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79年夏，二哥从北京来信说，咱爸平反了。我激动的捧着信，读了好几遍，生怕看错一个字。当确认的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多年压抑的情感，喜泪纵横，这是我在东北10年来第一次在妻子、儿女面前失态大哭。
  拿着二哥的信，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了，大哥劝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你还是探探风声再作决定吧。于是当年秋后，利用农闲的时间，我从东北坐火车只身回村探寻究竟。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刘焕君，专门了解我父亲平反的情况。从刘焕君的口里，我知道这些年，在北京的二哥李景海一直没有间断申诉，给村里、公社来了很多封信，要求落实政策。村里乡亲们也知道父亲是冤枉的，可是没办法，没人敢翻案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父亲的事才被提到落实政策的议事日程，乡亲们纷纷给父亲作证，特别是当时的农会主任张瑞兴、财粮干部苏富昌，村干部李润和、李连，群众苏汉魁、李厚宽、杜凤友、刘焯等都积极参加了座谈会。连父亲的老领导时任塘沽区委副书记的谭鹤光，时任县武装干事的姜文轩等都出具了书面证明。刘焕君还告诉我，他的父亲刘儒土改时任村农会主任，曾对他说过，李厚安是专门为共产党办事的地下村干部，他死的冤枉，当时在会场上，就有人喊，李厚安是好人，不能打！可主持会议的公安局长却说，我这有封地主给李厚安的信，这就是证据（后来被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在李厚安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有人又打了枪才死的。刘焕君说，我父亲不止一次嘱咐我说，李厚安是好人，如果我不在了，有朝一日能为李厚安平反，你一定要替我证明，他是好人！
  叫“被杀家属”吓怕了的我，只相信眼见为实，坚持要看到正式文件，刘焕君书记很理解我的心情，亲自带我到了大辛公社落实政策办公室，并通过他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不但看到了红头的平反批复文件，还看到了许多人的证言证词。
  大辛公社委员会关于李厚安问题复查意见的批复中这样写道：“通过复查李厚安在土改时被打死是属于错案被杀。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你大队意见，改变李厚安原被杀的罪名，给予错杀的结论。株连到家属、子女、社会亲属，分别给予通函纠正。”
  父亲的老领导谭鹤光亲笔这样写道：“李厚安在抗日前后，在村任村干部，主要工作是给地方和部队号房、号饭，为地方和部队存放物资，在游击环境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贡献，应属错案，应予平反。”
  当时认识父亲的孙庆春写道：“1947年初，我在宁河县一带工作时，认识大月河村的安民，当时他是村干部。他家是八路军、地方大员常住的堡垒户，配合我工作表现积极。我分析安民在当村干部时，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因为当时任务很多，如抬担架，派军粮、军鞋，支前等，群众有意见而被人打死。”
  任县武装干事的姜文轩这样写道：“45年、46年我任县武装干事，在大月河住，当时县、区机关在大月河，李厚安是大月河村干，为八路军办事，我知道他没有通敌，没有叛变。区、县干部和存放的物资，在大月河没有受到损失和打击。”
  当时寸的农会主任张瑞兴亲笔写道：“当时他（指李厚安）当村干部，经常派粮、派担架、派人带路，可能群众有意见。群众起来了，让打就打，不打好像还落后呢。”
  临走时那位公社干部和气地对我说，放心吧，你们再也不会遭株连了。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条件，亲眼看到的证明没有文字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