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云南纪事
童乃望
一
被朋友和同事称作老板的我经商虽早，但愧对老板二字，虽说从事行业数个，可从来没有赚过大钱。真可谓卖醋醋落价，卖盐盐落价，始终赶不上行市，空落老板之名。妻子建议我找名家爻卦批批八字，我告诉妻子我是无神论者，命算的再好，自己不努力、不奋斗也不行，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
次年底，从事软基处理工程的我，接到同行朋友的电话，云南下来工程了，需要四台粉喷桩设备，利润还是可观的，问我去不去。当时我就猛然想起一年前姚女士说的话来，西南方向，越远越好！经查看地图，真可谓六千里路云和月，无非真的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工程可以干，但四台设备的资金却需要四十几万啊，怎么办？再次想起姚女士“有朋友便是财富”这句话，为了抓住这次机遇，我决定找朋友借钱也要买设备，也要去云南！凑足资金买了设备后，决定正月初六从天津出发进军云南！
空车配货把设备装好后先行，我乘飞机到昆明与河南籍的工人接头，并与在昆明等候的燕老板联系后一起乘卧铺大巴从昆明到宝山，我们所要进行施工的工地，是从大理到宝山的大宝高速公路永平段。中午上车后，大巴车发着牛一般的吼叫，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前爬。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加之对家中年迈父母和家人的想念，根本不南那美丽的风光了。旅途的过度劳顿的我在大巴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进入了梦乡。深夜熟睡中的我猛然坐起，大声喊了起来：“你们都在干嘛？我父亲刚刚出院，老爷子的病还没好呢，难道你们就不能小点声吗？这叫干嘛啊？把我的脑袋都震碎了。”叫了半天没人搭理，只有司机师傅大声的对我说：“老板，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哈哈……你在车上呢。”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在去工地的半路上。我不好意思的说：“机器声怎么这么大啊？”师傅大声说：“车子老旧，山路难爬，都这样，我们已经跑了半天半夜了，刚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不过也就快到了。”
早上六点多钟我再次被同事们叫醒的时候，大巴车已经停在了保山市长途客运站。打点行李刚刚下车，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们全体被接到了保山市公安局。原来在夜里大巴车上发生了盗窃案件。我们逐个被检查了证件，核实了身份后，在确定我们没有作案嫌疑的情况下，把我们送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二
经过约两个小时山路的奔波，我们来到了工地附近的国道旁等着设备的到来，没过半个小时，四辆货车拉着设备相继停到了路边。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来到车前告诉我们，工地离路边有四五里路的路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一下子就懵了。从路边顺山坡开出的便道绵延数里，施工的人们如同蚂蚁般大小，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自我成人后，第一次流泪是父亲检查出癌症，今天站在险峻的山路旁可以说是第二次泪哭。原因是施工条件艰苦出乎我的想象，周围除了大山还是大山，不说别的，单说这四辆车怎么下去？一不小心车翻设备毁，岂不要家败人亡吗？再说设备款都是找朋友借来的啊！久经沙场的工人们毕竟比我见多识广，安慰我说：“老板没事的，咱雇的车都是广西的，经常开山道，不会有问题。”我似信非信的说：“那就拜托各位师傅了。”
当我走到司机面前商量把车开到工地卸设备时，四辆车的司机八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卸车必须加钱！”当时我就懵了，合同协议标注的很清楚，把设备运到工地每辆车一万五，怎么又加钱呢？我和司机理论，他们非但不卸，每人还从车的座位底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砍刀相威胁，事情一下子僵持到了白热化。这时，河南民工队长赵工，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抄家伙！”一声令下，二十几个工人，一拥而上，手拿铁管、木棍等防身工具猛虎般围了上来。司机一看如此阵势，马上就蔫了下来，开始启动汽车，四五里的便道足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施工现场，经朋友介绍过来的吊车司机也早早等候在那里，我客气地走向前去问司机卸一辆车多少钱时，再次使我瞠目结舌，一辆车一千！天啊，在家里装一辆车才花三百，到这里怎么就变成一千了呢？再说资金太紧张了啊，开工还要花钱啊。还了半天价，吊车司机就是不肯卸车。一气之下我把吊车司机辞退，决定自己去县城找吊车！令人费解的是吊车司机非但没有发火，还面带微笑的走了。
一辆松花江面的里面坐着一位司机，我走上前去和他说清缘由，要他带我跑趟县城去找吊车，当时姓吴的司机师傅就笑了说：“吊车就在工地啊，你怎么还去县城找呢？”我说：“太贵了，他明明是在宰我们外地人。”
吴司机放声大笑：“我们永平县就他这么一辆能吊动你这台设备的大吊车，他能不找你多要钱吗？”我这才恍然大悟。无奈我再次来到吊车司机前求他卸车，这下可好少两千不卸！这时广西司机也凑了上来：“老板，如果再不卸车你不给我们加钱可真的不行了。”我当时真的是火冒三丈啊，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吗。唉……没办法，出门在外，还是忍为高吧。我把目光投向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的吴司机，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明白了我向他求助的表情，走到吊车的司机前用他们当地的方言嘀咕了几句，吊车司机边笑着边点头向我走来，答应给我卸车，但每辆车必须要加两百元钱，我强装感谢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才开始给我卸设备。从此，松花江的司机小吴成了我的好朋友。
卸完设备，我在小吴的带领下，和赵工来到工地附近的村子里为工人解决住房问题，走进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来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虽然数间房屋出奇简陋，但在庭前、山脚下的蔬菜、鲜花、绿色植被的环抱映衬下更显生态宜居：房东是位三十多岁的大姐，经小吴介绍，得知我们是来修高速公路的工人时非常高兴，把我们让进房间，问清来由，用那听来似懂非懂的昆普话对我们说：“不就是住工人吗？没问题，别说二十几个人了，三十几个也没问题。”我问：“房租每个月多少钱？”大姐略显吃惊的看着我问道：“什么？每个月多少钱？来我家住不要钱啊！不但不要钱，你看见我家房前屋后的蔬菜了吗，你们随便吃。”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三十年前解放军拉练住老乡家还要交菜金呢。小吴接过话头说：“我们这里的乡亲们特别的淳朴实在，你们能住进他家，在他的心里就是瞧得起他们，所以他们是不会向你们讲任何条件的，先住下吧，等工程完工后再说吧。”听了小吴的解释我释然，等完工后再报答老乡吧。我带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嘱咐赵工，一定要工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蔬菜虽然不用花钱但不能浪费，决不给老乡添麻烦。
后来，随之修路大军的相继到来，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尘土飞扬，没过一个月的时间，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蔬菜和植被，再也找不到半点绿色，全被红土所覆盖。云南的雨水多，对于植被来讲下场雨就会恢复原貌，蔬菜可就没法吃了，一下子把附近的老乡惹火了，再加上见过世面的当地老乡说，修路工人和解放军不一样，他们是来赚钱的。这下可好，整个村子的老乡不是到项目部索赔就是和我们这些租房者讨价还价开始收租金了。我们的房东还好，在他们老乡的唆使下不好意思的向我们提出每月交他三百元房租，但蔬菜照样白吃，反正也被红土污染了，损失找项目部去讨要。
三
司机小吴，一米六几的个子，黑灿灿的脸始终带着微笑。从他脸上你看不出烦恼和忧愁。晚饭闲谈的过程中，我对小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家有父母，兄弟二人，他行二，父亲在本村担任支部书记，母亲料理家务的同时顺便伺候年近八十的奶奶。哥哥已经成家立业，自己也已订了亲事，只等择日结婚。说话间小吴从兜里掏出一沓钱笑着递到我的手里说：“老板，今天我在工地赚了八百元钱，送给你吧。”我当时就愣住了：“你赚的钱为什么给我？”他笑呵呵地说：“吊车司机给的啊，我和他说了，你是我的朋友，卸了吧，卸了我还能赚到几百，所以他才同意给你卸车啊！”听他说完，我心酸楚楚的，心想，从我兜里多掏走八百元钱可以说是割心割肝，可这个山沟里的农家小伙子竟视不义之财为粪土，本来就不喜欢喝酒的我，端起溶进感激、敬佩、祝福的酒杯一饮而尽。通过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次小聚，我们两个人达成口头协议，我长期雇佣他的面的车，每天一百五十元，一直到上程结束。
赵工也打开了话匣子：“说实话老板，我们长期给人打工在外，遇见你这样的老板太少，但像今天的这种事情可就太多了，尤其是广西的司机，就好来这手儿，不过跑山道还就得他们，别的地方的司机是不敢接这个活儿的，我听说你找的是广西的配货车，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提前和弟兄们早已打好了招呼，做好了先入为主的准备，因为他们有车，他们还要拉活计，不卸车他们也拖不起，所以咱们一但拿出架势，他们也是两头害怕，肯定就犯。但有些事情，来硬的也不行，比方说卸车的事情，人家是本地的，俗话说强龙压不倒地头蛇，这个事就得小吴来解决，不然到了明天他也不会给你卸。”
多好的工人，多好的弟兄！唉……老板与工人之间永远是对立的，但是如果你真心的对待工人，那么双方一定会配合的非常默契。人心换人心，你敬人一尺，别人才会敬你一丈，所以哪怕我自己垫钱，也从不欠工人一分工资。
与小吴相识后，空余时间就有了休闲的好去处了。小吴家离县城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车子开进了被高山环抱的一个村落，四五十户人家就像散落的珍珠镶嵌在半山腰上，小吴告诉我，山坡脚下的数百亩错落有致矩形的土地，就是他们每家每户赖以生存的稻田。每年两季的收成乡亲们也算富足。除了稻田，每家每户还能分到数十亩山地。听着小吴介绍，举目观望山坡上的茶树、果树等植物，都在微风的吹拂下婀娜摇曳，就像欢迎我这来自北方的客人。
