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岁月如歌。芦台一中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百年来，这所神奇的学校不知培养了多少优秀学子。今天，当我们穿越时空，回首往事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会留下不一样的感觉。那一日，老友相聚，当一位朋友提起芦台一中即将庆祝百年华诞的时候，她对我说：“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父亲。”她的父亲是董希知，曾任芦台一中校长，老校长倍受人们尊敬与爱戴。话语间，她的眼里含满了泪花。 晚上，我依然沉浸在朋友对父亲那种浓浓的感情之中。也许，是她的感情拨动了我的神经，记忆的闸门如潮水翻滚，在芦台一中上学时的前后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69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父亲送我到芦台一中上学。路上，看似孩子的我心事重重。本来上学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可是，我的心里非常纠结。快走到驴尾巴河桥头的时侯，我停下来，对父亲说：“我不去上学了，还是让我哥去吧！”说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父亲说：“我和你妈商量好了，决定让你去。不是不想让你哥去，而是因他上学晚了一年，这次运动又耽搁了近两年，如果他再去上学，和同龄的孩子比就太大了。”我不再言声了，想起我和哥哥被无端停学的心酸事，泪水又模糊了双眼。 我和哥哥相差两岁。听妈妈说哥哥是早产儿，他出生的时候才七个多月，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很单薄。 在家里，都说挨肩的孩子爱吵架，而我和哥哥却从来没有过。我俩相差一年上学，学习成绩都很好。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憧憬着要上大学，要有出息。 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们还小，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一天，村里一帮造反派凶神般闯到我家，他们说父亲是黑帮、是走资派，他们到家里乱翻乱砸，把家里折腾的乌七八糟，还把我家的门上、墙上、甚至连锅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相隔几天后，他们把父亲又拉回村里批斗，批斗会就在我家门口。那天晚上，奶奶和妈妈及全家人，关紧了门，不敢出屋。我们隔着门缝往外偷看，见父亲在门外被人推打，还被人背过手去搞燕飞；父亲在外遭罪，我们在屋内哭泣。年轻气盛的小姑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端起一盆水，想假借泼水看个明白，结果下场更惨，当场被人殴打。 以后，我们全家人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奶奶得了脑血管病瘫在炕上，母亲得了肾炎时常尿血，小叔得了胸瞙炎一病不起，我和哥哥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还是孩子的我们过早地担起了家庭重任，哥哥給生产队割草，我在家里织苇蓆：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和哥哥失学后那种悲凉的心境，永远忘不了哥哥瘦弱的肩担着青草吃力前行的样子，永远忘不了冬天冷、夏天热，我和母亲起早贪晚满手破茧织蓆的场景，永远忘不了母亲带病持家那勤劳的身影，永远忘不了家里土坯炕坍塌，我们睡在炕洞里的日日夜夜，更忘不了党的九大召开那天，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我却因重感冒发烧，鼻子大出血，母亲顶着大风，用自行车推着我去芦台医院看病的惨景。 1969年秋季，父亲从104干校回家来，他挨整告一段落。考虑到我和哥哥年岁太小，经他反复找组织申请，有关部门根据我和哥哥以往的学习与学业情况，同意我们去芦台一中上初中。那时，家里生活艰难，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父母考虑哥哥超过了上初中的年龄，决定让我去上学，所以，这就有了开头那个场景。 当我走进芦台一中，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觉得这所学校太神奇了，我自问自答：这就是我梦寐以求上学的地方吗？ 我到一中上学的时候学校早已开课，因为之前在家休学一年多，课程丢了很多。强烈的求学欲望激励着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出好的成绩。 文革中的芦台一中不同以往，以后发生的事更让我难忘。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初中生是二年学制。班级为连排编制。我在七连三排，我们自称七连三班。我到了这个班后才知道，自己是船破又遇顶头风，想安心学文化没有那么容易。我在校时，七连三班是最乱的一个班级。因受文革“闹而优则是”思潮的影响，一些同学除了学工、学农、学军外，不愿上课。当时，学校里的环境都不好。人们思想混乱，是非曲直难以分清，加之同学们年龄小，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学校秩序杂乱无章，学校不像学校。我是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去上学的，家里没钱供我上学。两个学年，我的饮食主要是饽饽当干粮。夏天天热，饽饽容易馊，每周我要往返两次，步行二十多里地回家背饽饽。有时饽饽吃完了，我就买些饭票，把粗粮吃了，攒些细粮，周末买斤馒头给有病的奶奶和小弟带回家。周末，是小弟盼我回家的日子。 在这种困境中，我的心倍受煎熬。自己时常想：现在家里奶奶还瘫痪在床，母亲身肾病没好，哥哥还在支撑着瘦弱的身体挣公分，我上学靠背着饽饽完成学业，去了学工、学农、学军，能学多少知识啊，何况我们班又如此现状！我心急如焚。 