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在處理婚姻案件時，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如果當事人沒有村政權的介紹信，事情就得不到人民司法機構的及時、合理的處理；甚至沒有村或鎭的介紹信，區人民政府或人民司法機關，就再往村裏推。好像人民要打官司就必須先經過村政權的允許似的。這種作法，是毫無法令依據的，但無形中又好似成爲一種不成文的訴訟法。這樣，就使得好多人民內部的糾紛，不能及時地得到合理解决；也就是人民的訴訟權利，憑空地遭受了限制甚至被剝奪。這種作法，必須立即糾正，使人民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使他們的權益得到法律的保護。
   在抗日時期，各個抗日根據地由於敵人的封鎖分割，人民的訴訟是有很多困難的，因而好多人民內部的糾紛，勢必依靠在村中解决，因而村調解工作便很快地建立與健全起來。但這以後也曾發生了流弊，就是某些地方，把村政權調解當作了必經程序，遇事不經村調解，區、縣人民政府便拒不受理。這一來，常常把一個案件，推上推下，拖延很久而不能解决。不少當事人曾爲此叫苦，抱怨「審級」太多。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了某些村幹部操縱訴訟的現象，以致有的當事人說：『反正跑不出他們（村幹部）的手心兒去』。也就在這種情形下，更便利了某些人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他們一面喊出了「好女不出村」的口號，一面更濫用職權，首先使當事的婦女在訴訟上就不能出村。因此，前華北人民政府對於村調解工作的指示中，曾特別指出，村調解不是必經的程序。
   目前正是大張旗鼓宣傳婚姻法、大力貫徹婚姻法的時候，有些地區又正是提倡村調解工作和建立村調解委員會的時候；我們應針對正在發生或早已存在的限制人民訴訟的流弊，積極加以糾正和防止。（新華社北京廿六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