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李振山，男，1945年9月9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东棘坨村人。1959年7月在汉沽师范学校初师班上学，1961年7月回本村务农，1962年2月至1965年1月任本村耕读小学教师。1965年2月在村任“四清”工作队队员，1966年至1972年任第四生产队保管员。1972年到1983年秋随家迁往黑龙江省密山县连珠山公社永新大队落户。1990年春迁回本村。多年来，收集整理本地秧歌及《四大景》《大将名》《耍钱哭五更》《瑞姐盼婆家》《锔大缸》等唱段。
  李振山（73岁）
  我看到现在的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九年义务教育全面落实，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舒适，教学设施更加完善，不由得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办耕读小学的艰苦岁月。灵活读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获得解放的人民，迫切需要知识，农村的小学得到了发展，适龄儿童能到学校学习，但是有些保守思想的农村家长，对女孩上学不重视，有些适龄女孩不能上学。加之三年的困难时期，人民的温饱还得不到解决，更困扰了学生上学的积极性。合作化、公社化实行以劳计酬，家长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当时集体超产粮食按三七分成，人口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就不让孩子上学，让大一点的孩子看护小一点的孩子，腾出家长的手，去队里参加劳动，多挣工分。因此，村里有些适龄的孩子不能上学，特别是小女孩更没有几个上学的。
  后来，各级领导注重了教育，村里开办了扫盲班，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大人到学校学习、认字，但还是解决不了适龄和超龄女孩的学习问题。在公社领导督促下，村干部和学校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创办了耕读小学。
  耕读小学，是以在家看弟弟、妹妹的适龄儿童为主，利用家长中午休息的时间和农闲的时间上课。正常时间，适龄儿童可以离开家的，都可以到耕读小学上课，他们上学时可以带弟弟、妹妹一块去，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走都可以。让适龄孩子都上学的方法想出来了，但教室和教师也成了问题，不能和正常的学校一起上课，也没有正式的老师教，怎么办？村里就腾出了大队部的东厢房，作为耕读小学的教室。
  当教师
  1961年7月因区域调整，汉沽划入唐山市，汉沽师范学校解散，没有毕业的学生就都学习邢燕子回乡务农，参加农业生产。我和同村的几个没有毕业青年，也回到家乡东棘坨村了，参加生产劳动。回村后，我在第四生产小队担任出纳和记工员，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干农活，中间休息时，在地头记上参加干活人的名字，队长在时，就让大伙评出每个社员当天挣多少分，晚上队长根据干活的情况，给出其他社员当天挣多少分，记工员把当天的干活人数和每人的工分数登记好。10天公布一次每个社员的出勤天数和挣多少分，1个月汇总一次，然后把每个社员的分数报给生产队的会计，会计把分数作为秋后分粮食和年终决算分红的依据。
  在1962年刚过完春节，生产队长阚继宝找到我家，说大队安排我去教大队办的耕读小学，算大队的杂工，在生产队记社员中上等的工分。我听了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上了2年半的师范，学到的东西有了用处，担心的是，耕读小学，不同于正式小学，学生的年龄不一致，怎么教，自己心里没有一点底，怕教不好。我把想法说后，队长鼓励我说：“你没问题的，再说好不好没啥大关系，就是给咱们生产队出个杂工，你乐意也得去，不乐意也得去，这是大队定的。”听到这儿，我也只好答应了。
  当我第二天来到大队办公室，看到大队书记刘长友、大队长王胜林都在办公室，见我来了，马上让我坐在长条凳子上，给我讲了上级政府要办耕读小学的会议要求，并鼓励我要办好，大队会全力支持，有不懂得东西，也可以找学校。讲完后，大队长王胜林就带我去看教室。当时教室里什么都没有，书记和大队长就跟我一起商量怎么搭桌子、凳子。设计好以后，大队长就立刻从各生产队找来杂工工，因为当时还很冷，就从地里拉来风化土在屋里和泥，用砖头垒上台子，在台子上搭上木板，高的是桌子，矮的是凳子，半天的功夫就垒完了。没有黑板，因为当时很冷，就用墨汁在南墙上刷黑一片，作为临时黑板，等以后天暖和了再用白灰抹一块黑板。
  有了教室和教师，我们就开始挨户招适龄的学生，耐心跟家长做工作，讲明耕读小学的好处和上学的时间，得到了一些家长的认可，表示只要不耽误看孩子和帮家干一些活，就支持孩子上学。
  艰苦学习
  刚过正月十五，耕读小学就开学了，孩子们背着家长用手巾或花布头堆接做成的书包，高高兴兴的来上学。那时生活比较艰苦，作业本都用包装纸，家长给剪成32开，用针和线订成，就是这样的本也不让学生轻易的使用。为了先让学生练习写好每一个字，就让家长给孩子做一个小黑板，我从学校要来使用过的粉笔头，把这些短粉笔头发给每个学生，让学生在小黑板上跟着老师一笔一画的书写。当时的小黑板各式各样，各种材料的都有，有的是一小块木板，有的是用一块夹纸（用破布和糨子打成，做鞋用的材料），有的是哥哥哥姐姐使用过的小石板。就是这样的小黑板，学生也感到新鲜，写起来十分认真，一个字跟着老师反复练习好多遍，为了便于擦掉小黑板上的字，就让家长用破棉花做一个黑板擦，里面用破棉花团成一个团，外面用旧布包起来上面用线系上，这样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边写边念，写满了就擦去，直到会认、会写，而且写得很好的时候，才让学生在本上写，老师判过后发给学生，放学回家后带给家长看。一段时间下来，学生的字写的都很清楚、工整，家长看了很满意，有的家长甚至说比正式上学的写的还好。这样赢得了家长的支持，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既没有耽误看护弟弟妹妹，还能学习识字，有的家长还高兴地拿着自己孩子的作业本，让四邻去看。在这些家长的带动下，有些当时没有来上耕读小学的孩子的家长，也纷纷找到我要求也让孩子来上学。
  天热以后，我就组织学生课间户外做游戏活动，课上在完成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外，也教学生唱歌，也教学生画画，但只能在小黑板上画一遍一遍的画了擦，擦了画。到了冬天，提前用砖垒一个笨炉子，当时没有煤，就烧一些柴草和大队部准备的小碎木块之类的东西，天特别冷时，就让孩子们围着炉子坐，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却很高。
  耕读结束
  1963年，学校的杨成恩校长，非常重视我们的耕读小学，就跟大队和我商量，耕读小学归属东棘坨小学管理，但教师仍在村里挣工分。如果有的孩子愿意上学，学校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成绩插入相应的年级，成为正式学生，由于孩子们的用心学习，感动了家长，在新学期开学时，有的家长就送孩子到正式的小学去上学了。
  我们耕读小学的学生，放学后就主动帮助家长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不需要看孩子的，就主动背上筐，到地里拾柴或割草。
  我们的耕读小学越办越好，对适龄的孩子，凡不能上正式学的，我都把他们收到耕读小学，始终保持开始的要求，既解决了孩子识字的问题，又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1965年春，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大队抽调我和几位同志去县里参加学习，回村后配合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在村里搞“四清”运动，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本地工作队，大队又找了新的老师教耕读小学。“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革”开始，又打破了正常的秩序，村里的耕读小学，也在这场大革命中结束了。
  当时告别了耕读小学，告别了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学习、生活的3年教学日子，真是难舍难分，耕读小学，我心中农家百姓的小学；耕读小学，我记忆中难以忘却的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