当汽车马上驶到吴家的时候，耳边隐约传来大声的呼喊，抬头望去，一个中年人站在山坡上，双手合拢在嘴前大声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好像是通知之类的。在大山里喊话，声波通过坚硬的山体回应，数公里外都能听见。只要一个人站在山 上喊上一句话，唱上一首歌，带着回声的优美音符总会在你的耳边回荡。
小吴笑着对我说，那是他父亲，正在通知党员晚上开会学习。并用手指给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村公所，父亲就在里面办公。”村公所？我只是小的时候在小人书里看过这几个字，我们那里早就变成村委会了呀。我要求小吴停下车，走到村公所大门前，隔着门缝往里看，见几个不同年纪的男女，围坐在用木板搭成书桌前，手捧人民日报等各种报纸，有的大声朗读，有的无声翻看，小吴再次笑着对我说：“我们这里以前太落后了，就是现在和沿海一带相比起来也要落后几十年，我小的时候，像我奶奶那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因为没电、没广播、没电视的，信息非常闭塞。现在行了，随着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富强，电有了，个别农户也安装了卫星电视，几户人家终于能够挤在一起看电视了。这不，虽然报纸晚到几天，但大家总能读到报纸了。”
说话间来到吴家，半砖半土建成六间大房分前后两排矗立在五六米高的山腰上，沿山路左弯右拐几分钟走进面朝西开的大门，首先映进眼帘的是晒在地上的翠绿茶叶，几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茶叶上游来逛去，见到我这来自远方的客人不知是受到了惊吓还是兴奋，大鸡小鸡一齐叫个不停。
走进堂屋，正中间摆放着异常破旧古典的八仙桌，八仙桌的上方挂的是一幅中堂，财神爷庄严地站在那里。一对同样古典的太师椅摆在八仙桌两侧，是专为迎接尊贵的客人而准备的。我刚一落座，年近八十、身穿蓝色大襟上衣，黑色裤子的老奶奶颤巍巍的端一碗茶水上来，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俚语，但我知道那是老人在嘘寒问暖。我急忙起身作揖，向老奶奶道谢。小吴怕我听不懂给我翻译说：“奶奶说，茶叶是洗过的，要你放心的喝，自家采的，不含半点农药，纯绿色的。”哈哈，没想到老奶奶如此的睿智，从我进院始终都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怕我对茶叶上的鸡粪产生误会，并且还知道什么叫绿色食品，让我对老人家刮目相看。端起茶杯，杯没到口，沁人心脾的茶香早已飘进我的心田，那种少有的、带着乡情的茶香，我至今在梦里还能闻到它的清香。
小吴向我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父母，吴父一看便知是军人出身，他把自己的母亲扶坐回太师椅，一改喊通知的语调，用纯正的普通话对我说：“早就听儿子说了，认识了一位天津老板，我感谢你照顾孩子，唉……借款买了一辆车，每天拉不了几个钱，遇到你这个贵人帮孩子赚钱还账，我们全家人高兴啊，昨天就专为你杀了一只猪，鸡、鸭也已准备好了，我和儿子说了，一定把你请到家来吃顿饭。”
面带笑容的吴母也在一旁说了话：“现在是我们云南的特产鸡枞菌、牛肝菌、干巴菌等的丰收季节，刚好也给老板尝个鲜，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听了他们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我哪里称得上什么老板啊？无非也就是个工头罢了，没想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相互间的有偿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竟成了所谓的恩人。为我的到来杀猪宰鸡盛情款待，也许别人听来不太相信，但这种待遇真的降临在我的身上了。激动之余我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是身处在一片净土的香格里拉！
吃过丰盛的午餐，我由衷的向小吴一家人深表谢意，并真诚的邀请他们有机会一定到我们天津来做客。我口留山珍菌类的余香，向小吴一家人道别，坐上我的专车松花江返回工地。
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大山深处的乡亲们，和我们这些生活在喧嚣都市里率先接触文明的人们差别如此之大，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漫山遍野数不尽的花草不仅代表着纯洁和艳丽，更代表着为续写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生活在大山深处有着雪花般纯洁心灵的人们。
四
几个月的工程圆满结束，我们全体员工向房东依依惜别，要辗转到昆石高速的昆明段。我拿出两千元钱给房东，对他们一家人几个月来对我们的照顾表示感谢，房东再三推辞后收下了两千元钱，临走时，专门为我们装满了半车的鲜疏。
新的工地，同样的工程，原班的人马，虽然到了省城的郊区，但租房、买菜、可就和山里有了天壤之别了，整天是讨价还价，时不时还要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前来捣乱，工具设备说丢就丢，几桶柴油一夜之间说没就没，整天的充斥在紧张、惊恐、无奈的工作氛围中。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纯朴，什么是善良，没有比较就体会不出善与恶！在你心里才会有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可比性。
来到昆石高速昆明段工地，因离市区较近，所以我在郑和小区租了一套楼房住下来，工作之余虽然邻里之间没有直接来往，但我却成小区门前彩票站的常客，久而久之和彩票站的老板结成好友。在买彩票的同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饮酒唱歌，除了思念家中亲人每天生活也算快乐。
昆明这座城市，是我们国家唯一实行公斤制的省份，初次来到农贸市场，问到猪肉价格吓我一跳，每斤十五元，再细一问原来是公斤。五角钱一公斤的鱼腥草听说能治糖尿病，我凡到市场就狂收，拿回家里晒满了阳台楼道，再放不下就到楼下门前的场地上晾晒，足足在市场上过了一把老板的隐。可昆明的天气就像幼儿园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天要下几次雨，没等晒干的鱼腥草也就全部泡了汤，在小区一时里成了笑谈。后来老乡告诉我，再便宜也不用买鲜的，干的鱼腥草在药店里有的是，我当时就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花的钱全当为昆明人民做贡献了。
当时的昆明和内地比相对落后，但他们的饮食习惯却非常讲究，在市场上看见我生吃黄瓜、西红柿、茄子之类的鲜疏，他们都会把我当作外星人一样来审视，因为他们是从不生食蔬菜的。一个圆白菜，他们会不厌其烦的把菜一直剥到菜心，逐片洗过才肯食用。肉类除了土猪、土鸡很少能买到养殖的肉。养殖的白条鸡也很少见到。凡买鸡鸭一律现买现杀，如果在现场食用，连杀带烹不过二十分钟，保证给你端上一盆香喷喷的芋香鸡。他们讲究生态，他们相信任何饲料里都会有对人体有害的成份。
每到野生菌类丰收季节，大街小巷摆满菌类，哪怕是数百元一斤的松茸菌、干巴菌，市民们也要抢先尝鲜。在昆明，吃上一顿全菌宴不下数千乃至上万元。不吃菌，不喝菌汤，你是体会不出什么是鲜美，什么是唇齿留香的。
在昆明，很少见到肥男肥女，也很少见到半身不遂的中老年人，据说这和他们长期食用云南特产三七是分不开的，三七性温，主要功效消瘀降血脂。绝大多数的稀奇优质的中药材均产自云南，云南人饮食习惯又非常讲究，他们可根据季节的到来用中药调理身体，所以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男士体格单薄、女士苗条，但他们体质超常的健康和长期食用那些中药材不无关系。有一次昆明的朋友约我到家里吃饭，朋友的母亲用了一天的时间，利用各种药材煲了一瓦罐的鸡汤，为的是我这个远方的客人喝上它一年不会患感冒。但唯一的要求汤里的其中一味叫芙片的药材不能多吃，多吃也可，但四个小时之内不能喝凉水，反之则会被撑死。说也奇怪，身患多年糖尿病的我，在那一年我真的没有患过感冒。逐渐适应了当地生活习惯的我，身体也更加的健壮，这也是我始终留恋昆明这个美丽城市的原因之一。
每天除了住处与工地之间的往返，做饭、吃饭、睡觉，最大的乐趣是买彩票，每天买完彩票，把彩票东一张、西一张的藏起来，等奖号摇出后，再把彩票找出来，逐一核对，除了偶中小奖外，百分百总是空欢喜一场，发财的梦始终就这样持续着。
半年后，工地再次转场，来到了昆石高速的宜良段，因工程量不大，工期短，加之当地的气候宜人，也就没有租房，在工地上为工人们搭起了帐篷，我住进了宜良县唯一的三星级宾馆。我从宾馆出来走上十来分钟便到工地。宜良的工地离山虽远，但也在群山的环抱之中，风土人情与永平的工地不相上下，尤其是挂满道路两旁的烤鸭，让外地游客无不垂涎欲滴，最多八元钱就能买上一只。那特有的带有果木香味的烤鸭，会在口中余香绵长。
虽然离昆明只有不过两百里路程，但消费水平天壤之别。从工地回到宾馆，来到餐厅用餐，十二元一位的自助很丰盛，并且啤酒白酒随便饮用，吃起来比昆明的普通饭店还要便宜很多，并且干净卫生。回到工地我鼓励工人说，如果能够把进度搞上去我请你们到星级宾馆去用餐。转天中午，带上二十几个工人来到宾馆就餐，热情洋溢的服务员异常周到，因为除了开会很少有这么多人同时进餐。工人真的过了一把顾客是上帝的隐。一顿饭下来真乃瓢干碗净，啤酒喝了无计其数，可谓风卷残云，把服务员看得目瞪口呆。可聚餐找病，工人们回到工地，不是卧倒就是睡觉，下午的工作全部泡汤，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来到餐厅，却发现自助餐取消了，我到银台一问，服务员神秘的告诉我：“经理说了，自助餐只是暂时取消，因为附近有一帮民工，昨天他们老板请客，那些民工光吃不说，单啤酒就喝了一百多瓶，老板赔钱啊！您想吃就过些日子吧，实在对不起。”我听了大笑不已。
五
一个月的工程转瞬完工，把设备存在当地，工人们化整为零回家待命，等待下一个工地开工。我回到昆明，还没到住处，就被彩票站的老板叫了过去，寒暄片刻，老板惋惜地告诉我，阳光花园的一位老太太是一位老彩民了，昨晚选好彩票号码，只等儿媳回家买彩票，偏巧儿媳下班晚点，老太太走到彩票站已经停售，无奈回家。晚上号码摇出刚好和老太太选的一模一样，他老人家与大奖失之交臂，老太太一时想不开重病住院去了。我边听老板喋喋不休带有传奇色彩的介绍，边带着同情完买彩票回到自己的住处，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我把彩票分别藏了起来，为的是奖号摇出，逐个兑奖过手隐。以解自己的孤独与冷清。
奖号摇出后，当我兑到第四张彩票时，越兑越兴奋，越兑越紧张，当兑完第七个号码时，天上掉馅饼了，奇迹发生了，我终于被幸运撞了一下腰，中了头等奖。当时我并没有因为中了大奖而陶醉，更没有因为中了大奖而疯狂，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彩票虽然在手，但毕竟远离他乡，万一今天夜里自己发生不测，家里又无人知晓，大奖岂不白中。现在想起当时的这个想法真是觉得非常可笑。再有就是和我分享中奖喜悦的第一个人应该是谁？自己思来想去，明天的事还是明天办，把彩票塞进财神爷的肚子里，倒头便睡。
