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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德在任职刑部左侍郎期间，正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朝考会试和武举会试，他担任殿试读卷和武殿读卷。在侍郎中他是委以此职的第一人。按清初定制，在文武会试、殿试充任主考官、读卷官者，必须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詹事府的詹事，具有渊源的学识。他在担任读卷官之前，经手审理了两起乡试舞弊大案，险些丢官，从此深知考场险恶。
  顺天乡试舞弊案发生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当年顺天乡试共有考生5700人，举人名额仅206名，录取率达不到4％。因竞争激烈，考试收受贿赂舞弊之风十分严重。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参奏：“北闱（顺天乡试）榜放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3000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乞皇上集群臣公同会讯。”
  顺治皇帝览奏震怒，立下谕旨：“贪赃枉法实乃科场中的最大犯罪，场闱分明是考取国家人才的重要场所，怎能容忍乱臣贼子为所欲为扰我江山。”①立命捉拿奏疏内有关各犯。经审理，李振邺等7人立斩。朝廷定案谕旨称：“贪赃枉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李振邺、张我朴、蔡无曦、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②
  根据皇帝谕旨，顺天乡试同考官、大理寺佐评事李振邺等7人立斩于菜市口。各人犯家属缉拿到案共有108人，流放到关外的尚阳堡，正是十二月初四，冰天雪地，杳无人迹，株连如此多的家属，在清代科考历史上实为少见。此外，还有40多名没有定罪的官员和士子，等待处罚。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十五，顺治皇帝对顺天乡试考取的举人进行复试，在太和门由他亲自主持。结果190名举人，淘汰了8名。原来定案的40多名人犯，在刑部关押了半年之久，都以为必死无疑。杜立德等主审官员提出五种处理意见：一、有8人立斩，籍没家产，家属流放；二、有11人立斩，籍没家产；三、有5人处以绞刑；四、有1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五、其余15人另行定罪。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二十二日，圣旨令刑部提取各犯在太和殿皇帝御前亲审。40名刽子手及大刀都备好，准备审后行刑。不成想顺治皇帝法外开恩，传令一律从轻发落，先在长安街上仗打40大板，然后再候旨发落。
  一向以仁爱之心治狱的杜立德心想，这40人若经40大板杖责下来，凭这些书生的体质，即便打不死，也都奄奄一息了，恐有的就死了。这次行刑时，刑部左侍郎杜立德把兵役们叫到一边说，皇上特地施恩宽宥了这些官员士子，你们若是真的打死一两个，就辜负了皇上的旨意了，所以动刑时只要象征性地辱打一下就可以了。有了刑部官员的话，兵役们照办就是了，没有哪个是往死里打的。当天晚上，在长安街上挨完打的犯人们，又全部押往刑部狱中。最后40名候旨发落的犯人，全部免死，减为流放。这起科考案株连200余人，是清朝立国以来最大的科场舞弊案。
  江南乡试舞弊案，也发生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开考的前夕，顺治皇帝提前以杀头之罪警告南下主考、副主考方犹、钱开宗。在大殿之上，皇帝告诫说：“江南素称才薮，今遣尔等典试，当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独不见顾仁之事乎？必照彼治罪，决不轻恕。尔等秉公与否，朕自闻知，岂能掩人耳目？尔其慎之。”①皇帝所言“顾仁”，是顺天巡按史，因“悖旨贪赃”纳贿徇私，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一月初五日被处死。
  江南乡试舞弊案起于街谈巷议和落榜士子闹事，最后由工科给事中阴应节搜集揭发上奏：“江南主考方犹等弊案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干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②
  顺治皇帝针对参奏颁布谕旨：“据奏，南闱（江南乡试）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官，俱着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兵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案，着郎廷佐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干着明白回奏。”①
  此案经刑部审理，对涉案的20名考官分别提出处理意见，皇帝认为处罚太轻，最后颁旨，主持江南乡试的正副主考官方犹、钱开宗，立即押赴菜市口斩首，其余18人，除已死一人外，全部在长安街处以绞刑。同时，对刑部办案官员，拟罪过轻的行为，要进行处分，让吏部提出意见再议。
