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個別的工商業者對於自己階級的兩面性問題，仍然搞不清楚。他們有意無意地否認有兩面性，而認為只有黑暗腐朽的一面。他們有的說：「過去中國資產階級有積極進步的一面，是因爲他們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現在中國大陸全部解放，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三大敵人在國內全部消滅，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已沒有積極的可言。」也有人這樣說：「民族資產階級只有自私自利腐朽的一面，所謂積極性只是別人捧我們的，說說好聽。」這樣子否定自己的積極的一面的工商業者，不是缺乏自信，便是存有消極怠工的思想，或「橫豎橫」的態度。
   這種看法說法是不正確的。照周總理的解釋，解放以後，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參加了人民中國的建設，並在國家的領導下，發揮着一定的積極的作用。」這即是說，在解放以後，雖然中國的三大敵人在國內已經被打倒，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依然能够服從共同綱領，積極從事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活動。這種經營的積極性雖是主要從他們自己個人的利益出發，但因爲可以推進工業化、推進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發展——也就是說，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前進一步——，顯然是有積極的作用。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這種積極的作用，是應該肯定的。如果民族資產階級不是眞正能够有這樣的積極的作用，「說說好聽」，有甚麽意思呢？
   誠然，因爲民族資產階級又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他們發揮這種積極作用，是有一定的條件的，那就是周總理所說的「在國家領導之下」，也即是在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但是，在今天，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之爲一種歷史的現實、歷史的條件，正如過去三大敵人的壓迫之爲一種歷史的現實、歷史的條件一樣；如果我們不曾因爲解放前民族資產階級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是與三大敵人的壓迫有關的事實，而否定他們本身的積極性，現在我們也不能因爲它積極參加人民中國的建設是與「國家的領導」有關的事實，而否定他們本身的積極性。
   民族資產階級在解放以後依然是有兩面性，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在怎樣發揚他們的積極進步的一面，而縮減他們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到無損於國計民生的程度。除了加强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之外，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如毛主席在對黃炎培先生談話所指出的，很好地團結他們，敎育他們，改造他們，先學習幷實行共同綱領。只有這樣，民族資產階級才會不光圖私人的利，而且兼顧國家的利，工人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