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鲁长利，男，1945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天津市和平区人。1960年至1966年在天津市鞍山道一小、二十一中学就读。1969年1月4日至1972年11月4日在宁河县岳龙公社姜家甸村插队。1972年11月5日到天津市教师进修学院进修。1973年8月在南开区东门里中学任教，1981年至1993年在宁河县岳龙公社岳龙中学、东魏甸中心校任教，曾任岳龙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1999年6月退休至今。
  扎根宁河
  鲁长利（73岁）
  在拍摄《记忆宁河》知青节目时，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虽然出生在天津，但宁河有我的父老乡亲，有我风华正茂的青春，有我奋斗无悔的足迹。多情的水土养育了我，淳朴的民风熏陶了我，宁河是我永远的家。”
  插队
  1966年，我是天津市21中学高三毕业生。在毕业考试完准备高考时，6月5日突然停课，学校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时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我家居住的和平区，知青上山下乡是出身好的去黑龙江兵团，出身差的去内蒙牧区。我工人家庭出身，自然是去黑龙江兵团了，我二弟去了甘肃兵团，三弟去了黑龙江兵团。老师问我想去什么地方，我说想去宁河县岳龙公社岳会村，那是我的老家。学校联系到河东区45中学的学生去宁河县岳龙公社，就把我的档案调到了45中学。和我同班的张天生、张儒生，还有其他班的张梦菊、马念先两位女同学也要和我一起去宁河，我非常高兴。当时岳龙公社秘书刘志信来天津接学生，住在渤海大楼，我就带着他们找到刘秘书，把情况说了，当提到老家的大叔鲁绍华时，刘秘书说与他熟悉，就答应了，我们就把档案交给刘秘书，他叫我们回去等通知。
  1969年1月4日的下午，我们5人与河东区的学生从45中学出发，坐着大卡车，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到岳龙公社。下车后，公社王社长分配学生，听到有人喊我到岳会大队接人的那儿去。我问和我一起来的那几个同学呢？王社长说那几个同学分配到其他村了，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他们分哪我就去哪。王社长说，那怎么行啊，你叔和你婶子都等你呢！我说我们是一起来的，我不能把他们丢下不管。说着就把行李搬上去姜甸村的牛车上。就这样，我从原定的插队岳会村变成姜甸村，更有戏剧性的是，那个赶牛车的老大爷，后来竟成了我的老丈人。
  赶车的老大爷叫白宝珠，我们坐在他的车上往村赶，天越来越黑，冷风嗖嗖，路上一个行人没有，牛车的两个轱辘是木头外包铁皮，轧在土路上吱呀作响，遇到坑坎儿，肠子都快颠出来了。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进村后黑乎乎的，偶尔能看到窗户纸里一闪闪的灯光，有点疹人，白大
  爷把我们送到村支书李炳祥家。李支书家住路南，临街院子门是用树枝编的（叫排子门）。屋子土炕的方桌上小碗油里有根儿小棉条，闪着火苗，屋里很昏暗。支书家的人对我们都很热情，用大锅烧了热水让我们喝水，李支书记告诉我们，他们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原本没有接收任务，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需要有文化的人，听说我们都是高三毕业生，就把我们要来了。我把公社领导临时给加了一个河东区初一的学生叫张玉琦的事也说了。歇了一会，李支书就给我们安排住处。张梦菊、马念先两位女学生住书记家的西厢房。