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柳云，男，1948年6月13日出生，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沽人。1956年7月至1964年2月初中肄业，1964年5月至1979年11月下乡宁河县苗庄公社刘庄大队。1979年12月返城回塘沽，1980年1月在北塘医院工作，2008年退休至今。
  1964年5月，我们塘沽区300名知青，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宁河县插队落户，有30名知青插队到苗庄公社刘庄生产大队。一队有：赵亚琴、赵忆茹、李炳珍、于富兰、刘朝利、孙建国、辛振忠、李云、刘景洲、刘桂珍。二队有：张洪兰、张玉兰、赵鸿儒、郑秉全、马树财、王一和、赵新荣、于克敏、王美秀、杨恩荣。三队有：李荣秀、李观顺、齐秀玲、赵兰英、周秉全、柳云、许凤珍、王健、范惠敏、吴顺义、杨红村。到1979年12月，我们陆续返城，转眼过去30多年了，可在村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如在眼前。
  插秧
  到村不久，生产队种水稻插秧。一天，我争着和十几个社员去插秧。队长刘广成不让我去，说那种活不是你能干的，我拍着胸脯保证绝没问题。队长拗不过我，让我参加了插秧的行列。
  下地去插秧，每人都要自己担一挑芽子（水稻秧苗）。社员们走的相当快，我光着上身，赤着双脚，呲牙咧嘴牛一样的喘气，紧赶慢赶算是追上了他们。到了地头后，社员们把芽子打到稻田里，就开始插秧。等我把剩下的芽子全部打到稻田以后，和旁边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青人说：“喂！你替我去担芽子，我下去和他们插秧吧。”他很难为情地问我：“你会吗，原来你插过吗？”“这有嘛，不就是倒着走，把秧苗摁到泥里不就完了吗。”说实在话，我当时是嫌担芽子太累人，光脚走，地上的茅草、荆棘太扎的慌。这位哥们极不情愿的接过了我强塞到他手里的“眼笼”挑子。有位年长的大哥实际是副队长刘广朝说：“让他试试，要不他也不死心哪。”
  听到这句话，我乐坏了，马上抓起一把芽子，蹦到稻田里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插秧。我试着学社员的模样站在稻田里，一撮大一撮小倒退着插了起来。才干了一会，累得我光剩直腰了。左右一瞅，哇，社员们插秧飘逸和娴熟的动作让我看直眼儿了。比我插手晚的社员都把我远远甩下，装在了稻秧苗当中。稻田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瞎忙活了，我手忙脚乱，插下了这撮漂上来那撮，满脸不知是汗水还是扑腾的泥水，一个劲往下流。有几个老社员在队长的带动下帮我，才勉强地完成了根本不及格的插秧劳动。到了地头，我不管不顾躺在了全是茅草的土埝上，腰跟折了一样，双胯摸一下就疼得钻心，伸出双手一看白汪汪没有一丝血色。队长走过来递给我一支自制的旱烟，坐在我的身边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柳云，记住，三年可以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好一个庄稼把式！”我没听懂队长的话（那时也听不懂），半眯着双眼坐起来，睁开一只瞅瞅他没说一句话，心里挺不服气的。
  拉耠子
  也就是六七月份吧，队长刘广成让我和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社员，还有两位年青的村姑去地里种地。从他们之间对话中得知，这位大胡子是她们的二叔叫刘振林。两位村姑名叫刘学玲和刘学香。我跟着他们到仓库，领完干活用的农具和种子，向大胡子二叔说：“你老扛的这是嘛玩意？”他扭头看看我，半开玩笑地说：“哎，小伙子，这是‘累倒驴’呀”说完了意味深长一笑，而背着麻袋的两位村姑乐出了声。二叔从嘴里拿下铜杆烟袋锅指点着她们：“好事也让：你们笑坏了！”我心想，是不是这个老头拿我找乐？也没再理他们，嘴里哼着他们不懂的小调继续走在路上。
  到了地头，二叔把“累倒驴”放下。捋了农具上的绳子，又叼上了他那个锃亮的烟袋锅，坐下来大口地吸着。两个村姑把麻袋里的种子倒进了圆形笸箩里。我没事干就掏出了香烟，顺手递给我这位不太喜欢的二叔。嘿，他不买账，连看也不看，摆手说：“没劲”，我又纳闷了，嘛叫没劲？难道说我没劲，等会干活时让：你看看我有劲没劲。
