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孤军奋战的艺术
绍华
近日，《七里海》杂志执行主编戴雁军与几位青年作者相约见面，交流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以前大家通过QQ聊天或微博有过交流，但远不如面对面交谈更加方便和自如。这次聊天，既是编者与作者的沟通，又有老师的面授机宜，浓郁的文学氛围是大家久违了的，前辈的丰富创作经验也让年轻作者受益良多。
现将聊天记录略加整理复制在此，期望能与更多的文友交流共享。
参加这次聊天的青年作者有：绍华、赵文光、苏子越、马晨杰、方军。
绍华：戴老师好，我们这几个人，只有方军当面给您送过稿子，他胆大，我们都有点不敢见您。可见了面，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感觉您很平易近人，可能是读了您很多作品的原因。
戴雁军：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粉丝（笑）。其实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胆小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敢见编辑老师。那时候都是写信，你一封我一封，像十月杂志社的王洪先老师，因为我的一部中篇，先后给我写了几封信提修改意见。那个时候我很有些蠢蠢欲动，想跑到北京和王老师面谈，但想法始终是想法，没有变成行动。今天我特别高兴能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坐在一起聊聊文学，这样的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像你们这些80后的年轻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买房买车，成家立业，要拼命赚钱，能和我面对面坐下来聊聊文学，是一件挺让人感动的事。
赵文光：人的爱好不同，所谓人各有志，我们喜欢的是文学，哪怕写得很烂，但还是厚着脸皮写。但是一直让我纠结的是，写来写去，老是觉得成功之路太远，一开始有多远，现在还是多远，所以我特想跟您讨教点成功的经验．不是我自己这么想，他们也是这种感觉，马晨杰、苏子越，他们都和我一样的想法。
戴雁军：我觉得应该先给成功做一下定位，在文学这条路上走，怎么才算成功？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是非物质创造，不同于盖楼或工业生产，一幢楼拔地而起了，一款新型轿车下线了，一个更新版的数码产品问世了，这都是成功。而文学的成功不是这样。我们以举重运动员为例，A运动员的极限是两百五十公斤，B运动员是一百八十公斤，让B运动员跟A运动员的极限挑战，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我觉得，把两百五十公斤举起来的人是成功，把一百八十公斤举起来的人同样是成功。文学也是如此，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写出《红楼梦》和《白鹿原》，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事情，我不相信你的处女作和你现在的小说是同等水平，肯定进步了，你的作品首先被编辑认可，发表了，有了读者，这就是成功。
绍华：您的意思，文学没有捷径可走？
戴雁军：没有，肯定没有，除非你在曹雪芹的名字边上硬署上自己的名字（众笑）。1991年我去参加《北京文学》组织的笔会，浩然老师当时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会上也议过同样的话题，即：文学有没有捷径？浩然老师说，他初学写作的时候被退回的稿子多达110件，我马上想到了自己，那时候我的书柜满满三层都是退稿，我都保存着。当年的编辑都特别好，看了稿子，写下意见把稿子退回，就算不用，对作者也是一种安慰。我还记得和一个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网上聊天，他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作家就是把自己的心当成磨刀石。我惊叹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理解，仔细想想真是那么回事，文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完全是一种身与心的磨砺，没有这样的磨砺，就无法造就出你的文学气质，你就不具备把一个一个汉字码起来，码出一部让人激动的小说的能力。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一个作家的成熟期是最慢的，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或者更多，所以作家们到四十五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而搞舞台艺术的各种家们，到了四十五岁就已经是老演员了。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想说文学之路没有捷径，必须下真功夫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功。
马晨杰：我写东西比较杂，小说、散文、诗歌甚至旧体诗都尝试过，也发表过。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我知道戴老师一直写小说，很少写散文，也不写诗歌，当初，您是怎么把自己定位在小说上的？
戴雁军：我写的散文确实屈指可数。其实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小说表达空间比较大，而散文的舞台比较小，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喜欢给别人讲故事，也有编故事的能力，具备了写小说的条件，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和小说拼。我的一位朋友，广东女作家黄倩娜，散文写得非常精致，出了好几本集子，但是她也感觉到了散文写作的局限性，很想往小说上转。她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写小说。其实她的散文叙事性很强，放在小说家手里，都可以写成非常好看的小说，但是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些故事变成小说，我建议她，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否则事倍功半。当然，小说家写散文，散文作家写小说的例子很多，我觉得写作者在体裁的选择上应该有所侧重，看看哪个对自己来说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更痛快淋漓，我们不排斥多面手，但写得过杂，难以精于一门。
