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孙德玲，男，194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兰家庄村人。1964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县“四清”工作队，1965年7月21日入党，1966初脱产任苗庄公社党委副书记，“文革”受株连免职。1976年恢复职务，任大北涧沽公社党委副书记，1977年任岳龙公社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84年任宁河县畜牧水产局局长、党委书记，1994年任宁河县农业经济委员会主任、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2003年退休至今。
  我当干部的“三出三入”
  孙德玲（78岁）
  我参加工作的经历，说起来是很有趣的，经历了三起三落，三次脱产到公社当干部，又三次回村当农民，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干部确实是能上能下，我就简单地介绍给大家吧！
  参加“四清”工作
  小学毕业后，由于父亲体弱多病，生活困难，我终止了学业，开始务农养家。1958年秋，村里保我送到芦台二中上学。我走后，家里没有劳动力，生活难以维持，可母亲说就是要饭也要上。在芦台二中学习3年，1961年的夏季考入芦台一中读高中。因我在芦台二中就是学生会干部，到芦台一中报到后，教导处张桂英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担任芦台一中学生会主席，我干3年。在1964年准备高考时，体检时查出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当时高考规定，有此病的不能参加高考。学校领导千方百计给我复查的机会，但始终过不了关。
  上不了大学就回村务农。到家没用一个月，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和同学任文才、于长都、于增会、胡振善5人到组织部报到，参加“四清”工作队，县领导王光军负责。在县委党校集训两个月中，我参加一次入党宣誓大会（地址在工人俱乐部），第一批粗“四清”全体工作队员和县级领导300多人，县委书记杨志恒、副县长谷复中、农工部长于文涛、农委主任李荣庭等领导出席。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发言，我没写发言稿，是即席发言，不时博得台下的一阵阵地掌声。散会后不少队员都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主动与我打招呼握手。县领导王光军、谷复中都上前与我握手，并询问我是哪里来的。那次大会后，我在“四清”工作队和县领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集训结束后，于1964年10月初我们宁河分团，被天津专区统一调到霸县胜芳镇工作，我县带队的是李荣庭。
  在胜芳镇集训，又是两个月，主要是学习“四清”前十条中央规定的“四清”的任务、目的、方针、政策等。集训结束后，全地区统一编队。宁河县与宝坻县合编为天津地区第七工作分团，团长由宝坻县委书记张子明担任，宁河县委书记杨志恒任副团长。当时宁河县抽10人参加宝坻县的工作队，有王洪章、张炳忠、徐俊章、韩志厚、于增会、李文华和我等129人组成的一支工作队，进入霸县胜芳镇靳家堡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马玉，宝坻县大白庄公社书记。队长姓王，宝坻县武装部部长。靳家堡大队地处白洋淀中，年年秋冬季节是水区，我们工作队是乘船进往大队的。该村36个生产队是大村队。我与王洪章、李文华组成一个小组。王洪章任组长，进驻第9生产小队。
  “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村干部人人自危，群众心里没底。次日召开群众大会，讲明工作队的来义，并宣布干部上楼洗手、洗澡，群众可以揭发检举干部“四不清”的问题。村里挂了检举箱。那时我们工作队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抓生产，晚上抓革命，生产革命两不误。
  靳家堡大队有民兵1200多人，神枪手有100多人，是霸县尖子民兵连队。一次召开民兵参加“四清”运动的动员大会上，指导员马玉让我作报告。我刚20出头，维持全场秩序都是宝坻县的公社党委书记和镇长，都有点不服气。一个报告下来，全场掌声雷动，他们也就服气了。更使我难忘的是，我在霸县工作中入党（当时叫火线入党）。按要求，一般是在工作队工作两年才有资格入党。由于我工作积极努力，被破格批准。工作队指导员马玉和副指导员卢润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在1965年7月21日，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次年7月21日转入正式党员。
  第一次进公社领导班子
