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单佑权，男，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43年出生，宁河区丰台镇西村人。1959年在丰台中学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汉沽师范后师班学习。1962年困难时期汉沽师范下马，回村参加生产劳动。1963年9月考入杨村师范学校，1965年8月毕业，分配到宁河县文教局工作。1969年3月至1977年8月任宁河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宁河县评剧团党支部书记，1980年任宁河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兼馆长至2003年退休。
  回首文化工作四十年
  单佑权（75岁）
  从校文工团长到县文艺队长
  我上中学时就喜欢唱歌跳舞，1960年9月初中毕业，被保送到汉沽师范中师班学习。在校歌舞团，我和吴玉芝、吴瑞芬、佟景云、周兴春等同学经常参加演出。1963年在杨村师范上学时参加各种演出活动，领导发现我有组织能力，被选入学生会担任文工团团长。1965年8月杨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宁河县文教局工作。当时，县里正缺少文化管理干部，领导就没让我去学校教书，留在局文化科协助工作。
  开始工作，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搞“社会主义教育展览”的制作，并担任讲解员。当时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吴永存同志负责这项工作，半年时间内巡展全县28公社。而后领导让我带领《抗大校史展览》队，下乡巡展，组织和讲解员队伍管理，由我全面负责。这支队伍下乡时纪律严明，为群众挑水扫院和群众打成一片，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受到群众欢迎。
  第二期“四清”开始，天津地委“四清”总团设在俵口。我是以第三文艺队的身份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分到俵口解放大队，当时工作队指导员是地委宣传部长李敬萱同志，县文教局长车可夫同志任工作队长，我是资料员。在工作中，访贫问苦和群众同劳动，工作之余没忘我的本职工作，在生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由于工作突出，我在“四清”前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撤回原单位。当时农村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县普遍成立。为了提高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水平，按照领导要求全县分四片举办培训班。我和县文化馆的唐若鲁、陈道华、张扬、潘敬书等到苗庄、丰台、宁河、潘庄、任凤等公社普及忠字舞辅导演唱，排练节目。后来发现一批宣传队演出水平很高，就深入到重点大队去蹲点。其中大八亩坨宣传队、杨拨庄宣传队，代表县参加地区文艺汇演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1968年县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立，这是一支活动在工厂、街道居民群众中的文艺队伍，深受工人和居民群众的欢迎，我以文教局特派员的身份，投身于他们当中，到工厂车间、街道参加演出，作艺术指导，为活跃县城群众文化生活，强化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
  1968年宁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按革委会领导的要求和形势的需要，要筹建一支专业的“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既能文又能武，背起背包就出发的文艺轻骑兵。县革委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文教局，局领导就委派我和局文化科长岳江普同志，及县里文艺队的骨干张文敏，王锡全、侯玉晴、徐秀珍等同志，分4个组到全县各乡镇去挑选优秀演员，经过几个月的筛选和考核，最后确定30名同志为宁河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从农村大队选调的为亦工亦农职工，从生产队带来粮食指标，每人每月工资为30元，县直职工原工资不变调入，这个队伍于1969年3月正式成立。革委会派岳中山同志任宣传队指导员，我任宣传队队长。
  从排练小节目到演出整场戏
  我的爱人王俊平，是汉沽农场医院的医生，非常通情达理。1969年10月，我和岳中山同志商量，在下乡巡回演出回单位空闲之余举行婚礼。开始定在10月10日，有的同志提醒说这个日子是国民党国庆节，不合适，我说那就改在11号吧。当时乐队队员张会芹同志说：“我也想在这时间结婚，就和单同志一起吧！”因此，我们两对新人就在10月11日举行了婚礼。