早上被幼儿园孩子们的童声吵醒，起身从财神爷的肚里取出彩票，先吻后看，揉过眼再看，还是中奖的那张彩票。拨通了远在家乡重病在身父亲的电话，告诉父亲我买彩票中大奖了。没想到父亲好像早有预料般异常淡定的对我说：“中了多少？”我如实向父亲汇报了中奖数目后，父亲问我对奖金有什么想法和安排，我说全部汇给父亲，由父亲统一安排使用吧。父亲笑着对我说：“还完帐，有钱还是大家花吧。”
父亲对我中奖的消息如此淡定，应该源自于八十年代末，那时买彩票都是即开型的，父亲买彩中过头等奖，那时的头等奖是十八寸的彩电，市场价格约两千八百余元，父亲中奖后很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事朋友打哈哈凑趣，找父亲天天喝酒祝贺，半年下来屈指一算，喝掉父亲不下三台彩电的钱，可父亲照样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因为幸福与别人同享是他最大的乐趣。所以，父亲的中奖经历至今成为父老乡亲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虽然中了大奖，但父亲“干活才有饭吃”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我每天照常买几注彩票，同时等待下一个工地的到来……
多少年过去，云南之行已经沉进我的记忆。但这份记忆永远是鲜活的，它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像彩蝶一样在我眼前上下翻飞，引领我回望过去的时光，云南，再次在我眼前生动起来。
王庆生
难忘一九七六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飞行人员被称之为“天之骄子”、“国家的宝贝”，这是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飞行人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按当时人们的说法，飞行人员是用黄金堆成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直到现在，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算一笔账：过去选拔飞行员，是初选后先入预校学习一年，合格后再进航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再分配到飞行部队参加训练。飞完昼简、昼复、夜简、夜复这四种气象训练还需三到四年的时间。就是说要训练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至少需要七至八年的时间。期间，需要喝多少汽油，需要多少人为他服务，需要多少投资，让人一目了然。他们享受着国家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这是因为他们身负重任，担负着国家的神圣使命：同时，飞行人员的工作性质本身具有高危性，他们几乎每天都与死神打交道。在当时，据我所知，全空军大约每年因事故摔掉飞机达30架左右，即每年自损一个团。出现事故的原因很多，除了缺乏管理机制外，还由于飞机老旧、质量欠佳、科技含量不高等造成的。我非常痛心的回忆起当年我的两位最亲密的战友，一个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杜荣太，另一个曾是我直接下属、空中机械师王同。他们先后于1970年5月和1992年3月因飞机发生一等事故而牺牲。直到现在，我仍然十分怀念他们，他们的音容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
我服役十八年，飞行了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我曾经遇到过三次险情。一次发生在1971年12月2日，也就是我爱人到部队与我结婚后的第三天，领导派我们飞机执行从郑州到鲁山的飞行转场任务。当时因天气预报失误，使我们飞机误入结冰云层。从理论上讲，结冰云层属于飞机的禁区。飞机进入结冰云层后，机翼前缘和表面会很快结成很厚的冰层，从而增大了飞行阻力，致使飞机速度迅速下降。当时我们想让飞机爬高而脱离冰层区，然而却总是加不了速，爬不了高。而且飞机速度已经下降到200公里／小时，如果速度再往下降，那飞机就会失速了，也就是说飞机就会掉下去了。当时耳机里已乱成一团，因为不知是哪个单位的一架飞机已经失踪，塔台在拼命地呼唤它。大约又过了五分钟，真是天不灭曹，飞机飞出了冰层，脱离了险区。因为天气不好，当晚我们住在了鲁山。这样一来可把我新婚的爱人急坏了。大队领导也很关心，亲自登门拜访，说明情况。
1973年5月，我们飞机参加夜复（即夜间复杂气象）训练。从徐州飞往开封机场。机长王安忠同志因年龄较大，当时已50多岁，视力不好，再加上领航员的疏忽，夜间飞行又能见度较差，竟将黄河大桥当作开封机场跑道降落。因为从空中看，黄河大桥上的笔直形的灯光线与机场跑道上的灯光线非常相似。王安忠操纵飞机徐徐下降了高度，并渐渐逼近了“跑道”，当我放下起落架，飞机对准所谓的“跑道”时，飞机离地面高度仅有数十米。我打开了着陆灯，放下襟翼，飞机准备着陆。我的位置处于正、副驾驶的中间，控制着中央操作台。这时我突然发现地面上有汽车行驶，使我大吃一惊！遂大喊：“老王！快拉起来，错了！是黄河大桥！”王安忠急忙拉起驾驶杆，我也同时加大了油门，收起了起落架和襟翼，飞机立即进行了爬高状态，脱离了黄河大桥，避免了一场灾难。
最惊险、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要属1976年元旦后遇到过的那一次。当时我们正在新疆03号（马兰）基地执行核试验任务。大概是元月5日，我们受命要将以基地政委为首的部分机关干部和医务人员共20余人运送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南面有一座山，人们称它为妖魔山，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像大西洋中的“百慕大”。说它神秘，主要是指这里气候多变，空中气流极不稳定。传说曾有一架民航飞机就在这里失事。当我们飞机临近其上空时，由于执行这次任务的领航员是一名新手，不太了解这里的背景，竟让飞机提前下降了高度。
妖魔山海拔1000多米，当时飞机的真实高度只有几百米了。当飞机到达其上空时，突然一股强大的下旋气流袭来，飞机随之急剧下跌，一下子跌了几百米高度。顿时，因飞机没设安全带，机舱中的人们全部腾空了，悬了起来，我们空勤组的人也都慌了，我特意观察了一下无线电高度表，这是真实高度的指示器，飞机距山顶的高度仅有五十米。真悬哪！还好，就在这一刹那，又一股强大的上旋气流袭来，又使飞机急剧上扬，这使我们得救了。但是，这一下又一上的剧烈动作，形成一股强大的撞击力，机舱的人群慌乱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急忙用大衣盖在头上，有人用双手捂住脸，大概是怕见到什么惨状：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因悬空受撞击较重，摔在地板上，腰骨受伤，直不起腰来，眼镜落在地板上被摔得粉碎。这次我们真正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倘若当时的下旋气流再延续两、三秒钟，那我们也就全部“光荣”了。
本应嘉奖反遭批评
1968年，我由空中机械员升任为空中机械师。
空中机械师这个角色是从前苏联空军那里承袭过来的，只有在运输机和重型轰炸机中才设有这个角色。他的地位非常重要。既管理飞机在地面上的维护与保养，保障飞机质量，又在空中分工有具体操作，他就是飞机的总管。飞行中，他管控中央操作台，负责发动机的启动与停车；负责起落架和襟翼的收放以及各个飞行仪表、油温的管控。可以这样说，在领航员和通讯员缺席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名驾驶员和一名空中机械人员，飞机也照样可以做短途飞行。但是，如果没有空中机械人员，飞机就不可能起飞。
1968年春，全国新招的第三批女飞行员来到我师，分到我们39团的共有20余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女中豪杰的两位女将军：现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的岳禧翠少将和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刘晓莲少将。这年5月，我被派到训练大队参加对女飞行员的训练，直到年底。接着，1969年元月我又被调到南－18外训大队。这是为专门训练老挝飞行员而临时组建的单位，我在这里担任教官，一直到1973年初结束。1973年元月底，我又回到了39团。自此以后直到1979年底，我每年都几乎去新疆罗布泊地区参加核试验任务，每年至少一次。
1975年12月初，我随407号飞机机组进驻马兰执行核试验任务。我当时是分队长，空中机械师是王同同志。在执行这次任务过程中，使我感到最悲痛的就是1976年元月9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记得那天早晨7时，我们还在睡觉（因新疆地区与北京时差2个小时），我们临时党小组长、三大队副政委王立明同志打开了自带的收音机，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叫醒了我们一起收听了这条消息。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有人还落了眼泪。王立明安慰大家：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圆满完成这次核试验任务，让总理放心！
这次核试验是一次裂变测试核试验，属于地下核试验的一种。要求把原子弹弹头运到试验场区，在试验场区安装和起爆。弹头的研发基地在成都绵阳。从成都取回弹头的任务是由我师203团派出的一架安－12飞机完成的。我们机组的任务就是要将弹头从马兰运送到开屏（04号）。因为开屏机场的跑道太短，安－12飞机不能降落。但我们飞机执行这次运弹任务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原子弹对外界的温度要求很高，不能低于15℃，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平时的气温都在零下20℃以下，而我们的飞机又没有保温设备，飞机上的采暖系统又十分简陋，达不到所要求的温度。而且，指挥部又要求我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怎么办？经我与王同同志反复研究，决定在飞机上设置保温室，也就是在飞机机舱内，搭一间保温屋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做法是：利用机舱两侧的两根伞兵跳伞时用来挂伞钩用的钢索，将从招待所借来的棉被搭在上面，然后四周固定好，这样就形成了一间2立方米空间的小屋了。在弹头到来之前，我们用地面加温炉向小棉被屋里加温达到30℃以上，从马兰到开屏飞机需要50多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温度再降，估计不会低于15℃。当我们把实施方案向指挥部汇报后，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元月20日，是我们运弹的日子。这天，我们很早就把小棉被屋加温到35℃，安—12飞机一到，弹头装上飞机我们就起飞了。我和王同都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在前面飞，我在机仓观测小棉被屋内的温度。事实证明，我们的方案很有效，到达开屏后，小屋内的温度仍保持在20℃以上。指挥部对我们完成这次任务的表现非常满意。三天后，即元月23日，本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我们完成的很好，也受到了基地指挥部的表彰，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时值春节前夕，本应顺顺畅畅地返回部队，向领导汇报完我们这一次完成任务的情况后，就欢度春节了。但事与愿违，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部队驻地在宜昌。从马兰返回宜昌的飞行是我与王同交替进行的。最后这一段是他在前面飞，我在后舱休息。当飞机飞临宜昌上空时，我认真地俯瞰地面。离开宜昌2个月了，看到这里的一切，竟产生了一种新奇感。望远处，在长江南岸，葛洲坝的建设热火朝天，运输的车辆川流不息；看近处，逶迤的山峦牵手相连，虽然早已入冬，但这里仍葱绿依旧。我忽然想到，这里不是三国时期彝陵之战的古战场吗？公元222年，因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刘备为报仇亲率大军伐吴，就在这群山中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遭到惨败，后败退白帝城因悲愤交加死于军中。
