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地分析一下武訓的一生，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了武訓從『辦義學」的念頭一開始，就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他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投降到反動統治階級的懷抱裏去了。他是勞動人民中的敗類。
   武訓辦義學的動機是
   好的嗎？
   武訓十三歲，（公元一八五一年）正是洪秀全所領導的農民革命在金田爆發。在這個時候，全國農民在官僚地主的榨壓下，已經是苦得吐不過氣來了。據太平天國運動史書上的記述：『金田起義前夜，滿清統治對農民剝削達到不可忍受程度；全國土地十分之八集中在農村人口十分之一的地主手裏，而十分之九的農民，只有土地十分之二。』武訓從十三歲到三十一歲（即從公元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九年）這長長的十八年中，親身經歷了席捲全國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捻黨武裝反抗活動。然而，面對這偉大的歷史暴風雨，武訓不但沒有受到一點影響，反而走上了向統治階級投降的道路，在他十三歲時他就同他母親說：『媽！你不用太怗心，我現在明白了，如果我能唸書識字，你看，多麽受人尊敬。」（見李光家著：武訓先生的一生）他的所謂『受人尊敬』，正反映了地主階級的剝削意識已經侵入到他的思想中去了。所以到了二十歲碰到個地主騙了他的工錢，還打了他一頓，他自以為這些欺侮，都是『不識字』的原故，就决心要辦義學，讓『窮孩子們有書讀」。但動機的本質，是要訓練更多的奴才去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我們暫不追究他的社會實踐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危害性是多大，僅就他的動機來看，也是可鄙的。因爲那時廣大農民選擇的道路是革命，而他却背叛了農民。
   武訓是勞動人民嗎？
   武訓有兄弟三個，長兄叫謙，次兄叫讓。在一八五三年當他十五歲時，碰上山東大旱，他就去幫人打長工了。一八五七年二十歲時在舘陶縣柳店張秀才家做長工，因爲這個秀才騙了他的工錢，還打了他一頓，一氣之下，『决從此再不爲人做長工。肯着搭子，拿着銅杓子，戴着破帽頭，穿着爛棉襖去討飯』（見周拔夫著武訓先生年譜）從二十歲起，他就不事勞動，而去做職業乞丐了。一直到他五十九歲死了爲止。一個從二十歲以後就成了職業乞丐的人，不從事任何生產勞動，專靠討吃討喝爲生，對這樣一種人我們能說他是『勞動人民』嗎？而『武訓傳』的電影却把他描寫成勞動人民的一面旗幟，這不是歪曲了歷史人物、汚衊了中國勞動人民勤勞勇敢的優良品質嗎？
   有人說武訓是農民階級，而且把他說成是貧僱農成份，這是值得考慮的。據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上的記載：一八六九年武訓三十一歲時，這年八月十日他母親崔氏死後（電影上說他幼年時就死了母親是不正確的（與兄析居，分得了三畝地和武家莊一所住房。按山東的俗話：『三畝窮，五畝富』來說，（指一個小家庭而言），他光桿一個人能分到三畝地，已經就不是什麽貧僱農成份了。而且二十歲以後就做了職業乞丐，他的階級成份已經完全變了。
   他興學是行乞得來的錢嗎？
   歷來的封建地主把武訓的『行乞興學，三十年如一日』的『武訓精神』，說成是『歷史上的奇跡』。滿淸山東巡撫張曜認爲『這是國家的瑞祥」。原因自然很簡單，是武訓樁他們辦了一件好事，因爲在全國農民要起來反抗地主時，武訓出來打上『義學』的招牌，叫窮孩子讀『聖賢書』，他一個『好』百姓，不要去『造反』。這樣一件好事，官僚地主能不讚助嗎？於是，武訓先以磕頭作揖找地主替他放高利貸，和統治階級搭上了關係，就直接得到他們的『捐助』。從歷史的材料看，武訓的義學不是由『行乞』得來的錢而是剝削了農民的血汗錢。
   在武訓辦義學時的社會情况是怎樣呢？那時候『正是米價極昂貴的時候，再加上高利貸的巨額利息，到秋收歸還，總是一石米加上利息變成兩石米。在這樣殘酷剝削下面，農民們除了起來革命或等死而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太平天國史書第七頁）但是土生土長的武訓，看不見農民這樣深重的苦難，而他所看到的却是『高利貸的巨額利息』。在他母親死後，他就把分得三畝地『賣京錢一百二十吊，並舊有的一百多吊，扛着去懇求舘陶縣婁家塔頭村武進土婁峻嶺，文生婁崧嶺代他存放生息。』（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就這樣，『以所得錢寄富家，權作母，積三十年，得田二百三十畝有奇。』（見淸史稿傳記）在一八八六年時，武訓每年收地租『就要收三百六十八吊京錢」（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武訓就是趕着窮人活不下去的年頭，依靠了地主，用高利貸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他不識字，對銀錢來往却分文忘不了。『其外表似瘋似癲，而債務者之姓名、住址、年月日、過付人，應口而答，如按簿記，毫厘不爽，雖精於書算者不及也』（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在他死後查他的賬，發現『他自己經手放出的債戶就多至百數十家。總數達幾千緍。』（馮玉祥：武訓先生生平）一目了然，武訓辦義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之一，就是靠放高利貸剝削農民。在他『三十年如一日」的行乞中討了多少錢嗎？一說是共只討了六吊錢，一說是討了九十吊錢。不管少至六吊也罷或多至九十吊也罷，如果單靠這一點錢，只够蓋個廁所，是辦不起幾所『義學」的。
