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杨树良，男，1930年11月23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西棘坨村人。1944年任村儿童团团长，后任村民兵排长，曾参加区小队组织的破坏敌人据点通信和交通道路活动，在攻打汉沽和解放天津战役中参加担架队。1958年至1983年任村生产队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村务农至今。
  杨树良（88岁）
  今年3月，我回老家，碰见了发小郭润堂，他和我一般大年纪，正美滋滋地晒太阳。我俩就聊天，聊谁家的孩子在哪儿工作，聊谁家在县城买了楼房，聊村里的变化，忽然他捅捅我说，你还记得生产队那会儿杨文亮咱仨人一块搭班子，领着社员生产劳动的事吗！他的一句话，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抗战支前
  我于1930年出生于宁河区东棘坨镇西棘坨村，到上学年龄时，和后来当了宁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曹景芝是同班同学，他今年89岁，比我大1岁，是常店子村人，与我村只隔几百米远。1944年我在村当儿童团长，带红胳膊箍，手拿扎枪，站岗放哨。一年麦秋时节，黄庄据点的日本鬼
  子要来抢粮食，区小队组织民兵和老百姓展开了“破交”战，动员了我们村和东棘坨、前大安、后大安、姜庄子、史庄子等不少村人，我也自告奋勇参加了。在区小队的保护下，把潘庄至黄庄和林亭口的路段上的电线杆全部拔倒，电话线掐断，用锨在路上挖沟，引起鬼子疯狂报复，在貉子沽和回庄子一带杀了不少人。当时我和区干部李光的警卫员何仁关系最好，他后来当了区财粮干部。1947年土改，村里号召我们去当兵，村里青年张树臣、杨文亮、郭华堂、郭志堂、张连瑞、傅凤祥等十几个人都去了，两辆大马车拉着去黄庄检查身体，当时黄庄是五区区政府。检查到我时，区委一个叫劳动（原名陈彦滨）的干部看见我又瘦又小的，就说，行军打仗怕连枪都扛不动，你回去吧。回到家不久，李甸子村李瑞武的二姐夫（化名智勇），从江洼口来找我，那天正下着大雨，说是劳动介绍的，要我到江洼口区政府警卫班，我母亲就哭哭啼啼，因为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妹妹还小，所以没有去成。后来我就在村里参加了民兵，担任了民兵排长。父亲是村的财粮干部，对我参加革命活动很支持。在解放战争中，我参加了攻打汉沽铁桥和天津荒草坨战斗的担架队，那时睡觉都不脱衣服，吹号就起来，立马就出发，实纳帮子鞋都要穿上眼，系上绳，要不，鞋跑丢了脚可就遭殃了。记得打天津，我们抬一名伤员到江洼口，这个战士叫张福全，通辽人，小肚子打了几个窟窿，用白布缠着，直冒血，疼得直咬牙也不喊出声，在村小庙里牺牲了。我们看到的人都非常感动，说江山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呀！
  带头生产
  1958年开春，村支书傅凤祥找我，让我当副队长，协助队长王树合工作。当时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100多口人，是个一层楼的大队（即只有一个生产小队），我当时在队里赶大车，父亲在大队当会计（是当时公社社长朱思让亲自点名），我觉得爷仨爷俩的都当干部不合适，再说，群众能说得过去吗！支书把手一挥说，群众这块儿不用你管！结果召开社员大会，傅凤祥把提议我当队长的意思一说，社员大会就顺利通过了。于是，我走马上任当了副队长，只是有一宗活我没有撒手，队里也不让我撒手，那就是赶大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伺弄牲口，赶大车是行家里手，老少爷们都放心，我也爱这一行。
