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從一本舊書上看到高木平靜寫的「鵑落的李鴻章」，寫到甲午戰爭以前滿淸統治已見動搖時的李鴻章，把他描摹得有武力，有財力，舉足輕重，而且還說他有「幾微的叛淸思想」，既然如此，他當時爲甚麽不「造反」？爲什麽甘於做滿清的奴隸及劊子手一直到底？高木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不過我們平日所知道的李鴻章，也只是表面的，究竟他在甲午戰爭以前是否確如高木所說的那樣？我對於這個問題，研究得不够，以下所解釋，是難免錯誤的。
   在太平天國崩潰以後，反革命的曾國藩弟兄漸漸失勢，以李鴻章爲中心的同質的反革命的「淮軍系」，勢力確有發展，李鴻章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一天比一天提高。蘇聯史家P格利耐維契也曾如此說過：「從太平天國到日淸戰爭之間是李鴻章在政府中担任主要的人物一手掌握住歐化的陸海軍，對外貿易以及對外政策的監督權，他統轄着直隸省山東省以及包括上海地方的一聯的各省」。又說：「北京朝廷僅在北部，多少地保有實際底統治權而已，於是不得不與李鴻章的霸權進行和解。李鴻章一派也支配着中國最大的各種企業。」這種說法，雖然過高的估計了李鴻章當時所握有的實力，但大體是接近事實，不過要那時的李鴻章對滿淸政府「造反」，乃是不可能的。第一，李鴻章及其淮軍系，是從曾國藩所領導的反動地主階級集團裏分裂出來的一支勢力，他的勢力必然要固定在他們那一個反動集團的共同利益上纔能維持存在，他們的既得利益和他的主子旣是一致的，就無需攷慮去打破現狀。第二，李鴻章本人並不具備足够的思想條件，當時又沒有適當的變性的客觀情况，所以我們並不能從他的作爲上看出他有「反叛」的傾向。又由於他自大的官僚主義，環遶着他周圍的盡是些貪污庸劣的官僚—高明的人插不進去，李鴻章也得不到這種思想的新的刺激。第三，唯一可以算做他「造反「的資本的，是他一手掌握的淮軍，這個結構的上層人物仍然是站在反動地主階級集團的共同利益上，反對打破現狀，同時淮軍自一八六五到一八九五的三十年間，儘管非常活躍，而始終和曾氏弟兄一派所領率之「湘軍」，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劉銘傳和鮑超在「平」捻戰事中所暴露的矛眉，只是一個小例子）。這種矛盾，很快的就被滿清統治上層看穿了，並且加以利用，使他們彼此傾軋牽制，不能單獨的特別發展，在甲午戰事一發生的時候，滿清政府以湘淮軍雜糅應戰，前綫的主力是淮軍，而必要以湘軍的老將劉坤一去担任統率的名義，李鴻章雖是北洋□督，也不能過問。就是繼續使用這種權術的一個證明。所以，就「造反」的軍事資本一點而言，李鴻章當時所有，也是不够的。
   不過，以上所舉，只是以李鴻章當時已停滯了的發展情况爲依據，這種情况不曾再向高處發展下去，而甲午戰敗，李鴻章就倒霉了。其實李鴻章的「造反」，也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連孫中山先生也還曾一度寄與幻想。李鴻章以勾結外國勢力打敗太平天國革命軍起家，當他的政治勢力逐漸打進中國最大的各種企業裏以後，一部分與歐洲商業及買辦相連繫作爲背景的地主及商人集團，已實際傾向到他那一邊去，成爲一種新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不定型的結合，這種結合，是顯明地帶有外國勢力的色彩的。假使甲午戰爭不是打敗，一切情况另有發展，則加上這種新的外國勢力的因素，產生新的鼓動，很可能推使李鴻章對清廷採取特別的行動。這個行動的結果是好是壞，很難說。望好處想，也可能逐漸脫離了外國勢力的直接支配，形成一種仍然是半萌芽狀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是本質上是反革命的大漢奸李鴻章，寄與如此期望，不能不說是很渺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