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田华，男，193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人。1952年参加银行工作，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宁河支行交通员会计员、信贷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营业部主任、存款科长，1995年1月退休至今。
  70年前，我是一个上小学的少年，所见所闻和我参加工作后所接触到的事情，有些已记录下来。回望那段时光犹如隔世之感，如今有机会讲出来也不枉存了数十年之久的记忆。
  丰台解放前后的日子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驻扎在丰台镇的治安军立即撤退，某日，只见他们往船上搬运武器弹药和行李辎重，其慌张忙乱的程度被看热闹的群众尽收眼底。物资随船只沿还乡河顺流而下，人员列队开拔，都走了。他们前脚刚走，共产党的地下武装及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进驻丰台，进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了东、西、南、北、小东门、小西门这六座城门，清理了曾经驻扎过敌人的当铺和北大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以后打游击战作准备。由于共产党稳定社会秩序，大部分商店已开始营业、学校恢复上课，大街上可以看到有人在教当地群众一种秧歌舞，同时还唱着“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那桩，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八年整，八路军帮助咱们打虎狼。”大街的墙上张贴着冀东行署主任张明远署名的布告。
  后来政府开展纸币兑换工作，用人们手中的法币兑换晋察冀边区银行的边币，还组织学生们上街，在集日三五成群的到东西南北街口向赶集上店的人们做宣传，必要时更是带领群众到指定地点直接兑换。随后又有了东北银行及长城银行的票币与晋察冀边币同时流通。虽然当时人们还不清楚新的政权都有哪些组织、在哪里、在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就能过上好生活。
  当时国民党虽然已经在走下坡路，但他们还有一定的实力，曾有两次反扑进入丰台镇。第一次国民党军占领丰台镇18天，期间，他们枪杀了西村的王姓农会主席。第二次是1948年11月的一个大雪天，国民党军进入丰台镇。这次敌人来之前已有可靠消息，是一个整编师，而我方仅有武宏领导的县大队，无法与其正面对抗。鉴于上次血的教训，地方团体的主要人员如商会、农会、妇救会等组织成员连同家属都进行了撤离。我父亲当时任丰台镇工商联合会会长，又是共产党员是必须撤离的人员，父亲随政府人员单独行动。母亲带着哥哥、我及两个年幼的弟弟随撤退群众的人流，在雪地里跌跌撞撞的一路向西，天黑时走到了距丰台镇八里的南兴庄我伯母的娘家住下，第二天人们遥望丰台镇方向只见天空中有黑烟升起，并有飞机在盘旋，下午得到消息敌人已撤退，我们才返回家中。这次敌人进入丰台一昼夜，将所有商家店辅门砸开，把能吃的吃了能拿的拿走，我家店铺损失了茶叶、红糖还有父亲的衣服等。
  一天正值集日，上午天空中出现了一架飞机，由远及近由高到低，飞临丰台上空，起初人们还驻足仰望看热闹，后来发现情况不对，本来认为已经飞走了，不成想又飞了回来并在头顶上空低空盘旋起来，这对经历过日本飞机轰炸的丰台人来说可是非同小可，个个惊恐万状四散奔逃，也有贴墙站立在房檐下，还有匍匐在地上，直至飞机绕行三圈飞走后，人们的神经才逐渐平静下来。在二三年后被证实，是一名丰台镇籍家住河西的黄姓国民党军飞行员，在飞临丰台上空时绕行三圈向家乡及父老乡亲致敬。
  参加土地改革会
  丰台镇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作为在校的小学生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两次群众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实行“二五减租、献地献粮”，我只记得最后是本镇首富陈家的一位中年主妇，在主席台上自报献地献粮的具体数额，并得到的认可。大会主席又讲了一个土豪劣绅在农民抗击“席税”事件中，曾开枪打死了带头抗税的农民，还给他立碑，这样的石碑还让它存在吗？