  因我家在丰台，没有婚房，就把单位宿舍当新房。房屋太旧，同志们帮忙用旧报纸，在床铺墙周围用订书器订上一圈。床上放两人被褥，墙上贴上喜字。
  婚礼当天下午4点，由队员傅玉香、张文敏两位同志骑自行车到汉沽农场医院替我去接新娘。到那里新娘正在上班，见她们到了就跟单位领导告诉一声，放下听诊器，脱下白大褂，3人骑自行车来到芦台参加婚礼。晚上7点婚礼，在地震前老文化馆排练大厅举行，只
  放一排长凳，现场非常热闹。除文艺宣传队的同志外，县革委会政治部领导靳浩然、肖平，县文教局的同志也参加了，还有来文化馆参加活动的群众。婚礼由岳中山同志主持，我们整个婚礼的费用是每人40元钱，为大家买的水果和香烟，同志们送的礼物是每人交一毛钱，买的是每人一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蜜月和婚假，婚后第二天各回原单位上班。
  为了使这支队伍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除每天苦练专业基本功、排练节目外，还要磨炼每个队员的意志，学会吃苦，经常进行军事训练，由军队转业干部田志明、王者生、李秀生教大家打背包、急行军、抢险救灾等科目，每周至少两三次，晚上还要进行野外拉练。有一次夜间10点紧急集合，去八号兵营方向训练，5分钟打好背包出发，刚出芦台镇，李曼同志背包散了，用具撒了一地，急哭了。当时是岳中山同志在前方指挥。我和傅玉香同志在后方收容，傅玉香同志帮她赶紧打好背包，鼓励她，很快跟上了队伍，队伍在兵营附近训练捉坏人时，因地形复杂，分散出击。等到训练完毕归队时，发现天津青年石俊生走失，马上派人四处查找，到后半夜才回到单位。
  第一次演出是庆祝“九大”胜利召开，这次演出非常壮观，在蓟运河里用三条大船并在一起铺上木板搭成舞台，灯火通明，运河两岸观众人山人海。演出的节目有《四老汉学毛选》，多口词《刘英俊拦惊马》，表演唱《喜摘丰收棉》等，得到群众热烈掌声，初战告捷。
  由于这支队伍的革命化作风得到领导喜爱，凡是领导下基层有重大活动，都要我们去配合。1969年夏季革委会主任刘建广同志，在任凤公社大八亩坨村搞“斗批改”蹲点，我们在那里边劳动边演出。县委书记刘濯卿同志在独立村搞“学大寨”经验交流蹲点，我们在那里奋战半个月。县委副书记张云祥，在赵庄公社小崔庄蹲点，我们在那里帮助群众抢收小麦并演出。县委副书记曹景芝同志，组织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整个西关引河30多里长的战场，到处可见我们慰问演出的身影。县委组织部长吴景汉同志，在东棘柁公社韩太庄搞条田，台田试点，我们就白天挖条田，晚上为群众演出，鼓舞群众士气。
  县文艺宣传队除作风过硬，对业务水平提高从不放松，当时的口号是“没有激情就没有资格进排练场”。随着形势的发展，队伍不断吐故纳新，节目从小到大，质量不断提高。把评剧团原武功教练王桂全老师调到宣传队担任身形和武功教练。1970年以后，演职员队伍不断扩大，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了部分学员，除排练各种小型多样节目外，开始试演小戏《山鹰》《审椅子》等一些小戏，《迎风飞燕》是当时的典型之作。
  1972年，为了排戏，添置了一些铜管乐器，乐队水平需要提高，听同志们说，在板桥教书的石瑞生老师水平很高，要是能调来会使乐队水平很快提高，只恐怕领导不会同意。在当时石瑞生老师因家庭出身问题，在板桥是监督、改造对象。为了事业的发展，我硬着头皮向县文教局领导提出调石瑞生同志到文艺宣传队。果然碰了钉子，领导说“文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根正苗红的青年，他这样的背景，你担得起责任吗，你要慎重考虑。”
  第一次没有成功，我又想了各种办法，利用多种渠道跟领导争取，并且保证“由我负责亲自监督和改造他”。经过几个月的缠磨，终于在1972年3月把石瑞生老师调到县文艺宣传队。他到后，工作积极踏实，夜以继日地工作，整个乐队如虎添翼，水平迅速提高，到演样板戏时，添置了长弦乐器，构成单管编制。由于石瑞生老师耐心辅导和身先士卒，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为了演好样板戏，提高乐队配器水平，在1973年又派他到天津市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为他在音乐方面作出贡献打下基础。开始学演革命样板戏时，我们是从选段、选场到全剧，掀起一段苦练基本功的热潮。为练习武打，自己动手，制作踏板，在院里挖沙坑，铺稻草，许多演员多次受伤，从无怨言，终于在1973年排出了第一部样板戏《沙家浜》，演出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为了送戏下乡，让农民群众也能看上样板戏，面对灯火、布景、舞台搭建等困难，大家出谋划策，自己动手研制平板车拼接舞台，拉上帐篷就是一座非常壮观的舞台，有12辆平板车，每4人一辆，装上道具、布景和背包，拉车下乡巡回演出，不用群众一草一木，让群众看上革命样板戏，受到群众欢迎。以后又相继排练了《红灯记》《龙江颂》，还从霸县文工团那里学演了大型话剧《艳阳天》。
