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父亲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一臣
星期天，驱车三十余公里，回乡下看望父母。虽然二老衣食无忧，手头也还宽裕，但他们始终是我的牵挂。不论工作多忙，我总要抽出时间到乡下看望他们。
人说，家有老人是个宝。的确，老人健在，自己总还认为自己还是个孩子，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感觉总是温温暖暖的。
父母相差一岁，一个81岁，一个80岁。但他们身体都很硬朗。特别是父亲，精神头赛过年轻人，力气比我都大。前年，老家责任田里的水稻收获了，父亲坐班车给我送来一百斤袋装的新米。来到我居住的楼下，父亲自己竟将这一百斤大米扛在肩上，噔噔上了三楼。
我对姐姐、妹妹、弟弟包括爱人都说过：到这个年纪，父亲身体还这么好，得益于他有着良好的心态、坦荡的胸怀和对土地的不离不弃。
父亲曾在村里当过二十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还兼任公社党委委员），而后当过乡办养猪场场长、乡办地毯厂厂长、乡办瓜子厂厂长和乡办敬老院院长。
那时，农村流行这样的话：村支书都是“四只胳膊”。意思是，村支书不用和社员一起下田干活，每天披着件袄，耷拉着胳膊，在村上四处溜溜看看就可拿工分。可是，父亲当支书二十多年，除了参加公社或县里的有关会议外，几乎天天都带领社员起早贪晚下田干活，并且每项活计都从不落后。当乡办养猪场场长和敬老院院长时，他争取划拨来几亩地，带领职工春种秋收。就是当地毯厂和瓜子厂厂长时，他都挤出早、晚时间，回家责任田里干活。用他的话说，咱是农村生、农村长的土命人，一生就是对土地亲，离开土地，活着都难受。
人说，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这话我深有感触。就我目前已形成的性格、对工作生活的态度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的脑海里还经常浮现出在我小时候，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些或大或小的故事。
记得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可能是村支书的身份，父亲竟成为村上的婚礼主持人。家乡有这么个风俗，娶新媳妇时，谁家把新媳妇接进家门越早，将来小两口生活的就越好，越能白头到老。所以，往往在后半夜三四点钟，喜东就把新媳妇接到家。每当村上有人家娶亲时，父亲准在早上两点半起床，然后就到喜东家张罗布置婚庆场面。那时，由于生活条件和政治氛围，婚庆场面很简单，就是在院落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上毛主席像，中央摆上一张桌子，桌子上一般摆放一盘糖块，一盘卷烟和两张结婚证书。新媳妇接到家时，先不能进屋，要举行结婚典礼。父亲首先宣读结婚证书，然后带领二位新人面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接下来是由二位新人表决心，最后是新媳妇入洞房。每次在人们争抢喜烟、喜糖，或簇拥新媳妇入洞房最热闹的时候，父亲就会默默地离开喜东家。有时被喜东家人发现要留住父亲喝喜酒，父亲就会冲破阻拦往家赶。有的喜东找到家里，拽着挒着父亲喝喜酒去，父亲就会百般推让，将来人推出家门，甚至把喜东带来的糖块一起塞出门外。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村上主持了许多次婚礼，但从没喝过人家一杯酒，抽过人家一支烟，含过人家一块糖。父亲对我们说：给人家帮忙，是人家看得起咱，吃、喝了人家，这人情味就变了。父亲就是这么较真。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伙伴们到村边坑塘洗澡。期间，几个小伙伴爬到池塘边生产队的菜园子里去拔蒜。这事我肯定是不敢干的。回家时，一个小伙伴硬是塞给了我一头蒜。我拿着蒜，胆怯地回到家，结果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狠狠教训了我一通后，父亲带着我来到会计家，进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毛钱交了罚款。记得当时父亲对会计说：别人家的小孩子拔了生产队的蒜有情可原，可我家的孩子就是不行！
一九七六年暑假的一天，我用自行车驮着母亲看望重病的姥姥。途中，一辆解放牌挂斗汽车从后面将正常行驶的我刮倒。我和母亲立时随自行车栽倒公路边不省人事。当我在人们的呼唤声中醒来后，见父亲并没在我们身边，而是正在安慰吓得已经尿裤连车都下不来的肇事司机。司机和汽车是唐山市滦县汽车队的，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在开车时竟打起了困盹。霎那间，司机还算机灵，当汽车前保险杠快撞到我的自行车时，他猛地打了转向。结果还是将我的自行车瞬间刮倒。经交警现场勘察，机动车负全责。母亲被送到县医院时，还处在昏迷状态。经检查，母亲的肋骨折了四根，并伴有轻微脑震荡。限于县医院的医疗条件，我和母亲被转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我和母亲住院第七天头上，肇事方的单位领导才来到医院看望我们。一见到来人，在病房里我就吼了起来：你们还有人性吗？把人撞成这样了，你们单位既不付住院费，又不来人看一眼。父亲一
边吓唬着我，一边还给人家赔不是：孩子小，你们别介意。来人也是比较尴尬，解释说单位忙，抽不出时间来看，并让我们还是先垫付着住院费，等病人出院后再统一结算。我知道，他们是怕提前垫付费用后我们胡乱花钱。没想到，父亲竟然答应了，并客客气气地将来人送走了。结果，等母亲和我出院后，肇事方除了给报销了住院费、误工费外，其余一分钱都没多给，就连撞坏的自行车，他们也只是给修修送了回来。外人都为这事鸣不平，可父亲却没有一点怨言。
“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年代，每到冬季，人们就要搞挖河大会战。记得听村上的人们讲，一九七五年全县开挖卫星河那天，天气异常寒冷。开槽分段时，我们村摊上了有积水的段。当时，全村社员站在带冰碴子的水边，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揣着手、缩着脖子谁也不情愿动锨。就在大家迟疑的时候，父亲脱掉棉袄，挽起裤腿，猛地跳进带冰碴子的水里，抡锨干了起来。见此情景，大伙也都纷纷跳进水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那次，我们村是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还受到了公社和县里的表扬。据村上的人讲，急难险重带头上的事儿，父亲是经常干的。
“文革”期间，村里“下放”来几户成份高，接受贫下中农管理教育的城里人。父亲从没有把他们看作另类，私下总是叮嘱生产队长：城里人没干过农活，先给他们安排轻一点的活干。在生活上，父亲还在暗中接济他们。如今，这些户的孩子们有的做了官，有的成了大款，逢年过节，他们都要登门看望我的父亲，一表当年感恩的心。
“四清”运动，村干部要“上楼”。有的村干部愁得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极个别想不开的还上吊抹脖子自杀。而父亲“上楼”期间，该吃吃、该喝喝，体重还增加了几斤。父亲说：做人只要行得端，做得正，光明磊落，天塌下来都能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果不其然，不长时间，父亲就“下楼”了。
多少年来，父亲已成为了我心中的一盏明灯。有了这盏明灯，在我人生的旅途上，不论遇到多大的风雨，多么坑洼的道路，我都不会迷失方向的一直朝前走。
责任编辑：戴雁军
我的大学
宁克东
1991年我上了一所叫作什么师专的学校，开始了所谓的大学生活。其实那只是一所培养中学教师的普通专科学校，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但当时村里人都以为我考上了一所非常好的大学，都夸我有出息，夸得我心里一阵阵迷糊，还真以为自己上了名牌大学了。后来，我毕业了，对师专这个一点也不响亮的名头总是耿耿于怀，别人不问一般不说。再后来听说师专和师大合并了，又听说按学校的意思，我们这些师专毕业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转正为师大校友了，这下我心里舒服多了，再有人问我从哪毕业时，往往会很严肃、很谦虚地告诉他（她）：师大。
到师专后，第一件需要改变的事情是，说话得变成那种腔调的——就是广播电台里播音员说的那种。因为变成那种腔调后，身份似乎就不一样了。村里那些在外面上学的哥哥姐姐们，回家后说话几乎都是那种腔调，我那些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叔叔大妈们听他们那样说话，眼里全是仰慕的神情。我也希望他们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所以下决心一定要学会那腔调。和我一样，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色乡音的可爱的同学们，多数也都在来到学校后不久，便努力摆脱乡音而向那种腔调靠拢了。在这方面，女同学一般学得很快，听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男同学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串味了，于是衍生出很多新腔调，如山东普通话、河南普通话、蓟县普通话、宁河普通话……我当然是说宁河普通话了——参加工作后给学生上课我都说着这样的话。直到后来有一次看到了自己某次录像课的视频，赫然发现这样说话再加上那样的表情简直和耍猴儿有一拼了，惊起一身黄豆粒大小的鸡皮疙瘩。从那以后，便毅然抛弃了对那种腔调的追求，而回归到那原汁原味的丰台——芦台混合音了。
怎么说话之外，我们还有更崇高、更美好的追求。刚进师专那会儿，我欣喜地发现这里美女不少而帅哥不多，这种比例对于我们这些长相难看甚至基本没个人样的男生而言，算是个利好消息。这就是说，如果美女们全想在校园内解决爱情问题，就不得不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就不得不降低标准，如此我等长相难看者或许就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些美女们宁愿大头苍蝇似的死盯那几个帅哥不放，也不愿向我们这里多看一眼，即便某个帅哥除了帅之外其他方面都非常垃圾，也依然嗡嗡叫着围过去，根本不计后果，情形之惨烈真如飞蛾扑火。我和上铺的兄弟蒜头（脑袋较小）同学对此不正之风深感痛心，常在一起抱怨这个世道的黑暗。终于有一天，有个女同学看样子愿意和我们交往了，当我正为此暗暗高兴时，没想到蒜头抢先向她表白了，但非常万幸——人家没搭理他。当他一脸沮丧地向我诉说事情的经过时，我心头狂喜但外表难过地安慰他：“没关系，我这就写封信气气她！”
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写得很含蓄，大意是自见她第一面起，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了，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啊？能帮帮我吗？很快她就回了我一张纸条，条中说：“那你早该饿死了，怎么现在还没死？你死后，送你一只大花圈！”“看样子她真生气了，你真够哥们！”蒜头拿着那张纸条，一脸感动。“这算什么，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我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通过这件事，我们对美女们那丑恶的心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美女们也更不爱理我们了……我们村里的“儍二”说过：“长得难看就别想找个好老婆！”他说的好老婆就是指漂亮姑娘。他说得真他妈对。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小概率事件，轮到我等倒霉蛋儿头上的几率几乎和抓奖抓到个千万大奖差不多。于是，我们就只能眼巴巴看着美女们嗡嗡飞过我们这些令人讨厌的牛粪，去寻找她们心仪的那堆不知什么的粪了。而这也就注定了，在我们这些贫瘠的牛粪上，在师专三年愁云惨淡的时光里，爱情基本没有一个好收成。
