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家当堡垒户是经过筛选的。东棘坨村比较大，是当时的富裕村，也是抗日游击区的核心村。1939就有几十人曾经去丰台参加过抗日斗争。1942年初，村里开始有抗日工作队秘密活动，是冀东党委派来的，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开展工作，发动一些贫雇农参加革命，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动员热血青年参加区小队。人们在白天见面时，常会偷偷地伸出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叉开，比划着小声说：“晚上，这个来着？”和抗日工作队有接触的人就会点点头，而没接触过的则会莫名其妙。很快，东棘坨村就发展成为坚强的堡垒村。在村中秘密发展的党员，不让外人知道，就是召开会议，也不是全体党员都参加，而是把党员按街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开会布置工作。据解放后统计，当时先后入党的有李振伶、李振潮、刘长友、王玉明、胡克宽（化名古月）、李振合、高振兴、黄振玉、贾志忠等。为了便于工作，也发展一批女党员，如马恩芬、马云春、赵连英（化名小白）、于绍英（李树成的母亲）、宋许氏等，这些人都成了当时村里的秘密干部。
  抗日工作队晚上秘密活动，白天则隐蔽在村外，有的隐藏在沟里，有的隐藏在秋收时看场用的窝棚里，时间一长，就暴露出几个问题。首先是吃饭的问题，贫雇农家参加革命的热情高，但他们自己吃饭都是问题，抗日工作队吃饭一两顿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再就是住的问题，天暖时还可以在野外隐蔽，但遇到下大雨或天冷时就不行了。为解决这些问题，抗日工作队的负责人就从实际出发，想到了要选择建堡垒户。那时堡垒户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忠诚、可靠，嘴要严实，跟邻里和乡亲们没有口舌之争；二是处地隐蔽，不轻易被人发觉，便于进入和撤退；三是要有住处和充足的粮食。
  工作队通过从发展的党员中了解、物色和接触符合条件的人家，相比之下，我家当时的条件是最符合要求的。一是我父亲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为人忠厚，脾气耿直，认准的道理坚持到底，且对外人外事与自己无关的从来不问、不看、不说，一心只想种好自己的几十亩地；二是我家的房子在村子的最东边，后院连着开阔的庄稼地，来无拦，去没挡儿；最主要的是我岳父在东北做着买卖，认识的人多，对工作队来来往往的是个掩护，且我家日子好过，房子也多，有两层正房和两间厢房，可以说是有吃有住还出入方便。
  我当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痛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曾随村里的人一起去丰台参加抗日活动。小时候又读过私塾，脑瓜也比较灵活，年轻时就会看牲口的牙口，会买卖的手语，打牲口的龙头、攒套等，对赌博的用具和玩法也很精通，但从来没有公开玩过。在母亲的熏陶下，还是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不论多忙，在重大节日和晚上都要义务到村里的大庙干活，帮人上香、打蜡花。
  工作队成员就找机会接触我，常给我讲参加革命的道理，渐渐地我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想法，就和家人商量，开始只是妻子支持，父亲是坚决反对，说日本鬼子都是一群活牲口，没人性的，别招惹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工作队的人并没有贸然来我家里做工作，只是趁天黑时来到家里串门闲聊，一来二去就和我父亲熟悉起来，后来有时干脆住在我家。
  我父亲因常年劳累，有心口痛的毛病，一痛起来就不得了，虽然也找医生看过，但舍不得吃贵药，一拖再拖，就是去不了病根。一天，马良（当时为武宝宁联合县三区区长，解放后任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来我家，正赶上父亲的心口痛的病又犯了，马良仔细问了病情，没有住下就走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刚开门，就见马良急匆匆赶来，进了父亲的屋里，从兜里掏出两粒子弹，交给我父亲，说是哑弹，让用钳子把子弹头拔下来，从弹壳里倒出弹药，一颗子弹的弹药分两次服下，每天一次。说来也真巧，我父亲自从服了弹药后，心口痛的毛病再也没有犯。从此，父亲也改变了态度，支持家人革命，主动腾出了房子让工作队居住，此后，马良、佐天（当时任武宝宁联合县三区区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畜牧局局长）、何仁（当时任武宝宁联合县三区财粮干部）、劳动（原名陈彦滨时为区干部）他们就常常住在我家的厢屋里，我家就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区干部居住最频繁的“堡垒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