  1965年秋季，霸县“四清”工作结束，我又回宁河分团，被分到了苗庄分团南朱庄工作队。分团团长是王光军，县委书记杨志恒在那蹲点。我们南朱庄工作队与苗庄工作队为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宋有礼，我任南朱庄工作队队长。当时，北京南苑空军某部队同我们混编成一个工作队，一名刘营长担任工作队指导员，司令员张孔休（长征干部）、政委张明、办公室主任李向春同我们一起搞“四清”，也蹲点在我们工作队。
  司令员和政委都很喜欢我，想让我参军到部队锻炼，我很高兴。回家和父母一商量，母亲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不想让我离身边太远，但是司令员和政委并未放弃对我的关怀，向县委书记杨志恒推荐我脱产参加工作，杨书记接受了司令员和政委的推荐。
  当时苗庄公社正组建领导班子，分团团长王光军同志亲自找我谈话，讲了杨书记要我参加苗庄公社领导班子的意见。由宋有礼、邢安民、陈广厚、于景广和我5人组成苗庄公社党委。书记宋有礼、社长邢安民、我任副书记、陈广厚任副社长、于景广任办公室主任。在1966年1月，我就脱产上任了，主要是抓生产。工作不到半年，王光军同志找我谈话，说县委调我和李慧敏去丰台公社工作，任丰台公社副书记、李慧敏任副社长。交通员小程把我们俩送到宁河镇报到。当吃完午饭后，我正打乒乓球时，交通员小程又急忙来找我说，苗庄分团通知立刻返回苗庄分团，忙同他一起回去了。还是王光军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德玲，我就开诚布公的讲吧，刚接到总团通知，你的老家兰家庄有人告状，你哥被定为“四不清”干部，并开除党籍戴上了贪污分子的帽子，总团决定让你回村务农。半天时间，竟有如此变化，真如五雷轰顶啊。但是我当时很冷静，说请领导放心，我不会有情绪，共产党员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我马上回家当一个好农民。王光军同志马上接过话说分团意见不让你走，留在工作队接着搞“四清”，就这样，我回到“四清”工作队，仍是以借干的身份。在苗庄分团工作一段时间后，当时板桥分团团长是副县长谷复中，得知我回到工作队，找王光军协商，又把我调到板桥分团王石庄大队担任工作队指导员。
  在1966年7月2日，板桥公社大麦沽村遭雹灾，几千亩地绿油油的一人多高的玉米、高粱、棉花等农作物没有一点绿，群众当时不知所措。谷复中马上把我从王石庄调到大麦沽工作队任指导员。第二天我到大麦沽村组织群众生产救灾。为稳定民心，我开几个座谈会，了解清楚前段工作情况，根据群众情绪低落的情况，我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在村两条街的两侧墙上用石灰刷了100多块毛主席语录牌。对当时抓生产自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群众们积极地、精心地管理补种的晚庄稼和蔬菜来弥补雹灾的损失，不到5天抢种完毕，夺得抗雹救灾的胜利。当时于增会，在报纸上大篇幅地报道大麦沽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抗雹灾，生产自救的事迹。一时轰动了全县和地区，全县各公社都来参观学习。当时，我是板桥公社大麦沽、崔成庄、田庄坨、齐家沽、于三庄、北朱庄、西板桥7个大队工作队的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进公社领导班子
  一次，在潘庄公社潘庄大队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我作大会发言，得到县委书记佟泽民的赞扬，时隔不久，县里内定调我到“四清”工作总团政治处工作。天有不测风云，正赶上“文革”高潮到来了，我调总团政治处工作就搁浅了。县里决定我暂时留在板桥公社任政治办公室主任，生产办公室主任是我高中的同学戴俊卿。
  到1967年的秋后，县委召开“四清”借干会议。当时县委书记是邢国俊兼任县生产指挥的总指挥，在召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单独把我找去谈话。他拿出中央文件对我说：“今天，找你来就是先把中央文件让你看一下，中央决定“四清”借干，不论在公社任什么职务，一律回家闹革命，想听一听你的想法？”我看完文件，清楚领导的意图，表态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说服大家回家闹革命，不会给县委领导添乱。”
  第二天开会传达了中央文件，我们借干有43人，我带头写了一张题目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大字报，内容是听党话，回家闹革命。这一写其余42人都纷纷签字，都愉快的回各公社办手续回家了。我回板桥公社办手续时，党委书记李丰没让我回村，把我和万国好留在公社农科站（协勤工）当农业技术员，每月工资17元。到1968年的4月份，李丰又把我安排到板桥粮站当助理员，月工资30多元，有的人就眼红了。我一看情况复杂，心想不能给领导添麻烦，干了几个月到入秋时节，我就主动找李丰书记，以家老母亲没人照看为由，辞掉粮站工作，回村务农。