文革中，芦台一中的很多老师都遭难，有的被关，有的被打。到我去上学的时候虽然部分老师已经解放出来，但有的老师还是心有余悸，不敢管理。我们班因为太乱，先后换了三位班主任老师。 1970年，学校调来骆萱老师为我们班主任。在我眼里，她是老师，她是挚友，她是影响我当时乃至以后人生发展的一面镜子。至今，我一直敬佩她。 骆萱老师是上海人，她天生丽质，不但人很俊美，而且忠诚于教育事业。她对学生有颗母亲般的心。骆萱老师命运多舛，文革中她挨了整，被踢了光头。她的爱人三十多岁去野外勘探得了血吸虫病，不久人世。在骆萱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时，她辛苦的让人心疼，既要照顾病夫，还有照顾一双儿女。为了扭转我们班的落后局面，让同学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她在儿子刚出生56天，就毅然把爱子留在了上海老家，回校继续任教。她把全部心血用在了教书育人上，不计前嫌，每天早出晚归做学生和家长的工作，我曾多次与她一起去同学家做家访。 后来，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一个从农村来一中上学的黄毛丫头，会因一件小事在芦台一中出了名。 文革时期，芦台一中学生教室都是平房。我们班的教室南边是二连高中班，北边是老师办公室。 自骆老师到到我们班后，班级的管理有所好转。但受大环境影响，课堂秩序仍然很乱，自习课难上。一天下午，我们又上自习课，老师因事不在。刚上课不一会，教室里就炸开了锅。一些同学蹬桌子，打板凳，把个教室闹翻了天，直闹得南排二连高中班上不了课，北排老师们备不下课。 我从上学起，见多了这种情况，从不言声，只是默默地看书。那日，因为教室里人仰马翻，现场让我心烦意乱，我呆坐在课桌前。突然，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奶奶病重在床的身影，浮现母亲托着病体忙上忙下的身影，浮现出哥哥顶着太阳吃力割草的身影，浮现出骆萱老师走家串户做家访的身影……此时，我的热血沸腾，似乎有一 股力量給我助力，我猛地站了起来，高声说：“同学们，请你们静下来，听我说几句话！” 随后，我滔滔不绝，像发连珠炮一样讲了应该好好学习的道理。可能是压在心头的话太久、太多了，一时间，我的话越说越带劲。同学们都直勾勾地看着我，有的似乎还没醒过昧来，有的似乎听出了一些认同的道理，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们教室突然宁静，让二连讲课的老师和办公室备课的老师都很奇怪，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先后围观到我们教室外，静静地听着我在说些什么。而后，老师们感动了。 后来，他们叫来了骆萱老师和学校领导，校领导认为学校纪律差，到了整顿的时候了，就借此整顿课堂纪律。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该说的话说了，心里痛快了，不压抑了。可几天后，学校广播里传来了报道声，报道稿件是紧挨着我们教室二连高中生罗克利写的，题目是：毛主席的好红卫兵刘庆珍。开头第一句我至今记得：阳光普照着芦中茁壮成长的翠柏……听到这篇报道，特别是听到报道中说我是毛主席的好红卫兵，我的心潮翻滚，我是一个黑帮、走资派的子女，哪是什么红卫兵啊！我转身跑到无人的地方，一个人失声痛哭。那一刻，我的泪水瞬间倾泻而下，哭的是那么伤心。 实在说，我痛哭不是因写稿人误认我是红卫兵，也不是因为自己遗憾没有当上红卫兵，而是想起了从文革开以来，种种磨难我扛到今天却无人知晓。 在芦台一中将近二年时间，老师同学们只见我乐观的一面，不知我内心痛苦的那面。当然，是我从没对我的老师和同学说过家里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后，班里的秩序逐渐好转。我心里明白，芦台一中从乱到治不是哪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党的拨乱反正的路线和全体师生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在那个时期、特定背景下，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已。 就在那一年，芦台一中全校同学政治考试题是如何向我学习，仅有我一人考试题例外。没想到一件小事让我在芦台一中出了名。直到转年后，一中农场的教室墙上仍贴着同学们写的学习心得。 1970年底，我初中毕业了，家里困境仍没转变。当年全县分配800名初高中生，我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决定弃学上班，为家里承担一份责任。我找到骆萱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骆老师苦心劝我要继续上学，可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最后，骆老师拟出了班里学生分配名单交给了学校，其中有我。 1972年1月21日，我走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当我走入社会以后，又懂得了很多道理，知道文革期间学校不像学校，上学不像上学是普遍现象，不是校方和同学们的责任。至今，我还在为那些曾经调皮的同学惋惜，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受害者。 多年后老同学相聚，我与一位曾经上学期间主闹的同学说心里话，道出了上学时我的家境和心境，他知晓后，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在芦台一中上学期间留給我的是苦涩的记忆，但我还是由衷的感谢母校，是她給了我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给了我人生最初的勇敢，；并让我认识了一位好师长，更感谢母校培养了我们母女两代人。2000年，我的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 今天，当即将迎来芦台一中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作为她的学子，愿把自己心里的话向母校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