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袁绍成，男，1932年10月出生，高小文化，天津市宁河区廉庄镇大于村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村从事扫盲工作。参加过潮白河、密云水库、西关引河、卫星河等施工。曾任村民房建筑队长、村红白理事会会长等职务。撰写过村及民俗民风等文章。
  我叫袁绍成，是宁河区廉庄镇大于村人，虽然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但身体还行，一些往事仍记忆犹新，所以就亲自动笔写下了这篇文章，算不上话沧桑，只是借用区档案局这个活动平台唠唠当年那些事。
  搞互助
  1953年初，我村开始搞互助组，上边要求坚持自愿，不搞强迫，几户为一组。因为是自愿，有入的，有的户不愿意入，所以村里的互助组只有两个，一个是张春生、张继生他们哥俩操持的，有个七八家。另一个就记不清了。
  1954年政府提倡搞初级社，我村的毛云章开始带头操持起初级社（称为小社），毛云章为社长。社员家的牲口、农具、车辆都自愿投入小社，共同使用。社员们欢欢喜喜的一起干活，挺叫人羡慕的。不料这年夏季刚进伏，就下起大暴雨，一连下了好几天，地里一片白了，哪都是水，没有沟壕排不出去，老俗语说，头伏涝白扯臊呀，庄稼全涝死了，连喂牲口的草都没了，只能到芦台农场那边偷着去割一些，才勉强够喂牲口的。为啥说要偷偷去割草？因为那块儿不是我们村的地界，人家不让割。这场大暴雨不但涝了庄稼也浇散了初级社人们的心，大伙知道今年的收成没有了，就没有人愿意去集体干活了，这样一来，当时毛云章的初级社只剩下毛云章、张春生、张继生、张有起、赵连普、张凤武等8户没有退社，他们坚持下来了。这年冬季，上级派来工作组，表扬了毛云章初级社，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组织人们成立初级社。为了让老百姓入社，工作组每天给老百姓开无数次个会，上午开完了，吃完中午饭接着开，晚饭吃完了继续开，有时开到晚上11点多，把人困的迷迷糊糊的，会议的内容都是入社的事。工作组还分头去农户做工作，号召党团员带头入社，最后命令式地要求全村的党团员都必须入社。到年底，我村成立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初级社，以村中间划分，村东的叫东社，村西的叫西社。东社由毛云章任社长，西社由张永良和刘玉田操持。
  1956年全村开始操持入高级社，说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然后好向共产主义迈进。老百姓翻身得解放，有美好前景鼓舞，各家各户的牲口、车辆、农具都归了高级社。高级社当时给农户入社的东西作价，然后把钱给农户。入社没有车马农具的，需要投资，自己去借钱入社。要求是，青壮年男劳力每人100元，青年妇女每人50元。我家人口多，光劳力就14口，加上老老小小的有30多口，入社的钱不够，我家是养牛户，牛不少，可高级社不要牛，说那玩意草料不少吃，干活慢腾腾的叫人着急，要入社就得交钱。没办法，只能自己去集市上去卖了，我就拿着村开的条到乡开证明信，证明不是牲口贩子，要不市场管理人员会把牛扣留。我赶着牛去鸦鸿桥、丰润、玉田等集市上去卖，没想到卖的价钱还不错，大牛每头100元左右，牛犊也能卖上七八十元，很快凑够了入社的钱，交到社里就算社员了，全家都感到挺高兴的。
  高级社成立后，社员们只管干活，哪块地该种了，买什么种子，种什么庄稼都由社里定，不用个人累心了。社员们春季集体播种，夏季集体锄耪，秋天集体收割，个个干劲十足。入社头一年，各块地的庄稼气儿吹似的长，绿油油的倍儿喜人，就在人们寻思着今年肯定是个好年头时，没想成烧香佛爷调了屁股，眼瞅着庄稼要收了时，大雨不断，三天两头下，下着下着就发大水了，一切都泡汤了。水退去，社里组织社员捞庄稼，水深的地方高粱只露着穗，像玉米啊、谷子豆子的都泡臭了。入社头一年就遭了水灾，社员们心里凉了半截，上级领导知道这种情况，和社里商量，组织集体生产自救。冬闲变冬忙，社员们都在家里打草绳、打草袋，自力更生解决了生活问题，这时候社员们都明白过来了，还是合作社好哇，要不这样的灾年，谁家都够戗！都念叨合作社好，就铆着劲干活，结果第二年风调雨顺，我村迎来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丰收年。
  1958年全国的形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大跃进总路线指引下，要搞人民公社化。那才是一声令下全民响应呢。村干部传达了上级指示，村民们就敲锣打鼓开大会，庆祝成立人民公社，乡里乡亲的一下子都成为了公社社员，人人眉开眼笑。我们村归高景卫星公社管（那时全县有五一、红旗、红星等共5个公社），村里建大队，下设4个生产小队，由生产小队具体组织社员生产劳动。
  大归伙