我们4个男生住在马号院里的房子，没有门，只挂着一个草帘子当门。靠着里屋的墙下面有一个锅台，但没有锅。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进了里屋，土炕上铺着一领新炕席，窗户纸是新糊上去的。我们把行李放在炕上铺好，张玉琦就先躺下了，我们3个就和李支书回来看看那两位女同学，李书记没进屋，我们进去后，两位女同学正哭呢，说这哪儿都黑乎乎的太吓人了。我们就劝她们，也不知道待到了深夜几点，摸着黑回到自己的住处，当时连凉水都没有，我们没有洗漱，也没脱衣服就钻被窝了。
  天一亮，我们吃了一点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后，就出门看看周围的环境。这个小村只有很短的一条街，不过几十米，道南11个门口，支村书家居中。道北有10个门口，街中间有一个长院子是马号（饲养处），院子的东边就是我们居住的两间小房，道北东头是学校。村里所有的房屋都土坯房，上无片瓦，下无块砖，屋顶上长满了茅草，随风摇曳着，房屋的窗户基本上都是纸糊的。因为是冬天，没有农活，村民们在向阳的墙旮旯晒太阳唠嗑，他们像看怪物一样看我们，有的妇女对我们指指点点很新鲜的样子。
  一天夜里，我正睡得香，朦胧中有一个毛茸茸，热烘烘东西在脸上蹭来蹭去，还有一股股的热气，我就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划拉，吓得我连喊带叫坐了起来，把他们几个也都惊醒了，张天生打开手电筒一照，我的妈呀，是一头毛驴进屋来了，我们又气又笑，我披着棉衣下地赶毛驴，毛驴不愿意走，还向我尥蹶子，几个人合力才把这不速之客赶出去。第二天我们把这事跟饲养员一说，他听了哈哈大笑，后来把这头毛驴拴起来了。
  劳动锻炼
  时间很快，一转眼就过了正月十五，农活就忙起来了，先是种春小麦，往地里送粪。种地时，由于牲口少，我们几个人在前面拉耠子，村里老农扶耠子。有时我们跟在播种的人后面撒粪，埋土，拉上小磙子，顺着垄沟轧地。每天干活回来累的都散了架，肩上磨破了皮，手上也不知道打了多少血泡，慢慢的手上也长出了老茧。
  耪地更累人，腰好像要累折。当时我们都不会使用锄，苗和草也分不清，跟着人家在后面学，其实就是瞎耪，经常是把苗耪掉了，把草留下了。第二天早晨到地里一看，人家耪过的地，垄沟垄背干干净净，一棵杂草都没有，再看我耪过的地，草又钻了出来，原来没有把草耪掉，只是用土把草给埋上了。别人帮我返工，我又急又害臊。所以我不管多累，一有时间就到地里练习耪地。
  农忙时一天三出工。就是早晨天一亮就起来干活，7点半左右收工回家吃早饭，吃完饭又要立刻出工，中午12点收工吃午饭，下午1点多出工，天黑了才收工。晚上还得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著作和最新指示等。开会的地方就在饲养处的那两间小屋，屋里黑乎乎的就点着一个提灯，开会前先点名，点完名开始读语录等，半个多小时也就散会了。
  第二年冬天，挑西关引河。我和张玉琦一起去了，野外搭的草棚子，在地下铺的稻草上睡觉。每天顶着星星去，戴着星星回。那个冬天特别冷，我们打冻方，要先砸开地面上的冻块，每砸一下都像是敲在了石头上，震得半个身子都麻了。抬走冻土块后，就用大铁锨挖泥，把大抬筐码得像小山一样，我们的肩上虽然都放了垫肩，不一会肩膀就肿了，抬着筐走的时候小腿肚子都转筋了，脸上出的汗，当地人都叫白毛子汗（因为天冷，脸上冻了一层霜）。尤其第二天，扁担一挨到肩膀钻心的疼，可我想，这活村里人不都是几年十几年这么干下来的吗，既然来了，就坚持吧！平常干活一天挣7.5分，但挑河能挣10分。刚一开始谁也不愿意和我一抬，因为我不会使那个劲，两个人抬大筐来回晃，扁担在肩上来回碾，弄不好还要摔跟头，村里有经验的人就耐心地告诉我怎么起抬，怎么走步，倒筐时怎么顺着悠劲儿，怎么扣筐，一点点的教我。尽管累得够戗，但后来就越干越顺了。
  爱上村姑