  二叔扶“累倒驴”，刘学香前面拉套。后面刘学玲点种子，钻进“累倒驴”的辕里看起来非我莫属了。（后来我知道二叔说的“累倒驴”是耠子）。从这边地头拉着个耠子到那边地头，一步一滴汗，一步一扎脚哇。火一样的太阳在头顶着烤着，套绳勒进皮肉冒出了血渍。经汗水一沤，那个疼。我一声不吭，东倒西歪按我的步法速度使劲拉。一条垅总算是种完了。我目测一下，这块地照这个样子往返拉几十趟，一上午也种不完。心里就打起了小鼓，嘛时能收工啊，这不把人累死吗！我才真正明白了二叔说的“累倒驴”真实含义。这是人干的活吗！我越想越憋屈，抬起腿径直奔河埝大水渠就跑了过去。“你想干啥”，二叔大声地吼了起来。我边跑边摘套在身上的绳套，回头一瞧，二叔拎着耠子，嘴里叼着烟袋，披着的上衣甩到了一边，刘学香拽着绳套跟我跑出了十几步，“渴死我了，上小河里喝口水。”我声不算大，算是对二叔的正面回答。跑到“驴尾巴河”扑通跳了进去。先捧着喝一肚子河水，又痛快地洗了一个澡，然后拖着湿漉漉的身体一屁股坐在地头的土堆上。二叔用手轻轻抚摸着我被勒的冒血痕的双肩，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拉耠子这种活，不能着急，要稳一些，更不能左右晃，越晃你越累，我也不好扶把，比你还累。”我斜了二叔一眼说：“要不咱俩换换，你拉我扶怎么样？”二叔一怔眯起了双眼，瞅瞅我点点头说：“好哇，那咱俩就换换。”
  二叔钻进了驾耠子的位置，而我自鸣得意的双手扶着耠子把儿，还不恭敬的大声喊了一句“驾！”“小伙子，你扶好喽。”二叔叮嘱了我一句就和刘学香都使足了力气，一哈腰，就听“哎呦”的一声，爷俩都趴在了地上。原来是我光顾抬耠把，忘了把耠头插下去。最属刘学香摔得惨，她连着翻了两个跟头，爬起来就急了，朝我嚷：“你干啥呀！”而二叔摔了个嘴啃地。老人指着我无奈的说：“唉，毛还没长齐就想飞！”后边的刘学玲倒是笑得前仰后合，把点种子的笸箩都扔到了地上大声笑着说：“二叔，您的鞋哪去了？”这件事我至今难忘，那一次我感知了自己的无知，更感知农民的淳厚善良。
  筑堤
  1967年夏，连续的暴雨使蓟运河水猛涨，加之上游泄洪更加重了蓟运河的承受能力。沿河两岸村村抗洪、庄庄防汛。刘庄大队也不例外，组成了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近200人的抗洪队伍全部投入到村西头的河埝之上。
  那时的救灾物资较为匮乏，我们基干民兵不分男女，全部跳到水里，冒着瓢泼大雨，站到距离河埝20至30米的水坑里，用双又脚踩“泥剂子”（就是一种从水坑里捞出踩成圆形的大泥坨），然后，把踩好的“泥剂子”连拖带抱的递到另一个人，码到河埝上。就这样，一层“泥剂子”一层芦苇，层层加码给河堤增高加厚。雨下的更猛，河水流速更急。人们拼命的干着，忽然，不知是谁大声喊了一句：“哎呀，杨红村不见了！”大家互相传讯，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刚才还看见她踩泥呢，我把怀中的泥坨往另一位社员身上一抛，一头扎进混浊的泥水里，双手在水中划拉她。说来也巧，一把抓住了杨红村的头发，把她从泥水中拎了起来。只见她双眼紧闭，好像没有了气息。我大声喊她，用手打她的脸，她没有任何反应，我以为她就这样死去了，我的泪水刷地流了下来。这时蹚过来几个知青，七手八脚的把她抬到了较为平坦的地方抢救。民兵连长刘万荣，三队队长刘广朝急速安排4个女青年送杨红村回房东家，连长指着身边的一个民兵命令：“你，去马号套车（饲养牲口的地方）。记住了！如果她行了你回来，不行你马上和她俩（指了一下刘学琴和刘庆兰），快送县医院。”
  经过一夜的玩命苦干，河堤保住了，基干民兵们都松了一口气。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振玉、民兵连长刘万荣宣布：“留下30个人，10人一组。沿全段河堤巡逻，有情况马上敲锣！其他人全部回去休息：”由于我救人的突出表现，理所当然地被留在了河堤上，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杨红村到了队长刘广成家以后，大嫂给她熬了姜糖水，用棉被捂出了一身汗，经村赤脚医生调理很快痊愈。
  出河工
