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一、内丘瓷窑的发现为邢窑研究打开新局面
  邢窑在我国封建社会陶瓷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但开始生产的时间早，而且以其精湛的技艺推动着整个北方瓷器工艺的发展。在唐代有所谓“南青北白”的局面。这是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并驾齐驱。越窑在解放前就发现窑址，许多问题讨论相当深入，而邢窑由于窑址没有发现，研究工作遇到许多困难，不能深入进行。
  1980年河北临城发现隋唐时期的白瓷窑址，还有时代更早的青瓷窑址。其中有的精细白瓷水平很高，符合唐人歌颂、评价的邢瓷标准，引起广泛的讨论［1］。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这就是唐代盛名的邢窑窑址所在地，有人甚至提出邢窑就在临城，不在内丘，文献记载有误。但是在讨论中也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例如，临城瓷窑分散，大多数窑址工艺水平不高。就从水平最高的祁村窑址采集的瓷片标本初步统计，精细白瓷只占20％，大多数是青瓷，粗白瓷和其他品种，为唐人歌颂的精细白瓷数量太小，不可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临城在内丘的北边，根据地质勘察和考古调查，这一带只有内丘产优质瓷土，唐代以来都在内丘取土，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临城没有内丘条件优越，那么唐代为什么不在内丘建窑而在临城建窑？再有，既然邢窑不在内丘而在临城，李肇在《国史补》上为什么不说“临城白瓷瓯”而说内丘呢？临城在隋唐一直属于赵州，内丘只在唐高祖武德初年属赵州，以后一直属邢州，整个唐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赵州，邢州所辖范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内丘和临城地界清楚稳定，唐朝文人不至于弄错。临城和内丘都与隆尧为邻，隆尧就是隆平和尧山，隆平是唐高祖李渊的祖宗坟地（开元八代宣简公并七代祖懿王陵）所在地，坟地就在县南的王尹村北。邢、赵二州官员要在每年春秋二季率领百官前往祭谒，政治意义如此重要，在唐代的邢、赵二州在地理上是不许混淆不清的［2］。李肇在《国史补》中明确指出邢窑在内丘，他的《国史补》十分严肃，他在《自序》中说：“予自开元在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他是在很认真地记录社会现实，以补国史。他不敢也不可能把邢、赵二州搞错。其他文献也明确指出邢窑在内丘。既然文献不可能写错，那么窑址就不可能不在内丘，既然窑址不可能不在内丘，那么临城所发现的窑址就可能不是邢窑的中心窑场。因为唐代以州命名的瓷窑，一般都包括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相同的产品可能超过州界。临城瓷窑可能属于邢窑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一直在等待内丘能发现唐代白瓷窑址。
  1984年内丘县开展文物大普查，在京广铁路两侧，小马河、李阳河两岸，即县城周围，冯村、永安，五部等乡120平方公里范围里发现了二十八处古窑址。特别在内丘县周围发现密集的窑群，其中包括过去在唐大明宫遗址发现的刻有“盈”字款和用笔书写“翰林”，西安唐墓出土底部刻写“翰林”那样的精细白瓷，而且细白瓷生产的比例，比临城任何一个窑址都大，这里出土的白瓷质地细密，与陆羽在《茶经》描写的“如银似雪”，“邢瓷白”完全相符。产品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大，也与李肇在《国史补》中评价的“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相符。1985年我们到内丘调查之后，将临城和内丘窑址标在地图上，发现内丘窑址和临城窑址连成一片，是一个巨大的瓷窑生产区，作坊相邻而建。内丘的窑址范围大，密集，细白瓷的比例高，还生产粗白瓷，三彩釉陶，青瓷、黑瓷、黄釉瓷和芝麻酱釉瓷。很明显内丘是这个陶瓷生产区的中心，原料也在内丘，得天独厚。交通发达，商业繁盛，根据临城陈刘庄千佛寺碑记载的内容，内丘是临城与内丘一带商品集散中心。所以文献记载邢窑在内丘是完全正确的，而临城的瓷窑群则是邢窑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次发现对邢瓷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为邢瓷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从考古学上寻找邢窑的任务算实现了。