  最后，吏部经过详细议定提出：“尚书图海（满员）、白允谦，侍郎吴喇禅（满员）、杜立德，郎中安珠护、胡悉宁，员外郎马海，主事周明新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仍罚俸。”吏部的处罚意见，本是揣摩皇帝对江南乡试舞弊案的激愤，恐从轻受责，故对刑部之审官员提出一律革职、罚俸的过重处罚意见。不料顺治皇帝的态度大变，居然将全部官员留任。顺治皇帝在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下谕旨：“图海等本当依议，姑从宽，免革职，着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②这样，使杜立德在经历这起大案过程中保住官职，虚惊一场。图海于第二年五月十四日革职，白允谦降三级。
  江南乡试舞弊案，参照顺天乡试舞弊案的处理办法，也对新榜举人在京进行复试。日期为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十三日，考场在太和殿。在考生的号房内，命护军两员持刀站在每位举人两旁，似看押囚犯，与试者心情态度紧张，心神不安，有的竟浑身发抖，手无法提笔写字。有一名考生叫吴兆骞，本是一个才子，人们都夸赞他的文章“惊才绝艳”。可此次竟“战栗不能握笔”，以致交了白卷。按科考制度，交白卷也就是取消考试资格。可这次吴兆骞竟被关进刑部大牢，最后责40大板流放宁古塔，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起流放，这个举子一张白卷，在东北携全家竟过了20年的流放生活。顺治皇帝在处理此案中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不管怎样，顺治皇帝的偏激和武断在这起科场案的处理上占有很大的成分。”①
  从《清代职官年表》查考，杜立德自任侍郎时，就担任皇帝主持的朝考任殿试读卷和武殿试读卷，此衔只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知识渊博者才能担当。顺治十五年（1658年），以大开杀戮严酷的刑法处理了顺天乡试和江南乡试舞弊案之后，又迎来了春秋的会考和武会考。考官人选都是由顺治皇帝召见并钦定的。官员级别都是大学士及部院尚书。杜立德侍郎职衔是最低的。如担任此次会试的主考官是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傅以渐。殿试读卷有：内翰林国史院满员大学士额色黑、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吏部尚书孙廷铨、工部尚书卫周祚。殿试读卷有：内翰林弘文院满员大学士巴哈纳（觉罗）、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成克巩。武殿试读卷的大臣，官阶都比杜立德显赫。因武会试在秋季，此时内三院已改革，设置各殿内阁，任命武殿读卷的大臣官职都是改革后的称谓。武殿读卷有：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满员巴哈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满员额色黑和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汉员）成克巩、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胡世安、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李霨、礼部尚书王崇简、刑部尚书白允谦。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会考，主考官员都是正一品从一品的部院大臣，杜立德二品侍郎算是得到顺治皇帝的格外垂爱钦点。
  杜立德在朝臣中，属于精通儒家经典的佼佼者，他在清中央历经两帝，从中书掌印升至大学士，在中央六部、三法司都任过要职，熟知朝中机务，善于熟练地处理朝廷奏章，经验丰富，学识渊博。这次皇帝钦定他参加会试的读卷官员，使他知荣而心怀恭谨。正如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行秉忠诚，从政之初，就尽职尽责，未曾有失，官阶晋升后，更加秉公办事，勤而不怠。朕嘉奖你的功绩，故特提拔你参与朝中机务。”据有关史料记载，杜立德在主考取士方面，以公正之心待人，以忠诚之心为国，对应考的士子，没有远近亲疏的界限，虽是平民百姓，生平无一面之交的，如果有一技之长，都要负责荐引。“公曾为浙江乡试主考，又为礼部会试主考，都可称选人得当”。其在顺治、康熙两朝任考官期间，科场没有发生弊案。
  顺治十七年（1660年），杜立德担任刑部尚书时曾任武殿读卷，到康熙三年（1664年）春季会试朝考时，他任户部尚书，担任了会试正考官。康熙六年（1667年）任吏部尚书时担任武试会考正考官。在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任上，他担任了康熙十二年癸丑科（1673年）会试的正考官。在康熙朝经他主持的会试和殿试，为朝廷荐引了一批有才之士。封建的科举制度虽然弊端累累，但存在发展一千多年来，也有积极可取的方面，这种取士制度，对康熙王朝盛世的开创，起到一定的作用。
  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举行的会试朝考，经殿试取严我斯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并给予委任。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武殿会试，赐武举人秦藩信等一百人武进士及第和武进士出身，并予以委任。康熙十二年（1673年）经殿试，赐韩菼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并予以委任。所取士子，都在中央或地方任职，有政绩佼佼者，如严我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为礼部左侍郎；韩菼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吏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会试考取的朱锦，殿试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忠厚，在地方有善举，出资修葺文庙以报答皇恩。当年殿试选取的状元徐元文和康熙九年（1670年）探花徐干学、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年）探花（一甲三名）徐秉义，是“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来所未有”，成为佳话流传后世。①