参会的人们回应“不应该，砸了它”此时会场上立即有十几名带着木棒的中年男人，冲入学校对面的小花园，将那个汉白玉尖形石碑推倒砸毁，会议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参加的第二次群众大会处置恶霸地主特务，时间在1947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召集到院子中，校长先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要求学生也要参加土改运动，之后学生们被带到东操场，此时主席台已搭好，学生被安排在会场东侧，随后有大约三四十手持木捧的中年男子进入会场，整齐地坐在会场的正中，随后大量群众涌入会场，全体与会人员都席地而坐。农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始，并下令带人犯，有3人被反绑双手面向群众站在主席台前。有群众上台来控诉罪行，控诉的内容如何，数量多少已无清晰记忆，只是控诉结束，大会主席对着台下的群众喊话，几十个手持木棒的男人已冲到主席台前，被绑来的三个恶霸特务就被镇压了。
  “顺德成”的兴衰
  丰台镇纸画作坊韩氏有两门“顺德成”“顺兴成”，祖籍丰台北部田凤庄。
  丰台镇的土改复查运动开展起来时，抄了一些商铺，韩氏“顺德成”“顺兴成”是首当其冲。当时韩氏家族大部分成员已迁居北京，土改人员拘了如字辈和以字辈的伯侄二人和其他被拘人员关押在一起。韩氏家族为人忠厚，人们对其普遍没有恶感，加之他们如实交待了所有的财物，所以伯侄被拘数月后就释放了。
  1949年，这时丰台镇的整体状况好于前四个年头，主要表现在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繁荣。这得益于政府“恢复工商业”的政策，土改复查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韩家得到了政府发给的2000万元（旧币），令其恢复生产经营。韩家这时将原来的“顺德成、顺兴成”两个店面合并成一个“顺德成”，由韩以志主持重新开业。因复查中年画木版损失殆尽，仓促开始生产只能制作简单的刷红纸、印灶王，这样维持了两个冬季，正当计划在下年扩大生产大规模刻制画版时，1951年接到税务部门的不许生产销售封建迷信品的禁令，纸画作坊从此停产。到七十年代曾由公社组织生产过纸画类产品，但因成本高无销路而停产，直至近几年丰台镇一董姓人家开始制作生产木版年画，并被天津市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芦台农场建银行营业所
  1957年为了开拓业务服务社会，中国人民银行宁河县支行决定在芦台农场建立储蓄所。该场距县城芦台镇25里，有土地6万多亩，下设4个工作站，后来改名为分场，有干部职工1000多人，当时是隶属于中央农业部的国有企业。准备筹建储蓄所前，支行就曾派有人员定时到农场流动服务，办理储蓄业务，前后有齐志林、王志友、张守伦、胡克志等。
  支行任命刘佐成为主任，我为会计兼出纳，建立储蓄所，刘有妻室在芦台，一时未能前去。4月12日我带上公章、从支行分离出来的芦台农场职工存款账户以及空白账表、凭证等只身前往。第二天，没有任何仪式，只写了一张通知，只有我一人的储蓄所就算开业了。办公地点是一排东西向平房的北屋1间，其他屋间是农场各行政科室所在。这一年冷的时间特别长，虽已四月，但春寒料峭，外面每天都在刮着西北风，风卷着沙土毫无遮拦的砸在窗上，使人越呆越冷，加上业务很少，让人闲得难受。
  在农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为招揽业务，我问农场财务室的李德鹏愿不愿意把农场在宁河支行的所有账户转到我们新建的储蓄所来，他表示要向财务室主任魏光仪请示，结果被认为是意想不到的好事，非常乐意。我立即回支行向行长报告此事，并建议将储蓄所改名为营业所，得到批准。约十几天后，收到支行划转的所有农场账户和新营业所名称的公章及业务专用章。这样开业未过满月的储蓄所就此结束。
  这件事对农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过去与外单位发生的每一笔结算无论汇款、转账还是内部现金的存取，都要到20多里以外的县城芦台去办理。当时去县城走的是农村土路还要乘摆渡过蓟运河才能到达，尤其是像发工资等需要支取大量现金的业务。当时有三种交通工具：一辆吉普车，在领导同志不下分场或田间地头时可以使用；大马车经常可用；雨雪天气道路泥泞只能骑马。而过摆渡后还要步行一段才能到达。有一次为发工资，粮库负责人霍宗印、警卫董文祺到芦台支取现金，办完事后，霍宗印扛着装现金的麻袋前边走，董保卫在后边跟，霍发现周围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回头一看，只见董在身后平端着步枪正对着自己，好像在押解犯人，这让霍非常气恼，回来一说听的人都捧腹大笑。