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我所在的系叫政治教育系。当初报这个系时，潜意识里觉得政治这学科就是比其他学科强，政治老师就是比其他老师牛，我初、高中时的那几位政治老师几乎都是一边教课一边当校领导的。而当我真正坐到这个系的课堂上，面对着那一摞摞大部头的“马恩列斯毛”、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老师们来上课了，多是阶级斗争脸，多是照本宣科，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念书——我的脑袋更大了。当时的感觉是，如果当一名政治教师兼校领导的代价就是读这些书、上这些课，那我宁愿不当。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书必须读下去，而且还要考试。考试每学期末都要进行，各科考题一样枯燥，所有监考教师的脸一样难看。但聊以自慰的是，除英语外我的成绩虽很少超过70分，但也没有低于60分的，为此我经常会幸福地收获到那些参加补考的哥们、姐们们羡慕、嫉妒的目光。
最头疼的是英语。高考时我以不到40分的英语成绩（这在我的整个初高中阶段算是一个高分了）获得师专录取通知书，全是托了其他学科的福。来到师专，一本薄薄的黄皮的《许国璋英语》又把我吓得够呛。上课听不懂，下课记不住，考试不及格，我不得不一次次参加英语补考，补考后还得陪着笑脸跟英语老师不知要说上多少好话，才能勉强过关。为此我甚至都落下病了，以至于看到黄皮书就害怕，看到说着英语等类似鸟语的人就不由自主咧嘴笑。直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想不通——我学英语干什么？我不看英文资料，我没钱去外国旅游，我活了40年总共才看过4个活的外国人，我不学英语又会怎样？我的一个哥们，已通过英语六级考试，但对他来说，除了在几次不同名目的英语考试中充当“枪手”外，其六级英语水平的最大用武之地就是辅导其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学英语。当然，我不否认英语的重要性，也不是说它不该学，问题是哪些人该学，如何学，学多少。我觉得把多数人将来难以致用的英语强行塞进常规课课堂，进而逼着他们投身炼狱般的学习，对其思维质量与语言素质的提高是弊大于利的，别人我不敢说，我自己绝对是这样。
最爱上的是计算机课。那时计算机还是特金贵的玩意儿，上课时讲究很多。进机房前首先要脱掉自己的鞋，然后换上统一的拖鞋，不论男生女生、脚香脚臭，全得脱。机房里厚厚的落地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六盏灯只有两盏亮着，昏黄的灯光下，大头娃娃似的显示屏上绿色的光标如鬼火般闪烁，屏幕后是我们同样闪着绿光的眼睛，耳边“×86”机箱里嗡嗡的风扇声响成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各种脚丫子的味道，我们敬爱的计算机老师幽灵似的站在讲台上，轻声细语地向我们讲述着一种类似外星话的叫做BASIC的语言……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们热切地关注着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私下里传递着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们原本枯燥的课堂有了更多生机。比如教哲学的刘老师，是位30岁左右岁的女士，个子不高，娃娃脸，那时正读南大的研究生，正怀着大概六七个月的身孕，不爱笑，脾气比肚子大。上课时，她总是站在离讲桌大概两尺左右的地方，后背几乎贴着黑板，她辛苦地保持这个姿势，为她的肚子尽可能赢得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她上课从不随便浪费时间，她会一边给我们讲柏拉图、黑格尔、尼采、康德、叔本华，一边抽空翻翻桌上厚厚的论文答辩提纲——她还有两三个月就要进行硕士论文答辩了。看她忙碌的样子，我真为她担心，看她肚子的规模可能没多久就要生了，那时可怎么办呢？总不能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忙活毕业论文吧。生孩子和毕业论文答辩都是大事，怎能让它们撞车呢？怎么这么没有计划？班里很多男生纷纷表达了类似的遗憾。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刘老师生产、革命两不误，既平安生下了孩子，又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等她歇完产假再次站在讲台上时已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和一名货真价实的硕士教师了。
再比如教政治经济学的赵老师，一个50多岁的老头，满脸皱纹、鬓发斑白，看上去很苍老。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上几步楼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在黑板上写几行字，就得扶着黑板喘口气。不过他的课讲得挺好，根本不用看教案和课本，就那么娓娓道来，和书本上写的大体不差。后来我们得知，赵老师是这方面的学术专家，我们手里的教材就是他主编的。但好景不长，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家的人手不够，系里安排全系的男生两人一组、一组一天在医院里陪护他。于是和赵师母有了些接触。对于赵老师的病，师母抱怨，这都是累的，整夜整夜不睡觉在那里编书、写论文，就是为了一个副教授头衔，他就是要争口气，别人早是副教授了，可他快五十了还不是，这回书出来了，副教授评上了，身体也垮了。他还想评正教授呢，这不是玩儿命吗？一个多月后，赵老师不幸去世了，学校送的挽联上称他为教授，不知这算不算一个迟到的安慰？
再比如教中国革命史的宋老师，40出头的年纪，好几年前就评上了副教授，还是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课讲得一般，但说起管理学校的大事小情来口才极好，据说他就是凭着这点得到校领导赏识，然后当了系党支部书记，而有了这个官衔后，出书啊、评职称啊就都不在话下了。再就是我们的辅导员，一个30来岁的女教师，人长得极漂亮，说话、办事特冲，如果男生宿舍里有哪个懒蛋赖着不起床，她会径直冲进宿舍，把人直接从被窝里拉出来。她办事一向公平、仗义，我们都比较喜欢她。
后来她走了，据说去了南方，下海挣大钱去了，再后来就听说她发财了。她走后，辅导员换成了一个往届留校任教的学生，这家伙实在不怎么样，他对系领导的话言听计从，像个绵羊一样温顺，对我们却完全是一副恶狼嘴脸，整天劲儿劲儿地在系里晃来晃去，芝麻粒大小的事儿也能整得又是风又是雨的。两相对比，我们更怀念那个漂亮的辅导员了。最后再说说我们的体育老师。他50多岁，身材挺拔、头发乌黑浓密，风度翩翩。他的国标舞跳得特棒，当他搂着系里漂亮的女教师或女学生在场中飞快旋转的时候，乌黑的头发像成龙做霸王广告时那样飘逸，潇洒极了。他成了我们不少人心中的偶像。一次偶像领着我们跑步，忽然一阵狂风刮来，他头上黑影一闪，我在他旁边，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老师，您帽子掉了！”但说完我就愣住了，很多同学也愣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光秃秃的头顶！在我们惊诧的目光中，他捡回假发尴尬地戴在头上，然后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完了，我算把老师得罪了！这件事情让我总结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和上级说话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认真想清楚再张嘴，至少要分清那究竟是帽子还是假发……
我们也梦想着发财。在当时全国“十亿人民，八亿倒爷”的癫狂状态下，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竞相扑通扑通跳进那潭浑水里。那时我们班的男生，大多参加了某些直销岗位的培训，然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做起了推销员。而我和几个自以为聪明的同学，对此不屑一顾，要玩就玩大的。于是几个穿着土里土气、普通话不伦不类的毛头小伙子，终日穿梭于各种货栈、各大写字楼以及一个个电话亭，开口闭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大生意。由此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夏利不能叫夏利，得叫TJ7100，你说你有1000辆夏利基本没人理你，你说你有1000辆TJ7100没准儿就会有人追着屁股跟你要货。再比如买钢材得看材质单，材质单上得有多少直径、多少厚度、多少锰硅含量以及冷轧、热轧等信息，即便看不懂也要装模作样看，然后和对方说，很好，我们回去研究一下，然后回去后赶紧找明白人问问清楚。那阵子我们真是太忙了，鞋磨坏了好几双，电话费花得中午连菜都买不起了，但自始至终没做成一单生意。此路不通，我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加入直销的行列。一次我们推销一种据称是能解酒的饮料，曾闯入一个相当豪华的星级饭店，美丽的前台女服务员接待了我们。当时我们热情地称她为“小姐”，她很高兴，笑着告诉我们这个饭店不需要这种廉价饮料，但介绍了几个小饭店让我们去试试。一试果然成功，卖掉了十几箱。后来我们总结这次成功案例的经验是，见到漂亮姑娘一定要称呼“小姐”，这样人家才爱听，才有可能办成事。但如你所知，时过境迁，现在如果有人胆敢称谁为“小姐”，不挨打就算很幸运了。你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才几年的光景啊，却承载了这样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都进步成啥样儿了。
三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对学校的种种厌烦还未褪尽，转眼就变成毕业分离时的惺惺相惜了。离开学校的头一天晚上，班里举办了最后一次联欢会，并准备了各种小食品，还有酒。系里的老师们都来了，同学们一个也不差。大家一起吃东西、说话、喝酒，很多人都醉了，很多人都哭了，大家相互留下联系地址，互诉离别衷肠，就连平时关系紧张的此刻也尽释前嫌，有的甚至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不容易。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某些体制中，而对体制中某些利益的追寻，往往会使我们产生摩擦，甚至彼此仇恨，但当那个体制的作用弱化、或我们将要跳出那个体制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恐惧地发现，那个体制对我们人格的扭曲、身心的摧残达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程度，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某时某处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那样的可笑和不值得——就那么点破事儿，何必呢？但吊诡的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已没有机会再回到那个体制中了。什么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出它的宝贵——如何不使自己陷入这个怪圈中呢？唯有珍惜当下，自爱、爱人。
如今我离开师专已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能够看到现在的社会和我毕业时相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些地方在变好，有些地方在变坏。比如我知道，这是一个孩子们竞相比爹的时代，这是一个撞了人会说“我爸是××”的时代，这是一个20岁女大学生敢找60岁老大款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在普遍层面上公共关系运作已成显学、潜规则大行其道、老老实实做事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时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真实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但我敢说我们那个时候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至少还有让人心动的真情在！