绍华：以前有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样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好作品，所以这些年，我的选材范围，一直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儿时的村庄、校园，工作以后写职场，您觉得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吗？
戴雁军：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种提法没错。老一辈的作家们大都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沈从文先生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湘西，巴金老人写《家》《春》《秋》，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生意经里有一句话叫不熟不做，隔行如隔山，意思是自己完全陌生的东西不要去做。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有些传统的观念已经被打破或颠覆，很多人经商都是从不懂开始，慢慢实践与摸索，然后取得成功，所以有些东西，虽然陌生，但不是不能触碰。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没有电视、没有通讯，没有现代传媒，没有书籍，出门骑驴或者坐马车的环境里，让一个小说家去写外面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如今这个科学如此发达的多元化社会里，人们的视野无限扩大，这就为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面对多渠道和多维空间，让我们觉得可写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本身，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坚持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就会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框架里，所以我觉得更科学的说法应该是两条腿或多条腿走路，直接生活可以是我们的创作源泉，间接生活也同样是我们的创作源泉，毕竟我们熟悉的东西有限，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面对那么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群体，如果这只是我们唯一的矿，我们所挖掘到的东西十分有限，假如有一天，你把自己熟悉的东西都写完了，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不写了？问题是我们还没到江郎才尽的地步，我们还有激情，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到我们不熟悉的更大的空间里去，这样我们的创作源泉就永远不会枯竭。
说到这个话题，我真的想多说几句。我认识不少本地作者，很多作者的写作水平跟起步的时候比，确实提高了不少。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们所写的东西永远是身边那些事，我也跟他们探讨过，很多人表示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经历过的东西，我所忧虑的是，创作素材只局限在一眼井里，其它不敢涉足，也不想涉足，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为什么就不能把路子拓宽一些呢？当然我们不否认只挖一眼井就不能写出大器的作品，成不了大家，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多挖几眼井，这对我们的创作是有益无损的。我声明，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创作理念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你只坚持一眼井，而且这井里有金子或钻石，能写出鸿篇巨制，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绍华：南京作家苏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写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宅大院里的故事，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而他本人是六十年代出生的，相隔几十年，能写出《妻妾成群》《红粉》《米》这样脍炙人口的小说，我特别佩服。
戴雁军：还有叶兆言、周梅森。周梅森一开始的作品都是写国民党旧军队里的故事，后来到徐州挂职，转向官场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政治小说。他们这些作家，就是给自己多挖了几眼井。有些生活你确实陌生，但是你如果花费精力去研究他，总有弄明白的时候。像我们天津作家龙一写潜伏，就是先把那一段历史研究明白了，才诞生了《潜伏》。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过，如果你想写某一题材的东西，你就认认真真地把它研究明白。其实，这就是给自己挖井，功夫到了，水自然就出来了。
方军：我们也读过您的很多小说，其中有些题材，感觉和您的生活格格不入，您发表和出版过的作品也应该有几百万字了吧，有多少是写您自己熟悉的生活，有多少是写您不熟悉的生活，比例是多少？