   除了放高貸而外，辦義學的第二個主要經費來源，是滿淸官吏和地主的『捐助』。爲什麽他們這樣『樂善好施」呢？很明顯的，因爲武訓辦義學是替他們在多訓練一批忠實的奴才，是符合地主階級的利益的。從滿淸起經過北洋軍閥時代一直到蔣介石的小朝庭，都把武訓捧得和他們的孔聖人一樣高，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從以下的材料中我們看出當時地主階級對武訓的『捐助』。
   武訓放了三十年高利貸之後，在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三年武訓五十歲）開始在柳林鎮東門外修建第一所『義學』。當時『總共用錢四千三百七十八吊，這建築費除先生自己積有的二千八百餘吊外，下欠之款全部由當地的紳耆捐助彌補。』（見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接着滿淸山東巡撫張曜又把他找去，『贈他黃布鈐印的緣簿一本，和白銀二百兩。』（見張默生：武訓傳）二百兩銀子事小，這個緣簿作用可大。拿着蓋了巡撫大印的黃布緣簿，比一張活期支票還兌現。逢州過府，沒有人不敢不捐錢的。武訓拿到這個緣簿以後，『鄰近士夫，莫不傾囊相助。』（見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這些從官僚地主手上拿來的錢，那一點不是民脂民膏，那一點沒有染透了農民的血和淚呢？！武訓放了三十年的高利貸，辦一所義學還不够，（照算尙差一千五百餘吊。）如果不是地主階級的支持，他能辦得起來嗎？這些材料無可置辯說明了武訓興學並不是行乞得來的錢，地主階級口中的『歷史奇跡』，是完全戳穿了。
   興學是為誰服務？
   在電影上我們看到武訓口口聲聲說是爲『這些沒有錢讀書的窮孩子』。而且電影編者還憑空捏造說武訓不要『賞賜的黃馬褂』，又要窮孩子不要做官，還叫窮孩子讀了書不要忘記窮人。用這一串連篇謊話，造起一頂『人民敎育家』的帽子，硬戴在武訓的頭上。
   十三歲的武訓就想唸書『受人尊敬』，這就反映了他想爬上統治階級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思想根源。等到他放了三十年的高利貸要辦一所『義學』，他寧願去到柳林鎭找富紳首富楊樹芳在柳林替他辦，而不把『義學』設在窮困的武家莊。因爲『他嫌那裏局勢狹小，决定設在交通便利而有人負責的柳林鎭。』（見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就算是爲『沒有書讀的窮孩子』吧，我們曉得：窮鄉僻壤的孩子讀書的機會自然少，而住在交通便利的市鎭上的孩子讀書的機會自然是要多。而武訓偏偏『嫌武家莊局勢狹小』，這難道是『爲了沒有書讀的窮孩子嗎？」手邊雖然沒有材料證明在武訓義學上學的孩子到底是些什麽孩子，但從這一點來看，他的出發點是有問題的。
   『義學』裏訓練出來的人是些什麽人呢？是不是『爲窮人謀福利』的人呢？自然不是。要是的話，從光緒皇帝到蔣介石就不表揚他了。按劉子舟的『義學正武公傳』上的記載：那時義學『七縣生竟七十餘人肄業其中』而『每考歲考學生入泮幫增補廩者，不下一二十人。」如果按義學學生七十除人計算，每年考上滿淸功名的有一、二十人，幾等於四分之一，這樣大量的爲統治階級製造忠實的奴才，這不是爲官僚地主服務還是爲誰服務呢，不僅如此，而『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掇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見梁啓超的『武訓先生傳』）農民還不起高利貸逼着自殺，繳不起田賦逼着破產，武訓辦義學能解决一點嗎？
   不僅如此，他是封建道德的忠實擁護者，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捐過錢替女人建立過節孝牌坊，還捐過十畝田給一個『刲肉以奉姑』的女人。他是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奴才。
   武訓的品質好嗎？
   武訓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是勞動人民中的敗類，從電影上也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品質最不好的人。
   他投降到地主階級的懷抱裏，通過地主的手，反轉來用高利貸對他原來的階級兄弟進行殘酷的剝削。可是有一次他二哥武讓找他要錢時他回答他説：『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居不相干。』（見樂文書的武訓先生生平』）他母親死了，叫他去收靈，他說哭一聲要一百錢。但是當滿淸的山東巡撫張曜找他去，給他黃布鈐印緣簿和二百兩白銀時，他受寵若驚，『跪下連連向巡撫叩了許多頭』（見張默生的『武訓傳』）只要這兩段對照，不是恰如其份地刻劃出了武訓那一副醜惡的嘴臉？
   以歷史上看武訓的一生，具體地說明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主階級的忠實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