局。次年，刘出资收购伦章厂股票，并以股东身份赎回产权，改名宝源造纸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英商耶松洋行为主，集合俄商道胜银行，法商立兴洋行，美商茂生洋行等4家外商，与中方合股参与在浦东陆家嘴创设华章造纸公司，并在香港立案，注册资金45万两，派作4500股，每股100两。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1899年9月22日）该公司在《申报》刊登招股广告，说明4500股中的3250股已由各方认购，余下1250股在上海、香港、神户、横滨、天津、牛庄、旅顺等地公开招募。共招集到4557股。公司的基建安装工程由日本技师大川平三郎设计，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车出纸。该厂规模较大，拥有美国制造的单烘缸、双烘缸、多烘缸长网造纸机各1台及打浆机8部，14英尺蒸球2只，锅炉4座等。产品以破布为原料仿造手工连史纸为主，兼以稻草制造有光纸，日产11吨。厂内管理生产的工头10名，均为日本人，工人约300人。开业第一年即有盈利，并且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逐年增长。光绪三十二年盈利24.5万元，盈利率达28.95％。
可是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三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收回沪杭甬铁路权利”斗争，抵制英货。华章厂开始陷入困境，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三年中亏蚀累累，厂产多数抵押于道胜银行，从此该厂完全处在俄国资本控制之下。后因资本家之间矛盾加深，就在民国4年（1915年）将厂产出卖给日商三菱株式会社。日商接办后，添置了部分设备，并安排1～3号机分别生产连史纸、有光纸和英美烟草公司订货的招贴纸。此时，在纸浆配料中搭用部分进口的日本木浆，生产有所起色。民国8年“五四”运动兴起，抵制日货浪潮高涨，华章厂的产品无人购买，民国9年2月日商将厂产出卖给刘柏森。刘柏森即将伦章和华章两厂合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把设在杨树浦路的伦章厂定名为宝源纸厂西厂，设在浦东陆家嘴的华章厂定名为宝源纸厂东厂。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委任四品候补京堂庞元济在高昌庙日晖桥筹办龙章造纸公司。庞会同严子均招得商股38万两，清政府拨出6万两，作为官股，同时享有免税的优惠。同年秋天建厂工程开始，设计监造都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崛越寿助担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开车出纸。龙章厂占田60亩，主要设备有：美制100”多烘缸长网造纸机2台，备有直径96”烘缸1只及直径48”烘缸13只。其他设备有1200磅打浆机14只及14英尺蒸球2只，并有1000干伏安发电机1座，自行发电。每日产量10吨。主要产品为摹仿手工纸的连史纸。原料以破布为主，兼用部分木浆和稻草，按照纸张的品质以字号分等级。最好为顶字元字，主要供绸缎店包扎商品；其次为祥字特字，一般为糊墙壁和窗户之用；再次为余字止字，一般用作信封衬纸及书画书籍的裱坯。销售地区以北方为主。全厂职工400余人。龙章厂在建厂期间，支出股息和借款利息共计亏损13万数千两。光绪三十三年开业后，又值洋纸大量进口，业务困难，继续亏折5万余两。到光绪三十四年已积亏高达189033两。宣统元年召开股东大会，决议：（1）老股每股100两折半作为50两，（2）添招新股20万两，每股50两，调整后的资本总额为453000两。通过老股折半弥补积亏，增加新股以资周转，遂得以渡过危机。由于从日本进口的洋连史纸的倾销，该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仅能维持而已。上海近代造纸工业在长达40多年时间里，仅上述3厂不断改组与更易业主，而无新建纸厂。
随着制造工业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场对纸及纸板的需求日殷。民国13年王叔贤集资40万元开设竟成造纸厂，以26万日元从日本购得72”多烘缸板纸机1台，生产黄板纸与灰板纸，年产量4500吨。工人120人。后来又以4万元购得旧20”×96”单烘缸圆网机1台，制造包扎、包纱等薄纸，日产300令（合3.6吨），工人增至170余人。该厂资本家雄心极大，曾在天津、杭州、嘉兴、苏州等地同时设立分厂，还亲自赴南洋群岛考察，推销产品。然而船小尾大，资金周转不灵，只得关停所有分厂，专心经营上海企业。民国14年江南造纸厂创立，初期资金40万元。以15万元的价格，从日本一家停产工厂购买3台园网造纸机及附属设备，付一半货款，余7万元作为日方股本投资，由日人贺泰长为代表，带来技师工友40～50人，机器设备由其负责安装。民国16年2月第一台纸机出纸，生产连史、毛边等品种，年产500吨，至民国18年，发展为3台纸机，年产量约2400吨。工人230人。民国17年该厂在镇江高资设立制浆分厂，购买5000亩芦苇地，种植芦苇，日产苇浆1吨多。民国18年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核准专利10年，豁免税权，发给专字第一号执照。江南纸厂以40万元资金先后添纸机，设浆厂，造成资金严重不足，只得由大股东吴耀庭以垫款方式借贷资金，维持周转，每年付出大笔利息。投产后，又受到日纸大量倾销的打击，以致连年亏损。到民国20年亏蚀累计已达54.9万多元。当年开始紧缩，停开2台纸机，日籍人员全部遣返回国，并收回日方全部股份。因总公司债务纠葛停工的宝源造纸公司东、西两厂，民国14年由刘柏森进行改组，成为天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天章东厂、西厂。西厂以2.5万元添置7辊超级轧光机1台，开始生产道林纸、报纸等质地坚实光洁的高级产品。日产从4吨提高到5吨半。东厂民国15年也复工，生产连史、包纱、毛边等产品，日产7吨半。