  下乡一年多，爱上了村里的姑娘白凤志。她是村里出类拔萃的姑娘，人长得漂亮，还是村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和民兵副连长，挑河、打台田、扶耠子等样样都行。我看在眼里赞在心里，心想要是找这样的姑娘作伴侣该多好啊。
  她姐弟5人，（有3个妹妹、1个弟弟），弟弟在唐山大地震时震亡。她母亲是天津塘沽人，她父亲就是赶牛车接我们的那个大爷，是个老党员，家里事都是老太太做主。我常去她家串门，很快与她们家里人熟悉了。有时家里改善伙食也会把我叫过来一起吃，给我缝补衣服，帮我拆洗被褥，白凤志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这时村里有人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尤其是有个村干部想让白凤志嫁给他儿子，就总在白凤志面前说我的坏话。当时她压力也很大，可她家人不在乎这些，特别是她的母亲说，怕啥，该咋样就还咋样！有一次拔麦子，她三妹妹出去挑野菜，看见我落后了，二话不说就在前面帮我拔麦子。我到东魏甸农中当教师后，她母亲经常用罐头瓶什么的装上咸菜或是其它吃的，托村里上学的学生带给我。
  我也主动和白凤志接触。如有时西魏甸村扬水站放电影，我就约她一起去看电影，可那时的农村姑娘都羞涩，她偏偏要叫上本村的姑娘白仕兰，从不单独和我去看电影。我在村当老师时，有空就去她织席的地方看她，她的妈妈愿意让我和她交往，有她母亲默许我就有了自信心。冬天有时候我去丰台赶集，总不忘给她们捎点吃的。记得有一次，我从丰台集市上买了几斤冻的大柿子，回来放在了水桶里泡着，这样就可以把柿子里的冰吸到外面，形成一层薄薄的冰壳，像个大冰球，她的妹妹们一看可开心了，觉得又好吃又好玩，我就很有自豪感和成就感。那时搞对象没有现在的大方，实话实说，直到上师院分别的那天晚上，我俩连手都没好意思拉一下。
  当教师
  1970的7月，公社把我调到东魏甸农中当民办教师，这个农中就两个年级，初一、初二各1个班，上完初二就算初中毕业了（当时初中和高中学制都是2年）。学校有10多间土坯房。从东向西第一间是大师傅的宿舍，紧挨着的两间是厨房，再就是3间通着的教室，同时也是学生宿舍。教室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长溜土炕，土炕的北墙边儿摆放着一溜儿学生的行李卷，上课时把行李卷横放在炕沿上就是课桌。靠东头的房山上，抹黑了一片地方就是黑板了。紧挨两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还有3间是库房，养着一头大黄牛，里面还有一辆铁轴车和农具。在东魏甸村里还有一处农中的校舍，是借用东魏甸小学的，那里原本是一座大庙，庙院东边有一间小东厢房，是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农中的校长是小田村人，叫刘庆成，他工作认真负责，每年秋收后，他就赶着牛车到岳龙公社南片7个村里要粮食，因为学生在这里上学不交学费还得吃饭，那时每个村的口粮都不富裕，每次去要粮食都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有两件事我记得最清楚。一是摸鱼。吃住在学校的学生由一姓田的大师傅做饭。田师傅要是不在，老师们就帮着给学生们做饭。吃饭一般都是管饱的，菜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般都是咸菜。摸鱼改善生活的主意是孩子们启发的我。记得一次我开会回来时，因为天黑也看不清，一开门，脸就碰上了湿漉漉，冰凉呱唧的东西，吓我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草绳穿的一串鱼，吊在门框上了。哈哈，这下我们就想到了摸鱼。下课放学了，我就和孩子们一块去河沟里逮鱼摸虾。回到学校就一边说笑，一边拾掇鱼，有人烧火，有人贴饼子或焖高粱米饭，我就开始炖鱼，大锅饭，大锅鱼，那个生活，苦中有乐啊！
