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好的文章應該具有豐富的政治內容而沒有多餘的語言文句。但有些同學們的習作却剛剛相反，內容枯竭貧瘠，語言拖泥帶水，嚕嚕囌囌，糾纏不淸。好的文章正像健康的人一樣「肌肉發達」，富有力量，而有些同學們的習作却像一個患着重「病」的人，不是骨瘦如柴，就是虛浮臃腫。
   語言臃腫是同學們習作中的大毛病之一。當我們批改習作時，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
   「在一個名叫上黃村的村莊中，有個老頭兒，他的名字叫做黄大根………」。
   「在過去的時候，在小學裏讀書時，我是一個不用功讀書的頑皮而懶惰的壞學生……。」
   這一類句子語法上是沒有多大毛病的，毛病就在語言臃腫，廢話連篇。試把這二句句子分析一下吧：
   第一句，「上黃村」，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村莊的名字。只要說：「上黃村老頭兒黃大根……」人家就知道上黃村有個黃大根；他是個老頭兒，住在上黃村的了。
   第二句，「在小學讀書時」已把「過去」「時候」都講清楚了，「過去」本是指「時候」的，何必再加「的時候」呢？「在小學」當然是「讀書」。「頑皮」「懶惰」「不用功讀書」都已包括在「壞學生」的概念中了，何必這樣嚕囌呢？把這句句子清洗一下，就變成「在小學時，我是一個壞學生……」（當然，還有其他改法）
   以上所舉的這兩個例子的語言臃腫病是比較嚴重的。其它如普遍可以發現的「投入思想改造運動之中」的「之中」，「通過『三反』學習之後」中的「之後」，「這是我個人的主觀意見」中的「主觀」，「在一九四九年冬天的時候………」中的「的時候」，「紀念『五四』紀念日」中的「紀念日」，「我們的思想上有這樣一個理想」中的「思想上」，「我們當中學生的人………」中的「當」和「的人」，………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可以除去的。
   蘇聯有個老編輯家奧里明斯基在處理稿件時對語言的臃腫病是採用無情的「開刀」手術的。因此有人說：「凡文章經過奧里明斯基修改之後只剩下標點了」。他對這言過其實的話加以駁復道：「………有篇文章，記得好像是描寫蒂威爾城的示威遊行的。文末說：『在遊行的地方，曾來了地方警察，拘捕了八個遊行示威的人』。這種類似的句子是很普遍的，把它整個排印出來是否需要呢？譬如「地方」二字，難道在蒂威爾城來的警察不是當地而是卡桑的嗎？其次，『在遊行的地方來了』云云，難道警察不來可以拘捕嗎？至於『警察』云云，除了警察外誰還可以捕人呢？最後，『遊行示威的人』云云，自然，不是母牛，也不是行路的人吧。所以留下排印的僅爲『八人被捕』，其餘的統統删掉。雖然留下的不僅是標點，還有四字，但這四字已說明了一切。」
   我們必須像奧里明斯基這樣用「開刀」的方法來醫治語言的臃腫病。
   一篇好文章，一定是語言簡鍊的，許多文學家都在語言簡鍊上用過功夫。高爾基說：「文章作品爲了要有稱爲藝術品的價値，必須賦予作品以語言的形式，而將這種形式賦予小說的，就是單純、正確、明瞭、簡約的語言」，蘇聯文學顧問會「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中也說：「簡鍊、淸楚、明瞭、正確、質樸，這就是每個學習寫作者應當注意的要求。」
   語言擁腫廢話連篇，不單純是技術問題而且也是思想問題。蘇聯作家斐定說過：「廢話多的地方，語言無力的地方也就是思想腐朽的地方。」A·托爾斯泰也說過：「語言是思想的工具，馬馬虎虎地對待語言，那就是馬馬虎虎的對待思想。」因此，我們要治好語言的臃腫病，必須提高思想；語言的簡鍊，文句的緊密是和思想的開闊分不開的。
   魯迅先生敎導我們寫文章祗少要看二、三遍，「把可有可無的字、詞、句删掉」。我們要治好語言的臃腫病，一定要學習這種嚴肅的態度對待我們自己的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