  1968年冬季，我报名参加蓟运河清淤和挖防潮闸机槽的工程，全县近万名河工，分别住在荒芜人烟的盐碱地上，各公社用油毡、苇箔和稀泥巴搭建起窝铺。苗庄公社搭的筒子窝棚有30排之多，每排里面住30至40人不等。地上铺一层稻草，上面铺张苇席铺盖卷往上一丢就是我们河工休息、睡觉的地方。
  挖河的劳动，每天要超过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上河段干活都在凌晨5点，中午伙房的人把冻的梆硬的窝头、冻白菜、馏锅水送到了河段上。想吃口热的饭菜，连想都甭想，就是馏锅水，吃的慢也捞不着喝，只能去喝地表渗出的又苦又涩的水。下午1点，又开始干活，晚上8点收工。这样的劳动，无论是刮风、下雪，天天如此，还时不时的搞几回大练兵，“放卫星”（指加班加点）。累了一天的河工，刚迷糊着进入梦中，起床的哨子响了，带工的干部也可着嗓子高喊：“放卫星了，快起来放卫星。”河工走出窝棚，抬头看一下天空的星星，才知道这时是凌晨的1点多。
  知友情
  知青楷模赵亚琴。她毕业于塘沽二中，下乡分到一队，由于她工作出色，被评为知青模范代表，曾和知青积极分子邢燕子、侯隽一起，受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的接见，河北省专员公署董秉枢夸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知青代表。
  知青岁数较小的李云和于富兰。当年才只有15岁。初到村时，生活等各方面都不习惯，夜里睡觉时暗自流泪，赵亚琴就深情劝解、安慰。谁的被踹到一边了，她给重新盖好；谁的衣服破了及时补上，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妹一样照顾。
  对男知青她也体现出一个大姐的风范。那时我们这些男知青，胃口大的出奇，那点饭票根本吃不到月底，只能喝稀饭。每到这时，她都会主动的把她节省下来的饭票塞到我们手里，是我难忘的。
  知青才女张玉兰。她毕业于塘沽三中，下乡分到二队。她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是刘庄文艺宣传队台柱子，各种舞蹈的编排、导演都出自她之手。由她编导的文艺节目，在四邻八庄非常受社员的欢迎。
  她不仅演唱，而且教会我们，使文艺宣传队每个队员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给小村庄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注入了我们年青人的青春活力。1979年张玉兰回城后，开始在塘沽工作，1981年报考汉沽工商局被录取，工作至退休。
  会计成手张洪兰。她毕业于新港船厂技工学校。1965年“四清”运动时，她被贫下中农推选当了二队的会计。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她并没有向困难低头，短短3个月集训学习，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农村会计，账目非常的繁杂，要把种子、化肥、水、电、人工劳务及各种成本要算的一清二楚。还要按人七劳三做分配方案，核算每人每年应分的红利。工作量及难度都很大。为胜任工工作，她每天晚上宿舍灯都亮着，有时至天亮。实在累的不行了，她就靠在炕上被垛休息片刻，继续整理账目，在大队会计刘振瑞和二队仓库保管员的帮助下，经过二年的努力，她的工作别人无法替代。由于工作出色，1970年她被选调到苗庄公社供销社工作。
  知青组长李荣秀。她毕业于新港船厂技工学校，是三队的知青组长。她管理的10名知青（3男7女），有一件事可见她的智慧和真情。
  1964年的8月份，三队的王健拿走了一队女知青李炳珍的布票。事发后，王健却不见了。李荣秀得知后，叫上我和几个女知青，急忙跑到村里各处找王健。一个社员告诉她，有一个男青年跑到村头西河埝上去了。她带着我们六七个人又找到了河埝，只见王健已经一步一步走向河心。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因追的步伐快，摔了一个大马趴。几个女知青边扶她边喊：“这个死王健，偷了人家的布票，还要想不开！”李荣秀说：“你们别这样喊，他也知道害臊，要不然绝不会往河里去的。”她不顾摔得疼痛，爬起来对王健大声说：“你今天要是不上来，我们一块跟你往河里去。咱一起淹死算了，有嘛了不起的，不就几尺布票吗，李炳珍大姐说送给你了。你赶快上来，去谢谢李姐。”就这几句话，把这王健说愣了。他站在齐胸深的河水里说：“你别糊弄我，李姐真说是给我的？”这时几个女知青，也高喊：“是这样说的！你再不上来，李荣秀也下去了！”王健慢慢回转，李荣秀扑了上去，抱住他又打又捶，边哭边安慰他。（王健，1965年回城分配到塘沽酱菜厂工作，1989年去世，时年31岁）。李荣秀1969嫁到芦台镇国家园村后，当赤脚医生，1980年选调到宁河县粮食局工作。