责任编辑：方奇
我是一道风景
孙志利
生在世界上，存于宇宙间，我不希望比别人多，也不希望比别人少。同顶炎炎烈日，共沐皎洁月辉，心智不缺，力不乏，只要我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个性与风采，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去仰视别人。我，就是一道风景。
不要隐于云海峰峦之后，不必藏于青竹绿林之中，我就是巍巍山峦一石，就是苍苍林莽中的一株，所以我没有必要敬畏名山大川。没有必要赞叹沙漠孤烟，我的存在，本身就在解释世上的所有景致。我的存在，正注释着时代的一种风情。
不必去拥挤了，我就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展示自己内心世界的丰富内涵，给苍白的四周以清丽，给庸俗的日子以清意，给沉闷的空气以清新，每日擦亮一个太阳，用大自然的琴弦，奏响自己喜爱的心曲。
自然美具有不以人间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性，梅花有梅花的风韵，红杏自有红杏的容颜，如今认清自己往往比注视别人更为重要。没必要一味褒扬自己贬低他人，应该勇敢地站起来，与最佳景观并肩，只要我不断追求，相信我不比别人差，真的我行！
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柔韧，兰草之温和，自然的不是自谦，而是自信。很久很久了，虚假的谦逊，毁掉个性的展露，模仿、妆扮、整容，使我无法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不知哪个是我自己。那情景似古时砖窑烧出的规格相同的陶。
风景这边独好。妙在“独”好。
你们太忽视这个“独”了。世上被人们公认的风景都是独特的；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城、巴黎的凯旋门、罗马的斗兽场……阿Q的“快乐”，鲁宾逊的坚毅、王熙凤的笑里藏刀、奥赛罗忌妒杀人……
让个性伴着我，站着是一座山，倒下便是路基。完整的时候给以启示，粉碎时使人惊醒。我不希望比别人多，更不希望比别人少，我不用注视人们的目光，便以知道。
我在阳光下用自己的声音发表宣言，我就是一道风景。
责任编辑：柯楠
赵家园 榕泽城变迁记
童志嘉
自古百姓安居乐业，方致社会繁荣和谐。为此，宁河县芦台镇赵家园街平改榕泽城，百姓安吉，造福一方。总其终始，爰作斯记。
此地东临渤海，沃野膴膴，人文之迹，上溯千年。稽古考之，明代之初，既有人居。清雍正间，设立县治，史称梁城。逮至乾隆，名赵家园，递传于今。
一九四九年时，村民一千五百馀人，土地两千五百余亩。农业合作化后，分为五队经营。粟菜棉花映衬阡陌，光风蓟水朗润田园。虽倾心尽力，未能脱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合力创建村办企业。电机修配，资助农耕，故引进良种，精心栽培。历经寒暑，粮蔬丰茂，其质优良，其味甘鲜，自给自足，余惠周边；电镀产品，行销中外，中南海、北京饭店、毛主席纪念堂皆有其踪，村民预有荣焉。
一九七六年唐山强震，波及宁河。虽房屋倒损严重，幸人员伤亡极少，故百姓称为福田宝地。党和政府，自强自救，历时三载，尽住新居。此间，生产队合五为二。改革开放之后，搞活经济，城乡统一规划；重绘蓝图，土地统筹征用。一九九八年底，全村由农转非，从此无地耕耘，只靠自寻生计。生活虽可保障，养老尚不可及。
计唐山地震以来，风雨三十余载。当年突击建造之房，多已危陋不堪，安居状况，实令人忧。环顾周边，日新月异，高楼林立，夜幻霓虹。相形之下，更显本街破旧，不合于时，人叹为城中之村。
民选居委、合议提请，县、镇两级政府，关注民生。决策者，心坚定。批准启动赵家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定为二十项惠民工程之一。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县政府和城建对接，芦台镇与长城相会，赵家园“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式签约。此项工程得到县属四十八个局委办及十四个乡镇各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居民的积极配合，平稳拆迁，租房过渡。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八日，由天津市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工奠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历时一年半，如期竣工。极目观之，公园应景而建，自然有秩，环境优美，招商有门；层楼拔地而起，百业可兴，依此助民，老有所养。两千七百余民众，皆可安居而无忧矣。
喜睹新居，饮水思源。念政府，高瞻远瞩、德泽一方、黎元生活添美丽，兴市利民、恩惠百姓、安居乐业效祖国。县领导，建新区、执政为民立功勋，树大业、心系百姓再崛起。思城建，慨建新宁河、力挺金融海啸，事善尽完美、打造百姓新居。赞雕镌，长城地产、疏财让利、全为百姓安居，振强企业、精打细算、彰显国企雄风。八方协和、解困释难，其德其功、奕世永传。
二0一0年暮，赵家园•榕泽城乔迁之时，百姓欢欣，群情喜悦。大业斯成，恭逢佳节。昭示后人，自强不息。铭石记事，以志不忘。
责任编辑：柯楠
暖阳•沙滩
（外三章）
赵善香
天气晴好。几日来天公阴郁的脸终于换上了和合之态，深秋季节难得的日丽风和，背起简单的行囊，就有了海边的闲情之旅。
深秋的暖阳，晒软了山海关的沙滩，也透亮了我的心．层层的浪花，后浪推着前浪，叠叠拍打着海岸。浅水处，清沏见底，各样贝壳清晰可见；深远处，蔚蓝一片，茫茫无边，辽阔无垠．群群海鸥盘旋起落，远处点点风帆。载着喜悦，一一归来。渔船靠岸，搭下一蒌蒌一筐筐的收获，皮虾、牡蛎、海贝、鲜鱼，渔民的忙碌和笑脸，与渔贩的讨价声渲染得海岸热闹异常。
双休日有闲不住的城里人垂钓于此，抛出去的是希望，收回来的是硕果，那份兴奋与欢蹦着的海狼鱼一起收进了鱼蒌。
已深秋，我终忍不住脱下鞋子，涉水于沙滩上，踩着浪花，将心情释放于大海，海水清凌，凉而不冷，弯腰掬水，只想抓一朵浪花怒放于胸襟，让清纯透白永于心间。
不时有与我一样的向往大海的游人，拎一塑料袋，在海边拾拾捡捡，不明究竟的我赶上前问人家捡什么？人家告诉我，捡拾一份好奇与好心情，与海风海味一起带回家，于是我也忙沿海滩寻寻找找，拾拾捡捡。不知不觉来到了老龙头。
长城，犹如一条万里巨龙，腾飞于华夏大地，东起点仰首于入海口引颈戏水，由此得名老龙头。老龙头耸立于渤海之滨，见证了百年历史并将历史绵延。
赤足沙滩，享受这海天的恩赐。天海之际，潮起潮落，带走的是尘封的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留下的却有这永远的沙滩和暖阳。
傍晚，宿于渔家小院，夕阳映着海浪。大海卷着浪花恋恋地退潮，晚饭后，渔民们摇起舢板，到海上撒下渔网。待第二天晨起去收获。
听涛入眠，不觉天亮，跑到海边时，太阳刚好跳出地平线，红彤彤染红了整个小渔村，霞光四射，顷刻间金亮耀眼，海上升红日，又是晴空万里，海鸥滑翔于海面，碧波万顷。宿家船老大坐在自家院里悠闲地抽着烟，地上堆放着黎明时收回的渔网，渔家女面带喜色，分享着新的收获。
雄关•古城
在碧波万顷的渤海之滨，绵延起伏的燕山山麓，一座雄伟的城楼，依山临海，景色壮丽，这就是历史名关，万里长城东部的重要关隘，被誉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山海关东西南北四门，城正中亦有通城的四个门，东为迎旭，北为望峦，西为朝京，南为观海。“万里长城此为首，天下第一矗雄楼。千载纷争生干戈，百世征战死诸侯”。
山海关是历史上屯兵的要塞，明将徐达、戚继光、袁祟焕、吴三桂都曾在此镇守。
“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嵌于东门正中，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曾为大明立下赫赫战功的吴三桂打开了东城门，把摄政王多尔衮的大清军队迎进关内，中国历史从此改写。
走在山海关的石板路上，似听战马嘶鸣、铁蹄峥峥，不由得猜想起吴三桂看到大好河山落入番邦手中，心中一定是十分的懊悔，所以才有后来的平西王反清。吴三桂的忠孝与叛逆已归历史，任凭后人自有评说。但山海关的大门却真真切切地为女真人洞开过，这是不可更改的。
山海关，北有一山——名角山，因状如龙角，故而得名。角山不高，角山长城也不长，却是我见过的最陡的长城，台阶高而窄，几乎没有平缓，直上直下如玄梯，因而登长城之姿，在角山长城的陡峭下应做爬长城之势。
立于角山长城的烽火台上，回望，渤海之水波光鳞鳞，与角山遥遥相对，山海关古镇尽收眼底。好一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凄然乐章。
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雄关与古城墙，任后人暇想。金戈铁马声已随战火硝烟飘散成昨日，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派和平与安宁。
童年趣事
春天来临时，阳坡地上的小草刚刚吐出星星点点的嫩芽芽，家乡蓟运河两岸的芦苇就齐刷刷地钻出了地表，远远的看上去一片翠绿，走近了却是一片尖尖的叫芦笋的绿锥，似有似无的，给人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视觉。
清明过后，村里的孩子们相约着提篮到芦苇地里挖一种叫“柳蒿”的野菜，叶呈曲齿状，嫩绿，一簇簇地长在芦锥间，这种野菜是可以充饥的。母亲们将清洗干净的柳蒿菜用热水氽过，揉进玉米面里，再放些盐做成菜馍，是可以既省粮又省油盐的食物，在粮食紧缺的六七十年代，不知帮多少人家度过了春荒。
童年时的芦苇滩对我来说是充满神奇又好玩儿的天堂，可以在里面挖野菜，割青草，掏鸟蛋，采蘑菇，吹芦笛。累了可以肆无忌惮的躺在绿毯般松软的芦苇地里，仰面朝天，看着芦苇间撒下的细碎阳光，听运河的涛声、河面上驶过的汽轮鸣笛声，和小伙伴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猜着过了什么样的船，人驮人的向河面上望。然后又轰然躺下嘻嘻哈哈起来。一派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童心。
记得七岁那一年夏天，中午过后，天气异常闷热，我拎着菜篮对母亲说去挑野菜到北大圈。母亲说，天气不好怕是要下雨，早去早回。我答应着母亲就连跑带跳地走出了家门。
到了那里一头钻进茂密的苇地，挑着我喜欢的各种野菜，一会儿的工夫小篮就满了，高兴之余就摘了芦叶卷成芦笛，嘟嘟地吹着，边边吹仰望天空中燕子转圈地飞翔。
忽然一阵凉风掠过，芦苇荡刷刷作响，把我从陶醉中惊醒，才发觉芦苇荡里阴沉沉的，再抬头望天，燕子不见了，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雷鸣电闪，真的要下雨啊！这时才想起母亲哄我入眠是说的童谣：燕子轧场，雨来帮忙。
我慌了，拎起小竹篮向芦苇荡外面跑，凉风阵阵，夹杂着豆大的雨点，芦苇剧烈摇晃，此起彼伏地抽打着我的脸，在闪电下一会儿翠绿、一会儿浓绿、一会儿漆黑，变幻着“恐怖”的颜色，我害怕极了，想跑得快点再快点，可是偏偏自己觉得跑得更慢，当我跑出芦苇荡时已是大雨倾盆，我象个落汤鸡一样在空旷的原野里显得是那么渺少和瘦弱，我无助的大哭起来，边哭边跑向回家的路。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爬起来接着跑，小篮子紧紧地拎在手上，里面的野菜不知什么时候被摔出去不少，只剩下半篮，我还是没舍得丢弃，不知跑了多少时候，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泪水和雨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我绝望极了，以为会被凶猛的雷劈死，会被雨浇死在半路上。