  全村大归伙，其实就是全村人一块吃食堂。那年秋季，上边来人开会说，为了体现人民公社优越性，要办大食堂，全村老幼全在一起吃。有人怀疑，说一个家族有红白喜事归伙还乱糟糟的呢，全村大归伙一起吃饭还不乱成粥！有人觉得新鲜，说吃饭管饱、不花钱，这是天大的好事呀，总之说法不一样。开会说，搞集体食堂化，为了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投入生产第一线，离开锅台参加农业生产，要大跃进，超过苏联老大哥，提前跨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要求各村的食堂，要有稀有干，有粗有细，粗细搭配，保证吃饱吃好。冬季做好保暖保温，特别要照顾好老人儿童吃饭问题。
  当村干部通知我开始操办大食堂时，才知道这大归伙是真事儿。我村是个大村，700多口人，要在一起吃饭需要好大地方。开始操办时，新建厨房，用砖垒大灶，一口大锅盛14挑水，还垒了不少十印锅和八印锅的灶。
  餐厅定在村中的一个小礼堂，人多盛不下，就把大队部所有房子都腾出来做餐厅，还不够用，挨着厨房又盖3大间做餐厅勉强够用，后勤人员要在村民都吃完了再吃。从各家各户搬来桌椅、板凳，食堂的前期准备没费啥事，几天的功夫就操持起来了，有管理人员、有厨师、有服务员。
  一家子吃饭，喊一嗓子就成了，全村开饭怎么通知，那时候没有高音喇叭，有人就想出了早晚敲锣和中午升旗的主意。早晚开饭，由大队安排专人拎着个锣，大街小巷一边敲着一边喊，开饭啦，开饭啦！中午吃饭升旗，主要是为了招呼在田里干活的人们，男女劳动力看见升旗收工，从地里回来，把干活的家把式儿送回家就去食堂吃饭，有着急的会直接奔食堂。开饭时，搀扶老人，抱着小孩，各屋都可以坐。有的一家围在一个桌子，有的几家围一桌。饭菜没有上以前，要乱一大阵，等服务员端上菜送来饭，把嘴堵上了，才安静一会儿。吃饭那情景更令人难忘，打饭、打菜时碗碰勺、勺碰碗声，孩子哭老婆叫，吵得人耳聋眼花，比大操大办红白喜事还热闹，一日三餐全如此。吃完饭，食堂管理人员会大声吼着，饭菜可以随便吃，谁也不带走啊！
  不让带走就苦了孩子们了。开饭时，许多大人不管孩子，自己吃个五足六饱肚瓜圆，可是孩子贪玩，吃饭时不吃，饭后再想吃，服务员把桌子都收拾好了，什么都没有了，食堂又是到点关门，孩子就会饿得哭。
  还有，浪费挺严重的。桌上地下，糟蹋的饭菜现象比个人家过日子大多了，真可惜了。上岁数的人还知道俭省，青年人不在乎啊，反正生产队的库房里大囤满小囤流的，吃呗！
  1959年村里又盖了一个200多平米的大礼堂当餐厅，这下子豁豁亮亮，吃饭时的场景可气派了。人们积极性也高，盖房子所用的木料，檩子都是从各户扛来的，吃饭的桌椅板凳也是从各家敛来的。
  吃食堂大归伙，美了一年多，到1960年冬天就不行了，大食堂开不起来了，但没有人敢说散，干部们就把大队的大食堂分为4个小队的小队食堂了。
  度饥荒
  到了1960年冬，大食堂就不那么红火了，人的口粮逐步减少，生产队也没存粮了，秋后口粮只能吃指标了，加上天气寒冷，都不愿意去食堂吃，各家有老有小，屋子不烧火也不行，但谁也不敢说把食堂散了，因为那个时候运动多，说不准哪句话就惹祸。记得就是刚吃大食堂那年，公社要把我抽出去搞什么运动，我那当了一辈子中医的老爹硬拦着不让去，说你老实在家干活吧，运动啥呀，就你那没把拦的嘴，早晚把自己运动进去。大队把大食堂改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食堂，小队的食堂就搞半食堂化，允许社员将干粮或米饭领回家吃。不够吃，自己宅前院后的种点萝卜白菜也能解决好大问题，庄稼人都知道萝卜白菜半年粮，熬点萝卜白菜可以填饱肚子，维持生命，保证来年再生产。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就赶上低指标、瓜菜代了。
  那时寸，上级强调低指标，人均口粮一天才8两，不够吃，上级号召瓜菜代。有些孩子多的人家就到地里挖野菜，回来用点面揣菜团子。特别是一些户，天津、汉沽有亲戚，更是都来乡下挖菜根，扫地里的野豆子、草籽。
  指标不够吃的，上级开会实行代食品增量法。就是用其他代食掺和在一起增加数量，如“蒸虚糕”，就是把1斤大米面用锅蒸了，再用开水六七斤放在盆里，将蒸热的面子放进盆里，掺进用大磨磨碎的高粱皮子，用木棍搅拌，越搅越稠搅不动了时晾凉做成窝头，再用锅蒸熟了是透明的。其实也不难吃，比糠啊野菜的要好咽得多。实话实说，这个做法也只有我们大于、杨拨、任千户等产稻米的村有这个实力，粮食多，又都是细粮，即使瓜菜代也没有饿死人的。
  1961年，困难到顶点了，口粮只有几两，最后把口粮分配下去，落实到户，几两口粮是主粮，大家省着吃，吃些野菜充饥，以野菜团子为主，挖的野菜有苣菜、皮菜缨子、扫帚菜、老瓜筋、蒲公英、地丁、牛舌棵、燕粉苗、落里菜、榆钱、槐树花等。
  为了熬过这一关，生产队开会，不能守着地饿死人啊，就在地上打主意，按人头分点自留地或允许社员在零散地边、地沿、沟壕、埝梗的种点庄稼食物的。
  队里还安排，出工的劳力不分男女，出工一天由生产的给补助几两粮食。那么这些粮食从哪里来的呢，说来现在的人有的不相信，是政府给生产队牲口的料粮（就是牲口干完累活，也要给牲口补充营养的粮食）。那时有政策，给牲口的料粮按规定入库存起来，以备农忙时节给牲口吃，是用来支持生产的。那时，我们村的大牲口特别多，每个生产小队就几十头。为了人生存，粮食不给牲口吃，都补给了社员了，牲口干活补给一些稻糠高粱糠。那时的生产队长、村干部为了不影响生产，想尽了一切办法，绞尽脑汁巧妙地渡过难关。
