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市图书馆

李正龙
  坚持改革不停步，一步一个新台阶，年年都有新贡献
  坚持改革，用我的话说，就是改掉“旧”字，丢掉“平”字，铲掉“懒”字，撇掉“散”字。我们种畜场是1975年建场的。那时正是“大养其猪”的热潮，在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口号声中，农场把我调到种畜场任党支部书记。我是带着满腔热情和干一番事业的念头来到猪场的。然而，在那个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年代里，人们没有积极性，更没有事业上的责任心。尽管我喊破了嗓子，累酸了膀子，处处走在前头，仍然无济于事，第一年决算就是一个大窟窿。以后连年亏损赔本，越发不可收拾，到1980年，亏损总额累计竟达31.6万元。死气沉沉的猪场，眼看就要倒闭了。我心里真着急呀！1981年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我好象吐出胸中闷气一样，心情格外痛快舒畅。我找到农场党委，毫不犹豫地端出了我的治场方案，就是在猪场搞“五定一奖”，每人暂保30%的工资，余额全部集中起来按每人劳动成果分配，初步扔掉“铁饭碗”、“大锅饭”，取缔出勤一道杠，同工不同酬现象。“五定一奖”责任制的落实，大家如梦初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另一种精神状态，时间不长，猪场就展示了勃勃生机，到年底猪场第一次盈利了，养猪工人破天荒得奖了。尽管场子获利4000，工人获奖200，可当时在全县是一大奇迹。
  前三年小改革虽然年年有利润，但“五定一奖”并没有彻底砸碎旧框框，还留有“大锅饭”的活口，职工的积极性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多劳多得的优越性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1984年，我又盘算在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上进行深入一步改革，实行“集中经营，分散管理，个人承包”责任制。130多人的养猪场，就有20多名管理人员和勤杂人员，这是影响工人情绪、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症结”。我的第一刀就捅向了这个“捅不得”的马蜂窝。精减勤杂人员，大家都看着我，因为我妹夫、妹妹全在勤杂岗位上，又是建场工人老人。不少人说：“李书记这回可难办了，亲向亲、故向故，他再原则也不能减妹妹和妹夫。”可是，我为了改革，为了猪场事业，就顾不上许多，必须动真格的。我的决定一公布，干部职工吃惊不小，尤其是我妹妹、妹夫，怎么也想不到先拿他俩开刀。他们当即说我无情无义，又哭又闹，还到我母亲那里去告状。这样，减掉了18名后勤人员和管理人员到了生产第一线。人们好象从中看到了什么，精神更加振奋，劲头更加鼓足，猪场效益直线上升，利润比1983年翻了一番，达到9.8万元。饲养员的年均工资达到3400元，最多的挣6000元。1986年养猪业处于滑坡状态，大多数养猪场由于赔钱下了马，而我们的猪场却利润一年比一年多，事业一年比一年发展。
  1988年，是我们领导班子全员承包的第一年，也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一年。这一年，我带头交了风险抵押金，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养猪事业上。这一年是坚持改革以来经济效益最高的一年，创利润25万元，人均收入2600元。养猪、养鱼，产值利润整个比上年翻了一番。按照承包合同，应向农场上交利润2万元，在我的提议下，向农场多交了3万元。按合同规定，我应得奖金1.3万元，农场领导让我拿，职工群众劝我拿，家人督促我拿，都说我为猪场建设做了很多贡献，并且交了风险抵押金，是履行合同，合情合理合法。可我想，我是共产党员，为建设猪场做点贡献是应该的。我坚持和其他干部一样，拿全场职工平均奖金1400元，余下的1.16万元支援国家和猪场建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