  自从农场驻进了银行，方便了大家，就拿发工资来说，再也不用到20多里芦台县城提取现金后再分发，而是对下属分场、修理厂、机耕队、加工厂、林艺队、粮库等单位只需开几张支票就解决了，对农场的经济活动起到了支持和保障作用。
  此时我也提了一个要求，改善办公地点，结果立即得到解决，由原来的1间北屋换成2间南屋。不久支行派来了第一任农场营业所主任翟振江，因他的爱人在支行工作，没多久就调回支行。第二任主任焦国志，焦不久也因患病离开。第三位主任尚瑞波，他在农场营业所任职约有2年多时间，以后又有刘笃开、林文海、段福仁先后任营业所主任。1963年支行给营业所配备了专职出纳员唐月晨，从此我不再兼任出纳工作，业务面扩大了，营业所的人员也增加了。
  农场初建银行，业务不大，但对地处闭塞、缺少文化娱乐活动的农场人，似乎是增加了活动空间，除办理储蓄业务外，更有人把银行当作可以串门的地方常来常往，化验室的张志明就将银行当作阅览室，每天来看人民日报，还曾提出与我合资购买指甲刀，将剪下的指甲攒起来卖给药材收购部门。生产科的阎尊三见多识广，来了就谈古论今，说些趣闻轶事。大学生吴子和是浙江人，利用暑假到农场探亲看望姐姐，也到银行闲坐讲他辅导小学生数学的事。还有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找我借《安徒生童话》，就连外国人也愿借存取款的机会多坐一会儿。1958年农场来了10名日本农业专家到此来作稻作试验，其中有一个姓小岛的专家，在办完储蓄后要求近前看看墙上的四幅中国画（印刷品），看完后和我笔谈，他知道中国有大画家齐白石，说在日本有名，问我知道不知道日本有名的画家，我说知道有名的画家大山郁夫，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
  我自己为了丰富精神生活，订阅了《中国青年报》《新观察》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花40元购买一部二手收音机，最喜欢收听电影录音剪辑、外国小说等节目。银行订有《人民日报》，有了这些听的和看的，生活感到充实。
  大跃进年代的银行储蓄
  银行业在大跃进年代拼的就是储蓄增长，几天一个会，内容无非就是大干多少天存款翻一番之类的口号，要求每个人定计划想措施增加储蓄存款，我作为内勤临柜人员，营业时间不能外出宣传揽储，但想出了直接替场部300多干部职工发工资，边发边揽储并且以定、活两便，定额存单搭配现金发放的主意。由于许多人不愿要存单，有的人刚到手的存单就要求支取现金，也有刚过二三天就来支取的，结果事倍功半，储蓄余额没增加多少，却造成工作量巨增，使我承受了超负荷的工作量，因此获得了宁河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的先进工作者奖状。
  1964年银行业机构有了变化，第二次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性质属于政策性银行。管理农业财政拨款、大修理基金、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等项业务，不对外办理储蓄业务。芦台农场成立了农行营业所，有所主任转业军人段福仁、营业员有银行学校的毕业生贾福祥、外单位调入的张秀英。一年后又并入人民银行，自此营业所变成了7人，主任林文海，段福仁均为副主任，成员有贾福祥、张秀英、胡克志、唐月晨和我。
  这一年银行还有一项新任务，收回三种人民币，即建国后第二套人民币一元、三元、五元券。因为这些币种是1953年由苏联代为印制，此时两国关系破裂，中国索要印板无果，为保证币制的安全而做出停止使用上述三个币种的决定，对于银行来说时间紧、任务重，要限时完成。
  撤销农场营业所
  1973年，宁河县从河北省划归天津市管辖，芦台、汉沽两个农场没划天津，河北省的理由是农场是省属企业，不包括在宁河县内，农场要另建一个银行。全国人民银行是一家，从总行到基层垂直领导，银行按地域设置不属于任何地方，从早期银行的公章就可看出，如“中国人民银行宁河支行”而没有“县”字。然而河北省有关领导指示廊坊地区限期在农场另建一个银行，并要求将原来银行的账户转到新建银行。直到两行相持一年之后的1975年末，接到撤销农场营业所的通知也未有结果。1976年3月1日，按照“三不交”的指示，不交人、不交财产、不交业务、家属暂时留在农场，营业所从农场撤回宁河支行。
  从1957年到1976年，芦台农场营业所存在的19年间先后有6位所主任、共计11人调入调出，唯有我一人在营业所坚持始终。这19年间占据我43年银行工作历程的近一半时间，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了宁河支行芦台农场营业所，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冲不淡我对40年前往事的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