就在我走头无路绝望无助的时候，在雷雨交加的轰鸣声中，听到一声声亲切的呼唤，我赶忙闻声望去，是母亲，是母亲！我听到了母亲焦急的唤儿声，也透过雨帘看到了母亲雷雨中瘦弱的身体，冒风雨向我这边跑来。我像盼救星似地大声回应着，连滚带爬地奔向母亲，当我扑到母亲怀里时，已是瘫作一团了。母亲紧紧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哇的一声哭起来。母亲把雨布披在我身上，一手拎过我的菜篮，心疼地说，傻孩子，怎么不扔了它，跑得不是快些？怎么不知道找个避雨的地方啊，边说着边把我背起，一步步在泥泞中走向回家的路。母亲边走边哄我，别怕啊，别怕，妈来了，有妈在身边就不怕了，别吓着我的宝贝。我在母亲的轻柔话语中，在母亲温暖的背上，我渐渐安静了，渐渐睡着了。
之后好些年，我害怕打雷，害怕倾盆大雨，这时总会想起母亲的话，别怕啊，别吓着我的宝贝；冒着那么大的雨，还舍不得扔下你的菜篮子，要是扔下了不就跑得快些。
现在细细想来，母亲的话是多富有哲理呀。是啊，如果说儿女是自由自在飞向蓝天自由翱翔的风筝，那么，母亲就是放风筝的那个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甚至漂泊海外，家里、母亲都在牵挂着你。家，无论是穷是富，永远是儿女温馨的港湾。
走在人生的路上，包袱太重，反受其累。只有舍得丢下累赘才能轻松、才能不失时机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蓟运河边的芦苇荡留下了我童年的快乐和天真，留下了我的笑声和哭声，也留下了亲人对我的爱与关怀。
如今，父母都长眠在了蓟运河边上的芦苇丛中，我每年都会走近它，走近我的亲人，追忆我的亲情。
七夕•母亲•我
记得小时候和母亲学做的第一个女工活就是刺绣。
母亲的手很巧，手下会生出锦绣，各色花鸟，栩栩如生。我常常穿着绣了花的衣裙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看到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我心里甜滋滋、美滋滋的。
看到母亲坐着桌前，手拿花绷，飞针走线移花接木，花儿无声的盛开，鸟儿展开翅膀，在母亲的手下，花也艳艳，草也青青，我心里开始痒痒的，也想学着母亲的样儿，做个淑女。母亲被我缠不过，于是收我为徒。
小小的绣花针捏在我手里怎么也不听使唤，母亲虽然很耐心，我却怎么也掌握不了要领，花架上紧绷绷的白布被我出汗的手弄得潮乎乎的，母亲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样子，开玩笑说：这可怎么是好，一做活就出汗，这是天生的拙手，将来怎么嫁人哟！我并不知母亲是在玩笑，心里也着急起来，于是抬起头认真地问母亲：有什么方法改变吗？
母亲见我天真，就微笑着告诉我：有呀。我连忙拽住母亲的衣角撒娇地问：什么方法快告诉我啊．母亲摸着我的头柔和地对我说：在七夕这一天，早上起来端一碗水晒在太阳下，等傍晚水上会起一层浆，你把绣花针轻轻地放在水面上，如果这针不沉下去呢，你的手做活就再也不出汗了，就会变成一双巧手，像天上的织女一样，能织出好看的锦，能绣出很美的花。
母亲说过也许就忘了，可是我却暗暗记在心里，每天掰着指头盼七夕的到来。
七夕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早早起床，从水缸里舀了满满一碗水，小心翼翼地端到花墙上，然后祈盼这一天有很强烈的阳光来晒我的水。一天不知望了多少遍，观察水的变化，但是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傍晚我捏着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小心翼翼地投到碗里……
唉，针一下子就掉到了碗底，我失望极了。又取出一根投进，同样是掉在碗底。
我沮丧得眼泪都险些掉下来，心情郁闷到极点，正失落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抬头看到母亲含笑的目光，我着急地带着哭腔说：根本不行，这碗水根本就接不住我的针。我的手怎么办啊？
母亲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微笑着说：傻孩子，那只是传说。因为上天的织女手很巧，她和牛郎相爱的故事也感动人，所以人们就用各种方法纪念她。你知道今天做的这个事这叫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母亲说：这叫祈巧。
这也是你姥姥讲给我的，民间流传了这种祈巧的方式，一来呢是盼女儿有一双如织女一样的巧手，二来呢是祈盼女儿将来能嫁个好人家。
要想手巧，还是要多做活，苦练才出巧匠的。光看是不行的，着急更不行，要多多练习，练熟了你就巧了，靠谁也不行，靠你自己，知道吗？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放学后，不再出去玩，安安静静地拿出花绷、捏着绣花针，对着针眼穿上一根丝线，然后捏在手里，上一针下一针地穿针引线，练绣花。母亲则不时的在一边指导．
时间长了，我不再紧张，手也就不出汗了。当我绣出第一朵花的时候，高兴得跳起来，一边大声嚷着“我会绣花了，我会绣花了……”一边高举着花绷花布在屋里转啊转，直到旋晕得被母亲扶住。母亲夸奖说我的花比以前绣得好多了，又点出了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又教给我怎样绣得更好……
结婚以后，婆母因常常胃疼，我曾为婆母绣过肚兜兜，让婆母高兴了好一阵。
现在闲暇无事时，拿出久已闲置的花架花绷，就会想起母亲、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七夕、及七夕时自己傻傻的祈巧行为，觉得很好笑……
一直以来，从来不敢忘母亲说过的话：苦练才出巧匠的，靠谁也不行，靠自己！我靠自己走过了四十几年的路，还要靠自己继续走下去。人生的路很长，一路上有坎坷，有坦途，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相信，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平的。
责任编辑：戴雁军
剧组拍戏在我家
唐玉琴
7月18日晚的大厦小区B区沸腾了，几辆满载各种摄影器材的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进来。原来这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拍摄的电影《走出大墙的女人》，其中有几场戏要在我家里拍摄。说起这部电影的拍摄和我先生有关，我先生是辽宁的电影编剧、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会员，地道的“圈里”人。当他得知这部影片的拍摄正在寻找外景时，积极地与他的朋友、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取得了联系。经过他的穿针引线，多次与市区有关部门协调，终于给剧组创造了在鲅鱼圈拍摄的机会。他说，此部电影能在“圈里”拍，是咱鲅鱼圈的光荣。因而把这场室内戏安排在我家里进行拍摄。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来到拍摄现场，原本在家中避暑的居民，此刻都好奇的探望了出来。拍摄场地也就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被包围了起来。一时间，小区内聚满了前来观看的人们。
从17时开始，摄制组近50人的工作人员就忙活开了：这边卸车、接电源，安灯、场记、服装、化妆、道具、录音、摄像，一切准备就绪。那边，几位演员正在抓紧时间对台词儿，“你这种口气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用对讲机来指挥手下人工作，每一个接到命令的工作人员，都是跑步上传下达，那紧张严肃的工作状态，给小区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准备工作结束，导演一声令下，拍摄开始了。
这场室内戏共有12场，故事讲述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张宝成和曲兰珍10年前收养了一个孩子，起名叫张迪，现在正面临着被亲生母亲认领、夫妻二人该怎样面对，内心充满了矛盾的心情，正巧孩子又无意之中知道了亲生母亲正在寻找自己，而自己又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养父母和亲生母亲，故事跌宕起伏，生动感人。
剧中张宝成的扮演者，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王伟，也就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女人的村庄》里李景才的扮演者。王伟一会儿拿着剧本揣摩，一会儿自己又在默默地背着台词儿，脸上的表情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剧中曲兰珍的扮演者，是沈阳话剧团的国家二级演员齐虹。齐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对工作那认真的样子，着实让人感动。她也是一遍一遍地看剧本，反复琢磨，说到动人处，眼泪就会不自觉的流出来，这12场戏，不知道齐虹流了多少次眼泪。剧中儿子张迪的扮演者，是北京海淀区某中学的学生王正佳，别看他年纪小，可在影视圈里也算个“老人”了，他从9岁就开始“触电”了。先后在电影《往事》、《儿子同志》，电视剧《派出所的故事》等中都有不俗的表演。而围观的居民当中也有不少认出这些演员的，有几名居民兴奋地拿着照相机，趁着剧组布景的时候，抽空与演员们合个影。
室内，演员们在炽热的灯光下一遍一遍的表演着，不到一分钟汗水就会把脸上的妆冲掉，化妆师赶紧补妆，为了一个镜头，不知道要反复表演多少次，直到导演喊“过”，才算完成。因为拍摄是同期声，所以每次开拍前，都由场记对大家提示“不要出声，谢谢合作”，而为了隔绝噪音，屋子里面的门窗都紧闭，屋里屋外的温度相差好几度，每个镜头结束之后，剧组的人都赶快把门窗打开，以便“通通风，降点温度。”
而室外，看热闹的人早已经把前后的窗户围个水泄不通。一个小女孩哭着非要到屋里看怎么拍电影不可，在向爷爷保证了“不出声”的前提下，终于“混”进了屋里。就在导演刚要喊“过”的前十分之一秒，小女孩还是剁了一下脚，害得导演又让演员重演了一遍。气得爷爷一把拽起孙女照着屁股狠狠地来了一把掌：“都怪你……”
晚8点开饭了。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他们剧组也吃盒饭，一个馒头一盒菜一碗汤，不论导演、演员还是工作人员，一律蹲在地上吃，而且个个狼吞虎咽，他们饿坏了。没有废话，吃完接着拍，他们又进入了工作状态。室内灯火通明、汗流浃背，室外阴天冷风，瑟瑟发抖，导演紧盯着监视器，一丝不苟。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到了凌晨1点的时候，大家总算中场休息，吃了一顿晚来的“夜宵”，工作人员们都习惯了这样的作息时间，剧组经常拍夜景，所以他们各个都是“夜猫子”。
天不作美，正吃饭的时候，天空飘下了雨滴，然而剧组人员非常熟练地从道具车中拿出了几把硕大的伞，架在了摄影机上、给其他人挡雨，就这样，又连续拍了两个小时，到凌晨3点才终于收工，而此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情况介绍：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制作的电影《走出大墙的女人》，于7月10日在我区正式开机。剧组先后在山海广场、敬老院，海星办事处、区医院、看守所等地拍摄外景，期间得到了我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拍摄，目前已经全部杀青。
这是一部反映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走向社会、重新立志、重塑人生故事的电影。编剧戴雁军。女主人公苏惠珠11年前因挪用公款锒铛入狱，期间丈夫遭遇车祸身亡，婆婆身患重病，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11年后，苏惠珠刑满释放，在婆婆去世无法知道孩子下落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坚强，在社区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下，她一边创业，一边寻找孩子。面对孩子的误解，她选择了离开。在正义和邪恶面前，苏惠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孩子和众人的尊重，她终于听到了那久违了的声音——“妈妈”。苏惠珠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孙卓扮演。