飞机进入四转弯，已对准跑道，高度在缓缓下降，速度也渐渐减慢。就在马上着陆时，飞机又突然加大了油门——复飞了。我很纳闷：这是怎么啦？我立即跑到前舱了解情况，王同告诉我，前起落架没有放好。我说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定起落架是否放好，主要是看驾驶舱仪表盘上的信号灯，绿灯亮是表示已经放好，红灯亮是表示没有放好。我当时在空中连续收放了两次起落架，前起落架绿灯仍然不亮；我打开了前舱地板窗口，检查了一下前起落架的传感器，其工作是正常的；我看了一下前起落架锁，因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此时，飞机又已对准了跑道，已来不及再做后续动作。于是，我让机长栾述水通知塔台：飞机再复飞一次，让地面人员驱车到跑道边，看看前起落架上的炽光灯是否是亮的，如果是亮的，就表示前起落架已经放好。复飞一圈后，地面回答的结果是看不清前起落架的灯是不是亮的。这一下全机组的人都紧张了——不能判定起落架确已放好，飞机是不能着陆的。否则，万一起落架没有放好而强行着陆，那问题就严重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紧急时刻，我突然想到还是再认真地看看前起落架是不是已经锁好。我让王同找来手电筒，认真地看了一下，根据我的经验，我确定前起落架确实是锁好的，绿灯不亮是信号系统出了问题，可以放心着陆。最后的结果是飞机安全着陆了，验证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后经检查，原来是飞机的电气特设员在调整前起落架传感器时，将顶杆收缩了一毫米，因而使传感器的接触点处于松弛状态，造成了有时接触不良而没有信号。
其实，这件事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它造成的影响很坏。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三圈，确实惊动了很多人，连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都出动了。尽管我们在完成本次核试验任务中表现出色，但针对这次前起落架事件，我们还是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唐山大地震后的牵挂
6月下旬，领导安排我回家休假。按照规定，军官的假期是在家住满一个月。7月15日，我当时4岁的女儿王利华因扁桃体发炎造成咳嗽加发高烧进了医院。18日我就接到了部队领导发来的电报，叫我立即归队去执行重要任务。当时我的假期尚未休完，还差10天。我于19日动身，22日回到部队。这时我才得知，又要去新疆执行核试验任务。不过这次行动的规模较大，我团派去了4架飞机，由副团长张继云带队。25日，我们机组到武汉拉上空降兵45师的部分领导干部，于26日到达了马兰基地。
7月28日，即我们到达马兰的第三天，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大地震的消息。称震级为7.8级，震中在丰南境内，震区损失严重。因为我们所执行的任务性质是绝密的，上级要求三个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发电报。由于宁河与唐山毗邻，并且按照所报告的经纬度，我量了一下地图，震中距离芦台仅24公里。所以，宁河的震情如何是我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我家震前的住房在芦台镇北街，是两间很老旧的平房，如果发生地震，必塌无疑。那时我非常担心我爱人母女的安危，因我爱人当时正在怀孕，如果发生不测，将关系到三条人命。
这次遇到地震问题袭扰的还有我的战友刘明福，他是汉沽人与我同乡。不过他的情况要比我好的多，他的爱人是第三批女飞行员，他只是刚刚把自己的两岁儿子送回老家。那时他一有空就跑到我的宿舍来，谈论地震的事，十分担心家人，有时我们一起默默的为亲人们祈祷，祝福他们平安康泰。
为了了解地震的灾情，我每天都特别关注当天的新闻联播。但得到的关于宁河的消息太少，仅有两条：一条是关于县委书记邢国俊如何查看灾情，及时召开常委会部署抗震救灾的。另一条是关于宁河县粮食局干部职工如何抢救和保护全县粮食的。
地震发生5天后，新疆军区空九军直升机大队的一个机组来到了马兰，在饭桌上我与他们相识。他们是刚刚从唐山机场赶来的。原来他们是去北京执行任务后，返部时在唐山机场居留了一天，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地震。他们住的机场招待所虽未坍塌，但受损严重。不过，整个唐山市区已几乎夷为平地，横尸遍野，人员死伤无数。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心急如焚，愁肠百结，惶惶不可终日。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设法尽快获得家人的震后消息。后来我想到了求助于我的朋友陈体文。他是基地机务处的助理。几年来，我们一直相处很好。因对于我们执行任务的人员来说，上边有三不准的要求，而对于基地的本部人员来说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我委托他以他本人的名义给我爱人发一份电报，询问一下家里受灾情况。
电报发出后，我等了20多天才收到这样的回电文：“我们好，江和敏死。”这里的江和敏是两个人名，一个叫何江，一个叫何敏，分别是我爱人的侄子和侄女。至此，我原来那种心急如焚、愁肠百结的心情总算有所舒解。但是，在我的心中却装着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结，这就是何敏的死。因为我爱人平时夜间睡觉胆小，何敏是应我爱人的要求为她做伴儿死的。就是说，何敏如果不为我爱人做伴，也许死不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提前归队了，才逃过一劫。假如我不是提前归队，那何敏睡觉的位置正是我休假时在家睡觉的位置。她是被一棵很大的托木砸到胸部致死的，要是我在这里睡觉，肯定也逃脱不掉死亡的厄运。我爱人曾诙谐地说：“是你的命大，阎王爷不收你。也是你们部队的一封电报救了你。”
高血压
其实，1976年秋季我们来到新疆不仅是参加核试验，根据总参的部署，我们还要参加一次与兄弟部队的合练。就是演练一次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空军与陆军部队如何配合与协同作战。参加这次合练的部队有新疆军区独7师、装甲师部分人员、空降兵45师部分人员，航空兵36师两架轰—6型飞机、空13师即我们4架运输机。合练由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亲自坐镇。我们团的具体任务就是在原子弹爆炸后，在规定的时间将空降兵运送到指定区域实施空降。但是，我们机组仅参加日常的训练，正式的合练安排给了其他三个机组。我们机组的任务是运送样品，即把样品从马兰机场送到北京。
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我们国家一直是大事不断。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紧接着9月9日，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件——毛泽东主席逝世。就在消息公布的当日，我们也停飞了一天。不久，指挥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圆满完成这次核试与合练任务。
这次核试验是2万吨级的局部熔解式的核爆炸。零时定于9月26日上午（具体几时忘记了）。由36师派来的一架轰—6实施空投；原子弹爆炸后，由驻马兰机场的两架歼—6型飞机穿蘑菇云取样；而后，样品由我们飞机运送到北京。
因从马兰到北京的航程较远，空中时间需要8个多小时；而且要求必须当天送达。所以要求配备2名空中机械，开始就确定了我和王同同志。
但是，就在即将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令人遗憾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在这之前的20多天的时间里，一直感到头晕和头痛。后来经检查，是血压偏高造成的，血压已达150—160/90—100mmHG。航医说我是因心情长时间压抑引起的，让我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的确，自从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的心里压力颇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从7月28日起，有二十多天几乎夜夜失眠，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每日都感到头昏脑胀，心里颇为郁闷和烦恼。后来，虽然收到了家里的电报，心情有所好转，但是病症已经形成。经过半个来月时间的观察，结果血压还是不降。航医担心我继续飞行会有风险，遂决定我暂停飞行，叫我休息几天。
26日上午，核试验圆满成功，多军兵种的合练也已顺利进行。27日是我们运送样品的日子。26日下午，我找到航医，要求参加第二天的运送样品任务。但经检查我的血压还是偏高。于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最后，经领导们商定，由刘明福替我与王同一起执行这次运送样品的任务。
从新疆罗布泊执行任务回来后不久，我们就去北戴河空军疗养院疗养了。因规定飞行人员每年疗养一个月。我在北戴河经过一个月的治疗，高血压病有很大好转，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还不算稳定。从1977年到1979年，我又连续三年去罗布泊执行核试验任务，每年一次两个月，直到1980年上半年停飞。