  身残志坚的赵鸿儒。他毕业于塘沽明星路小学，下乡分二队。因患小儿麻痹症，腿部有残疾，双眼还高度近视。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在农村坚持10多年，获得全村人的好评。
  那时，村里“历史反革命分子”刘振硕，是专政的对象。有一次刘大爷去井边挑水，老人岁数大了，有些力不从心，不小心脚底一滑，摔到了。他看见了，马上跑过去，扶起老人，重新接了一担水，挑着送回了家。有人好心劝他：“鸿儒，听说他是军统特务哇！”“我不管那些，我只看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至于他是不是特务，我一概不知。”
  有一个60多岁的孤寡老人叫赵福兰，是个五保户，虽然生产队有照顾，但也有不便的时候。当时赵鸿儒已被分到大队部值班，负责分报纸，送书信，开广播喊通知，连同看水井。赵福兰老人经常去井上担水，每次都是他帮老人把水接满，然后挑着到老人家，并嘱咐：“大娘，您老别自己挑了，每3天我就会给您挑一回水。”他的一句承诺，坚守到他选调回城。
  1974年，赵鸿儒选调回塘沽，分配到北塘街道办事处，后调到塘沽大沽化工厂工作。记得离村那天，全庄的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一直送他到驴尾巴河。他流着泪挥手说：“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兄弟姐们都回去吧，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远处高台上站着的刘振硕也迎着寒风向赵鸿儒挥手，忍不住老泪纵横。
  开朗豁达的李云。她毕业于塘沽第一中心学校，下乡时只有15岁，被分到一队。1965年被社员推选为一队的会计兼仓库保管员。在她14年的会计生涯中，没有出现死账、呆账或收支不平衡的现象，受到大队干部和社员的好评。
  一天，我从外村知青点骑回一辆自行车，感觉贼格拉的累人，卸下后轮，发现后轴滚珠没有一丝黄油。在寻思时，上哪找黄油呢，我四下搜寻，忽然发现了女知青宿舍窗台上有个小瓷瓶，屋里没人，我顺手掀开，一看一瓶油制雪花膏，那是当时的奢侈品，平时舍不得擦的。我一不做二不休，一股脑全把它抹在后轴碗里，还真见效，立马车轮飞转。我暗自欢喜，又有点做贼心虚，偏偏中午快吃饭时，马树财端着碗，抽着鼻子：“哎，是谁擦了粉了，这么香？”他这一说不要紧，李云第一个反应过来了，放下碗跑回她的屋子，回来就闹开了。“是哪个缺德的！把我雪花膏全都用了！你们大伙看看我这个瓶子！”我旁边的自行车正香气袭人呢。李云明白了，生气的一把抓住我：“你这个死鬼，自行车能擦雪花膏吗？有你这样祸害人的吗？”我一看坏事了，就说：“李云，我赔你不行吗？”“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你要当众给我赔礼道歉！”我挺了挺胸，道歉的话硬是没有说，饭也没吃就灰溜溜留地跑了。
  过了几天，她从食堂出来碰到我：“倒霉鬼，给你几个西红柿吃！”我头也没敢抬，接过东西。“李云，我赔你两毛钱行吗？”“真格的，我能让你赔吗？都过去了，别往心里去。”短短一句宽容的话感动的我差点掉泪。
  我结婚时，李云已和男知青辛振忠确立了恋爱关系，只等男友复员才能结婚。我的爱人生第一个孩子时，李云忙前忙后，和村的“老娘”（接生婆）配合，一会儿抱柴禾烧水，一会儿又跑到炕边为我的妻子加油。生下孩子后，她又端来了红糖水，喂妻子，这一幕现在回忆起来是那样的沁人心扉。
