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认真实行奖励制度，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一经济手段充分起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呢？这是当前一个大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回答的问题。
  奖励制度作为实现按劳分配的一种报酬形式，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实行过多年，而且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邦”出于篡党夺权、搞垮国民经济的罪恶目的，把合理的奖金制度诬蔑为“物质刺激”，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从此“奖金”作为一大“忌讳”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道道伤痕。谈“奖”失惊，谈“钱”变色，望而生畏，至今余悸尚存。本来从物质上鼓励人们为社会主义更好地劳动，这是按劳分配的实质，但却不敢承认；本来奖金是奖励超额的劳动，但为了显示“突出政治”，却硬要把学习态度、群众关系等等做为附加条件塞进去；本来奖金是劳动者劳动消耗的补偿，生活的补助，但在实施中却害怕那些积极生产者多得奖金，造成差别。实践证明，这些问题的存在的确影响了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请看这样的事实：某矿开始实行奖励时，规定奖金只发到超产百分之十五这个杠杠上，再超没奖。这种把人们的积极性限制在这个比例数内的做法，使有些人上旬拼命干，中旬算算看：与奖金有缘，继续干，没缘或者超太多则小干。后来，在实践中矿党委破除了百分之十五这个杠杠，实行按超产的数量和质量发奖金，结果全矿平均日产量由六千吨增到七千吨。这生动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奖金与超额劳动创造的价值直接联系起来，按合理比例超多少给多少奖金，不折不扣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因为我们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还没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社会现实。特别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计时定额劳动的低工资制，这种计时工资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它只能一般地反映人们的工作质量和数量，而不能敏锐地反映出人们付出的超过平均水平的劳动。这样人们所付出的超额劳动就得不到及时的应得补偿，超额劳动的积极性也就必然会受到挫伤。因为不讲多劳多得，完全违背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实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所以我们只有按劳动者付出超额劳动的多少，给以奖金，人们才会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生产，更加积极劳动。
  按照人们付出超额劳动的多少付给奖金，有人担心会破坏精神鼓励为主的方针。目前，奖金真的多得到了破坏精神鼓励为主方针的程度了吗？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某矿俱乐部，在实行超额奖前，每天只放映四到五场电影，场次少，观众多，造成了买票需“走后门”的局面；实施奖励后，规定每多演一场次，付给俱乐部每个工作人员三角钱的奖金，结果，放映场次每天增到八场。而实际付给他们的奖金还不到增加场次总收入的百分之一。对于那些直接创造财富的工人来说，这种比例还要小，有的所得奖金只占其创造价值的千分之五。这种奖励办法本身就是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体现。
  当然，我们在强调用奖金补偿超额劳动的同时，也决不应该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但我们所说的政治工作，应当是深入到实际中去，扎扎实实地解决思想疙瘩的工作，而决不是用简单的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来代替政治工作。那种把学习态度、群众关系等一些非超额劳动的因素做为评奖条件的做法，就是一种简单代替、图省事的形式主义的政治工作，其结果不仅改变了奖金的性质，而且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这种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作法，则是我们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奖励制度正在实施过程中，迂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现象，有些同志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奖励制度，这是极不应该的。我们认为，迂到问题应该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地研究和改进实行奖励制度的方法，而决不是放弃奖励制度。应当在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分悬殊的思想指导下，不断改进奖励方法，放大胆子，多想点子，使奖励制度不断完美，让它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