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回到东北后，我的心就呆不住了，和妻子商量，咱们回家吧，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家。妻子犹豫了半天说，再有运动咋办？是啊，再有运动咋办？我就用那位公社干部的话劝她，不料她更不信，说谭鹤光是区长，都保不住你爸爸被擂死，他一个公社小干部就能保我们有运动不受株连呀！叫她一说，我心中没底但不死心，就和北京的二哥联系，那儿是祖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大气候灵啊。从二哥的来信中得知，我父亲平反后，二哥入党了，提干了，二哥的儿子也参加了空军，当了飞行员，二哥一家人得到了落实政策的实惠。。得到这个消息，我在回二哥的信中，说出自己想回老家的渴望，问二哥，我们能回老家吗？二哥回信说，没问题，再有什么运动，也不能推翻父亲被错杀的结论。我拿着二哥的信念给妻子和大哥，反复和全家商量，最后决定返乡。
  1987年春，我们全家6口迁回离别15年的家乡大月河村的。回老家的前一天，当地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赶来我家，为我送行。我把好吃的、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他们，从中午到晚上“不拉桌”（东北方言不撤桌的意思）地喝酒聊天。山东人孙德、胡宝珍，河北人赵树法（现已故），天津知青卞红，不但很晚离去，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全家人送到了火车站，挥泪相别，30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间断书信和电话联系，特别有缘分的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卞红，如今成了了我二女儿的婆婆。
  没有想到，我们全家受到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叔伯的老奶奶拉着我妻子的手哭着说，孩子，你们可回来了，受委屈了！刘家二爷抹着眼泪说，落叶归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因为已是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分田单干了，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乡亲们就东家米，西家面的给我家送来生活的必需品，感动得全家人都流下热泪。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时任宁河县委书记的刘洪海同志亲自过问了此事，召开了县委专门会议，下发了红头文件到公社及村委会，并委托时任县公安局长李丰抓落实。时任大月河村支书的刘焕君同志积极响应、上下沟通，经两委班子同意，将大月河大队办公室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我居住。各级领导和乡亲们行动令我心中无比温暖，那种感受使我一辈子难忘，我心中庆幸，还是回家好啊！
  安顿完毕，我迫不及待的将母亲从北京接回来，一家人欢喜异常，阔别10余年，终于有家可归了。1989年12月30日，母亲安详去世，死前她对我们说，这下，我可以安心地去找你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