  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屠桂珍，毕业于北塘第一小学，是下乡到苗庄公社南朱庄的知青。1965年，我们曾经一起搞过“四清”运动，她在本公社的东窝村，我在倒流村。集中学习、开会时经常打头碰脸的，而真正彼此加深印象，建立感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四清”工作队借调干部全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我们俩也就回到了各自插队的村。当年知青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全公社300多知青，有11名核心人物，屠桂珍和我都是其中的一员，每天朝夕相处，互相加深了了解。经过一年的时间，1967年初，我们正式公开了恋爱关系，但我万没想到的是，命运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直搞运动的我，竟然被运动进去了。在公社万人大会上，数次和当时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分子同台挨斗。而她义无反顾地对我不离不弃。在我最灰暗时，她顶着巨大的压力，频频的给我送烫人心肺的书信，增加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当时公社纠察“小分队”有一名队员是杨庄子的复员军人，姓杨，他跟我说：“你小子算是找了一个了不起的人。”信件、食品等传递都是杨同志，我很感谢他，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鼓励我活下去的同时为我鸣不平。一天，她去找当时任公社社长的于京广（此人地震时遇难），进门就以质问的口气：“老于，你们这么折磨他，是否有些过分？听大会念他的这些问题，似乎该枪毙了！他究竟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于京广社长只是小声的说：“哎，我们不过只是教育教育他而已！”“有你们这么教育人的吗？他是一个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儿，你们不但万人大会批斗他，还把他吊到房梁上用木棍打他！这就是你们的教育方式吗？柳云才只有18岁呀！如果他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怎么跟塘沽区交代？怎么跟公社这300名知青交代？”说完，咣当摔门而走。
  和屠桂珍一起搞过“四清”的女干部崔淑琴，县公安局的郭绍增都曾经来说服她和我断绝恋爱关系。遭到她的拒绝：“别说他挨斗，就是你们真的按你们捏造的罪名逮捕他，只要他不死，我这辈子就跟定他了。”
  1968年屠桂珍和我结婚了。家安在了三队男知青的宿舍，一间屋子半间炕，生产队给我们的一口掉了缸沿的水缸。赵鸿儒、马树财、吴顺义从马号弄来的破苇席，炕上两条嫁妆来的半新不旧的棉被，二条线毯子。记得当时她望着房顶，来回走动着，眼中噙着泪花，我问她她说灰尘眯眼了，说完眼泪流下来了。我找些旧报纸，从小钢磨（机米加工房）收点土面打浆糊，把屋子糊了一遍。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1969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家家断顿，户户没粮。青黄不接的季节，她拖着不方便的身子，非要去讨饭，我大声地呵斥她：“嘛？去要饭？！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这样的身子能行吗？再说你不是给咱知青丢脸吗！”她哭了，哭得相当委屈：“你不让我去，看咱还有吃的吗？”她指了一下地上放着的布口袋。我过去打开一看，只剩下半袋米糠。我无语站在当屋地上，半晌才说：“你等着我！”
  第二天早晨，我浑身是汗进了屋，把她吓了一跳，跑过来抱住我嚎啕大哭。边哭边用双手捶打着我，“你干嘛去了？我一夜都没合眼啊！”我替她擦去了泪花，“回塘沽了，借了自行车去的。到姐姐家和姥姥家（屠桂珍娘家）拿回了几斤粮票和9块钱，别哭了，一会儿我去公社粮站买点棒子面。”
  屠桂珍和我在刘庄共同生活了16年，我们养育了3个儿子，全都健康地长大成人。她在1979年11月回城在塘沽粮食局工作，2010年12月去世，享年66岁。
  现在，我们这群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都已近古稀之年，都已是儿孙满堂。我们永远忘不了在农村广阔天地的那段岁月，使我们得到锻炼成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