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上我們看到武訓口口聲聲說是爲『這些沒有錢讀書的窮孩子』。而且電影編者還憑空捏造說武訓不要『賞賜的黃馬褂』，又要窮孩子不要做官，還叫窮孩子讀了書不要忘記窮人。用這一串連篇謊話
  
  ，造起一頂『人民敎育家』的帽子，硬戴在武訓的頭上。
   十三歲的武訓就想唸書『受人尊敬』，這就反映了他想爬上統治階級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思想根源。等到他放了三十年的高利貸要辦一所『義學』，他寧願去到柳林鎭找富紳首富楊樹芳在柳林替他
  
  辦，而不把『義學』設在窮困的武家莊。因爲『他嫌那裏局勢狹小，决定設在交通便利而有人負責的柳林鎭。』（見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就算是爲『沒有書讀的窮孩子』吧，我們曉得：窮鄉僻壤的孩子讀
  
  書的機會自然少，而住在交通便利的市鎭上的孩子讀書的機會自然是要多。而武訓偏偏『嫌武家莊局勢狹小』，這難道是『爲了沒有書讀的窮孩子嗎？」手邊雖然沒有材料證明在武訓義學上學的孩子到底是些
  
  什麽孩子，但從這一點來看，他的出發點是有問題的。
   『義學』裏訓練出來的人是些什麽人呢？是不是『爲窮人謀福利』的人呢？自然不是。要是的話，從光緒皇帝到蔣介石就不表揚他了。按劉子舟的『義學正武公傳』上的記載：那時義學『七縣生竟七十餘
  
  人肄業其中』而『每考歲考學生入泮幫增補廩者，不下一二十人。」如果按義學學生七十除人計算，每年考上滿淸功名的有一、二十人，幾等於四分之一，這樣大量的爲統治階級製造忠實的奴才，這不是爲官
  
  僚地主服務還是爲誰服務呢，不僅如此，而『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掇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見梁啓超的『武訓先生傳』）農民還不起高利貸逼着自殺，繳不起田賦逼着破產，武訓辦義學能解
  
  决一點嗎？
   不僅如此，他是封建道德的忠實擁護者，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捐過錢替女人建立過節孝牌坊，還捐過十畝田給一個『刲肉以奉姑』的女人。他是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