责任编辑：柯南
一臣
星期天，驱车三十余公里，回乡下看望父母。虽然二老衣食无忧，手头也还宽裕，但他们始终是我的牵挂。不论工作多忙，我总要抽出时间到乡下看望他们。
人说，家有老人是个宝。的确，老人健在，自己总还认为自己还是个孩子，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感觉总是温温暖暖的。
父母相差一岁，一个81岁，一个80岁。但他们身体都很硬朗。特别是父亲，精神头赛过年轻人，力气比我都大。前年，老家责任田里的水稻收获了，父亲坐班车给我送来一百斤袋装的新米。来到我居住的楼下，父亲自己竟将这一百斤大米扛在肩上，噔噔上了三楼。
我对姐姐、妹妹、弟弟包括爱人都说过：到这个年纪，父亲身体还这么好，得益于他有着良好的心态、坦荡的胸怀和对土地的不离不弃。
父亲曾在村里当过二十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还兼任公社党委委员），而后当过乡办养猪场场长、乡办地毯厂厂长、乡办瓜子厂厂长和乡办敬老院院长。
那时，农村流行这样的话：村支书都是“四只胳膊”。意思是，村支书不用和社员一起下田干活，每天披着件袄，耷拉着胳膊，在村上四处溜溜看看就可拿工分。可是，父亲当支书二十多年，除了参加公社或县里的有关会议外，几乎天天都带领社员起早贪晚下田干活，并且每项活计都从不落后。当乡办养猪场场长和敬老院院长时，他争取划拨来几亩地，带领职工春种秋收。就是当地毯厂和瓜子厂厂长时，他都挤出早、晚时间，回家责任田里干活。用他的话说，咱是农村生、农村长的土命人，一生就是对土地亲，离开土地，活着都难受。
人说，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这话我深有感触。就我目前已形成的性格、对工作生活的态度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的脑海里还经常浮现出在我小时候，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些或大或小的故事。
记得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可能是村支书的身份，父亲竟成为村上的婚礼主持人。家乡有这么个风俗，娶新媳妇时，谁家把新媳妇接进家门越早，将来小两口生活的就越好，越能白头到老。所以，往往在后半夜三四点钟，喜东就把新媳妇接到家。每当村上有人家娶亲时，父亲准在早上两点半起床，然后就到喜东家张罗布置婚庆场面。那时，由于生活条件和政治氛围，婚庆场面很简单，就是在院落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上毛主席像，中央摆上一张桌子，桌子上一般摆放一盘糖块，一盘卷烟和两张结婚证书。新媳妇接到家时，先不能进屋，要举行结婚典礼。父亲首先宣读结婚证书，然后带领二位新人面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接下来是由二位新人表决心，最后是新媳妇入洞房。每次在人们争抢喜烟、喜糖，或簇拥新媳妇入洞房最热闹的时候，父亲就会默默地离开喜东家。有时被喜东家人发现要留住父亲喝喜酒，父亲就会冲破阻拦往家赶。有的喜东找到家里，拽着挒着父亲喝喜酒去，父亲就会百般推让，将来人推出家门，甚至把喜东带来的糖块一起塞出门外。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村上主持了许多次婚礼，但从没喝过人家一杯酒，抽过人家一支烟，含过人家一块糖。父亲对我们说：给人家帮忙，是人家看得起咱，吃、喝了人家，这人情味就变了。父亲就是这么较真。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伙伴们到村边坑塘洗澡。期间，几个小伙伴爬到池塘边生产队的菜园子里去拔蒜。这事我肯定是不敢干的。回家时，一个小伙伴硬是塞给了我一头蒜。我拿着蒜，胆怯地回到家，结果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狠狠教训了我一通后，父亲带着我来到会计家，进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毛钱交了罚款。记得当时父亲对会计说：别人家的小孩子拔了生产队的蒜有情可原，可我家的孩子就是不行！
一九七六年暑假的一天，我用自行车驮着母亲看望重病的姥姥。途中，一辆解放牌挂斗汽车从后面将正常行驶的我刮倒。我和母亲立时随自行车栽倒公路边不省人事。当我在人们的呼唤声中醒来后，见父亲并没在我们身边，而是正在安慰吓得已经尿裤连车都下不来的肇事司机。司机和汽车是唐山市滦县汽车队的，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在开车时竟打起了困盹。霎那间，司机还算机灵，当汽车前保险杠快撞到我的自行车时，他猛地打了转向。结果还是将我的自行车瞬间刮倒。经交警现场勘察，机动车负全责。母亲被送到县医院时，还处在昏迷状态。经检查，母亲的肋骨折了四根，并伴有轻微脑震荡。限于县医院的医疗条件，我和母亲被转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我和母亲住院第七天头上，肇事方的单位领导才来到医院看望我们。一见到来人，在病房里我就吼了起来：你们还有人性吗？把人撞成这样了，你们单位既不付住院费，又不来人看一眼。父亲一
边吓唬着我，一边还给人家赔不是：孩子小，你们别介意。来人也是比较尴尬，解释说单位忙，抽不出时间来看，并让我们还是先垫付着住院费，等病人出院后再统一结算。我知道，他们是怕提前垫付费用后我们胡乱花钱。没想到，父亲竟然答应了，并客客气气地将来人送走了。结果，等母亲和我出院后，肇事方除了给报销了住院费、误工费外，其余一分钱都没多给，就连撞坏的自行车，他们也只是给修修送了回来。外人都为这事鸣不平，可父亲却没有一点怨言。
“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年代，每到冬季，人们就要搞挖河大会战。记得听村上的人们讲，一九七五年全县开挖卫星河那天，天气异常寒冷。开槽分段时，我们村摊上了有积水的段。当时，全村社员站在带冰碴子的水边，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揣着手、缩着脖子谁也不情愿动锨。就在大家迟疑的时候，父亲脱掉棉袄，挽起裤腿，猛地跳进带冰碴子的水里，抡锨干了起来。见此情景，大伙也都纷纷跳进水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那次，我们村是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还受到了公社和县里的表扬。据村上的人讲，急难险重带头上的事儿，父亲是经常干的。
“文革”期间，村里“下放”来几户成份高，接受贫下中农管理教育的城里人。父亲从没有把他们看作另类，私下总是叮嘱生产队长：城里人没干过农活，先给他们安排轻一点的活干。在生活上，父亲还在暗中接济他们。如今，这些户的孩子们有的做了官，有的成了大款，逢年过节，他们都要登门看望我的父亲，一表当年感恩的心。
“四清”运动，村干部要“上楼”。有的村干部愁得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极个别想不开的还上吊抹脖子自杀。而父亲“上楼”期间，该吃吃、该喝喝，体重还增加了几斤。父亲说：做人只要行得端，做得正，光明磊落，天塌下来都能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果不其然，不长时间，父亲就“下楼”了。
多少年来，父亲已成为了我心中的一盏明灯。有了这盏明灯，在我人生的旅途上，不论遇到多大的风雨，多么坑洼的道路，我都不会迷失方向的一直朝前走。
责任编辑：戴雁军
我的大学
宁克东
1991年我上了一所叫作什么师专的学校，开始了所谓的大学生活。其实那只是一所培养中学教师的普通专科学校，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但当时村里人都以为我考上了一所非常好的大学，都夸我有出息，夸得我心里一阵阵迷糊，还真以为自己上了名牌大学了。后来，我毕业了，对师专这个一点也不响亮的名头总是耿耿于怀，别人不问一般不说。再后来听说师专和师大合并了，又听说按学校的意思，我们这些师专毕业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转正为师大校友了，这下我心里舒服多了，再有人问我从哪毕业时，往往会很严肃、很谦虚地告诉他（她）：师大。
到师专后，第一件需要改变的事情是，说话得变成那种腔调的——就是广播电台里播音员说的那种。因为变成那种腔调后，身份似乎就不一样了。村里那些在外面上学的哥哥姐姐们，回家后说话几乎都是那种腔调，我那些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叔叔大妈们听他们那样说话，眼里全是仰慕的神情。我也希望他们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所以下决心一定要学会那腔调。和我一样，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色乡音的可爱的同学们，多数也都在来到学校后不久，便努力摆脱乡音而向那种腔调靠拢了。在这方面，女同学一般学得很快，听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男同学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串味了，于是衍生出很多新腔调，如山东普通话、河南普通话、蓟县普通话、宁河普通话……我当然是说宁河普通话了——参加工作后给学生上课我都说着这样的话。直到后来有一次看到了自己某次录像课的视频，赫然发现这样说话再加上那样的表情简直和耍猴儿有一拼了，惊起一身黄豆粒大小的鸡皮疙瘩。从那以后，便毅然抛弃了对那种腔调的追求，而回归到那原汁原味的丰台——芦台混合音了。
怎么说话之外，我们还有更崇高、更美好的追求。刚进师专那会儿，我欣喜地发现这里美女不少而帅哥不多，这种比例对于我们这些长相难看甚至基本没个人样的男生而言，算是个利好消息。这就是说，如果美女们全想在校园内解决爱情问题，就不得不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就不得不降低标准，如此我等长相难看者或许就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些美女们宁愿大头苍蝇似的死盯那几个帅哥不放，也不愿向我们这里多看一眼，即便某个帅哥除了帅之外其他方面都非常垃圾，也依然嗡嗡叫着围过去，根本不计后果，情形之惨烈真如飞蛾扑火。我和上铺的兄弟蒜头（脑袋较小）同学对此不正之风深感痛心，常在一起抱怨这个世道的黑暗。终于有一天，有个女同学看样子愿意和我们交往了，当我正为此暗暗高兴时，没想到蒜头抢先向她表白了，但非常万幸——人家没搭理他。当他一脸沮丧地向我诉说事情的经过时，我心头狂喜但外表难过地安慰他：“没关系，我这就写封信气气她！”
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写得很含蓄，大意是自见她第一面起，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了，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啊？能帮帮我吗？很快她就回了我一张纸条，条中说：“那你早该饿死了，怎么现在还没死？你死后，送你一只大花圈！”“看样子她真生气了，你真够哥们！”蒜头拿着那张纸条，一脸感动。“这算什么，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我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通过这件事，我们对美女们那丑恶的心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美女们也更不爱理我们了……我们村里的“儍二”说过：“长得难看就别想找个好老婆！”他说的好老婆就是指漂亮姑娘。他说得真他妈对。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小概率事件，轮到我等倒霉蛋儿头上的几率几乎和抓奖抓到个千万大奖差不多。于是，我们就只能眼巴巴看着美女们嗡嗡飞过我们这些令人讨厌的牛粪，去寻找她们心仪的那堆不知什么的粪了。而这也就注定了，在我们这些贫瘠的牛粪上，在师专三年愁云惨淡的时光里，爱情基本没有一个好收成。