  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帝诏举“博学鸿词”之士。十一月初一日，各部院大臣奉旨荐举有才学之人。被举者到京后，举行考试验其才学。这是礼部的职掌，由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杜立德主持。康熙皇帝体察下情，考虑被荐题举之人恐有贫寒者，命户部酌量给予衣食，以体现“皇上求贤重文之意。户部遵旨给俸廪并柴炭银两，为清初开创求才的先河。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被举荐之人全部集齐太和门，康熙皇帝坐在太和殿，由主持朝会礼仪的鸿胪卿唱三跪九叩礼毕，命大学士捧题、读卷，考子“俱坐地作文”。这是别开生面的会试。事后，由大学士传旨，皇帝赐宴。宴会也别具风格。让所有考子都到体仁阁，设高桌50张，每张设四高椅子，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赐茶两通，时果四色，后用馒头卷子、红菱饼、粉汤。赐茶后再复考试。令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汉各一员陪宴，其余官员不准陪宴。这次称为“博才鸿儒”的考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参加，“嗣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
  杜立德为人公正，取才不论亲疏，一视同仁，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在家课读，进取时同寻常百姓子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关照。大学士王熙称赞曰：“家居，惟课子弟读书，然不为科名计，与寒素争进取，皆人情所难者。”①
  在主考生涯中，他发现的韩菼这个人才被载入清代史册。杜立德在康熙十二年任会试主考官之前，康熙皇帝刚刚处理完大学士魏裔介任上届会试主考舞弊案。此案因涉及位崇权高的大学士，震惊朝野。魏裔介（1616～1686年），字石生，号贞庵，一号昆林，清顺治三年进士，直隶柏乡人。历任给事中，吏部尚书、大学士。康熙九年（1670年）魏任会试正考官。同年五月，御史李之芳首先举报他在会试中，派家人向被取为中上卷的二十四人报信，“走漏消息而窃福。”其次，与鳌拜亲信班布尔善“朋比相倚”、“擅权害政”，使其在朝亲属均得升转。据《清史编年·康熙朝》记载：“1670年7月10日，御史李之芳疏参大学士魏裔介，谓皇帝亲试庶常（庶吉士），魏走漏消息；其兄魏裔鲁任山东运使，魏裔介擅改敕书，令知府属其统辖；其子得荫监生，其弟知县改补均有欺蒙；纂修世祖实录时任用私人。”后经吏部、都察院会勘，“应削级罚俸”。康熙皇帝因爱才，批示“宽免”，但因其与鳌拜集团有染，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被解职回乡，在故乡生活了15年，于1686年病故。
  杜立德担任会试主考，恭谨认真，他认真仔细检查试卷，唯恐在众考官中有优亲惠友、埋没人才的纰漏。结果，他在搜查被遗黜的废卷中，发现了韩菼的试卷，反复阅读，非常赞赏。他感情激动，信手执笔，在主考签批处写上“千里来龙”四个大字，定为首选第一人。这段史实载入《大清畿辅先哲传》：“癸丑（康熙十二年），再典会试，时韩菼卷已遭黜落，立德搜遗卷获之，大激赏，执笔就批抹处改“千里来龙”四字，遂定首卷，人至今称之。”
  韩菼是江南长洲人，这次会试、殿试获第一名，当即榜下授职翰林院修纂，并充任经筵日讲官和起居注官。康熙帝知其文采出众，命纂《太极图说》，并曾召修明史。其文章显赫一时，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还下谕旨，奖韩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纂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树其为文坛表率。“雍正初，书成移疾归，年九十而终。”①

注：①②参见李国荣《清朝十大科场案》，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①②参见李国荣《清朝十大科场案》，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①②参见李国荣《清朝十大科场案》，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①参见李国荣《清朝十大科场案》，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①参见清余金《熙朝新语》，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注：①参见王熙《杜文端公墓志铭》，《宁河县志》，乾隆版。 注：①参见《清史稿·韩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