童乃望
一
被朋友和同事称作老板的我经商虽早，但愧对老板二字，虽说从事行业数个，可从来没有赚过大钱。真可谓卖醋醋落价，卖盐盐落价，始终赶不上行市，空落老板之名。妻子建议我找名家爻卦批批八字，我告诉妻子我是无神论者，命算的再好，自己不努力、不奋斗也不行，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
次年底，从事软基处理工程的我，接到同行朋友的电话，云南下来工程了，需要四台粉喷桩设备，利润还是可观的，问我去不去。当时我就猛然想起一年前姚女士说的话来，西南方向，越远越好！经查看地图，真可谓六千里路云和月，无非真的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工程可以干，但四台设备的资金却需要四十几万啊，怎么办？再次想起姚女士“有朋友便是财富”这句话，为了抓住这次机遇，我决定找朋友借钱也要买设备，也要去云南！凑足资金买了设备后，决定正月初六从天津出发进军云南！
空车配货把设备装好后先行，我乘飞机到昆明与河南籍的工人接头，并与在昆明等候的燕老板联系后一起乘卧铺大巴从昆明到宝山，我们所要进行施工的工地，是从大理到宝山的大宝高速公路永平段。中午上车后，大巴车发着牛一般的吼叫，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前爬。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加之对家中年迈父母和家人的想念，根本不南那美丽的风光了。旅途的过度劳顿的我在大巴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进入了梦乡。深夜熟睡中的我猛然坐起，大声喊了起来：“你们都在干嘛？我父亲刚刚出院，老爷子的病还没好呢，难道你们就不能小点声吗？这叫干嘛啊？把我的脑袋都震碎了。”叫了半天没人搭理，只有司机师傅大声的对我说：“老板，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哈哈……你在车上呢。”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在去工地的半路上。我不好意思的说：“机器声怎么这么大啊？”师傅大声说：“车子老旧，山路难爬，都这样，我们已经跑了半天半夜了，刚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不过也就快到了。”
早上六点多钟我再次被同事们叫醒的时候，大巴车已经停在了保山市长途客运站。打点行李刚刚下车，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们全体被接到了保山市公安局。原来在夜里大巴车上发生了盗窃案件。我们逐个被检查了证件，核实了身份后，在确定我们没有作案嫌疑的情况下，把我们送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二
经过约两个小时山路的奔波，我们来到了工地附近的国道旁等着设备的到来，没过半个小时，四辆货车拉着设备相继停到了路边。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来到车前告诉我们，工地离路边有四五里路的路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一下子就懵了。从路边顺山坡开出的便道绵延数里，施工的人们如同蚂蚁般大小，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自我成人后，第一次流泪是父亲检查出癌症，今天站在险峻的山路旁可以说是第二次泪哭。原因是施工条件艰苦出乎我的想象，周围除了大山还是大山，不说别的，单说这四辆车怎么下去？一不小心车翻设备毁，岂不要家败人亡吗？再说设备款都是找朋友借来的啊！久经沙场的工人们毕竟比我见多识广，安慰我说：“老板没事的，咱雇的车都是广西的，经常开山道，不会有问题。”我似信非信的说：“那就拜托各位师傅了。”
当我走到司机面前商量把车开到工地卸设备时，四辆车的司机八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卸车必须加钱！”当时我就懵了，合同协议标注的很清楚，把设备运到工地每辆车一万五，怎么又加钱呢？我和司机理论，他们非但不卸，每人还从车的座位底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砍刀相威胁，事情一下子僵持到了白热化。这时，河南民工队长赵工，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抄家伙！”一声令下，二十几个工人，一拥而上，手拿铁管、木棍等防身工具猛虎般围了上来。司机一看如此阵势，马上就蔫了下来，开始启动汽车，四五里的便道足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施工现场，经朋友介绍过来的吊车司机也早早等候在那里，我客气地走向前去问司机卸一辆车多少钱时，再次使我瞠目结舌，一辆车一千！天啊，在家里装一辆车才花三百，到这里怎么就变成一千了呢？再说资金太紧张了啊，开工还要花钱啊。还了半天价，吊车司机就是不肯卸车。一气之下我把吊车司机辞退，决定自己去县城找吊车！令人费解的是吊车司机非但没有发火，还面带微笑的走了。
一辆松花江面的里面坐着一位司机，我走上前去和他说清缘由，要他带我跑趟县城去找吊车，当时姓吴的司机师傅就笑了说：“吊车就在工地啊，你怎么还去县城找呢？”我说：“太贵了，他明明是在宰我们外地人。”
吴司机放声大笑：“我们永平县就他这么一辆能吊动你这台设备的大吊车，他能不找你多要钱吗？”我这才恍然大悟。无奈我再次来到吊车司机前求他卸车，这下可好少两千不卸！这时广西司机也凑了上来：“老板，如果再不卸车你不给我们加钱可真的不行了。”我当时真的是火冒三丈啊，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吗。唉……没办法，出门在外，还是忍为高吧。我把目光投向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的吴司机，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明白了我向他求助的表情，走到吊车的司机前用他们当地的方言嘀咕了几句，吊车司机边笑着边点头向我走来，答应给我卸车，但每辆车必须要加两百元钱，我强装感谢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才开始给我卸设备。从此，松花江的司机小吴成了我的好朋友。
卸完设备，我在小吴的带领下，和赵工来到工地附近的村子里为工人解决住房问题，走进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来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虽然数间房屋出奇简陋，但在庭前、山脚下的蔬菜、鲜花、绿色植被的环抱映衬下更显生态宜居：房东是位三十多岁的大姐，经小吴介绍，得知我们是来修高速公路的工人时非常高兴，把我们让进房间，问清来由，用那听来似懂非懂的昆普话对我们说：“不就是住工人吗？没问题，别说二十几个人了，三十几个也没问题。”我问：“房租每个月多少钱？”大姐略显吃惊的看着我问道：“什么？每个月多少钱？来我家住不要钱啊！不但不要钱，你看见我家房前屋后的蔬菜了吗，你们随便吃。”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三十年前解放军拉练住老乡家还要交菜金呢。小吴接过话头说：“我们这里的乡亲们特别的淳朴实在，你们能住进他家，在他的心里就是瞧得起他们，所以他们是不会向你们讲任何条件的，先住下吧，等工程完工后再说吧。”听了小吴的解释我释然，等完工后再报答老乡吧。我带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嘱咐赵工，一定要工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蔬菜虽然不用花钱但不能浪费，决不给老乡添麻烦。
后来，随之修路大军的相继到来，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尘土飞扬，没过一个月的时间，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蔬菜和植被，再也找不到半点绿色，全被红土所覆盖。云南的雨水多，对于植被来讲下场雨就会恢复原貌，蔬菜可就没法吃了，一下子把附近的老乡惹火了，再加上见过世面的当地老乡说，修路工人和解放军不一样，他们是来赚钱的。这下可好，整个村子的老乡不是到项目部索赔就是和我们这些租房者讨价还价开始收租金了。我们的房东还好，在他们老乡的唆使下不好意思的向我们提出每月交他三百元房租，但蔬菜照样白吃，反正也被红土污染了，损失找项目部去讨要。
三
司机小吴，一米六几的个子，黑灿灿的脸始终带着微笑。从他脸上你看不出烦恼和忧愁。晚饭闲谈的过程中，我对小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家有父母，兄弟二人，他行二，父亲在本村担任支部书记，母亲料理家务的同时顺便伺候年近八十的奶奶。哥哥已经成家立业，自己也已订了亲事，只等择日结婚。说话间小吴从兜里掏出一沓钱笑着递到我的手里说：“老板，今天我在工地赚了八百元钱，送给你吧。”我当时就愣住了：“你赚的钱为什么给我？”他笑呵呵地说：“吊车司机给的啊，我和他说了，你是我的朋友，卸了吧，卸了我还能赚到几百，所以他才同意给你卸车啊！”听他说完，我心酸楚楚的，心想，从我兜里多掏走八百元钱可以说是割心割肝，可这个山沟里的农家小伙子竟视不义之财为粪土，本来就不喜欢喝酒的我，端起溶进感激、敬佩、祝福的酒杯一饮而尽。通过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次小聚，我们两个人达成口头协议，我长期雇佣他的面的车，每天一百五十元，一直到上程结束。
赵工也打开了话匣子：“说实话老板，我们长期给人打工在外，遇见你这样的老板太少，但像今天的这种事情可就太多了，尤其是广西的司机，就好来这手儿，不过跑山道还就得他们，别的地方的司机是不敢接这个活儿的，我听说你找的是广西的配货车，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提前和弟兄们早已打好了招呼，做好了先入为主的准备，因为他们有车，他们还要拉活计，不卸车他们也拖不起，所以咱们一但拿出架势，他们也是两头害怕，肯定就犯。但有些事情，来硬的也不行，比方说卸车的事情，人家是本地的，俗话说强龙压不倒地头蛇，这个事就得小吴来解决，不然到了明天他也不会给你卸。”
多好的工人，多好的弟兄！唉……老板与工人之间永远是对立的，但是如果你真心的对待工人，那么双方一定会配合的非常默契。人心换人心，你敬人一尺，别人才会敬你一丈，所以哪怕我自己垫钱，也从不欠工人一分工资。
与小吴相识后，空余时间就有了休闲的好去处了。小吴家离县城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车子开进了被高山环抱的一个村落，四五十户人家就像散落的珍珠镶嵌在半山腰上，小吴告诉我，山坡脚下的数百亩错落有致矩形的土地，就是他们每家每户赖以生存的稻田。每年两季的收成乡亲们也算富足。除了稻田，每家每户还能分到数十亩山地。听着小吴介绍，举目观望山坡上的茶树、果树等植物，都在微风的吹拂下婀娜摇曳，就像欢迎我这来自北方的客人。