  二、自然条件和窑址布局的特点
  根据窑址调查了解到内丘有发展瓷器生产优越的自然条件。内丘县在河北省南部偏西。窑址在滏阳河上游的小马河、寺阳河、汦河、汦北渠一带。地处太行山麓，是丘陵和平原交汇之地。南起内丘县城，北至临城的竹壁水库，南北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范围，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许多煤层把瓷土层分割成若干小条小块。有优质瓷土，也有质量一般的瓷土。在内丘县城附近优质瓷土埋藏较浅，易于开采［4］。临城和内丘自古以来就在这里取土，滏阳河及其支流水源丰富，保证了制瓷用水。内丘地处丘陵，林木茂盛，柴草砍之不尽。就地取材是我国陶瓷作坊建立的一个原则，上述条件形成陶瓷发展的良好基础。
  唐代的内丘，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交通四通八达，这里的货物贩运到很远的地方。可以想见，内丘、临城的瓷器汇集于市，地方官挑选优秀之作上贡，皇室也派人来征购，商人贩运到各地销售。从活跃的商业交通线来看，陆路往北联通曲阳、保定、通县、涿县、北京等地，往南联通邢台，邯郸，安阳、洛阳、西安，联通丝绸之路。邢瓷可以运往西域。水陆交通也很方便，小船将邢瓷运往滏阳河，经子牙河进入天津，往北由北运河进入长江，直接运到镇江，扬州，或经南方水系、陆路交通可运往广州，明州等海港城市输出海外。生产和销售的畅通，推动着生产的发展。
  邢窑生产有一个发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窑址的分布，从临城来说早期青瓷、白瓷窑址主要分布在城南的陈刘庄、贾村。兴盛时期的青瓷、白瓷、黑瓷窑址有陈刘庄、贾村、澄底、岗头、祁村、西双井、东双井等。晚期窑址在北程村、南程村、解村、山下、西磁窑沟等。窑址布局表明，当时作坊的建立离城较远，也比较分散，没有发现集中的窑群，就是最兴盛的盛唐时期，细白瓷的比例也极小。
  内丘的窑址群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在城的西边，北边和东边，生产早期的青瓷和白瓷。第二部分在城的周围，尤其西关、南关地区瓷窑集中，在范围不大的地区就发现窑址十四处之多。生产粗白瓷，细白瓷、黑瓷，黄釉瓷和乳浊窑变釉瓷。酱釉瓷，三彩釉陶等。第三部分，比较边远部和与临城交界的东磁窑沟等。瓷窑的布局和临城相似，早期比较分散，离城比较远，盛唐时期，也就是邢窑最兴盛的时期，瓷窑集中在城周附近。密集，规模也比较大，带“盈”字款的白瓷主要在这一带几处窑址里有发现。离城（即市场）近，离优质瓷土近。作坊的建没，经过精心选址，原料、市场、运输等因素都考虑到了。时代偏晚的窑址，多在内丘和临城交界的磁窑沟，品种单调，就地销售。
  三、对时代的判断看清了邢瓷发展的过程
  邢瓷生产时间很长，品种也很丰富，有青瓷、青黄袖瓷、黄釉瓷、黑瓷，酱釉瓷、乳光窑变釉瓷。粗白瓷、细白瓷，三彩釉陶，覆烧瓷器、划花瓷器、印花瓷器，白釉黑花瓷器等。
  青瓷，青黄釉瓷和黄釉瓷器，产量大，都是青灰胎，坚硬厚重。施青釉，器物里壁满施，外壁只在上腹或口沿部分施釉。釉质凝厚，玻璃质强。有的青黄釉瓷在胎体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釉层青绿深沉而泛黄，同一件器物上，不施化妆土的釉色深青或灰青色。黄釉瓷器，釉色一致，成黄色或淡黄色，釉质较细。这三类制品工艺接近，呈色物质主要是铁的氧化物。深青色或灰青色是还原焰烧成，不衬化妆土的青黄釉和黄袖是由氧化焰烧成。北方的馒头窑容易烧成氧化焰，所以一般青釉都有点泛黄。器物主要有琬，盘，罐、壶，钵等生活用具。这些制品的胎釉特征和厚重，坚硬的质感方面，与河北景县封氏墓群，河南濮阳李云墓出土的青瓷接近。在河北邺城相当于北齐时期遗址采集到的青瓷碗片，与它完全一样。碗类的造型与河间邢氏墓，安阳范粹墓，太原娄睿墓出土的青瓷相类似。窑址中的青瓷钵，特点是敛口、圆唇、底部很小，接近环底，与娄睿墓出土的釉陶钵相近。青瓷盘，口沿较尖，胎体略外斜，平底，与洛阳王湾北朝地层中出土的陶盘一样。这些窑址一般埋藏都比较深，种类少。在河北临城及内丘露出的窑炉残体观察，体积小，有的直径只有2米，结构简单，窑具也没有发现匣钵。用土坯砖砌窑的墙壁。没有发现匣钵，器物底部只用泥条卷成一个圈来垫烧。这些都是早的特征。邢窑初创时期定在北朝后期比较合适。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北朝晚期的瓷窑，产品没有邢窑质量好。
