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寳滑稽話劇團在「中國」劇場演出的「好兒女」，與過去黃色的、低級趣味的滑稽戲來比較一下，這個戲確是較有一些政治内容的。這是天寳滑稽話劇團全體同志們努力學習、研究所得到的收獲。
   在「好兒女」中，作者企圖說明軍屬王大芳在全國人民一致歡騰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二週年的前夕，回想到過去一家所遭受的痛苦，來敎育大家怎樣保衛今天的好日子。這個意圖是好的。可是，表現在舞台上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效果，却與作者的意圖背道而行。作者想通過這末一個演三個小時的「好兒女」一劇，把日寇侵佔時候起一直到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二週年這些歲月裏所發生的事情完整無缺的說完，因此，羅列了解放後農民的喜慶豐收，日寇侵佔時的暴行，漢奸的賣國求榮，國民黨的接收、敲詐、威脅，今天的鎭壓反革命、抗美援朝、參軍、擁軍優屬、捐獻飛機大砲、修訂愛國公約等現象，包羅萬象，應有盡有。結果是什末問題都提了，而什末問題都沒有解决，找不出一個明確而强烈的主題。作爲「好兒女」中心人物的王國强、李秀英，却變成了「好兒女」的附屬人物，而中心人物倒是落在賣國求榮的漢奸李伯仁身上，因此作者就不可能完成劇名所應包括的內容。相反表現着的是消極、落後、悲慘的一面，所謂「好兒女」不是被打就是被抓，或者是哭哭帝啼。而描寫漢奸李伯仁怎樣出賣良心在做漢奸，耀武揚威的欺壓老百姓，以及做鄉長，做特務的場面却幾乎佔了三分之二。而且漢奸罪惡竟大大超過日寇的血腥暴行；又把現在轟轟烈烈的鎭壓反革命運動，簡單化到李伯仁由於個人得失的這一程度上去。很顯然，這是由於作者對今天新的生活缺乏熱愛和不熟悉、不善於描寫所造成的。假如作者乾乾脆胞地說明好日子怎樣來的一個問題，多表現積極的因素，和新生的人物，幷賦與美麗的將來理想，我想這樣的敎育力量是可以大一些的。
   其次，「好兒女」中的語言是不純潔，不健康的。演員說出來的話，不能代表劇中人物的性格，方言很雜亂，有時還夾了粗魯、野蠻的語言，甚至個別演員往往認爲觀衆聽了「發笑」或「鼓掌」是好效果，是自己運用羣衆語言的成功，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正違反了人民日報所提出的「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爲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這一號召，而造成在羣衆中惡劣的影響。
   還有說及志願軍在朝鮮住高樓大房，和這故事忽而在鄉下忽而在上海等等劇情方面的不符合實際與前後矛盾，也是該劇的缺點。不過，「好兒女」這些缺點，我相信在天寳劇團同志已經有了這樣一個較好基礎上進一步努力，是會很快糾正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