民国16年民生造纸厂兴办。资金14000元，主要设备是54”圆网纸机1台，生产灰报、包纱等品种，年产量600吨。工人75人，开业数年，受日货影响业务困难。民国19年出租厂房，承租人把厂名改为民生裕记造纸厂。民国17年造纸技术工人张仁寿与人合伙创办宝山造纸厂，投资10万元，厂址设在闸北八字桥。其60”圆网造纸机是张仁寿自已设计制图，委托永盛、公益、兴华3家机器厂制造，仅烘缸系日本制旧货。这是上海自制的第一台圆网造纸机，投产后运转正常。生产连史、毛边等纸，年产750吨，工人60人，该厂开支省，每月仅2500～2600元，每年可获利2～3万元。民国17年与宝山纸厂同年开办的还有源泰造纸厂，资金30万元，厂址徐家汇谨记桥，占地40余亩，有单烘缸圆网造纸机两台。1台规格54”×72”另一台是60”×84”都是日本制旧货。聘日人井上为工程师负责排机及开工后的生产。有男女，工100人左右，产品，以连史、毛边为主，其次为海月、灰报、包纱及火柴壳纸，日产5吨左右，生产后，产品滞销，连年亏折。民国13～17年新创建的5家厂，除板纸获利较厚及宝山厂经营得法外，其余3厂均受日纸倾销打击，营业不佳，处境岌岌可危。九一八沈阳事变，一二八淞沪战役，日本二次侵华行动，激起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国人竞用国货。值此际遇，各纸厂业务大增，日夜开工，江南纸厂所产连史纸、毛边纸，由各纸商纷纷定购，销路骤增。停开的2台纸机随即恢复生产，每日产量由数十件增加到2000件，民国21年获得建厂后的第一次盈利。是年结算，获净利13万余元。民国22年、民国23年两年都有盈利。源泰厂自开办以来，营业一直欠佳，每年亏蚀，抵制日货运动中产品亦畅销市场，每日出纸400令。民国21年获得利润5.6万元。民国23年刘柏森租赁该，厂，改厂名为森记造纸厂。民生裕记造纸厂在一二八战役中被毁，战事停止后，负责人把残余机器搬到闸北长安路重新建厂，由苏州大华造纸厂垫款，增资到28万元，成为合伙经营，改厂名为上海造纸厂，后又增资到50万元，纸机增加到3台。其中76”规格2台，62”1台，制造连史、毛边等纸，3机齐开，每日可出纸800令。长期以来，造纸生产仅能维持开销，盈利依靠房地产收入的龙章造纸厂，斯时亦出现转机，造纸生产兴旺发达。民国23年改造2号机，定购超级轧光机于民国24年1月生产道林纸。该厂民国21～25年连年盈余，5年合计盈利高达110万元左右。
民国24年5月国民政府颁行修正海关进口税则，使进口洋纸课税有所提高。对进口洋纸起了一定遏制作用，给发展上海造纸工业以新的机遇。纸业商人毛纯卿、刘荇荪、刘敏斋、张郎斋、刘显棠等人发起创办大中华造纸厂和美锦蜡光纸厂。大中华造纸厂设在吴淞蕴藻浜，资本50万元，有圆网造纸机两台。民国24年4月投产。生产连史、毛边纸等，年产2400吨。职工134人。第一年营业额110万元，因属初创未能获利。民国25年获利17余万元。美锦蜡光纸厂，资本14万元，厂址飞虹路。全部机器通过鲁麟洋行向德国购买，有31”幅门涂布机1台、切纸机1台等，聘德藉工程师主持生产，工人约70人。民国24年5月生产出第一张腊光纸。全年产量800吨。创办之初机器运转不顺，未能获利。民国25年即盈利10余万元。鉴于市场形势良好，天章纸厂职员吴仲良与浙江兴业银行驻厂员郭振运、王中和等，集资5000元，于民国25年在天通庵路设立光华造纸厂。该厂仅有48”圆网机1台，其烘缸是用熟铁皮制成的，在内燃煤发热以代替蒸汽烘干纸张。采用下等废纸生产低级包扎用的三顶纸，年产量200吨，工人约有40人。美籍犹太人孟德尔（MANDEL）从经营纸盒工场发家，民国25年创办了中国版纸制品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注册。从德国购买1900毫米多圆网多烘缸板纸机1台，年底正式开车，生产品种以200克/平方米～450克/平方米单面白板纸为主，日产11吨～12吨。产品主要供本厂制盒部使用，余销印度及南洋等地。自清光绪十年（1884年）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为宗旨，创办上海机器造纸局始，到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止的半个世纪内，上海造纸工业的成长步履维艰，荆棘丛生。上海造纸局、伦章、华章、民生、源泰等5厂均以失败告终，江南则依靠举债和不断增资得以维持下来。但是，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失败的厂虽占一半，总的情况还是有进展的。上海造纸工业无论是资金、工厂与产量都有所增加，且都占全国很大的比重。民国23年全国各地的造纸厂共计39家，而上海一地就有11家，占全国28.20％。民国33年上海的天章东、西厂，龙章，宝山，江南，大中华，竟成，美锦等10家，资本额为4540000元，占全国机器造纸业资本总额73.5％。民国25年全国机制纸产量，包括辽宁地区的17680吨在内，共计89000吨；上海产量为27000吨，占全国的30.21％，上海造纸工业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至抗日战争前夕，已发展成为全国机制纸的重要基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