戴雁军：可能我是个特例吧，在我发表或出版过的三四百万字的小说中，写我熟悉的生活的只有一个短篇，是我的处女作，1987年发表在《西藏文学》上，杂志虽然偏远，毕竟也是省级刊物，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对我鼓励很大。后来的作品，几乎都与我的生活无关，因为我觉得写我自己熟悉的生活真的不知道写什么。这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无风景的缘故吧，我所写的故事都远离我的生活，我觉得反倒是这种距离，让我有了很强的创作冲动，可以想象的空间特别大，于是就这么一路写下来。当时有人说我这样写下去不行，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写不长久。当时我还郁闷了好一阵子，如果这样不行，怎样才行呢？好在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写到现在。
苏子越：我读过您发表在《十月》上的长篇小说《《盟军战俘》，读完以后我特别惊讶，我不知道这种题材您是怎么驾驭的，这种完全脱离于您生活的故事您是如何构思完成的？您的这眼井是怎么挖出来的？
戴雁军：这眼井不是我刻意去挖的。好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2007年沈阳一家影视单位请我写《盟军战俘》的电影剧本，给我提供了很多相关资料。我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看了那些史料之后我非常震惊，二战期间日本不仅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给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灾难。当年的奉天战俘营就是一座魔窟，在奉天盟军战俘营里，日军严重违背《日内瓦公约》，无视战俘的尊严和人格，从精神和肉体进行肆意摧残，其暴行令人发指。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15日，奉天盟军战俘营先后关押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战俘2000多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2岁，准将以上军衔的17名。在三年多的关押期间，战俘营里冻饿病死者高达数百人，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2％，而奉天战俘营的死亡率竟高达16％。因此，有关专家称奉天盟军战俘营是“东方奥斯维辛”。
奉天战俘营的黑幕因日军投降前销毁了资料，其真相一直湮没于历史长河，为世人所不知。当年巴丹半岛美菲联军投降后，美国政府长期封锁消息，蒙蔽被俘军人家属，以稳定当时的国内局势。2005年全球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之际，在沈阳首次发现了盟军战俘营遗址，让这段血腥历史浮出水面。
我觉得，我必须竭尽全力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在世人面前，虽然心中没有太大把握，但还是接受了创作任务，潜心研究那段历史，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后，最终完成了电影剧本的创作。电影剧本杀青以后，我的心还沉浸在那段历史中，觉得有好多东西还没能表达出来，毕竟一部电影因时间的局限不能全景式展现，于是我决定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完蛋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很辛苦，有的时候一天只能写几百字，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历时近一年，完成了这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
绍华：《盟军战俘》您是自然投稿给《十月》杂志社的吗？
戴雁军：是的。一开始给了《当代》，编辑说这种历史题材的东西他们不好用，于是就给了《十月》，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在文学期刊发长篇十分困难。没想到编辑很快打来电话，是个让我亦悲亦喜的电话。
苏子越：为什么？
戴雁军：编辑先是肯定了稿子，然后让我把稿子压缩一半。我当时就发愁了，压缩一半，怎么压啊。可没有办法，我太想让小说与读者早日见面，只能硬着头皮压。
绍华：我在网上看到有读者评论《盟军战俘》，说是语言精炼，可读性强，是不是和您压缩了作品有关？
戴雁军：是的，我没想到压缩以后会是这种效果，这给了我一个经验，我们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闲笔，不要枝蔓，要写得干净，不拖泥带水。
马晨杰：您认为，写小说需要华丽的词藻去装饰吗？
戴雁军：小说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描写一下环境、氛围。如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还有心理方面的描写等。我觉得只要把想要描写的景物写得自然得体，写出美感，甚至写出画面感，就可以了。但是这些不是全部靠华丽的词藻来完成的，比如你写桂林山水，写得自然贴切，美在其中，这里的美不是张扬的美，要适度，甚至要隐蔽，那种美，是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的，而不是华丽的词藻堆砌出来的生硬的美。
绍华：戴老师，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孤独和苦闷的时候？您是怎样调整自己的？
戴雁军：选择了写作这条路，就是选择了寂寞和孤独，这一点，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要随时接受寂寞的袭击，我跟你们说，写作就是一种孤军奋战的艺术，你必须做好这种准备，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孤独。作家就像一座水池，不断地把自己掏空奉献给别人，然后再蓄满水，再掏空，就是这样不断的反复和轮回。但是写作也会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在快乐中享受孤独，就算掏空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