  那时的生产队正队长是很有权力的，而副队长就不行了，要听正队长安排分工，一般情况是，分别领一拨人干活。由于农活种类很多，每天干什么都不固定，说白了正队长是拍板当家的，副队长是领头干活的。我也公开说我就是带头搞生产的，因为我20多岁时个子长得高大壮实，又有力气，加上干活不怕苦不怕累，属队里棒汉之列。如锄地，我在前开垅的，锄的深，质量好；拔麦子我打头，拔起麦子一溜烟，又快又干净；挖河抬大筐，从来没有落过后；庄稼活也好，提镂下种，簸簸箕扬场，样样拿得起，撂得下。特别是常年赶大车，走南闯北的经得多见得广，说话有人信服。当然，如果没有本事，社员不买账，不会选你，正如大伙儿说的，副队长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差事。
  嘴喊千遍，不如做出样子。我当副队长时就认准了这个理。那年冬天西关引河清淤打冻方，我率队出征，在野地里搭工棚，地上铺上麦秸就睡觉，我就睡在铺门口为大伙挡风。第二天早晨醒来，哈气结霜像长了白胡子，吃饭是棒子窝头高米子，一天一毛钱的伙食费，因为我带了头，所有参战的社员都没有一点怨言，出色地完成了清淤任务，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表扬。
  提起那时干部的带头作用，公社的老社长朱思让同志事迹更动人，一次小芦扬水站清淤工程，当时各村民工到场后，看见泥水都结了冰碴，都不愿下水，朱社长二话没说，卷起裤腿就跳下水里，挖起淤泥，民工们一看社长都下水了，大家再也没说什么，就扑通扑通都跳下去干了起来。有句话说，干部带了头，社员有劲头。一点也不假，村里有许多青年，特别是杨树俊，算得上村里的能工巧匠，表现得很突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卖马交朋友
  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实力，一看男女青壮劳力多少，二看大牲畜多少，如果你这个队挂靠户多（就是非农户）劳动力少，队里的农活就会落后；如果你这个队大牲畜少，农活的进度受影响不说拉个脚搞个副业创收啥的也不会好。所以倒腾牲口，增加畜力是生产队里的一件大事。每年秋后，有经济头脑的生产队长就会买卖牲口。“以小养大，以瘦养肥”，然后靠着队里懂买卖牲口的人折腾出去，增加收入。买卖牲口我也拿手，因为我爷爷和我三叔杨玉浦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经纪人，我学了不少知识，识别牲口时的“看头、看胸、看腿、试力气”的我都懂。比如试车，把牲口套进辕子，鞭梢一甩能拉死销的牲口就是有力气的（死销是指煞死闸），所以买卖牲口的事都是我去。
  那年，队里有两匹老马想淘汰，队长就让我和队里买卖牲口内行的郭印堂一起，去唐山附近的开平牲口集市把老马卖掉，顺便买两头合适的大牲口。到了开平，把整个市场遛遍了，合适的牲口也买到了，可就是没有遇到买主，一开始还有人问价，到后来连问价的人都没有了。我俩挺着急，为啥着急呢，因为买牲口是次要，卖牲口是主要。这两匹马不是太老，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特别能吃却没力气，而且吃多了就拉稀，怎么也喂不上膘，公社兽医站也没少跑，却老是看不透，队长早就想着处理掉的。眼瞅着集市该散了，这时来了一老一少，那个年轻小伙似乎是个主事的，那个老头一看就是掌眼的。果然，那个小伙子先搭话了，对过话，我看这俩人也挺老实厚道的，就说了实情，不料那个老头笑了，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要不是有毛病，傻子也知道把牲口养肥才会卖个好价钱呀！老头挺直爽，告诉我们他是沧州人，是饲养员加半拉兽医，专门养病牲口的。一听他们有心思要买，我和郭印堂心里挺高兴，不料接着往下一听就傻眼了，那个小伙子说，牲口是有心思买，但是队里眼下没有钱，如果你们相信我们，我们把大队开的证明信给你们留下，你们留个地址，半个月后我们去送钱。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事儿，可那时我们竟然相信了，把两匹马给了人家，拿着一张证明信就回家了。
  回到家，队长听了汇报低头没有言语，我老爹却火了，说你们脑瓜子叫驴踢了还是进水啦，跑好几百里拿回了个介绍信就把牲口给人家了，有你们这么卖牲口的吗！