  还有青瓷注壶，直筒腹碗，四耳罐，盘口细颈瓶等属于隋代，而胎体厚重的执壶，则是初唐的产品。邢窑里发现有口呈梯形的扁壶，双系，腹周为联珠纹，中间二人着胡服。在莲蓬形台上跳舞，这是初唐之作。故宫珍藏的青釉龙柄凤头壶很可能是邢窑初唐时期的产品［5］。
  黄釉瓷器，胎体厚重，用宽肥的三叉支钉支烧，与寿州窑的黄釉瓷风格一样，应该是初唐的产品，到盛唐时期变化不大，胎做得薄一些，只是器物品种减少。
  黑瓷，多数产品较粗，形体大而厚重。部分黑瓷釉层凝厚，莹润光亮。在内丘西关窑群中发现的黑瓷三足鍑，是盛唐时期的产品。在临城的射兽，南程村一带发现的黑瓷鸡腿坛是金元时代的产品。
  酱釉瓷，包括质量相当好的，釉色呈芝麻酱颜色的作品系唐代作品。
  乳浊窑变釉瓷，在内丘的河村遗址有发现，底釉是黑釉或褐黄釉。与河南鲁山、郡县，禹县的花瓷一样，在底釉上出现花斑，这是一种二液分相釉，与宋代的钧瓷釉工艺密切，河南考古工作者称为“唐钧”。
  白瓷，邢窑白瓷产量大，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它的白瓷驰名整个社会，而其他品种不为人们所知。其原因一个是由于白瓷产量大，一个是技艺水平高。有粗白瓷、细白瓷、覆烧白瓷、划花白瓷和白釉黑花瓷。
  粗白瓷，有杯、碗、壶、罐、钵等。有一种碗，口沿略外撇，圆唇，腹体宽而厚。胎色白中发灰，有的不施化妆土，有的只是略施化妆土，外壁只在口沿部分施化妆土。施白釉，有的制品白色一致，有的白釉不均匀，下腹壁及底足不上釉。这些特点和河南安阳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一样，还有双耳罐都应该是北朝的产品。根据魏晋南北朝瓷器发展的情况来看，北朝完全具备了生产白瓷的条件，古代文献记载的白瓷还会更早一些。《笙赋》注引吕枕《字林》：“瓷，白瓶长〓”，“〓”就是“躲”字，《玉篇》“躲”“身也”。吕枕是西晋时人［6］。如果文献记载确实的话，西晋时已经有了白瓷长颈瓶了，所以北朝发现白瓷毫不奇怪。
  内丘的北双流和临城贾村等窑址出土一批白瓷，有深腹杯和深腹碗，深腹杯的口微侈，口沿尖薄，中腹至底器壁逐渐加厚，底部很小，圆饼状足，足的边棱略为外侈，有的底部稍宽一些。白胎，施化妆土，白釉玻璃质强，下腹近底处露胎，具有隋代白瓷的特征。河南安阳张盛墓，西安李静训墓、姬威墓的白瓷基本上与它一致。邢台隋大业四年墓出土的白瓷双龙柄盘口尊、天津市文管会收藏的双龙柄双身尊都是隋代邢窑的产品。在内丘窑址里发现的白瓷双耳扁瓶，耳是忍冬叶形，腹部粗大的联珠纹有北朝的特征，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瓶就是这样，联珠围成杏仁形装饰圈，则像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扁壶一样，腹部的缠枝花卉则是唐代的式样。这件作品定在唐朝初期比较合适。
  在内丘窑址出土一件白瓷素坯的佛龛，名为善事泥，根据佛的形象、发型，佛、弟子、力士和狮子、童子等组合，这件作品定在初唐比较合适，在粗白瓷中，碗类的形体比较宽，器壁弧度不大，圆饼足又宽又矮，足径超过口的二分之一，胎厚，施化妆土，釉色银灰，积釉处泛青或泛黄，还有敛口钵一类厚胎作品，与西安地区初唐墓出土的白瓷一样。还有白瓷砚台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爽墓出土的白瓷砚一样。直口平底白瓷盘，也与李爽墓出土的白瓷盘一样。
  在粗白瓷中，那种形体较矮，侈口，腹体较斜，弧度不大，玉璧形足的碗，盏、合子以及腹体饱满圆鼓的罐都是盛唐时期的产品，在各地盛唐墓中出土较多，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西市遗址均有出土。在内丘窑址中发现的白瓷折腰碗与陕西乾县神龙二年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折腰碗一样。
  细白瓷，有碗、盏、瓶、罐、盆、盒、凤头壶等。
  1978年河北临城东镇公社农民取土时挖出一批白瓷。有白瓷凤首，可能是凤头壶的盖，两件三足盘，二件玉璧形碗，一件白瓷三足鍑，一件罐盖，一件翻沿圆唇深腹碗，动物形象有狮、大象。大象身披毛毯，前面有一个驯象的人物。这批作品是邢窑的细白瓷。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海兽葡萄镜，镜体小，直径9.5，厚1厘米。边厚，唇尖，花纹严谨，中圈是一组联珠纹。海兽葡萄镜在我国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至唐玄宗的天宝时期。临城发现的海兽葡萄镜是较早的一种，应是初唐至盛唐之间的产物。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的邢窑白瓷长颈瓶是盛唐之物。