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我所在的系叫政治教育系。当初报这个系时，潜意识里觉得政治这学科就是比其他学科强，政治老师就是比其他老师牛，我初、高中时的那几位政治老师几乎都是一边教课一边当校领导的。而当我真正坐到这个系的课堂上，面对着那一摞摞大部头的“马恩列斯毛”、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老师们来上课了，多是阶级斗争脸，多是照本宣科，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念书——我的脑袋更大了。当时的感觉是，如果当一名政治教师兼校领导的代价就是读这些书、上这些课，那我宁愿不当。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书必须读下去，而且还要考试。考试每学期末都要进行，各科考题一样枯燥，所有监考教师的脸一样难看。但聊以自慰的是，除英语外我的成绩虽很少超过70分，但也没有低于60分的，为此我经常会幸福地收获到那些参加补考的哥们、姐们们羡慕、嫉妒的目光。
最头疼的是英语。高考时我以不到40分的英语成绩（这在我的整个初高中阶段算是一个高分了）获得师专录取通知书，全是托了其他学科的福。来到师专，一本薄薄的黄皮的《许国璋英语》又把我吓得够呛。上课听不懂，下课记不住，考试不及格，我不得不一次次参加英语补考，补考后还得陪着笑脸跟英语老师不知要说上多少好话，才能勉强过关。为此我甚至都落下病了，以至于看到黄皮书就害怕，看到说着英语等类似鸟语的人就不由自主咧嘴笑。直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想不通——我学英语干什么？我不看英文资料，我没钱去外国旅游，我活了40年总共才看过4个活的外国人，我不学英语又会怎样？我的一个哥们，已通过英语六级考试，但对他来说，除了在几次不同名目的英语考试中充当“枪手”外，其六级英语水平的最大用武之地就是辅导其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学英语。当然，我不否认英语的重要性，也不是说它不该学，问题是哪些人该学，如何学，学多少。我觉得把多数人将来难以致用的英语强行塞进常规课课堂，进而逼着他们投身炼狱般的学习，对其思维质量与语言素质的提高是弊大于利的，别人我不敢说，我自己绝对是这样。
最爱上的是计算机课。那时计算机还是特金贵的玩意儿，上课时讲究很多。进机房前首先要脱掉自己的鞋，然后换上统一的拖鞋，不论男生女生、脚香脚臭，全得脱。机房里厚厚的落地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六盏灯只有两盏亮着，昏黄的灯光下，大头娃娃似的显示屏上绿色的光标如鬼火般闪烁，屏幕后是我们同样闪着绿光的眼睛，耳边“×86”机箱里嗡嗡的风扇声响成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各种脚丫子的味道，我们敬爱的计算机老师幽灵似的站在讲台上，轻声细语地向我们讲述着一种类似外星话的叫做BASIC的语言……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们热切地关注着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私下里传递着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们原本枯燥的课堂有了更多生机。比如教哲学的刘老师，是位30岁左右岁的女士，个子不高，娃娃脸，那时正读南大的研究生，正怀着大概六七个月的身孕，不爱笑，脾气比肚子大。上课时，她总是站在离讲桌大概两尺左右的地方，后背几乎贴着黑板，她辛苦地保持这个姿势，为她的肚子尽可能赢得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她上课从不随便浪费时间，她会一边给我们讲柏拉图、黑格尔、尼采、康德、叔本华，一边抽空翻翻桌上厚厚的论文答辩提纲——她还有两三个月就要进行硕士论文答辩了。看她忙碌的样子，我真为她担心，看她肚子的规模可能没多久就要生了，那时可怎么办呢？总不能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忙活毕业论文吧。生孩子和毕业论文答辩都是大事，怎能让它们撞车呢？怎么这么没有计划？班里很多男生纷纷表达了类似的遗憾。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刘老师生产、革命两不误，既平安生下了孩子，又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等她歇完产假再次站在讲台上时已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和一名货真价实的硕士教师了。
再比如教政治经济学的赵老师，一个50多岁的老头，满脸皱纹、鬓发斑白，看上去很苍老。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上几步楼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在黑板上写几行字，就得扶着黑板喘口气。不过他的课讲得挺好，根本不用看教案和课本，就那么娓娓道来，和书本上写的大体不差。后来我们得知，赵老师是这方面的学术专家，我们手里的教材就是他主编的。但好景不长，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家的人手不够，系里安排全系的男生两人一组、一组一天在医院里陪护他。于是和赵师母有了些接触。对于赵老师的病，师母抱怨，这都是累的，整夜整夜不睡觉在那里编书、写论文，就是为了一个副教授头衔，他就是要争口气，别人早是副教授了，可他快五十了还不是，这回书出来了，副教授评上了，身体也垮了。他还想评正教授呢，这不是玩儿命吗？一个多月后，赵老师不幸去世了，学校送的挽联上称他为教授，不知这算不算一个迟到的安慰？
再比如教中国革命史的宋老师，40出头的年纪，好几年前就评上了副教授，还是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课讲得一般，但说起管理学校的大事小情来口才极好，据说他就是凭着这点得到校领导赏识，然后当了系党支部书记，而有了这个官衔后，出书啊、评职称啊就都不在话下了。再就是我们的辅导员，一个30来岁的女教师，人长得极漂亮，说话、办事特冲，如果男生宿舍里有哪个懒蛋赖着不起床，她会径直冲进宿舍，把人直接从被窝里拉出来。她办事一向公平、仗义，我们都比较喜欢她。
后来她走了，据说去了南方，下海挣大钱去了，再后来就听说她发财了。她走后，辅导员换成了一个往届留校任教的学生，这家伙实在不怎么样，他对系领导的话言听计从，像个绵羊一样温顺，对我们却完全是一副恶狼嘴脸，整天劲儿劲儿地在系里晃来晃去，芝麻粒大小的事儿也能整得又是风又是雨的。两相对比，我们更怀念那个漂亮的辅导员了。最后再说说我们的体育老师。他50多岁，身材挺拔、头发乌黑浓密，风度翩翩。他的国标舞跳得特棒，当他搂着系里漂亮的女教师或女学生在场中飞快旋转的时候，乌黑的头发像成龙做霸王广告时那样飘逸，潇洒极了。他成了我们不少人心中的偶像。一次偶像领着我们跑步，忽然一阵狂风刮来，他头上黑影一闪，我在他旁边，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老师，您帽子掉了！”但说完我就愣住了，很多同学也愣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光秃秃的头顶！在我们惊诧的目光中，他捡回假发尴尬地戴在头上，然后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完了，我算把老师得罪了！这件事情让我总结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和上级说话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认真想清楚再张嘴，至少要分清那究竟是帽子还是假发……
我们也梦想着发财。在当时全国“十亿人民，八亿倒爷”的癫狂状态下，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竞相扑通扑通跳进那潭浑水里。那时我们班的男生，大多参加了某些直销岗位的培训，然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做起了推销员。而我和几个自以为聪明的同学，对此不屑一顾，要玩就玩大的。于是几个穿着土里土气、普通话不伦不类的毛头小伙子，终日穿梭于各种货栈、各大写字楼以及一个个电话亭，开口闭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大生意。由此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夏利不能叫夏利，得叫TJ7100，你说你有1000辆夏利基本没人理你，你说你有1000辆TJ7100没准儿就会有人追着屁股跟你要货。再比如买钢材得看材质单，材质单上得有多少直径、多少厚度、多少锰硅含量以及冷轧、热轧等信息，即便看不懂也要装模作样看，然后和对方说，很好，我们回去研究一下，然后回去后赶紧找明白人问问清楚。那阵子我们真是太忙了，鞋磨坏了好几双，电话费花得中午连菜都买不起了，但自始至终没做成一单生意。此路不通，我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加入直销的行列。一次我们推销一种据称是能解酒的饮料，曾闯入一个相当豪华的星级饭店，美丽的前台女服务员接待了我们。当时我们热情地称她为“小姐”，她很高兴，笑着告诉我们这个饭店不需要这种廉价饮料，但介绍了几个小饭店让我们去试试。一试果然成功，卖掉了十几箱。后来我们总结这次成功案例的经验是，见到漂亮姑娘一定要称呼“小姐”，这样人家才爱听，才有可能办成事。但如你所知，时过境迁，现在如果有人胆敢称谁为“小姐”，不挨打就算很幸运了。你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才几年的光景啊，却承载了这样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都进步成啥样儿了。
三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对学校的种种厌烦还未褪尽，转眼就变成毕业分离时的惺惺相惜了。离开学校的头一天晚上，班里举办了最后一次联欢会，并准备了各种小食品，还有酒。系里的老师们都来了，同学们一个也不差。大家一起吃东西、说话、喝酒，很多人都醉了，很多人都哭了，大家相互留下联系地址，互诉离别衷肠，就连平时关系紧张的此刻也尽释前嫌，有的甚至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不容易。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某些体制中，而对体制中某些利益的追寻，往往会使我们产生摩擦，甚至彼此仇恨，但当那个体制的作用弱化、或我们将要跳出那个体制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恐惧地发现，那个体制对我们人格的扭曲、身心的摧残达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程度，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某时某处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那样的可笑和不值得——就那么点破事儿，何必呢？但吊诡的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已没有机会再回到那个体制中了。什么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出它的宝贵——如何不使自己陷入这个怪圈中呢？唯有珍惜当下，自爱、爱人。
如今我离开师专已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能够看到现在的社会和我毕业时相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些地方在变好，有些地方在变坏。比如我知道，这是一个孩子们竞相比爹的时代，这是一个撞了人会说“我爸是××”的时代，这是一个20岁女大学生敢找60岁老大款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在普遍层面上公共关系运作已成显学、潜规则大行其道、老老实实做事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时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真实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但我敢说我们那个时候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至少还有让人心动的真情在！