  村里群众也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说我俩简直就是一对二百五，我和郭印堂就捂着耳朵偷铃铛假装听不见，心里也七上八下地暗暗掰着手指头算。好容易到了半个月，从早晨盼到日头落山，沧州也没个人影来，我们的心一下子凉了。父亲狠狠地说，你们俩就等着扣工分吧。不料第16天一大早，就有外地口音的人打听我和郭印堂，我跑出家门一看，嘿，正是那个小伙子，专门送钱来了，还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来晚了。村里人一下子改变了看法，都夸人家讲信用，我也和那个小伙子成了朋友，他姓鲁，也是生产队长，我们一直书信往来，到七七十年代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盐碱不长牧草，他还向咱们这里求援，带着一群妇女来打牲口吃的饲草呢。我那时当了正队长了，热情接待，很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互相帮助的精神，后来人家还在买铡草机时帮了大忙。
  全盘抓生产
  1961年开春，村里调整为两个生产队，我被群众选我第二生产队队长。经我提议又选举了两位能干的副队长，一个是杨文亮，一个是郭润堂。杨文亮大我1岁，89岁时去世了。俗话说，3年学会买卖人，一辈子难学庄稼人，队长更是如此，好队长全队借光，二五眼队长全队遭殃。好队长一要有事业心，能料理事。二要有组织能力和说服力，知道咋调动社员积极性。还有人怎么合理使用，哪些活先干哪些活后干。三要有农业生产经验，掌握农时季节，土地墒情适种何种作物。哪些地势高，哪些地块洼，排涝要有重点；哪块土壤不保墒，哪块地是夜来潮，特别是轧地，那是当队长的硬活，把土用手攥一下，能成团，撒到地下能散开的，是适合出全苗的；如果撒到地下不能散开的，则不能轧地，否则轧顶了会造成苗钻不出来；如果攥不成团，则是跑墒了，需要多轧几遍才能出l苗。
  好队长还得会看天气，除了听天气预报，得自己学会观察，像“早霞不出门，晚霞千里行”“早上鱼鳞斑，不雨也风颠”等不少农谚，我都是当队长时学的。有一年秋天，傍晚收工时，我看见西北天气黑压压的上来了，我知道这是典型的“老云接驾，不阴就下”，村最易涝的南洼地块，有些掐好的高粱还没拉上来，看着天色已晚，社员们都收工了，我就自己赶起大车，招呼了2个人装车，把那片庄稼拉到了场里，结果夜里真的下了大雨，那片洼地漂了白儿，社员们都庆幸地说，多亏队长会看天气，要不庄稼就糟蹋了。
  由于当副队长时留下的习惯，我当了正队长也照样和社员们一样参加劳动，70年代搞洼改修条田台田，副队长杨文亮看我太忙，就没有给我打段分土方，我知道后就要求补分了土方，利用早午晚的时间干，两个多月的大会战我没比社员们少干土方工程。
  每年开春种地，为了抢墒情，增加进度，除了用耠子，生产队还动用4盘耩子种地，但这种农具太累人，我就和副队长杨文亮一人一盘，另选两个棒小伙张树臣、郭永安。因为耩子有两个犁头，两个犁头要靠人双臂端平，一天下来，疼得吃饭手都攥不住筷子。一种就是一个多月，其他人可以轮换，我和杨文亮是要坚持到底的。
  农村有个习俗叫“算子儿一响，干部一躺”，意思就是每到年底一结算完毕，干部就撂挑子，我也随过大流，但只要群众一选我我就干，自己也想，谁家有事还去帮忙呢，何况生产队是大家的呀。
  只身买农具
  记得一年快过麦秋时，生产队的铡草机坏了，本县买不到，这时我想起沧州买马的朋友，去信联系，还真有。可派谁去买又是个问题。当时交通条件差，没有公共汽车，都是土路，谁都不愿去，又值麦秋，派俩人是浪费，只有我亲自去了。麦收需畜力，我舍不得使大牲口，就选了一头独眼的小叫驴，因为出远门小叫驴有耐力，比草驴强得多，况且这头独眼驴腿脚出奇的快，只是一般人不敢使，我是车把式出身，自然有把握了。
  为了省钱，我从家里多带了几个饽饽和一个大咸菜疙瘩，路上饿了吃几口，遇村讨口凉水喝，边走边问路。那天住店，半夜里觉得身子底下有啥东西嗖嗖乱爬，一看是臭虫，正好在同一个大铺睡的是静海大邱庄搞运输的车把式，也被咬的睡不着觉，听说我不认识沧州的路，就说天亮你跟我走，我给你指指路。可天亮上路，一看我赶的是个小毛驴，就说，我是三套的骡子马车的，咱们走不一块呀！我说，试试看呗，他可能故意想看我的毛驴笑话，上了路就放车，打马如飞，偏偏我的毛驴争气，也飞蹄亮掌，愣是没有被甩下，他惊叹说，你这个驴是小神驴呀！靠他的指引我顺利找到了沧州朋友处，把铡草机买了。回来那天，朋友的母亲把家里仅有的白面给我烙了饼，吃饱了还塞给我路上做干粮。没想