  邢窑中的刻“盈”字款，“翰林”款，或书写“翰林”字样的作品是邢窑的精细产品，主要用于向宫廷上贡。西安地区唐开元二十四年墓里出土一件白瓷罐，底部刻“翰林”字样，说明它们是盛唐之物。临城窑址出土的细白瓷皮囊壶，在西安地区盛唐墓里有出土，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白瓷褐彩皮囊壶，也是盛唐之物。西安何家村出土一件银质鎏金舞马衔杯皮囊壶，造型与邢窑的皮囊壶一样，是盛唐时期之物。白瓷中仿金杯的高足杯、环耳杯，其时代也应是盛唐之作。荷叶口、菱花口、葵口的碗、盏类作品是晚唐时期的产品。
  细白瓷中，有一类碗、盏、盏托、盒、瓶、执壶等作品，胎体较薄，腹体加深，颈部加长，圈足加高，以及一些精巧的小动物形象，根据西安和河南三门陕地区唐墓出土的瓷器相比较，应该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作品。
  内丘窑址中的三彩釉陶都是盛唐时期的产品。
  在内丘和临城交界的磁窑沟，临城的南程村，东、西双井村生产的粗白瓷，覆烧瓷器、白釉黑花瓷器都是宋金元时代之作。
  四、邢瓷的分期研究有了可靠的依据
  内丘邢窑资料极其丰富，可以看出邢瓷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能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分期。北朝至初唐是第一期，盛唐是第二期，晚唐五代是第三期，宋金元是第四期。
  第一期，北朝、隋、初唐是邢窑的创立时期，也是我国北方瓷系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窑址作坊分散，建作坊主要注重瓷土原料和水源，以生产方便为主。生产的瓷器有青瓷、青黄釉瓷、黄釉瓷。北朝发明白瓷，工艺不够成熟，但比青瓷质量高，产量小。到隋朝白瓷发展较快。但整个来看，第一期瓷器的特点是质地粗厚坚致，原料没有良好加工，气孔率大。辘轳成形，轮旋纹理不匀，稳定性不佳，胎色为灰色，深浅不一，有的青瓷也加化妆土，火焰气氛控制不稳定，有的瓷器露胎部分成褐红色，没有任何装饰，靠化妆土来增加釉色的美观。釉面流釉，滚釉现象常见。白瓷也粗，白度不高，釉色白中泛黄或泛灰，玻璃质强，工艺上比青瓷考究一些。生活用具种类不多，但烧出了佛龛（即善事泥）及佛的形象。
  流通情况，邢瓷的发现主要在河北、河南、陕西一些达官显贵的大墓中。其他地区、沿海港口城市没有发现。
  第二期，即盛唐时期，邢瓷迅速发展，在内丘城周形成中心窑场，作坊密集，生产兴旺，上述各类瓷器和三彩釉陶品种均能生产。工艺精细，社会影响广泛，向宫廷进贡，也输出到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个时期的白瓷分为粗白瓷和细白瓷。所谓粗白瓷是与该窑精细白瓷相比而言的。但与全国各地唐代白瓷相比，水平还是高得多。细白瓷原料经过仔细加工，成形稳定性能良好，规格精巧，一件作品从中心轴线向四周测量，没有任何厚薄不匀和歪扭变形的现象。这个时期的邢瓷可以和越窑比肩抗衡。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诗把它与越窑一起来歌颂，称颂它们“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7］。用辘轳成形，修坯精细，胎面看不到任何轮旋纹理，白釉直接施在胎体上，不施化妆土，全凭工匠的精工细作，获得洁白的效果。釉质细腻，釉光莹润，色白如雪。陆羽在《茶经》中评价“邢瓷类雪”。根据化学分析，与景德镇、德化白釉相比，釉中MgO含量较高，CaO较低，属MgO一CaO-A12O3-SiO2系统，称“镁—灰”釉，用还原火焰烧成［8］。这种瓷器原料特性是，火候要求高，但细白瓷没有烧到家，所以吸水率较高，各类生活用具如碗、盘、盏、杯、碟、瓶、壶、罐、烛台等产品数量很大，种类多，凤头壶，皮囊壶等白瓷作品别具一格。
  邢瓷到这个时候成熟了，技艺精湛，作工细腻。邢瓷不讲究色彩和花纹装饰，但在器物的造型结构，线条处理很富匠心，把庄重典雅的造型美，陶瓷胎釉的质感美发挥到最高水平，表现出大唐盛世宏伟气魄的时代精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工艺史上放射出一片光彩。一些精巧的葵口碗、菱花口碗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碗类器物比较矮，碗壁弧度不大，胎略厚，足径一般是口径的二分之一，高度一般只有口径的四分之一，底足外墙壁略高于内墙或相当，足心挖的很浅，足高只有通高的十分之一。许多作品足心刻“盈”字款，“翰林”款，或墨书“翰林”字样。