责任编辑：方奇
我是一道风景
孙志利
生在世界上，存于宇宙间，我不希望比别人多，也不希望比别人少。同顶炎炎烈日，共沐皎洁月辉，心智不缺，力不乏，只要我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个性与风采，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去仰视别人。我，就是一道风景。
不要隐于云海峰峦之后，不必藏于青竹绿林之中，我就是巍巍山峦一石，就是苍苍林莽中的一株，所以我没有必要敬畏名山大川。没有必要赞叹沙漠孤烟，我的存在，本身就在解释世上的所有景致。我的存在，正注释着时代的一种风情。
不必去拥挤了，我就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展示自己内心世界的丰富内涵，给苍白的四周以清丽，给庸俗的日子以清意，给沉闷的空气以清新，每日擦亮一个太阳，用大自然的琴弦，奏响自己喜爱的心曲。
自然美具有不以人间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性，梅花有梅花的风韵，红杏自有红杏的容颜，如今认清自己往往比注视别人更为重要。没必要一味褒扬自己贬低他人，应该勇敢地站起来，与最佳景观并肩，只要我不断追求，相信我不比别人差，真的我行！
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柔韧，兰草之温和，自然的不是自谦，而是自信。很久很久了，虚假的谦逊，毁掉个性的展露，模仿、妆扮、整容，使我无法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不知哪个是我自己。那情景似古时砖窑烧出的规格相同的陶。
风景这边独好。妙在“独”好。
你们太忽视这个“独”了。世上被人们公认的风景都是独特的；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城、巴黎的凯旋门、罗马的斗兽场……阿Q的“快乐”，鲁宾逊的坚毅、王熙凤的笑里藏刀、奥赛罗忌妒杀人……
让个性伴着我，站着是一座山，倒下便是路基。完整的时候给以启示，粉碎时使人惊醒。我不希望比别人多，更不希望比别人少，我不用注视人们的目光，便以知道。
我在阳光下用自己的声音发表宣言，我就是一道风景。
责任编辑：柯楠
赵家园 榕泽城变迁记
童志嘉
自古百姓安居乐业，方致社会繁荣和谐。为此，宁河县芦台镇赵家园街平改榕泽城，百姓安吉，造福一方。总其终始，爰作斯记。
此地东临渤海，沃野膴膴，人文之迹，上溯千年。稽古考之，明代之初，既有人居。清雍正间，设立县治，史称梁城。逮至乾隆，名赵家园，递传于今。
一九四九年时，村民一千五百馀人，土地两千五百余亩。农业合作化后，分为五队经营。粟菜棉花映衬阡陌，光风蓟水朗润田园。虽倾心尽力，未能脱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合力创建村办企业。电机修配，资助农耕，故引进良种，精心栽培。历经寒暑，粮蔬丰茂，其质优良，其味甘鲜，自给自足，余惠周边；电镀产品，行销中外，中南海、北京饭店、毛主席纪念堂皆有其踪，村民预有荣焉。
一九七六年唐山强震，波及宁河。虽房屋倒损严重，幸人员伤亡极少，故百姓称为福田宝地。党和政府，自强自救，历时三载，尽住新居。此间，生产队合五为二。改革开放之后，搞活经济，城乡统一规划；重绘蓝图，土地统筹征用。一九九八年底，全村由农转非，从此无地耕耘，只靠自寻生计。生活虽可保障，养老尚不可及。
计唐山地震以来，风雨三十余载。当年突击建造之房，多已危陋不堪，安居状况，实令人忧。环顾周边，日新月异，高楼林立，夜幻霓虹。相形之下，更显本街破旧，不合于时，人叹为城中之村。
民选居委、合议提请，县、镇两级政府，关注民生。决策者，心坚定。批准启动赵家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定为二十项惠民工程之一。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县政府和城建对接，芦台镇与长城相会，赵家园“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式签约。此项工程得到县属四十八个局委办及十四个乡镇各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居民的积极配合，平稳拆迁，租房过渡。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八日，由天津市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工奠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历时一年半，如期竣工。极目观之，公园应景而建，自然有秩，环境优美，招商有门；层楼拔地而起，百业可兴，依此助民，老有所养。两千七百余民众，皆可安居而无忧矣。
喜睹新居，饮水思源。念政府，高瞻远瞩、德泽一方、黎元生活添美丽，兴市利民、恩惠百姓、安居乐业效祖国。县领导，建新区、执政为民立功勋，树大业、心系百姓再崛起。思城建，慨建新宁河、力挺金融海啸，事善尽完美、打造百姓新居。赞雕镌，长城地产、疏财让利、全为百姓安居，振强企业、精打细算、彰显国企雄风。八方协和、解困释难，其德其功、奕世永传。
二0一0年暮，赵家园•榕泽城乔迁之时，百姓欢欣，群情喜悦。大业斯成，恭逢佳节。昭示后人，自强不息。铭石记事，以志不忘。
责任编辑：柯楠
暖阳•沙滩
（外三章）
赵善香
天气晴好。几日来天公阴郁的脸终于换上了和合之态，深秋季节难得的日丽风和，背起简单的行囊，就有了海边的闲情之旅。
深秋的暖阳，晒软了山海关的沙滩，也透亮了我的心．层层的浪花，后浪推着前浪，叠叠拍打着海岸。浅水处，清沏见底，各样贝壳清晰可见；深远处，蔚蓝一片，茫茫无边，辽阔无垠．群群海鸥盘旋起落，远处点点风帆。载着喜悦，一一归来。渔船靠岸，搭下一蒌蒌一筐筐的收获，皮虾、牡蛎、海贝、鲜鱼，渔民的忙碌和笑脸，与渔贩的讨价声渲染得海岸热闹异常。
双休日有闲不住的城里人垂钓于此，抛出去的是希望，收回来的是硕果，那份兴奋与欢蹦着的海狼鱼一起收进了鱼蒌。
已深秋，我终忍不住脱下鞋子，涉水于沙滩上，踩着浪花，将心情释放于大海，海水清凌，凉而不冷，弯腰掬水，只想抓一朵浪花怒放于胸襟，让清纯透白永于心间。
不时有与我一样的向往大海的游人，拎一塑料袋，在海边拾拾捡捡，不明究竟的我赶上前问人家捡什么？人家告诉我，捡拾一份好奇与好心情，与海风海味一起带回家，于是我也忙沿海滩寻寻找找，拾拾捡捡。不知不觉来到了老龙头。
长城，犹如一条万里巨龙，腾飞于华夏大地，东起点仰首于入海口引颈戏水，由此得名老龙头。老龙头耸立于渤海之滨，见证了百年历史并将历史绵延。
赤足沙滩，享受这海天的恩赐。天海之际，潮起潮落，带走的是尘封的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留下的却有这永远的沙滩和暖阳。
傍晚，宿于渔家小院，夕阳映着海浪。大海卷着浪花恋恋地退潮，晚饭后，渔民们摇起舢板，到海上撒下渔网。待第二天晨起去收获。
听涛入眠，不觉天亮，跑到海边时，太阳刚好跳出地平线，红彤彤染红了整个小渔村，霞光四射，顷刻间金亮耀眼，海上升红日，又是晴空万里，海鸥滑翔于海面，碧波万顷。宿家船老大坐在自家院里悠闲地抽着烟，地上堆放着黎明时收回的渔网，渔家女面带喜色，分享着新的收获。
雄关•古城
在碧波万顷的渤海之滨，绵延起伏的燕山山麓，一座雄伟的城楼，依山临海，景色壮丽，这就是历史名关，万里长城东部的重要关隘，被誉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山海关东西南北四门，城正中亦有通城的四个门，东为迎旭，北为望峦，西为朝京，南为观海。“万里长城此为首，天下第一矗雄楼。千载纷争生干戈，百世征战死诸侯”。
山海关是历史上屯兵的要塞，明将徐达、戚继光、袁祟焕、吴三桂都曾在此镇守。
“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嵌于东门正中，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曾为大明立下赫赫战功的吴三桂打开了东城门，把摄政王多尔衮的大清军队迎进关内，中国历史从此改写。
走在山海关的石板路上，似听战马嘶鸣、铁蹄峥峥，不由得猜想起吴三桂看到大好河山落入番邦手中，心中一定是十分的懊悔，所以才有后来的平西王反清。吴三桂的忠孝与叛逆已归历史，任凭后人自有评说。但山海关的大门却真真切切地为女真人洞开过，这是不可更改的。
山海关，北有一山——名角山，因状如龙角，故而得名。角山不高，角山长城也不长，却是我见过的最陡的长城，台阶高而窄，几乎没有平缓，直上直下如玄梯，因而登长城之姿，在角山长城的陡峭下应做爬长城之势。
立于角山长城的烽火台上，回望，渤海之水波光鳞鳞，与角山遥遥相对，山海关古镇尽收眼底。好一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凄然乐章。
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雄关与古城墙，任后人暇想。金戈铁马声已随战火硝烟飘散成昨日，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派和平与安宁。
童年趣事
春天来临时，阳坡地上的小草刚刚吐出星星点点的嫩芽芽，家乡蓟运河两岸的芦苇就齐刷刷地钻出了地表，远远的看上去一片翠绿，走近了却是一片尖尖的叫芦笋的绿锥，似有似无的，给人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视觉。
清明过后，村里的孩子们相约着提篮到芦苇地里挖一种叫“柳蒿”的野菜，叶呈曲齿状，嫩绿，一簇簇地长在芦锥间，这种野菜是可以充饥的。母亲们将清洗干净的柳蒿菜用热水氽过，揉进玉米面里，再放些盐做成菜馍，是可以既省粮又省油盐的食物，在粮食紧缺的六七十年代，不知帮多少人家度过了春荒。
童年时的芦苇滩对我来说是充满神奇又好玩儿的天堂，可以在里面挖野菜，割青草，掏鸟蛋，采蘑菇，吹芦笛。累了可以肆无忌惮的躺在绿毯般松软的芦苇地里，仰面朝天，看着芦苇间撒下的细碎阳光，听运河的涛声、河面上驶过的汽轮鸣笛声，和小伙伴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猜着过了什么样的船，人驮人的向河面上望。然后又轰然躺下嘻嘻哈哈起来。一派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童心。
记得七岁那一年夏天，中午过后，天气异常闷热，我拎着菜篮对母亲说去挑野菜到北大圈。母亲说，天气不好怕是要下雨，早去早回。我答应着母亲就连跑带跳地走出了家门。
到了那里一头钻进茂密的苇地，挑着我喜欢的各种野菜，一会儿的工夫小篮就满了，高兴之余就摘了芦叶卷成芦笛，嘟嘟地吹着，边边吹仰望天空中燕子转圈地飞翔。
忽然一阵凉风掠过，芦苇荡刷刷作响，把我从陶醉中惊醒，才发觉芦苇荡里阴沉沉的，再抬头望天，燕子不见了，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雷鸣电闪，真的要下雨啊！这时才想起母亲哄我入眠是说的童谣：燕子轧场，雨来帮忙。
我慌了，拎起小竹篮向芦苇荡外面跑，凉风阵阵，夹杂着豆大的雨点，芦苇剧烈摇晃，此起彼伏地抽打着我的脸，在闪电下一会儿翠绿、一会儿浓绿、一会儿漆黑，变幻着“恐怖”的颜色，我害怕极了，想跑得快点再快点，可是偏偏自己觉得跑得更慢，当我跑出芦苇荡时已是大雨倾盆，我象个落汤鸡一样在空旷的原野里显得是那么渺少和瘦弱，我无助的大哭起来，边哭边跑向回家的路。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爬起来接着跑，小篮子紧紧地拎在手上，里面的野菜不知什么时候被摔出去不少，只剩下半篮，我还是没舍得丢弃，不知跑了多少时候，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泪水和雨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我绝望极了，以为会被凶猛的雷劈死，会被雨浇死在半路上。
就在我走头无路绝望无助的时候，在雷雨交加的轰鸣声中，听到一声声亲切的呼唤，我赶忙闻声望去，是母亲，是母亲！我听到了母亲焦急的唤儿声，也透过雨帘看到了母亲雷雨中瘦弱的身体，冒风雨向我这边跑来。我像盼救星似地大声回应着，连滚带爬地奔向母亲，当我扑到母亲怀里时，已是瘫作一团了。母亲紧紧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哇的一声哭起来。母亲把雨布披在我身上，一手拎过我的菜篮，心疼地说，傻孩子，怎么不扔了它，跑得不是快些？怎么不知道找个避雨的地方啊，边说着边把我背起，一步步在泥泞中走向回家的路。母亲边走边哄我，别怕啊，别怕，妈来了，有妈在身边就不怕了，别吓着我的宝贝。我在母亲的轻柔话语中，在母亲温暖的背上，我渐渐安静了，渐渐睡着了。