（未完待续）
绍华
近日，《七里海》杂志执行主编戴雁军与几位青年作者相约见面，交流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以前大家通过QQ聊天或微博有过交流，但远不如面对面交谈更加方便和自如。这次聊天，既是编者与作者的沟通，又有老师的面授机宜，浓郁的文学氛围是大家久违了的，前辈的丰富创作经验也让年轻作者受益良多。
现将聊天记录略加整理复制在此，期望能与更多的文友交流共享。
参加这次聊天的青年作者有：绍华、赵文光、苏子越、马晨杰、方军。
绍华：戴老师好，我们这几个人，只有方军当面给您送过稿子，他胆大，我们都有点不敢见您。可见了面，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感觉您很平易近人，可能是读了您很多作品的原因。
戴雁军：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粉丝（笑）。其实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胆小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敢见编辑老师。那时候都是写信，你一封我一封，像十月杂志社的王洪先老师，因为我的一部中篇，先后给我写了几封信提修改意见。那个时候我很有些蠢蠢欲动，想跑到北京和王老师面谈，但想法始终是想法，没有变成行动。今天我特别高兴能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坐在一起聊聊文学，这样的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像你们这些80后的年轻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买房买车，成家立业，要拼命赚钱，能和我面对面坐下来聊聊文学，是一件挺让人感动的事。
赵文光：人的爱好不同，所谓人各有志，我们喜欢的是文学，哪怕写得很烂，但还是厚着脸皮写。但是一直让我纠结的是，写来写去，老是觉得成功之路太远，一开始有多远，现在还是多远，所以我特想跟您讨教点成功的经验．不是我自己这么想，他们也是这种感觉，马晨杰、苏子越，他们都和我一样的想法。
戴雁军：我觉得应该先给成功做一下定位，在文学这条路上走，怎么才算成功？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是非物质创造，不同于盖楼或工业生产，一幢楼拔地而起了，一款新型轿车下线了，一个更新版的数码产品问世了，这都是成功。而文学的成功不是这样。我们以举重运动员为例，A运动员的极限是两百五十公斤，B运动员是一百八十公斤，让B运动员跟A运动员的极限挑战，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我觉得，把两百五十公斤举起来的人是成功，把一百八十公斤举起来的人同样是成功。文学也是如此，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写出《红楼梦》和《白鹿原》，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事情，我不相信你的处女作和你现在的小说是同等水平，肯定进步了，你的作品首先被编辑认可，发表了，有了读者，这就是成功。
绍华：您的意思，文学没有捷径可走？
戴雁军：没有，肯定没有，除非你在曹雪芹的名字边上硬署上自己的名字（众笑）。1991年我去参加《北京文学》组织的笔会，浩然老师当时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会上也议过同样的话题，即：文学有没有捷径？浩然老师说，他初学写作的时候被退回的稿子多达110件，我马上想到了自己，那时候我的书柜满满三层都是退稿，我都保存着。当年的编辑都特别好，看了稿子，写下意见把稿子退回，就算不用，对作者也是一种安慰。我还记得和一个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网上聊天，他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作家就是把自己的心当成磨刀石。我惊叹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理解，仔细想想真是那么回事，文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完全是一种身与心的磨砺，没有这样的磨砺，就无法造就出你的文学气质，你就不具备把一个一个汉字码起来，码出一部让人激动的小说的能力。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一个作家的成熟期是最慢的，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或者更多，所以作家们到四十五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而搞舞台艺术的各种家们，到了四十五岁就已经是老演员了。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想说文学之路没有捷径，必须下真功夫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成功。
马晨杰：我写东西比较杂，小说、散文、诗歌甚至旧体诗都尝试过，也发表过。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我知道戴老师一直写小说，很少写散文，也不写诗歌，当初，您是怎么把自己定位在小说上的？
戴雁军：我写的散文确实屈指可数。其实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小说表达空间比较大，而散文的舞台比较小，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喜欢给别人讲故事，也有编故事的能力，具备了写小说的条件，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和小说拼。我的一位朋友，广东女作家黄倩娜，散文写得非常精致，出了好几本集子，但是她也感觉到了散文写作的局限性，很想往小说上转。她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写小说。其实她的散文叙事性很强，放在小说家手里，都可以写成非常好看的小说，但是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些故事变成小说，我建议她，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否则事倍功半。当然，小说家写散文，散文作家写小说的例子很多，我觉得写作者在体裁的选择上应该有所侧重，看看哪个对自己来说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更痛快淋漓，我们不排斥多面手，但写得过杂，难以精于一门。