  二是打狗。学校养了一条大黄狗，是母狗。一到发情季节就会招来一些公狗。有人出了打狗的主意，我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没阻拦。他们把大公狗逗引到厨房里，趁狗低头吃东西的时候，把绳子套在了狗的头上，然后把绳子的另一头从房梁上扔下，把狗吊了起来，然后一瓢水倒在了狗的鼻子上，就这样活蹦乱跳的狗就被呛死了，把狗开膛抛肚洗干净，大锅里放好葱姜蒜大料的，架起木头火，狗肉在煮沸的大锅里上下翻腾，肉香扑鼻，那个香啊，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凭着学校的这只母狗，我们享受了好几次美餐。有一次，我还带回一支狗腿给东魏甸村一队的知青们尝鲜，真的是吃狗肉、喝烧酒，不亦乐乎！
  上师院
  1972年放暑假期间（大概是8月中旬），教师们集中在公社办学习班，全封闭式的，不许回家，就在公社吃住，所以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全然不知。
  就在学习班结束时，公社领导张玉芳通知我到县医院做体检，准备选调到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我报了教师进修学院的数学系。当天就从岳龙公社去了县医院，到晚上才回来。我刚从村西头进村，就看见了白凤志母亲在村东头向着村西头不断的张望，我估计应该是等着我的消息呢。晚饭后就到白凤志家里去了，凤志和她妈正等着我呢，问我怎么样啊？我说一切都还顺利，她们也没说什么，唠了唠家常我就回去了。后来我知道，我在公社封闭学习的这段时寸间，村里早就嚷嚷开了，说长利要选调走了，他和白凤志的事要吹了等等。
  就在选调走前两天的一个晚上，队里在学校教室里开社员会，我正在教室门口听讲话，凤志的干嫂子来找我，说有点事儿，我就跟着去了她家。进屋一看，凤志在炕里面坐着，她妈妈也在炕上坐着，干嫂子进屋后让我坐在了炕对面的一条长板凳上。我就问找我来啥事啊？她干嫂子搭的话，说你也该走了，想把一件事定下来。这时候我心里也就明白啥意思了，我看着低头的白凤志就说对嫂子说，您有什么话就说吧。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看你忠厚老实，也很能吃苦，想把我妹子给你！我当时心里非常乱，因为我的选择是决定一辈子的事啊，想到人家一家人对我那样好，不沾亲不带故的这样的照顾我，4年来的时间啊，拒绝的话我怎能说出口啊！我想到这，一下子站起来坚定地说，好，我愿意！她干嫂子和她妈妈一听说我愿意这门婚事，都非常高兴。我这时偷偷地瞄了一眼凤志，她的头低的很深。这时她嫂子把头转向凤志问，凤志你呢？这时凤志抬起头来，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语调很坚决的说，你要是愿意这门婚事，我就跟定你了！我当时非常激动，马上说，你等我，我一定娶你！
  入学那天，凤志也来为我送行，帮我收拾行李，她一句话也没说。收好行李，我们出来到了李书记家的门口，车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把行李往车上一放，刚要上车，凤志拽了一下我的衣角，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手帕，里面放着两只煮好的鸡蛋，轻声对我说“路上饿了吃。”我把手帕接了过来，看到她眼里已经噙着泪水，我的泪水也下来了，只说了一句话，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车走了很远，我回头望去，凤志还站在那里朝我挥手。
  结婚
  进修不到一年的时间，在1973年6月我到南开区教育局实习了1个月。8月份分配到了南开区东门里中学任数学课，因家里住房紧张，我就申请了住校，心里总不踏实，因为我和白凤志私定终身的事不敢跟家里说。家里老是催我找对象，甚至叫我去相对象，搞得我睡觉都老做噩梦，后来想到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只好跟家里说了。