当汽车马上驶到吴家的时候，耳边隐约传来大声的呼喊，抬头望去，一个中年人站在山坡上，双手合拢在嘴前大声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好像是通知之类的。在大山里喊话，声波通过坚硬的山体回应，数公里外都能听见。只要一个人站在山 上喊上一句话，唱上一首歌，带着回声的优美音符总会在你的耳边回荡。
小吴笑着对我说，那是他父亲，正在通知党员晚上开会学习。并用手指给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村公所，父亲就在里面办公。”村公所？我只是小的时候在小人书里看过这几个字，我们那里早就变成村委会了呀。我要求小吴停下车，走到村公所大门前，隔着门缝往里看，见几个不同年纪的男女，围坐在用木板搭成书桌前，手捧人民日报等各种报纸，有的大声朗读，有的无声翻看，小吴再次笑着对我说：“我们这里以前太落后了，就是现在和沿海一带相比起来也要落后几十年，我小的时候，像我奶奶那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因为没电、没广播、没电视的，信息非常闭塞。现在行了，随着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富强，电有了，个别农户也安装了卫星电视，几户人家终于能够挤在一起看电视了。这不，虽然报纸晚到几天，但大家总能读到报纸了。”
说话间来到吴家，半砖半土建成六间大房分前后两排矗立在五六米高的山腰上，沿山路左弯右拐几分钟走进面朝西开的大门，首先映进眼帘的是晒在地上的翠绿茶叶，几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茶叶上游来逛去，见到我这来自远方的客人不知是受到了惊吓还是兴奋，大鸡小鸡一齐叫个不停。
走进堂屋，正中间摆放着异常破旧古典的八仙桌，八仙桌的上方挂的是一幅中堂，财神爷庄严地站在那里。一对同样古典的太师椅摆在八仙桌两侧，是专为迎接尊贵的客人而准备的。我刚一落座，年近八十、身穿蓝色大襟上衣，黑色裤子的老奶奶颤巍巍的端一碗茶水上来，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俚语，但我知道那是老人在嘘寒问暖。我急忙起身作揖，向老奶奶道谢。小吴怕我听不懂给我翻译说：“奶奶说，茶叶是洗过的，要你放心的喝，自家采的，不含半点农药，纯绿色的。”哈哈，没想到老奶奶如此的睿智，从我进院始终都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怕我对茶叶上的鸡粪产生误会，并且还知道什么叫绿色食品，让我对老人家刮目相看。端起茶杯，杯没到口，沁人心脾的茶香早已飘进我的心田，那种少有的、带着乡情的茶香，我至今在梦里还能闻到它的清香。
小吴向我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父母，吴父一看便知是军人出身，他把自己的母亲扶坐回太师椅，一改喊通知的语调，用纯正的普通话对我说：“早就听儿子说了，认识了一位天津老板，我感谢你照顾孩子，唉……借款买了一辆车，每天拉不了几个钱，遇到你这个贵人帮孩子赚钱还账，我们全家人高兴啊，昨天就专为你杀了一只猪，鸡、鸭也已准备好了，我和儿子说了，一定把你请到家来吃顿饭。”
面带笑容的吴母也在一旁说了话：“现在是我们云南的特产鸡枞菌、牛肝菌、干巴菌等的丰收季节，刚好也给老板尝个鲜，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听了他们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我哪里称得上什么老板啊？无非也就是个工头罢了，没想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相互间的有偿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竟成了所谓的恩人。为我的到来杀猪宰鸡盛情款待，也许别人听来不太相信，但这种待遇真的降临在我的身上了。激动之余我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是身处在一片净土的香格里拉！
吃过丰盛的午餐，我由衷的向小吴一家人深表谢意，并真诚的邀请他们有机会一定到我们天津来做客。我口留山珍菌类的余香，向小吴一家人道别，坐上我的专车松花江返回工地。
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大山深处的乡亲们，和我们这些生活在喧嚣都市里率先接触文明的人们差别如此之大，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漫山遍野数不尽的花草不仅代表着纯洁和艳丽，更代表着为续写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生活在大山深处有着雪花般纯洁心灵的人们。
四
几个月的工程圆满结束，我们全体员工向房东依依惜别，要辗转到昆石高速的昆明段。我拿出两千元钱给房东，对他们一家人几个月来对我们的照顾表示感谢，房东再三推辞后收下了两千元钱，临走时，专门为我们装满了半车的鲜疏。
新的工地，同样的工程，原班的人马，虽然到了省城的郊区，但租房、买菜、可就和山里有了天壤之别了，整天是讨价还价，时不时还要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前来捣乱，工具设备说丢就丢，几桶柴油一夜之间说没就没，整天的充斥在紧张、惊恐、无奈的工作氛围中。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纯朴，什么是善良，没有比较就体会不出善与恶！在你心里才会有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可比性。
来到昆石高速昆明段工地，因离市区较近，所以我在郑和小区租了一套楼房住下来，工作之余虽然邻里之间没有直接来往，但我却成小区门前彩票站的常客，久而久之和彩票站的老板结成好友。在买彩票的同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饮酒唱歌，除了思念家中亲人每天生活也算快乐。
昆明这座城市，是我们国家唯一实行公斤制的省份，初次来到农贸市场，问到猪肉价格吓我一跳，每斤十五元，再细一问原来是公斤。五角钱一公斤的鱼腥草听说能治糖尿病，我凡到市场就狂收，拿回家里晒满了阳台楼道，再放不下就到楼下门前的场地上晾晒，足足在市场上过了一把老板的隐。可昆明的天气就像幼儿园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天要下几次雨，没等晒干的鱼腥草也就全部泡了汤，在小区一时里成了笑谈。后来老乡告诉我，再便宜也不用买鲜的，干的鱼腥草在药店里有的是，我当时就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花的钱全当为昆明人民做贡献了。
当时的昆明和内地比相对落后，但他们的饮食习惯却非常讲究，在市场上看见我生吃黄瓜、西红柿、茄子之类的鲜疏，他们都会把我当作外星人一样来审视，因为他们是从不生食蔬菜的。一个圆白菜，他们会不厌其烦的把菜一直剥到菜心，逐片洗过才肯食用。肉类除了土猪、土鸡很少能买到养殖的肉。养殖的白条鸡也很少见到。凡买鸡鸭一律现买现杀，如果在现场食用，连杀带烹不过二十分钟，保证给你端上一盆香喷喷的芋香鸡。他们讲究生态，他们相信任何饲料里都会有对人体有害的成份。
每到野生菌类丰收季节，大街小巷摆满菌类，哪怕是数百元一斤的松茸菌、干巴菌，市民们也要抢先尝鲜。在昆明，吃上一顿全菌宴不下数千乃至上万元。不吃菌，不喝菌汤，你是体会不出什么是鲜美，什么是唇齿留香的。
在昆明，很少见到肥男肥女，也很少见到半身不遂的中老年人，据说这和他们长期食用云南特产三七是分不开的，三七性温，主要功效消瘀降血脂。绝大多数的稀奇优质的中药材均产自云南，云南人饮食习惯又非常讲究，他们可根据季节的到来用中药调理身体，所以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男士体格单薄、女士苗条，但他们体质超常的健康和长期食用那些中药材不无关系。有一次昆明的朋友约我到家里吃饭，朋友的母亲用了一天的时间，利用各种药材煲了一瓦罐的鸡汤，为的是我这个远方的客人喝上它一年不会患感冒。但唯一的要求汤里的其中一味叫芙片的药材不能多吃，多吃也可，但四个小时之内不能喝凉水，反之则会被撑死。说也奇怪，身患多年糖尿病的我，在那一年我真的没有患过感冒。逐渐适应了当地生活习惯的我，身体也更加的健壮，这也是我始终留恋昆明这个美丽城市的原因之一。
每天除了住处与工地之间的往返，做饭、吃饭、睡觉，最大的乐趣是买彩票，每天买完彩票，把彩票东一张、西一张的藏起来，等奖号摇出后，再把彩票找出来，逐一核对，除了偶中小奖外，百分百总是空欢喜一场，发财的梦始终就这样持续着。
半年后，工地再次转场，来到了昆石高速的宜良段，因工程量不大，工期短，加之当地的气候宜人，也就没有租房，在工地上为工人们搭起了帐篷，我住进了宜良县唯一的三星级宾馆。我从宾馆出来走上十来分钟便到工地。宜良的工地离山虽远，但也在群山的环抱之中，风土人情与永平的工地不相上下，尤其是挂满道路两旁的烤鸭，让外地游客无不垂涎欲滴，最多八元钱就能买上一只。那特有的带有果木香味的烤鸭，会在口中余香绵长。
虽然离昆明只有不过两百里路程，但消费水平天壤之别。从工地回到宾馆，来到餐厅用餐，十二元一位的自助很丰盛，并且啤酒白酒随便饮用，吃起来比昆明的普通饭店还要便宜很多，并且干净卫生。回到工地我鼓励工人说，如果能够把进度搞上去我请你们到星级宾馆去用餐。转天中午，带上二十几个工人来到宾馆就餐，热情洋溢的服务员异常周到，因为除了开会很少有这么多人同时进餐。工人真的过了一把顾客是上帝的隐。一顿饭下来真乃瓢干碗净，啤酒喝了无计其数，可谓风卷残云，把服务员看得目瞪口呆。可聚餐找病，工人们回到工地，不是卧倒就是睡觉，下午的工作全部泡汤，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来到餐厅，却发现自助餐取消了，我到银台一问，服务员神秘的告诉我：“经理说了，自助餐只是暂时取消，因为附近有一帮民工，昨天他们老板请客，那些民工光吃不说，单啤酒就喝了一百多瓶，老板赔钱啊！您想吃就过些日子吧，实在对不起。”我听了大笑不已。
五
一个月的工程转瞬完工，把设备存在当地，工人们化整为零回家待命，等待下一个工地开工。我回到昆明，还没到住处，就被彩票站的老板叫了过去，寒暄片刻，老板惋惜地告诉我，阳光花园的一位老太太是一位老彩民了，昨晚选好彩票号码，只等儿媳回家买彩票，偏巧儿媳下班晚点，老太太走到彩票站已经停售，无奈回家。晚上号码摇出刚好和老太太选的一模一样，他老人家与大奖失之交臂，老太太一时想不开重病住院去了。我边听老板喋喋不休带有传奇色彩的介绍，边带着同情完买彩票回到自己的住处，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我把彩票分别藏了起来，为的是奖号摇出，逐个兑奖过手隐。以解自己的孤独与冷清。
奖号摇出后，当我兑到第四张彩票时，越兑越兴奋，越兑越紧张，当兑完第七个号码时，天上掉馅饼了，奇迹发生了，我终于被幸运撞了一下腰，中了头等奖。当时我并没有因为中了大奖而陶醉，更没有因为中了大奖而疯狂，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彩票虽然在手，但毕竟远离他乡，万一今天夜里自己发生不测，家里又无人知晓，大奖岂不白中。现在想起当时的这个想法真是觉得非常可笑。再有就是和我分享中奖喜悦的第一个人应该是谁？自己思来想去，明天的事还是明天办，把彩票塞进财神爷的肚子里，倒头便睡。
早上被幼儿园孩子们的童声吵醒，起身从财神爷的肚里取出彩票，先吻后看，揉过眼再看，还是中奖的那张彩票。拨通了远在家乡重病在身父亲的电话，告诉父亲我买彩票中大奖了。没想到父亲好像早有预料般异常淡定的对我说：“中了多少？”我如实向父亲汇报了中奖数目后，父亲问我对奖金有什么想法和安排，我说全部汇给父亲，由父亲统一安排使用吧。父亲笑着对我说：“还完帐，有钱还是大家花吧。”