  回村后，村支书让我当民兵连长。不久，丰台公社党委书记张云祥知道后，于1969年正月初九，把我调到公社去搞斗批改，任北埋珠工作队负责人。“斗批改”工作结束后，又把我留在丰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1971年，丰台公社党委书记赵宝珍，县委办公室主任张良之带队，在丰台公社搞“一批三查”运动，张良之来蹲点。了解各村的情况后，与赵宝珍商量决定让我回村当支部书记，我服从党委决定到村任支部书记。1973年公社党委书记张克俊、社长刘印成。当时县委决定从农村选拔一批村干部到公社任职，我被调到公社任副主任主抓生产，当把选拔意见上报后，没等县里批复就让上班了。时隔四五个月后也没听到批复信，我觉得这里有情况，领导不便开口，我主动找张克俊开门见山的直说：“书记，我的批复可有问题，请领导直说，有什么情况我都可以接受。”张克俊很难为情的说：“让你都干了半年工作了，县里没有批准你脱产，我们不好开口跟你说，县里说因为你年龄大了，没批准。不过我和印成商量了留你到丰台邮局当合同工，每月工资59元，也不错，在那好好干吧。”我听完后，很平和地说：“既然上级没批准，我还是回村当农民，我并不感觉没面子。因为我没犯错误，挺直腰板回村。谢谢领导的好意，邮局我不去，回村学大寨。”最后张克俊说：“你要执意回村，那你答应一个条件。”我说：“行。”“那你回村还是当书记。”我说：“党委决定我服从。”就这样，我又回村当党支部书记。
  第三次进公社领导班子
  没过几天，得知我没被批准任丰台公社副主任的真正原因是我岳父赵忠信，“文革”期间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批准我任职。只是张克俊不好挑开，编了个年龄大的原因。但是我从来不怨上级，县里决定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对岳父打成历史反革命，始终认为这不是事实，肯定是冤假错案，早晚得平反。原因是岳父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打四平、困长春、锦州黑山阻击战、淮海战役，又去四川剿匪。朝鲜战争发生后，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历次战争中都立战功。1958年最后一批从朝鲜回国，转业到芦台农场任总场办公室主任，后开创了芦台农场四分场、五分场，任四、五分场的场长、书记。这样一名军队转业地方干部是历史反革命，我不信，果然岳父在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和待遇。
  在村带领群众学大寨一干又是3年，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我们村正处地震带，全村房屋都震平了。我们全家都埋在土里。庆幸的是房屋倒塌后，炕上有一袋子小麦，把掉下来的檩子支住成了一个小空间一家人才幸得生存。从土中出来后，不顾伤痛，我和老伴一起开始救人。我是村支部书记，组织民兵骨干逐户抢救被埋在土里的群众，最后统计，死亡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16％。随后组织群众抗战救灾。没过几天解放军来了，带来了医疗队，重伤员转走，轻伤员就地治疗，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来，人们生活才稳定。
  正是深秋季节，县委组织部郭殿文同志突然找我谈话：“县委决定让你脱产到公社去工作。”我已经有过几轮的经历了就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关心和惦记多年，我没有出去的想法，只想一心在村带领群众学大寨，请您回答领导，谢谢领导关心。”郭殿文同志说：“德玲，此事是邢书记派我来的，知道你会回绝，让我做你的工作，你不去我怎么交差啊！”说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说：“您回去跟领导说，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不同意出去，要是组织决定我服从。”郭殿文同志说：“好吧，我回去跟邢同志汇报。”时隔5天，县委组织部派张有会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让我写与岳父赵忠信断绝关系的声明（当时岳父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并没有平反）。我当时说：“如果是因为我岳父的问题，请领导收回决定，我可以不脱产，让我写与岳父赵忠信断绝关系的声明，我做不到！别说他不是历史反革命，就真是，党的政策也不是一棍子把他打死呀！”
  5天后，通知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主持会议的是赵堂，宣布县委决定和分配的单位。就这样，我又一次被分配到丰台公社任党委委员。报到后，丰台公社党委书记杨玉丰让我配合他到村扶班子。临春节，他跟我说：“县委组织部来了调令，你被调任大北涧沽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春节一过，初六去报到。”我是1977年春节过后去大北公社报到的，麦收后，我被调到岳龙公社任党委书记。8年后，1984年调到县畜牧水产局任局长、书记。11年后于1994年调到农委任主任，直到2003年2月27日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