  宁河周围几个县的老百姓粮食少，有的要饭到我村，那一年多，我村不但没有饿死人，还从丰润、玉田县娶来了20多个媳妇，成全了村里20多个光棍。到现在人们还开玩笑说，谁谁二斗粮食就换了个媳妇，这是真的。至于说谁谁用小猪秧子换了个媳妇，这种说法是开玩笑，其实都是生活所迫，家长不是卖女儿，就是为自己的闺女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
  在3年困难时期，人们没有埋怨，都知道国家的领导人和老百姓一样，都在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度着饥荒。人们都有坚定的信念，熬过艰苦日子，生活一定会好转！
  救灾民
  1963年8月份，我们天津西部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排泄不出去，威胁到了天津这个大城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上级决定在静海县分洪，因此遭了水灾。
  那天，村干部去公社开会，回来就召开社员大会宣布，静海受灾了，为了保护全天津市的利益，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处有难八方支援，县里有安排，要全县人民，人人献出一碗米、一颗菜、一抱柴，支援灾区，接受静海灾民。那时，全村的老百姓都响应号召，腾房子倒屋子的都很积极。我们第二生产队的队长丁福林家，刚盖了新房，就在社员大会上表态，我是共产党员，又是生产队长，就把自己的新房让给灾民住，党员干部一带头，大伙的积极性更高涨了，上级分配的十几户灾民住房问题很快就有了着落，大队干部还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地审核，最后确定了接待灾民的人家。在讨论上级号召每人“一碗米、一颗菜、一抱柴”时，大伙都慷慨表态说，别说一碗米，十碗米也没问题！有人还提议，今年咱们地区粮食大丰收，哪个生产队都大囤满小囤流的，别一碗两碗的，显着咱宁河人也忒小气了，干脆咱社员和生产队兜着灾民吃喝烧得啦！结果还真这样了，生产的粮食灾民管够吃，菜园子的白菜和生产的烧柴有的是，哪家也不在乎生产队扣去了多少。
  一切准备就绪，上级一声令下，全村4个生产队，10多辆大马车，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去了芦台火车站，把静海的灾民接过来了，公社的干部早就在那里等着呢，像杨拨、于怀、任千户等村都去了，很是热闹，虽然不相识，却是格外亲。村里很多人都来帮忙安置，院子扫的干干净净，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抱柴生火、张罗做饭的、嘘寒问暖的，就像来了远方的亲戚，有一户女人都感动的落泪了。
  后来，又来了牲畜，也要求村里代养，以备来年春耕使用。照样没问题，按数量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拴进饲养棚，也就是庄稼人说的马号里养起来，好草好料精心喂养，队长还嘱咐饲养员，哪怕是自己的牲口喂不上膘，也要把灾民们的牲口养肥，养出一身膘来，来年人家恢复春耕生产干活好有力气。
  接收灾民的事，时间不长，春节前就回去了，据我所知，最晚的春耕前也回静海了，可几十年过去，一些老人们还会常常提起，那时候的人真的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都和国家同甘共苦。我曾经问过在张继生隔壁住的那户人家，有个40多岁的中年人，说到他们的灾情时，眼圈都有点红了，说满地的庄稼，有的已经熟了，一说分洪就全都没啦！心疼归心疼，都一心听党的话，不讲一点条件！我跟大伙说这件事时，大伙都受感动，人家顾大局，咱们不能光顾小家呀！不光我们村，像东棘坨、赵本、宁河等公社的许多村都有静海灾民，都没有在咱宁河县受一点委屈。
  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正巧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孙子袁金宁回家看到了这篇文章，一脸的惊奇和疑惑，悄悄问他爸，我爷爷写的是真的吗？我很感慨，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代沟吧。我告诉孙子说，不但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宁河这块土上。我还对儿子儿媳说，知道点老辈子的事不是啥坏事，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老祖宗有些事还是要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