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幼时有一学长，一头金发，遇有学校集会、列队等活动，众人皆青我独黄，煞是抢眼。恰好，大家刚学了英语单词YELLOW（黄色），这位师兄便别无选择地被冠以了“耶罗”的称号。因此也使他苦恼至极，为了随俗，只有做染黑处理。
  谁能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前的痈疽成了今天的时尚。睁眼看看黄金发吧，城里人在染，乡下人也在染；女人在染，男人也在染；未成年人在染，好几十岁的成年人也在染……霎时间，满城尽是黄金发，真应该感谢黄巢将军这一稍加改动就恰如其分的经典名句了。
  我们自然无法去考证始作俑者，究竟是何人何地因何事搅动了这场黄色革命，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自打女娲炼石，盘古开天，黑头发、黄皮肤已经是世世代代炎黄子孙不容改变的颜色搭配，它是民族的品牌，人种的符号，是足堪自豪的纯天然。其实，这类如西方白皮肤、黄头发的搭配一样，都是大自然造物主的天赐，是最佳的审美组合。
  不错，生活绝不排斥时尚，但须明白时尚的第一要义是人们公认的美，只有如此，时尚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倘是盲目跟风，觉得不从众则不足以美，甚至觉得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也可以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那么我们要问，中国人不染黄就不足以自强自信了吗？不染黄就不足以改革开放了吗？不染黄就不足以振兴国家了吗？这不仅是对美的曲解，更是对时尚的背弃。
  不容忽视的是，我们有过跟风的教训，我们也有过以颜色论英雄的历史。比方犹如昨天的“文革”，红海洋遍及海内，可谓不红不革命；绿军装通行天下，可谓不绿不英雄。当我们掩卷这段历史的时候，记取的不应当仅仅是人民群众被现代神话所忽悠的沉痛教训，更多的还应该是努力修炼好继往开来的悟性和灵气，以识别和抵御任何情势任何包装下貌似美或妖冶动人的潮水。
  问一位染黄朋友这样做的目的时，他似是不无自嘲地说，也算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吧。我想岂止于此，不是还可以促进化学工业在某一领域的大发展么？应该说，我们的民族是睿智的民族，我们的时代是清醒的时代，每个人都不乏超强的辨析能力，假如当一束或几束黄头发在社会上飘起来时还算有些标新立异之美，那么，待到满城尽是黄金发时，期望中的美早就荡然无存抑或说已经没有任何回头率了。
  与此同时，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最近关于染发剂的危害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专家解释，染发剂之所以致敏、致病，皆因其中含有一种名为对苯二胺的化学物质，这一成分在任何染发剂中都有，并不在于其品牌、价位高低或是否进口，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国家都还没有研制出对健康没有危害的替代品。
  果然如此，这黄金发，染，还是不染？
  旧症新医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次老人家在井冈山的宾馆住了七天，离开时，主席的秘书到财务室结账。毛泽东的伙食标准每天是2.50元，共结17.50元；工作人员的标准则按1.50元计算，一分也没少收。当年的收款单位是江西省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经手人：雷良钊，时间是1965年5月29日。这张编号为006842的发票底联至今仍保存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展览馆。
  不论从感情上或人情上，莫说是井冈山，就是人民共和国这千万里江山都同毛泽东的个人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井冈山吃了几天饭还要中规中矩地算账，当年曾经办理此事的雷良钊感到迟疑、紧张。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这件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觉得不可思议，但白纸黑字，它确确实实是真的。
  有些同志似乎觉得时下人民群众对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其实，从今年“两会”上的代表、委员们的谈话中看，此顽症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之一。老作家苗得雨算了这么一笔账：2006年公款吃喝的消费，官方公开的数字是3700亿，这3700亿究竟是多少，是国家本年度财政总收入3.9亿万元的近十分之一，具体说等于差不多两个三峡工程的花费，或者说等于全国人均摊300元。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一家若是五口人，一年1500元，几乎等于他们一年的生活费。
