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到1954年的时候，两个哥哥或多或少的能给家里寄钱了，在母亲的督促下，我上学了，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后（原宁河三中），由于“被杀家属”的原因就被下放回家务农。
  虽然解放好几年了，但我家的“被杀家属”的政治压力没有解放，使得我很难说上对象，多亏了本村姑娘徐百芳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东北学过徒，相处很好，所以由她父亲包办，我俩订了亲并于1967年结了婚，婚后感情很好。不料，随着“十年浩劫”的到来，“被杀家属”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工作组三番五次找我妻子谈话，要求妻子与我离婚，威胁说你必须与“被杀家属”划清界限，离了婚，你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离婚，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被“专政”的对象！还哄劝说，只要你同意离婚，我们马上就给你办手续，你就会有幸福生活。没有经过事儿的妻子没了主意，就回娘家和家人商量，遭到了其家人，尤其是奶奶的强烈反对。奶奶语重心长的说，孙女，你爹妈不会害你，奶奶更不会害你！人活着得有良心啊，包括你死去的公爹在内，老李家一家人都是奶奶我看着长大的，他们老老少少善良厚道，是好人家呀！他们那个被杀家属，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错杀！我给你一句撂底的话，这个婚，从我这儿你就离不了！妻子是孝女，听了奶奶的话，没有与我离婚，与我分担着“被杀家属”带来的沉重压力，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1971年，二哥从北京回家探母，目睹现状，悲伤不已，坚决地要把母亲接到北京（二哥在北京当工人）。劝我赶快离开村子，并与我大哥联系，要大哥安置接纳我们一家人（大哥在东北是工人）。就这样在两个哥哥的帮助下，于1972年春，我带妻儿一家4口离开了生我养我，又给我带来无限痛苦的家乡。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一路上妻子不知哭了多少次，我也几次伤心落泪。5天后，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扎兰屯落户。
  在大哥的安排下，我们租下3间库房，补上户籍，在农业社务农，养家糊口。苦是必然的，思想压力却是轻松了许多，但想念家乡的思绪却与日俱增，我经常遥望家乡的方向发呆，啥时候还能再回老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