父亲对我中奖的消息如此淡定，应该源自于八十年代末，那时买彩票都是即开型的，父亲买彩中过头等奖，那时的头等奖是十八寸的彩电，市场价格约两千八百余元，父亲中奖后很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事朋友打哈哈凑趣，找父亲天天喝酒祝贺，半年下来屈指一算，喝掉父亲不下三台彩电的钱，可父亲照样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因为幸福与别人同享是他最大的乐趣。所以，父亲的中奖经历至今成为父老乡亲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虽然中了大奖，但父亲“干活才有饭吃”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我每天照常买几注彩票，同时等待下一个工地的到来……
多少年过去，云南之行已经沉进我的记忆。但这份记忆永远是鲜活的，它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像彩蝶一样在我眼前上下翻飞，引领我回望过去的时光，云南，再次在我眼前生动起来。
王庆生
难忘一九七六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飞行人员被称之为“天之骄子”、“国家的宝贝”，这是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飞行人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按当时人们的说法，飞行人员是用黄金堆成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直到现在，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算一笔账：过去选拔飞行员，是初选后先入预校学习一年，合格后再进航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再分配到飞行部队参加训练。飞完昼简、昼复、夜简、夜复这四种气象训练还需三到四年的时间。就是说要训练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至少需要七至八年的时间。期间，需要喝多少汽油，需要多少人为他服务，需要多少投资，让人一目了然。他们享受着国家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这是因为他们身负重任，担负着国家的神圣使命：同时，飞行人员的工作性质本身具有高危性，他们几乎每天都与死神打交道。在当时，据我所知，全空军大约每年因事故摔掉飞机达30架左右，即每年自损一个团。出现事故的原因很多，除了缺乏管理机制外，还由于飞机老旧、质量欠佳、科技含量不高等造成的。我非常痛心的回忆起当年我的两位最亲密的战友，一个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杜荣太，另一个曾是我直接下属、空中机械师王同。他们先后于1970年5月和1992年3月因飞机发生一等事故而牺牲。直到现在，我仍然十分怀念他们，他们的音容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
我服役十八年，飞行了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我曾经遇到过三次险情。一次发生在1971年12月2日，也就是我爱人到部队与我结婚后的第三天，领导派我们飞机执行从郑州到鲁山的飞行转场任务。当时因天气预报失误，使我们飞机误入结冰云层。从理论上讲，结冰云层属于飞机的禁区。飞机进入结冰云层后，机翼前缘和表面会很快结成很厚的冰层，从而增大了飞行阻力，致使飞机速度迅速下降。当时我们想让飞机爬高而脱离冰层区，然而却总是加不了速，爬不了高。而且飞机速度已经下降到200公里／小时，如果速度再往下降，那飞机就会失速了，也就是说飞机就会掉下去了。当时耳机里已乱成一团，因为不知是哪个单位的一架飞机已经失踪，塔台在拼命地呼唤它。大约又过了五分钟，真是天不灭曹，飞机飞出了冰层，脱离了险区。因为天气不好，当晚我们住在了鲁山。这样一来可把我新婚的爱人急坏了。大队领导也很关心，亲自登门拜访，说明情况。
1973年5月，我们飞机参加夜复（即夜间复杂气象）训练。从徐州飞往开封机场。机长王安忠同志因年龄较大，当时已50多岁，视力不好，再加上领航员的疏忽，夜间飞行又能见度较差，竟将黄河大桥当作开封机场跑道降落。因为从空中看，黄河大桥上的笔直形的灯光线与机场跑道上的灯光线非常相似。王安忠操纵飞机徐徐下降了高度，并渐渐逼近了“跑道”，当我放下起落架，飞机对准所谓的“跑道”时，飞机离地面高度仅有数十米。我打开了着陆灯，放下襟翼，飞机准备着陆。我的位置处于正、副驾驶的中间，控制着中央操作台。这时我突然发现地面上有汽车行驶，使我大吃一惊！遂大喊：“老王！快拉起来，错了！是黄河大桥！”王安忠急忙拉起驾驶杆，我也同时加大了油门，收起了起落架和襟翼，飞机立即进行了爬高状态，脱离了黄河大桥，避免了一场灾难。
最惊险、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要属1976年元旦后遇到过的那一次。当时我们正在新疆03号（马兰）基地执行核试验任务。大概是元月5日，我们受命要将以基地政委为首的部分机关干部和医务人员共20余人运送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南面有一座山，人们称它为妖魔山，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像大西洋中的“百慕大”。说它神秘，主要是指这里气候多变，空中气流极不稳定。传说曾有一架民航飞机就在这里失事。当我们飞机临近其上空时，由于执行这次任务的领航员是一名新手，不太了解这里的背景，竟让飞机提前下降了高度。
妖魔山海拔1000多米，当时飞机的真实高度只有几百米了。当飞机到达其上空时，突然一股强大的下旋气流袭来，飞机随之急剧下跌，一下子跌了几百米高度。顿时，因飞机没设安全带，机舱中的人们全部腾空了，悬了起来，我们空勤组的人也都慌了，我特意观察了一下无线电高度表，这是真实高度的指示器，飞机距山顶的高度仅有五十米。真悬哪！还好，就在这一刹那，又一股强大的上旋气流袭来，又使飞机急剧上扬，这使我们得救了。但是，这一下又一上的剧烈动作，形成一股强大的撞击力，机舱的人群慌乱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急忙用大衣盖在头上，有人用双手捂住脸，大概是怕见到什么惨状：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因悬空受撞击较重，摔在地板上，腰骨受伤，直不起腰来，眼镜落在地板上被摔得粉碎。这次我们真正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倘若当时的下旋气流再延续两、三秒钟，那我们也就全部“光荣”了。
本应嘉奖反遭批评
1968年，我由空中机械员升任为空中机械师。
空中机械师这个角色是从前苏联空军那里承袭过来的，只有在运输机和重型轰炸机中才设有这个角色。他的地位非常重要。既管理飞机在地面上的维护与保养，保障飞机质量，又在空中分工有具体操作，他就是飞机的总管。飞行中，他管控中央操作台，负责发动机的启动与停车；负责起落架和襟翼的收放以及各个飞行仪表、油温的管控。可以这样说，在领航员和通讯员缺席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名驾驶员和一名空中机械人员，飞机也照样可以做短途飞行。但是，如果没有空中机械人员，飞机就不可能起飞。
1968年春，全国新招的第三批女飞行员来到我师，分到我们39团的共有20余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女中豪杰的两位女将军：现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的岳禧翠少将和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刘晓莲少将。这年5月，我被派到训练大队参加对女飞行员的训练，直到年底。接着，1969年元月我又被调到南－18外训大队。这是为专门训练老挝飞行员而临时组建的单位，我在这里担任教官，一直到1973年初结束。1973年元月底，我又回到了39团。自此以后直到1979年底，我每年都几乎去新疆罗布泊地区参加核试验任务，每年至少一次。
1975年12月初，我随407号飞机机组进驻马兰执行核试验任务。我当时是分队长，空中机械师是王同同志。在执行这次任务过程中，使我感到最悲痛的就是1976年元月9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记得那天早晨7时，我们还在睡觉（因新疆地区与北京时差2个小时），我们临时党小组长、三大队副政委王立明同志打开了自带的收音机，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叫醒了我们一起收听了这条消息。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有人还落了眼泪。王立明安慰大家：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圆满完成这次核试验任务，让总理放心！
这次核试验是一次裂变测试核试验，属于地下核试验的一种。要求把原子弹弹头运到试验场区，在试验场区安装和起爆。弹头的研发基地在成都绵阳。从成都取回弹头的任务是由我师203团派出的一架安－12飞机完成的。我们机组的任务就是要将弹头从马兰运送到开屏（04号）。因为开屏机场的跑道太短，安－12飞机不能降落。但我们飞机执行这次运弹任务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原子弹对外界的温度要求很高，不能低于15℃，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平时的气温都在零下20℃以下，而我们的飞机又没有保温设备，飞机上的采暖系统又十分简陋，达不到所要求的温度。而且，指挥部又要求我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怎么办？经我与王同同志反复研究，决定在飞机上设置保温室，也就是在飞机机舱内，搭一间保温屋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做法是：利用机舱两侧的两根伞兵跳伞时用来挂伞钩用的钢索，将从招待所借来的棉被搭在上面，然后四周固定好，这样就形成了一间2立方米空间的小屋了。在弹头到来之前，我们用地面加温炉向小棉被屋里加温达到30℃以上，从马兰到开屏飞机需要50多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温度再降，估计不会低于15℃。当我们把实施方案向指挥部汇报后，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元月20日，是我们运弹的日子。这天，我们很早就把小棉被屋加温到35℃，安—12飞机一到，弹头装上飞机我们就起飞了。我和王同都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在前面飞，我在机仓观测小棉被屋内的温度。事实证明，我们的方案很有效，到达开屏后，小屋内的温度仍保持在20℃以上。指挥部对我们完成这次任务的表现非常满意。三天后，即元月23日，本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我们完成的很好，也受到了基地指挥部的表彰，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时值春节前夕，本应顺顺畅畅地返回部队，向领导汇报完我们这一次完成任务的情况后，就欢度春节了。但事与愿违，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部队驻地在宜昌。从马兰返回宜昌的飞行是我与王同交替进行的。最后这一段是他在前面飞，我在后舱休息。当飞机飞临宜昌上空时，我认真地俯瞰地面。离开宜昌2个月了，看到这里的一切，竟产生了一种新奇感。望远处，在长江南岸，葛洲坝的建设热火朝天，运输的车辆川流不息；看近处，逶迤的山峦牵手相连，虽然早已入冬，但这里仍葱绿依旧。我忽然想到，这里不是三国时期彝陵之战的古战场吗？公元222年，因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刘备为报仇亲率大军伐吴，就在这群山中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遭到惨败，后败退白帝城因悲愤交加死于军中。