  果然掀起轩然大波，家里人都不同意，父亲气得直哆嗦，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尤其是我大姨（我从小是跟我大姨长大的，我们家孩子多，10个，我行大），从小就最疼我，她闹得最厉害。从我选调回来开始，大姨就给我介绍对象，一次又一次地把女孩的相片拿来给我看，我总是找借口拒绝。这回听说我找了个农村的对象，大姨一下子气坏了，就跟我喊起来了。说你要是落在农村回不来，说个乡下的对象那没辙了，如今你出来了，城里的姑娘你不是拣着样的挑吗！我说，人家这么些年一家老小的照顾我，我怎能那么没有良心呢，而且我跟她有过承诺呀！大姨见我说的情真意切，就缓和了一些说，你可以拿钱贴补吗，你要是没钱，大姨这里有。我说，人家看上的是我这个人，不是钱。大姨一看我是铁了心了，就冲我吼起来，你气死我了，你要是不跟她断，咱俩先一刀两断！今后我没你这个外甥，你也没我这么个姨！好多年，大姨都不理我，我去看她，她连门都不开，凤志也一起去过，但是也都没有过好脸色。10多年过去了，关系缓解了，大姨还来到我在姜甸村的家，凤志对大姨非常好，大姨很受感动，对我说，怪不得你这么痴情，凤志这孩子是真好啊！
  一句承诺，重如泰山。跟家里闹翻，反而更坚定了我要娶白凤志的决心，回城的第3年，也就是1975年5月1日，我只身回到了姜甸子村和凤志结婚了，是在公社举行的集体婚礼。陪了她一个暑假，给了她200元，就当彩礼钱了。把她的亲朋好友请去办了三四桌，非常简单的酒席，也没什么像样的菜。在天津又请了几个进修学院的同学办了1桌，就这样简简单单。结婚前也没有给凤志买什么衣服啥的，她也没说什么，但我至今觉得有些愧对她。
  重返宁河
  1976年我有了小孩，刚几个月的时候，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地震时凤志正在给孩子喂奶，虽然醒着，但来不及跑出，后被家人刨出来，造成重伤。
  从1978年开始，我就以爱人身体不好，地震时被砸的脑震荡为由，反复找学校领导，要求调回宁河，可是学校就是不放。学校的领导说，学校培养你也不容易，再说你生活困难，只要有补助一定先给你，你爱人和孩子来看你，学校都想办法给你找房间叫你们住下（她们娘俩一来，不是住在教务处的打字间，就是把单人宿舍给我们腾出来），你去上课，我们帮你带孩子（老师在校是不允许带孩子的），学校这么照顾你，你就不能不走吗？我说学校对我很照顾，我一直很感激，可我爱人一个人在家里又要下地干活，又要带孩子，您能体会那有多么的苦吗！领导见我说得动情就不再言声，我其实也舍不得离开学校，就对领导说，要是学校能给我找一间屋子我就不走了。。领导苦笑说，那你找吧，只要能找到一间空屋，那间屋子就是你的了！我知道我给学校出了难题，也不好意思地笑了。。领导又说，咱们学校124位教职员工，那么多的未婚女青年教师，你就一个也看不上？非得去农村找一个呀！我说，我是在选调之前应的这门亲事，不是选调后又回农村找的老婆，您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既然答应了别人，能反悔吗！
  经过努力，在1981年初，我带着档案到宁河县文教局报到，领导问我能否留在芦台一中教学，我婉言谢绝。就这样，离别10年后我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宁河。
  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我踏实地走完了我的知青年代，把青春奉献给了农村的教育事业；我没有过人的聪明智慧，但我用艰苦耐劳的精神证明了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坚韧刚强；我没有海枯石烂的海誓山盟，但我执著的追求，践行了对妻子的不离不弃和相濡以沫；我没有一官半职，但我用肯于奉献的情怀向我的学生、向社会证明了我的人生价值，这是我最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