  到回来的路上差点出事，过天津八里台时天色已晚，小毛驴看看黑乎乎的井盖子就发惊了，把一个下班的工人撞了个嘴啃泥，我拽住了毛驴赶紧说好话，人家工人老大哥够意思，一听我说明情况，拍拍身上的土，二话没说就让我走了。这事儿，使我悟出一个理，世上还是好人多。不幸的是，我欣赏的这个独眼毛驴后来惹了祸，1977年我三叔杨玉浦找生产队借畜力去玉田买盖房的木头，我推荐了这头毛驴，在江洼口下一个埝坡时，它没收住蹄把我三叔轧死了，还是时任县委副书记曹景芝下乡发现的。当时社员们恨这个驴要杀掉，我拦住了说，人还犯个错呢，何况牲口啊。
  设法度饥荒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年口粮都难得吃到来年新口粮下来，一般都要靠搭配野菜充饥。副队长杨文亮有些口吃，有4个儿子，都是半大小子，大伙一块干活时聊天，说生咸菜都吃不起，他说，啊，啊，你们都说吃生咸菜吃不起，我们家都吃熟咸菜。大伙一听都乐了，说扯啥臊哇，你们4个半大小子，吃熟咸菜一顿还不得半盆子啊！他更口吃了说，啊，啊，熬咸菜我多搁两把盐，让他光喝，喝，水！大伙听了轰然大笑。可见当时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队里出河工，都争抢着去一是能吃饱饭，二来给家里省点粮食。我村郭茂堂，家境更困难些，我就有意安排他出工。
  东棘坨镇土地盐碱，低洼易涝，“文革”前地里连沟渠都没有，以后靠县里搞“河西大会战”才有了沟渠，遇到自然灾害，减产甚至颗粒不收。累不少受，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每亩几十斤或一二百斤，最好年份毛粮人头420斤。特别是大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成风，曾有个笑话，东棘坨村干部虚报产量时说，我们的高粱长得粗壮，用镰刀砍不动，收割用锯拉，结果吹了个第一，公社奖励了一台电匣子。我村大队干部也瞒报了产量，正像人们说的吹牛皮也上税，你产量报的多，公粮就得交的多了，这样集体积累少了，社员的口粮更少了。为了让大家有口吃的，有的村就瞒产私分，如青棒子不算粮食，向上级申报后，等公社或工作队来检查的走了，就把干棒子往青棒子里掺，然后分到各户。有的把高粱掺进皮壳里分给社员，我不主张这样做，也没这样做过。
  我把副队长杨文亮和郭润堂叫在一起商量，想了两个法，一是借粮。开春，我和新任的村干部张友政去芦台农场西董庄村去借粮，到人家的仓库里一看，那真是大囤满小囤流，粮食多的很，人家就是没有虚报产量，富裕了集体积累。大队书记曹洪杰很同情我们，说你们放心，什么时间缺粮，缺多少尽管言声！小堼村我们也去借过，大队保管员李洪振是我姑的儿子，更是非常热情。另一个法儿就是开荒，我们这一带地边地沿，沟壕埝梗荒着的多，我就允许大伙儿搞开荒。两个副队长有点担心，说养个鸡下个蛋还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呢，咱公开允许开荒要挨斗呀！我说，主意是我出的，挨斗我顶着。结果来了“四清”运动，我真的挨了斗，两个副队长也上楼挨了批，不过有我扛了责任，他俩很快下楼了。我却上楼下不来了，老伴抱怨我是“炒豆大伙吃，炸锅自己的”，我心里坦然，炸了自己的锅，大伙有豆吃，值啊！白天干活，晚上挨批斗，孩子们都受到了牵连，上学T作都受到了影响。。我的儿子杨志旺，小学四年级就不让上学，让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记得那年夏天，3个多月没剃头，怕上谁家剃头牵连别人，头发长的像个女孩，由于天太热，他母亲用剪子给剪了，长短不齐很难看。
  一直到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才结束了我的队长生涯，掰着手指头算算，前前后后干了20多年的生产队长，苦吃过，累受过，心操过，好日子赶上啦！记得郭润堂临分别时拉着我的手说出了心里话：“当年的那帮儿老人就剩咱俩啦，这好吃好喝好日子的，咱俩可得结实儿地活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