绍华：以前有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样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好作品，所以这些年，我的选材范围，一直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儿时的村庄、校园，工作以后写职场，您觉得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吗？
戴雁军：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种提法没错。老一辈的作家们大都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沈从文先生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湘西，巴金老人写《家》《春》《秋》，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生意经里有一句话叫不熟不做，隔行如隔山，意思是自己完全陌生的东西不要去做。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有些传统的观念已经被打破或颠覆，很多人经商都是从不懂开始，慢慢实践与摸索，然后取得成功，所以有些东西，虽然陌生，但不是不能触碰。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没有电视、没有通讯，没有现代传媒，没有书籍，出门骑驴或者坐马车的环境里，让一个小说家去写外面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如今这个科学如此发达的多元化社会里，人们的视野无限扩大，这就为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面对多渠道和多维空间，让我们觉得可写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本身，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坚持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就会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框架里，所以我觉得更科学的说法应该是两条腿或多条腿走路，直接生活可以是我们的创作源泉，间接生活也同样是我们的创作源泉，毕竟我们熟悉的东西有限，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面对那么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群体，如果这只是我们唯一的矿，我们所挖掘到的东西十分有限，假如有一天，你把自己熟悉的东西都写完了，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不写了？问题是我们还没到江郎才尽的地步，我们还有激情，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到我们不熟悉的更大的空间里去，这样我们的创作源泉就永远不会枯竭。
说到这个话题，我真的想多说几句。我认识不少本地作者，很多作者的写作水平跟起步的时候比，确实提高了不少。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们所写的东西永远是身边那些事，我也跟他们探讨过，很多人表示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经历过的东西，我所忧虑的是，创作素材只局限在一眼井里，其它不敢涉足，也不想涉足，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为什么就不能把路子拓宽一些呢？当然我们不否认只挖一眼井就不能写出大器的作品，成不了大家，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多挖几眼井，这对我们的创作是有益无损的。我声明，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创作理念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你只坚持一眼井，而且这井里有金子或钻石，能写出鸿篇巨制，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绍华：南京作家苏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写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宅大院里的故事，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而他本人是六十年代出生的，相隔几十年，能写出《妻妾成群》《红粉》《米》这样脍炙人口的小说，我特别佩服。
戴雁军：还有叶兆言、周梅森。周梅森一开始的作品都是写国民党旧军队里的故事，后来到徐州挂职，转向官场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政治小说。他们这些作家，就是给自己多挖了几眼井。有些生活你确实陌生，但是你如果花费精力去研究他，总有弄明白的时候。像我们天津作家龙一写潜伏，就是先把那一段历史研究明白了，才诞生了《潜伏》。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过，如果你想写某一题材的东西，你就认认真真地把它研究明白。其实，这就是给自己挖井，功夫到了，水自然就出来了。
方军：我们也读过您的很多小说，其中有些题材，感觉和您的生活格格不入，您发表和出版过的作品也应该有几百万字了吧，有多少是写您自己熟悉的生活，有多少是写您不熟悉的生活，比例是多少？