  施釉也改为里外壁，足心满施，只在足底露胎。
  瓷器的品种也齐全，能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正如李肇在《国史补》中所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正是反映这种实际情况。《新唐书·地理志》：“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确实也向宫廷进贡。带“盈”“翰林”款，或书写“翰林”字样的瓷器在大明宫遗址里出现就是证明。这个时期邢窑白瓷还作为重要商品向国内、国际市场销售。除长安、洛阳等政治经济城市大量发现以外，通往河西走廊的甘肃，丝路重要地段的新疆地区均有发现。其他山西、河北、北京等地经常发现。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如宁波、扬州、广州等地也有发现。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花口瓶，釉下刻“丁大刚作瓶大好”一行字，该瓶的窑口尚需考虑，但可以说明唐代白瓷生产商品性增强，既能满足统治者上层的需要，也能满足市民有钱之家选用，或销售到海外。
  第三期，白瓷继续得到发展，包括生活用具，陈设艺术品和人物、动物等艺术形象。细白瓷数量相对增加，工艺也提高，胎体变薄，作品更精巧，葵口、荷口、菱花口作品主要在这个时期流行，器物底部宽平，圈足高而窄，称为玉环底。烧窑工艺更加提高，过去生烧的现象消失，敲击起来有清越的金属声，晚唐人段安节撰写的《乐肩杂录》“方响”条中记载：“武宗朝，郭道源为凤翔府大兴县丞，充太常夺调音律宫，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河北一些小型唐墓中也发现邢瓷殉葬，而且是质量很高的细白瓷［9］。说明民间人家也能使用以前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东西。
  与整个唐朝社会艺术与工艺发展趋势相比，邢瓷只追求质感美和质量的提高，新品种增加不多，也不追求色彩和装饰花纹。
  邢瓷发展第三期的时间是晚唐至五代。
  第四期，宋金元时期，细白瓷已经不生产，粗白瓷的质量也明显下降，工艺落后，模仿定窑、磁州窑生产一些民间用瓷，但工艺水平远远落后于定窑和磁州窑。作坊零落，成为一般民间生产粗瓷的场所，失去了唐代邢窑白瓷的艺术光辉。
  关于邢窑细白瓷中的带“盈”字款的作品，近来发现越来越多。过去作过种种推测，都不够准确。在唐代各地官吏常将一些地方名产或精细高级工艺品向皇帝进贡，中央或地方官吏均有，这些都是按规定进贡的额外进品。这些贡品都被纳入皇宫中的“琼林”或“大盈”二库，专门供皇帝私人使用，任何人不得使用，邢瓷中精细白瓷自然也是进献而受到皇帝欣赏之物，故此，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精巧玲珑的瑰宝自然也就是能讨得皇帝喜欢的献纳物了，窑址发现的带“盈”字款的细白瓷可能就是专门纳入“大盈”库中的贡品。邢窑白瓷在各地大官僚墓葬中出土很多，但带“盈”字款的作品没有见到，惟独在大明宫有发现，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1][4］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李辉炳：《唐代邢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叶喆民：《邢窑刍议》，均见《文物》1981年第2期。 ［2］程在廉：《何处是邢窑》，《河北陶瓷》1984年第1期。 ［3］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册一页。 ［5］《故宫博物馆藏瓷选集》。 ［6］转引自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文史》第十辑。 ［7］《全唐诗》卷二十三，皮日休五。 ［8］盛厚兴：《唐代邢窑白瓷的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第二届国际讨论会论文提要》15页。 ［9］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北晋县唐墓》，《考古》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