飞机进入四转弯，已对准跑道，高度在缓缓下降，速度也渐渐减慢。就在马上着陆时，飞机又突然加大了油门——复飞了。我很纳闷：这是怎么啦？我立即跑到前舱了解情况，王同告诉我，前起落架没有放好。我说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定起落架是否放好，主要是看驾驶舱仪表盘上的信号灯，绿灯亮是表示已经放好，红灯亮是表示没有放好。我当时在空中连续收放了两次起落架，前起落架绿灯仍然不亮；我打开了前舱地板窗口，检查了一下前起落架的传感器，其工作是正常的；我看了一下前起落架锁，因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此时，飞机又已对准了跑道，已来不及再做后续动作。于是，我让机长栾述水通知塔台：飞机再复飞一次，让地面人员驱车到跑道边，看看前起落架上的炽光灯是否是亮的，如果是亮的，就表示前起落架已经放好。复飞一圈后，地面回答的结果是看不清前起落架的灯是不是亮的。这一下全机组的人都紧张了——不能判定起落架确已放好，飞机是不能着陆的。否则，万一起落架没有放好而强行着陆，那问题就严重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紧急时刻，我突然想到还是再认真地看看前起落架是不是已经锁好。我让王同找来手电筒，认真地看了一下，根据我的经验，我确定前起落架确实是锁好的，绿灯不亮是信号系统出了问题，可以放心着陆。最后的结果是飞机安全着陆了，验证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后经检查，原来是飞机的电气特设员在调整前起落架传感器时，将顶杆收缩了一毫米，因而使传感器的接触点处于松弛状态，造成了有时接触不良而没有信号。
其实，这件事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它造成的影响很坏。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三圈，确实惊动了很多人，连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都出动了。尽管我们在完成本次核试验任务中表现出色，但针对这次前起落架事件，我们还是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唐山大地震后的牵挂
6月下旬，领导安排我回家休假。按照规定，军官的假期是在家住满一个月。7月15日，我当时4岁的女儿王利华因扁桃体发炎造成咳嗽加发高烧进了医院。18日我就接到了部队领导发来的电报，叫我立即归队去执行重要任务。当时我的假期尚未休完，还差10天。我于19日动身，22日回到部队。这时我才得知，又要去新疆执行核试验任务。不过这次行动的规模较大，我团派去了4架飞机，由副团长张继云带队。25日，我们机组到武汉拉上空降兵45师的部分领导干部，于26日到达了马兰基地。
7月28日，即我们到达马兰的第三天，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大地震的消息。称震级为7.8级，震中在丰南境内，震区损失严重。因为我们所执行的任务性质是绝密的，上级要求三个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发电报。由于宁河与唐山毗邻，并且按照所报告的经纬度，我量了一下地图，震中距离芦台仅24公里。所以，宁河的震情如何是我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我家震前的住房在芦台镇北街，是两间很老旧的平房，如果发生地震，必塌无疑。那时我非常担心我爱人母女的安危，因我爱人当时正在怀孕，如果发生不测，将关系到三条人命。
这次遇到地震问题袭扰的还有我的战友刘明福，他是汉沽人与我同乡。不过他的情况要比我好的多，他的爱人是第三批女飞行员，他只是刚刚把自己的两岁儿子送回老家。那时他一有空就跑到我的宿舍来，谈论地震的事，十分担心家人，有时我们一起默默的为亲人们祈祷，祝福他们平安康泰。
为了了解地震的灾情，我每天都特别关注当天的新闻联播。但得到的关于宁河的消息太少，仅有两条：一条是关于县委书记邢国俊如何查看灾情，及时召开常委会部署抗震救灾的。另一条是关于宁河县粮食局干部职工如何抢救和保护全县粮食的。
地震发生5天后，新疆军区空九军直升机大队的一个机组来到了马兰，在饭桌上我与他们相识。他们是刚刚从唐山机场赶来的。原来他们是去北京执行任务后，返部时在唐山机场居留了一天，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地震。他们住的机场招待所虽未坍塌，但受损严重。不过，整个唐山市区已几乎夷为平地，横尸遍野，人员死伤无数。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心急如焚，愁肠百结，惶惶不可终日。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设法尽快获得家人的震后消息。后来我想到了求助于我的朋友陈体文。他是基地机务处的助理。几年来，我们一直相处很好。因对于我们执行任务的人员来说，上边有三不准的要求，而对于基地的本部人员来说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我委托他以他本人的名义给我爱人发一份电报，询问一下家里受灾情况。
电报发出后，我等了20多天才收到这样的回电文：“我们好，江和敏死。”这里的江和敏是两个人名，一个叫何江，一个叫何敏，分别是我爱人的侄子和侄女。至此，我原来那种心急如焚、愁肠百结的心情总算有所舒解。但是，在我的心中却装着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结，这就是何敏的死。因为我爱人平时夜间睡觉胆小，何敏是应我爱人的要求为她做伴儿死的。就是说，何敏如果不为我爱人做伴，也许死不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提前归队了，才逃过一劫。假如我不是提前归队，那何敏睡觉的位置正是我休假时在家睡觉的位置。她是被一棵很大的托木砸到胸部致死的，要是我在这里睡觉，肯定也逃脱不掉死亡的厄运。我爱人曾诙谐地说：“是你的命大，阎王爷不收你。也是你们部队的一封电报救了你。”
高血压
其实，1976年秋季我们来到新疆不仅是参加核试验，根据总参的部署，我们还要参加一次与兄弟部队的合练。就是演练一次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空军与陆军部队如何配合与协同作战。参加这次合练的部队有新疆军区独7师、装甲师部分人员、空降兵45师部分人员，航空兵36师两架轰—6型飞机、空13师即我们4架运输机。合练由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亲自坐镇。我们团的具体任务就是在原子弹爆炸后，在规定的时间将空降兵运送到指定区域实施空降。但是，我们机组仅参加日常的训练，正式的合练安排给了其他三个机组。我们机组的任务是运送样品，即把样品从马兰机场送到北京。
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我们国家一直是大事不断。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紧接着9月9日，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件——毛泽东主席逝世。就在消息公布的当日，我们也停飞了一天。不久，指挥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圆满完成这次核试与合练任务。
这次核试验是2万吨级的局部熔解式的核爆炸。零时定于9月26日上午（具体几时忘记了）。由36师派来的一架轰—6实施空投；原子弹爆炸后，由驻马兰机场的两架歼—6型飞机穿蘑菇云取样；而后，样品由我们飞机运送到北京。
因从马兰到北京的航程较远，空中时间需要8个多小时；而且要求必须当天送达。所以要求配备2名空中机械，开始就确定了我和王同同志。
但是，就在即将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令人遗憾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在这之前的20多天的时间里，一直感到头晕和头痛。后来经检查，是血压偏高造成的，血压已达150—160/90—100mmHG。航医说我是因心情长时间压抑引起的，让我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的确，自从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的心里压力颇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从7月28日起，有二十多天几乎夜夜失眠，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每日都感到头昏脑胀，心里颇为郁闷和烦恼。后来，虽然收到了家里的电报，心情有所好转，但是病症已经形成。经过半个来月时间的观察，结果血压还是不降。航医担心我继续飞行会有风险，遂决定我暂停飞行，叫我休息几天。
26日上午，核试验圆满成功，多军兵种的合练也已顺利进行。27日是我们运送样品的日子。26日下午，我找到航医，要求参加第二天的运送样品任务。但经检查我的血压还是偏高。于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最后，经领导们商定，由刘明福替我与王同一起执行这次运送样品的任务。
从新疆罗布泊执行任务回来后不久，我们就去北戴河空军疗养院疗养了。因规定飞行人员每年疗养一个月。我在北戴河经过一个月的治疗，高血压病有很大好转，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还不算稳定。从1977年到1979年，我又连续三年去罗布泊执行核试验任务，每年一次两个月，直到1980年上半年停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