戴雁军：可能我是个特例吧，在我发表或出版过的三四百万字的小说中，写我熟悉的生活的只有一个短篇，是我的处女作，1987年发表在《西藏文学》上，杂志虽然偏远，毕竟也是省级刊物，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对我鼓励很大。后来的作品，几乎都与我的生活无关，因为我觉得写我自己熟悉的生活真的不知道写什么。这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无风景的缘故吧，我所写的故事都远离我的生活，我觉得反倒是这种距离，让我有了很强的创作冲动，可以想象的空间特别大，于是就这么一路写下来。当时有人说我这样写下去不行，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写不长久。当时我还郁闷了好一阵子，如果这样不行，怎样才行呢？好在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写到现在。
苏子越：我读过您发表在《十月》上的长篇小说《《盟军战俘》，读完以后我特别惊讶，我不知道这种题材您是怎么驾驭的，这种完全脱离于您生活的故事您是如何构思完成的？您的这眼井是怎么挖出来的？
戴雁军：这眼井不是我刻意去挖的。好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2007年沈阳一家影视单位请我写《盟军战俘》的电影剧本，给我提供了很多相关资料。我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看了那些史料之后我非常震惊，二战期间日本不仅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给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灾难。当年的奉天战俘营就是一座魔窟，在奉天盟军战俘营里，日军严重违背《日内瓦公约》，无视战俘的尊严和人格，从精神和肉体进行肆意摧残，其暴行令人发指。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15日，奉天盟军战俘营先后关押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战俘2000多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2岁，准将以上军衔的17名。在三年多的关押期间，战俘营里冻饿病死者高达数百人，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2％，而奉天战俘营的死亡率竟高达16％。因此，有关专家称奉天盟军战俘营是“东方奥斯维辛”。
奉天战俘营的黑幕因日军投降前销毁了资料，其真相一直湮没于历史长河，为世人所不知。当年巴丹半岛美菲联军投降后，美国政府长期封锁消息，蒙蔽被俘军人家属，以稳定当时的国内局势。2005年全球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之际，在沈阳首次发现了盟军战俘营遗址，让这段血腥历史浮出水面。
我觉得，我必须竭尽全力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在世人面前，虽然心中没有太大把握，但还是接受了创作任务，潜心研究那段历史，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后，最终完成了电影剧本的创作。电影剧本杀青以后，我的心还沉浸在那段历史中，觉得有好多东西还没能表达出来，毕竟一部电影因时间的局限不能全景式展现，于是我决定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完蛋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很辛苦，有的时候一天只能写几百字，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历时近一年，完成了这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
绍华：《盟军战俘》您是自然投稿给《十月》杂志社的吗？
戴雁军：是的。一开始给了《当代》，编辑说这种历史题材的东西他们不好用，于是就给了《十月》，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在文学期刊发长篇十分困难。没想到编辑很快打来电话，是个让我亦悲亦喜的电话。
苏子越：为什么？
戴雁军：编辑先是肯定了稿子，然后让我把稿子压缩一半。我当时就发愁了，压缩一半，怎么压啊。可没有办法，我太想让小说与读者早日见面，只能硬着头皮压。
绍华：我在网上看到有读者评论《盟军战俘》，说是语言精炼，可读性强，是不是和您压缩了作品有关？
戴雁军：是的，我没想到压缩以后会是这种效果，这给了我一个经验，我们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闲笔，不要枝蔓，要写得干净，不拖泥带水。
马晨杰：您认为，写小说需要华丽的词藻去装饰吗？
戴雁军：小说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描写一下环境、氛围。如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还有心理方面的描写等。我觉得只要把想要描写的景物写得自然得体，写出美感，甚至写出画面感，就可以了。但是这些不是全部靠华丽的词藻来完成的，比如你写桂林山水，写得自然贴切，美在其中，这里的美不是张扬的美，要适度，甚至要隐蔽，那种美，是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的，而不是华丽的词藻堆砌出来的生硬的美。
绍华：戴老师，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孤独和苦闷的时候？您是怎样调整自己的？
戴雁军：选择了写作这条路，就是选择了寂寞和孤独，这一点，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要随时接受寂寞的袭击，我跟你们说，写作就是一种孤军奋战的艺术，你必须做好这种准备，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孤独。作家就像一座水池，不断地把自己掏空奉献给别人，然后再蓄满水，再掏空，就是这样不断的反复和轮回。但是写作也会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在快乐中享受孤独，就算掏空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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