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陷敵時期，兩個恐怖機關：一個是警察局特務科，另一個則是日本憲兵隊。憲兵隊逮捕了人，重的押在砲局子陸軍監獄；輕的則收在北大第一院紅樓地下室憲兵本部的監獄裏。紅樓後的操場一角裏，被殺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當時所逮捕的對象，第一是當時所謂「反動份子」，即地下抗日工作者。第二是思想犯，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敎育界的人，換句話說，便是日本人所認爲「陰謀宣傳抗日人員」。第三纔是其他嫌疑人犯。北京文敎界第一個被捕的是後來華北人民政府第二副主席藍公武。他本是國會議員，梁任公的進步黨黨員，根本是反蔣的。但到抗日戰爭以後，則主張統一戰綫以對外。在中國大學的講堂上毫無顧忌的主張正義。日本學生，甚至日本憲兵來聽講時，也照舊侃侃而談。一天藍先生突然不來了，學校佈吿他因病請假。但不久大家都知道藍先生是被日本憲兵隊捕去了。一直一年多，纔放了出來。在獄中，酷刑不一而足，最低是灌涼水。是把你按在地下，用皮管接上自來水硬向肚裏灌。在稍利害一些的則用電刑；一接上電時，百脈奔張，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又有把鉄絲燒紅了敎被捕者跪在上面的。有的把手指足趾繫上繩子吊起來的，眞是不一而足。以後最大的兩批，一是太平洋戰爭以後的燕大的陸志韋、張東蓀、鄧文如、周學章四先生和若干同學，及輔仁大學的董洗凡、張懷、英千里三敎授，劉不凡、英純良諸君。燕京的陸、張、鄧諸老，則只不過不與日本合作的正義文人而已。也同樣的認為「敵人」而禁捕了。這次以後，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本人舉行大檢舉；在中國、輔仁兩校（燕京已關門）的敎授們又被捕了不少，直至勝利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