  1973年我县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市，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我们又进入天津市专业剧场售票演出。特别是《龙江颂》和《艳阳天》场场爆满，每个剧场重复演出20场以上，受到天津市民群众的欢迎。1976地震一名队员震亡，两名同志受伤。其他同志立即组织抢险突出队，到群众家中抢险救人，在救人当中许多队员用手扒，两只手鲜血直流不顾自己安危，从废墟中救出群众40多人，把下乡舞台搭成大篷，安置伤员，在废墟中扒出粮食为群众做饭，群众非常感激。1977年8月，文艺宣传队正式改为宁河评剧团，李筱舫同志任团长，我任党支部书记。
  在文艺宣传队这些年中使我一生难忘，为了党的文化事业我奉献了青春，委屈了爱人，她生两个孩子我都不在身边。生第一个孩子是1970年底，我在农村水利工地演出，1975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正拉车下乡为群众演出。但她这么多年来，从没埋怨我一句，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文艺骨干。像冯继祥、赵淑霞、冯旭芳、王兆林等同志，从农村小伙、小姑娘，成长为文艺队主演，阚胜雨、王兆林还成为领导干部，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从无名小单位到全国先进集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了的生机。1980年我调入宁河县文化馆任馆长，当时馆里有文化干部近20人，正是震后，工作条件很艰苦，办公地点和活动场地都是简易房。既要开展文化活动，办各种培训班，又要深入基层进行辅导，原文化馆领导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对我又是一次新的考验。
  当年7月份，我参加了由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在蓟县盘山举办的全市文化馆长培训班，历时半个月，其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调动文化干部积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文化干部，受到冲击，工作缩手缩脚，有的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有思想包袱，不敢大胆工作。
  我回单位后，多次找同志们谈心，交换思想，征求意见和建议。经过深入了解，得知老同志唐若鲁、张扬、石瑞生、王秀举等同志，对党有深厚感情，但由于家庭和亲属原因，没敢提出入党要求，了解情况后，我先后发展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他们多年的宿愿。同时给他们安排到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岗位，石瑞生同志任文艺组组长，张扬同志任美术组组长，陈道华同志任创作组组长，唐若鲁任文物摄影组组长。他们上任后，各负其责，发挥特长，工作干的有声有色，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成绩非常突出。1981年初县文化馆被评为全国农村文化先进集体，我代表单位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农村文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作报告，并接见了全体代表。大会奖励了文化馆一台29寸彩色电视机。回来后向领导作了汇报，在群众中传达，大家精神振奋，激发了作好群众文化工作的信心，在新馆址重建了文化馆。条件改善了，活动开展的丰富多彩，有电子游艺机室，哈哈镜室，展览厅，歌舞厅，小剧场，每天到场群众络绎不绝。
  1983年在主管县长陈作忠同志的建议下，大家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恢复挖掘民间花会30多道，其中有旱船、高跷、龙灯、鹤龄、竹马、铜牌、文明歌、罗汉、秧歌等。每年春节后举行花会调演，极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1984年开始每年春节前组织春节联欢晚会，由电视台录像向全县人民播放，这项活动至今仍在坚持。又发动县里各单位和村镇制作花灯，每年正月十五在商业街展出，参观群众人山人海，同时燃放礼花。花灯制作一年比一年水平提高，1989年县文化馆制作的花灯《玲珑宝塔》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全国花灯展演中荣获一等奖。
  由于我们在群众文化中成绩突出，连续10年县文化馆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我被选为第七届县党代会代表，1995年我被聘为管理专业副研究馆员，至200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