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京劇場最近演出了「寳蓮燈」，但並不是全部。主要的部份是「二堂捨子」，唱做較爲繁重，前面加了一場「鬧學」，後面加了一場「打堂」。全部「寳蓮燈」的舊本，雖然包含了一些迷信部份，但是主題是比較明確的：反對封建壓迫。這次僅演「二堂捨子」等數場，積極的敎育意義就缺乏了。
   這次演出基本上是根據舊本的，當然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劉彥昌出場時，老詞是唸引子：「烏鴉喜鵲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曉。」宋寳羅改唸二句詩：「鵲叫鴉噪爲時晚，我兒讀書未回還。」去掉了迷信的成份，這是好的。但是這些修改却極不澈底，僅限於個別的字句。因此一些不妥當的地方還存在着，如審問一段：
   「秦府官保是那個打死的？」
   「是孩兒打死的。」
   「兒可知道，打死人是要償命的？」「情愿償命。「兒可捨得一
   雙父母？」
   「難以割捨。」
   「兒自己的狗命？」
   「命該如此。」
   這說明了一種「兄不攀弟，弟不攀兄」的友愛之情，是很好的。但「命該如此」四字極不妥當，尤其是出諸無邪的兒童之口。這種宿命論的悲觀情緒，是不會這樣强烈地滲入兒童的思想的，他們有着新生一代的朝氣與前途。特別是沉香，在全部「寳蓮燈」中，他還要「劈山救母」，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鬥爭，如果他認爲他的母親被壓在山下——這山是封建勢力的象徵——也是「命該如此」，那麽，他的鬥爭的積極性怎能發揮呢？如果在「難以割捨」之後，緊接着哭頭，不是更合情理一些嗎？
   劇作者是把這「捨子」一場當作「家庭問題」處理的，但處理得不很好，人物的性格不够顯明强烈，因此發展也就不合情理了。「捨子」總是一種崇高的情感了吧，但是王桂英却完全不是自覺自願的，她是受盡了愚弄和欺騙之後才上當的，雖然盟了誓：「我若捨子有假意，三尺白綾我喪殘生。」但是眞臨到自己兒子要去抵命的時候，就要反悔了：「你把你的兒子放走，叫我的兒子前去償命，這是萬萬不能的。」這就把前面的「捨子之義」一筆勾消了。——這不免是一種歪曲。
   當然，王桂英內心的矛盾是深刻的，「母子之情」確實「難以割捨」，然而，王桂英雖出身貴族——丞相之女，但在舊社會裏，她基本上是一個被壓迫者，受着嚴重的封建枷鎖的束縛，首先她和劉彥昌的結合就不是自主的，因此她是會同情受着封建壓迫——壓在華山下的沉香的母親的，如果劉彥昌能對她說明原由，告訴她沉香所以不能去抵命，是爲了「劈山救母」，那麽王桂英的捨子就可能是一種自覺的見義勇爲的行爲了。但是遺憾得很，原劇在這點上幾乎沒有提到。
   至於劉彥昌這個人物的處理是比較困難的，他是一個「官僚知識份子」（馬少波語），曾自供：「那黎民百姓，不犯事便罷，若犯在下官手內，輕者是打，重者是夾。」這充分表明他是一個封建統治的代理人。但在另一方面他自然也受着封建的束縛，他和三聖母（沉香之母）原是相愛的，却被活生生的拆開了。他雖然沒有勇氣在行動中反抗封建勢力，但他的心裏未嘗不憤憤不平，並且懷念着他的戀人三聖母；他把强烈的希望寄托在沉香身上，希望他替母報仇，因此，他堅决不讓沉香去抵命，這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改為他以大義說服王桂英，而不是用欺騙愚弄的手段，弄得哭哭帝帝，拖拖拉拉。這樣不是更富於人情味嗎？不是更合理嗎？
   而且，這樣一對自私偏心的父母，偏能敎育出這樣一對深明大義的兄弟，也是不通的。
   此次演出，醜惡的舞台形象尚未完全澄淸，如「開學」一場，大部份的學童，鼻子上都塗了一塊「豆腐塊」，然而衣飾却是「靑衣小帽」，分明是勞動人民的子弟，這不能不說是侮辱。
   綜觀大世界京劇場最近演出的舊劇中，是有一些改革的，如「岳武穆」中的駡閻羅改爲駡泥菩薩，「汾河灣」中的「夜夢不詳」也改掉了，諸如此類，說明藝人們還是願意改革的。但是縮手縮脚，不敢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因爲藝人們長期受了舊社會的壓迫和欺凌，文化與理論水平一時不可能提得很高，要進行澈底的改革是困難的，這就很需要我們新文藝工作者的合作，「新文藝工作者有責任指導與實際參加舊劇改革的工作，同時還要耐心地團結與幫助那些舊藝人，共同研究，合力改造，並在他們實踐中進行試驗，逐步求得完善。」（人民日報專論）新文藝工作者是應該肩負起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正確執行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促使戲曲界眞正做到「推陳出新，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