  “人有病，天知否？”也许由于中国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还不高，不少人包括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都还把吃上一顿好饭当成很美妙很有面子的一件事，也许现实生活中还很少有人因为横吃海喝而丢官送命，也许上上下下对此类问题的监管确实很难到位……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忘记这样一个也许，也许这愈演愈烈、世人皆欲煞的恶习迟早会悠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最近被党内外热议的胡锦涛总书记向各级党政官员的要求也格外引人瞩目：要多一些忧患意识，少一些享乐行为；多一些公仆意识，少一些老爷气派；多一些节俭意识，少一些奢侈念头。如果说胡锦涛同志份量不轻的警示绝非空穴来风的话，那么对其具体所指则应细细掂量了。
  现在，再怎么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人们确实产生了听觉上的疲劳。有识之士痛陈政府行政成本严重浪费并成为世界之最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老百姓呼吁阳光预算和阳光财政，要求参与政府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并强烈要求尽快完善公众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的有效机制。无疑，人民群众对公款吃喝一类顽症在理性层面的思维，显示了从来未有的监管意识的提高，从而也使大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期待有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三个女人“两”台戏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句俗话中的“三”是泛指，言其多的意思。本文题目《三个女人两台戏》中的“三”和“两”都是实指，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么三位女性，她们的家庭、婚姻分别演出了悲与喜、聚与散人生况味中迥然有异的两台戏。
  葛淑珍，一位普通的东北农村妇女。那一年，她悄悄地嫁给了名不见经传的赵本山，并先后生下了一双儿女，取名赵铁蛋的男孩是个聋哑儿。1987年，赵本山在央视春节晚会闪亮登场，一夜之间大红大紫。不幸的是，葛淑珍与丈夫的感情也亮起了红灯。到1991年，他们的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弹指间15个春秋过去，可贵的是当葛淑珍感到了同赵的差距时，毅然同意分手，没有那种常见的离异之战；可敬的是葛淑珍在离婚后并未借明星前夫炒作自己，而是一直打工辛勤谋生，抚育儿女，甚至拒绝到本山艺术学校做一份体面的工作；可叹的是在赵本山重组家庭、再为人夫的多少年里，葛淑珍初衷不改，孑身一人，始终生活在孤独中。可以说，在葛淑珍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女性勤劳、艰忍、善良、本分的传统美德。
  无独有偶，张艳茹，也是一个东北女人，是名气颇大的何庆魁的妻子。她从做了何庆魁媳妇那会儿起就认定，老何是文曲星下凡，将来一定有出息。终于，张艳茹的预言应验了，1992年由老何编剧、高秀敏主演的《包袱》在全国小品大赛上一举成名。但让张艳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鸣惊人的爱情鸟却因此飞离了她的爱巢。张艳茹有一千个理由打，有一万个理由闹，她可以发动坚决支持她的三个儿女共同对不忠不义的丈夫和父亲实施挞伐，甚至她完全能够以法定身份与无情郎对簿公堂。但是对于这些只要随手操起一件就可以致老何身败名裂的利器，张艳茹统统没有用，她以出奇的宽容完善了一个女入纯粹的人生。应该说在老何丧子又丧“妻”的日子里，其人生之惨痛博取了国人车载船装般同情的泪水。可是，承载着同样伤痛的张艳茹何曾得到过人间一点抚慰的雨滴。
  如果说葛淑珍、张艳茹不同版本的婚姻故事异曲同工地演绎了同一个悲剧主题，那么另一台戏的主人公冯玉文女士的大团圆结局则使我们为之一振。冯女士作为《大公报》总编辑、中国新闻界风云人物王芸生的夫人居然目不识丁。既是如此，当时重庆有位文官考试“女状元”便有隙可入了。她爱慕王的人才文品，主动上门示爱，并主动找到冯玉文，意在取而代之。人非草木，七情六欲的王芸生在才貌并举的“女状元”的柔情面前也确有过动摇，但其思忖再三，毕竟以凛然大义退回了该女的情书、情诗乃至千言血书，与发妻冯玉文重修旧好。
  历来，我们不赞成为尊者讳，但是也无意揭名人短。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悲欢离合的故事早就成了抹不掉的历史，功罪千秋，业经时空论定。荣与辱也好，情与义也罢，正像范伟一句经典的台词：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好在公道自在人心，舆论倾情弱者。历史是面镜子，鉴古知今；问责当事人，意在警示后来者。常祈喜剧多，不嫌悲剧少；常祈欢聚多，不嫌别离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和谐的春风永远荡漾在每个姐妹兄弟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