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61年5月我在任凤小公社当秘书时。公社派我们7人到村蹲点，每个人一个村，我负责北移民村。白天忙活公社的日常工作，晚上下到村。北移民是仅有38户190人的小村，支书陈凤池，50多岁，是位老党员，很会做思想工作；大队长孙相廷是个“大老粗”，实干能力强；会计傅耀山，在班子里当参谋。我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使村的水稻面积和产量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在这个村，我连续4年对收益分配进行摸索研究，初步形成了以丰补歉的工作思路，摆正三者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1963年获得大丰收，向国家交售征购粮人均居全县首位。
  1963年冬至1964年春，大搞农田建设，通过小段包工到组，定额到人的办法，一年干了两年活，把1000亩盐碱地大条改小条，东西向改为南北向，建成高标准条田，加以县农林局派技术员吴志超在这村搞塑膜育秧，小苗插秧实验，使千亩水稻田全都插上“立夏秧”增加了有效分孽、生长期和千粒重，实现亩产超千斤，向国家交售征购大米19万斤，折稻谷27万斤，人均1000斤大米，折稻谷1400多斤，居天津地区首位。还清了5万元的老贷款，人均口粮标准450斤（大米），是全县唯一一个吃粮标准最高，而且全部按大米计算的村（当年全县余粮队吃420斤自足队吃380斤，缺粮队吃360斤）。公社武装部长刘梦悦说：“北移民这个低洼盐碱地区的典型，看的见，摸的着，真正是学大寨的榜样。”1965年春季，河北省召开农业表彰大会，树起了28面红旗——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北移民就是其中之一。
  1965年4月，我被调到大辛公社任经营管理员。报到那天，我铺盖卷没放下，就和公社书记高连奎去了落后的江洼口一队蹲点。那时蹲点要和老百姓“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1964年发大水，严重歉收，在老百姓家号饭吃的是拉丝高粱饽饽、“菜娘娘”；还有两次拉了半天耠子种高粱，中午竟然无人叫吃饭，找队长一问，说是忘号饭了，只得到供销社买饼干就开水，后一探听，是号不出饭。县委书记邢国俊在蹲点会上批评我们“登百家门，吃百家饭，让群众当客待”；要求“一律一人蹲一个户吃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练基本功”。高连奎找大队支部书记商议，采取“蹲死户按顿补工分”的办法解决了吃饭问题。住的是同一个大土炕；白天和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组织开会、学习。我在江洼口一队一个农户家连续住了7天，愣不认识每天夜里一起住宿的房东老大爷（因我早出晚归，就没和老大爷醒着见过面）。一个春秋下来，我学会了耕种锄耪，与群众一样，旱了盼雨，雨大怕涝，和农民同甘共苦，当年夺得好收成，赶上其他队。
  秋后，高连奎和我挪到小辛庄蹲点。该村当时两个队，一队长孙航，精明能干，二队长孙茂大大咧咧，可一队总不如二队产粮多，高书记叫我蹲一队，他蹲二队。下决心要赶上二队，我就与一队队长走遍各个地块，根据土质制定种植计划，如河滩地秋麦密植试验，土质较好地块种玉米，分别采取定行距，定株距和间作套种等方式；次地种高粱间作大豆，实行以豆养地。为确保每株玉米都能坐施有机底肥，我组织几名年老体弱劳力为积肥专业队，摸索试验出“四合一无害化堆肥”方法，即猪粪、马粪、青草和马厩剩余草节、杂土堆积拌水成半湿状，再用大坯砌成火炕沟的“非”字形结构，将“四合一”料填入，堆成一米高，拍实，外用埝草泥捂严抹实，前有灶门，尾有烟囱，暗火烧上7天，再焖7天，经热发酵，即成粉末状的优质有机肥料。这一年一队的庄稼长得非常好，超二队大有希望。不料，被一场大冰雹彻底砸毁。但我带给他们“科学种田”合理运用“八字宪法”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全县最后解体集体经济的几个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