之后好些年，我害怕打雷，害怕倾盆大雨，这时总会想起母亲的话，别怕啊，别吓着我的宝贝；冒着那么大的雨，还舍不得扔下你的菜篮子，要是扔下了不就跑得快些。
现在细细想来，母亲的话是多富有哲理呀。是啊，如果说儿女是自由自在飞向蓝天自由翱翔的风筝，那么，母亲就是放风筝的那个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甚至漂泊海外，家里、母亲都在牵挂着你。家，无论是穷是富，永远是儿女温馨的港湾。
走在人生的路上，包袱太重，反受其累。只有舍得丢下累赘才能轻松、才能不失时机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蓟运河边的芦苇荡留下了我童年的快乐和天真，留下了我的笑声和哭声，也留下了亲人对我的爱与关怀。
如今，父母都长眠在了蓟运河边上的芦苇丛中，我每年都会走近它，走近我的亲人，追忆我的亲情。
七夕•母亲•我
记得小时候和母亲学做的第一个女工活就是刺绣。
母亲的手很巧，手下会生出锦绣，各色花鸟，栩栩如生。我常常穿着绣了花的衣裙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看到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我心里甜滋滋、美滋滋的。
看到母亲坐着桌前，手拿花绷，飞针走线移花接木，花儿无声的盛开，鸟儿展开翅膀，在母亲的手下，花也艳艳，草也青青，我心里开始痒痒的，也想学着母亲的样儿，做个淑女。母亲被我缠不过，于是收我为徒。
小小的绣花针捏在我手里怎么也不听使唤，母亲虽然很耐心，我却怎么也掌握不了要领，花架上紧绷绷的白布被我出汗的手弄得潮乎乎的，母亲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样子，开玩笑说：这可怎么是好，一做活就出汗，这是天生的拙手，将来怎么嫁人哟！我并不知母亲是在玩笑，心里也着急起来，于是抬起头认真地问母亲：有什么方法改变吗？
母亲见我天真，就微笑着告诉我：有呀。我连忙拽住母亲的衣角撒娇地问：什么方法快告诉我啊．母亲摸着我的头柔和地对我说：在七夕这一天，早上起来端一碗水晒在太阳下，等傍晚水上会起一层浆，你把绣花针轻轻地放在水面上，如果这针不沉下去呢，你的手做活就再也不出汗了，就会变成一双巧手，像天上的织女一样，能织出好看的锦，能绣出很美的花。
母亲说过也许就忘了，可是我却暗暗记在心里，每天掰着指头盼七夕的到来。
七夕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早早起床，从水缸里舀了满满一碗水，小心翼翼地端到花墙上，然后祈盼这一天有很强烈的阳光来晒我的水。一天不知望了多少遍，观察水的变化，但是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傍晚我捏着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小心翼翼地投到碗里……
唉，针一下子就掉到了碗底，我失望极了。又取出一根投进，同样是掉在碗底。
我沮丧得眼泪都险些掉下来，心情郁闷到极点，正失落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抬头看到母亲含笑的目光，我着急地带着哭腔说：根本不行，这碗水根本就接不住我的针。我的手怎么办啊？
母亲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微笑着说：傻孩子，那只是传说。因为上天的织女手很巧，她和牛郎相爱的故事也感动人，所以人们就用各种方法纪念她。你知道今天做的这个事这叫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母亲说：这叫祈巧。
这也是你姥姥讲给我的，民间流传了这种祈巧的方式，一来呢是盼女儿有一双如织女一样的巧手，二来呢是祈盼女儿将来能嫁个好人家。
要想手巧，还是要多做活，苦练才出巧匠的。光看是不行的，着急更不行，要多多练习，练熟了你就巧了，靠谁也不行，靠你自己，知道吗？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放学后，不再出去玩，安安静静地拿出花绷、捏着绣花针，对着针眼穿上一根丝线，然后捏在手里，上一针下一针地穿针引线，练绣花。母亲则不时的在一边指导．
时间长了，我不再紧张，手也就不出汗了。当我绣出第一朵花的时候，高兴得跳起来，一边大声嚷着“我会绣花了，我会绣花了……”一边高举着花绷花布在屋里转啊转，直到旋晕得被母亲扶住。母亲夸奖说我的花比以前绣得好多了，又点出了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又教给我怎样绣得更好……
结婚以后，婆母因常常胃疼，我曾为婆母绣过肚兜兜，让婆母高兴了好一阵。
现在闲暇无事时，拿出久已闲置的花架花绷，就会想起母亲、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七夕、及七夕时自己傻傻的祈巧行为，觉得很好笑……
一直以来，从来不敢忘母亲说过的话：苦练才出巧匠的，靠谁也不行，靠自己！我靠自己走过了四十几年的路，还要靠自己继续走下去。人生的路很长，一路上有坎坷，有坦途，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相信，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平的。
责任编辑：戴雁军
剧组拍戏在我家
唐玉琴
7月18日晚的大厦小区B区沸腾了，几辆满载各种摄影器材的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进来。原来这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拍摄的电影《走出大墙的女人》，其中有几场戏要在我家里拍摄。说起这部电影的拍摄和我先生有关，我先生是辽宁的电影编剧、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会员，地道的“圈里”人。当他得知这部影片的拍摄正在寻找外景时，积极地与他的朋友、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取得了联系。经过他的穿针引线，多次与市区有关部门协调，终于给剧组创造了在鲅鱼圈拍摄的机会。他说，此部电影能在“圈里”拍，是咱鲅鱼圈的光荣。因而把这场室内戏安排在我家里进行拍摄。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来到拍摄现场，原本在家中避暑的居民，此刻都好奇的探望了出来。拍摄场地也就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被包围了起来。一时间，小区内聚满了前来观看的人们。
从17时开始，摄制组近50人的工作人员就忙活开了：这边卸车、接电源，安灯、场记、服装、化妆、道具、录音、摄像，一切准备就绪。那边，几位演员正在抓紧时间对台词儿，“你这种口气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用对讲机来指挥手下人工作，每一个接到命令的工作人员，都是跑步上传下达，那紧张严肃的工作状态，给小区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准备工作结束，导演一声令下，拍摄开始了。
这场室内戏共有12场，故事讲述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张宝成和曲兰珍10年前收养了一个孩子，起名叫张迪，现在正面临着被亲生母亲认领、夫妻二人该怎样面对，内心充满了矛盾的心情，正巧孩子又无意之中知道了亲生母亲正在寻找自己，而自己又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养父母和亲生母亲，故事跌宕起伏，生动感人。
剧中张宝成的扮演者，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王伟，也就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女人的村庄》里李景才的扮演者。王伟一会儿拿着剧本揣摩，一会儿自己又在默默地背着台词儿，脸上的表情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剧中曲兰珍的扮演者，是沈阳话剧团的国家二级演员齐虹。齐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对工作那认真的样子，着实让人感动。她也是一遍一遍地看剧本，反复琢磨，说到动人处，眼泪就会不自觉的流出来，这12场戏，不知道齐虹流了多少次眼泪。剧中儿子张迪的扮演者，是北京海淀区某中学的学生王正佳，别看他年纪小，可在影视圈里也算个“老人”了，他从9岁就开始“触电”了。先后在电影《往事》、《儿子同志》，电视剧《派出所的故事》等中都有不俗的表演。而围观的居民当中也有不少认出这些演员的，有几名居民兴奋地拿着照相机，趁着剧组布景的时候，抽空与演员们合个影。
室内，演员们在炽热的灯光下一遍一遍的表演着，不到一分钟汗水就会把脸上的妆冲掉，化妆师赶紧补妆，为了一个镜头，不知道要反复表演多少次，直到导演喊“过”，才算完成。因为拍摄是同期声，所以每次开拍前，都由场记对大家提示“不要出声，谢谢合作”，而为了隔绝噪音，屋子里面的门窗都紧闭，屋里屋外的温度相差好几度，每个镜头结束之后，剧组的人都赶快把门窗打开，以便“通通风，降点温度。”
而室外，看热闹的人早已经把前后的窗户围个水泄不通。一个小女孩哭着非要到屋里看怎么拍电影不可，在向爷爷保证了“不出声”的前提下，终于“混”进了屋里。就在导演刚要喊“过”的前十分之一秒，小女孩还是剁了一下脚，害得导演又让演员重演了一遍。气得爷爷一把拽起孙女照着屁股狠狠地来了一把掌：“都怪你……”
晚8点开饭了。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他们剧组也吃盒饭，一个馒头一盒菜一碗汤，不论导演、演员还是工作人员，一律蹲在地上吃，而且个个狼吞虎咽，他们饿坏了。没有废话，吃完接着拍，他们又进入了工作状态。室内灯火通明、汗流浃背，室外阴天冷风，瑟瑟发抖，导演紧盯着监视器，一丝不苟。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到了凌晨1点的时候，大家总算中场休息，吃了一顿晚来的“夜宵”，工作人员们都习惯了这样的作息时间，剧组经常拍夜景，所以他们各个都是“夜猫子”。
天不作美，正吃饭的时候，天空飘下了雨滴，然而剧组人员非常熟练地从道具车中拿出了几把硕大的伞，架在了摄影机上、给其他人挡雨，就这样，又连续拍了两个小时，到凌晨3点才终于收工，而此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情况介绍：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制作的电影《走出大墙的女人》，于7月10日在我区正式开机。剧组先后在山海广场、敬老院，海星办事处、区医院、看守所等地拍摄外景，期间得到了我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拍摄，目前已经全部杀青。
这是一部反映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走向社会、重新立志、重塑人生故事的电影。编剧戴雁军。女主人公苏惠珠11年前因挪用公款锒铛入狱，期间丈夫遭遇车祸身亡，婆婆身患重病，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11年后，苏惠珠刑满释放，在婆婆去世无法知道孩子下落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坚强，在社区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下，她一边创业，一边寻找孩子。面对孩子的误解，她选择了离开。在正义和邪恶面前，苏惠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孩子和众人的尊重，她终于听到了那久违了的声音——“妈妈”。苏惠珠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孙卓扮演。
责任编辑：柯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