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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在户部设置仓场衙门，专门管理京仓、通仓积储漕粮及北运河漕粮运输任务。设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员，官级二品。机构设置有：东科、西科、漕科、详科、本科、堂房、印科等。下辖有：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京通十三仓等。在廉兆纶接仓场侍郎之职的前任是李菡。李是宝坻县林亭口人，和廉算是邻县同乡，在宝坻县李菡号称“李半朝”。咸丰八年（1858年），捻军起义在直隶各地蓬勃而起，粮仓被哄抢，漕粮运输被截，运道受阻的现象屡有发生。当年八月李菡被解职待候。皇上命廉兆纶于当年八月八日（西历9月14日）接替李菡原任仓场侍郎之职。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廉兆纶病痊，销假奉命南书房行走，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在没有任仓场侍郎时，补授户部右侍郎，仍兼管钱法事务。这是国家钱币铸造发行管理的重要职责，非皇帝信任之人莫当此任。钱法堂设于清初，主要掌管宝泉局铸钱之事。分工是工部制造钱币，户部设有“三库”，即银库、缎匹库、颜料库。廉兆纶上任从御史邹焌杰的上奏中发现问题，其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复议：“窃见御史邹焌杰奏请设局收买废钱改铸一折，经本部主稿议驳，业已咨行工部不日会奏矣。细阅本部驳议，用意已极周匝。第其中有一二与臣愚意未安之处。如该御史奏称，现时铜斤短绌，凡当百、当五十、当五铜钱及铁当十。铅制钱存在商民者甚多，闻市上往往有人收买，未必非买去私销。经本部议驳，以为有从前所铸，近来不用诸钱，捐铜局所收之数，已足抵所放之数。此外，凡存在民间者，类皆私铸，无取收回等语，查私销罪名匪轻，总以官铸私铸为断，如私销者果官铸耶，则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立决不为过。如所销者果私铸耶，即与镕化废铜、废铁无异，执法者不得而罪之也。今本部谓外存者尽为私铸，无取收回，而邢部又谓私销者皆系官铸，立置重典。方今民间废钱山积，如本部之说，则以收买非宜，小民将拥厚资以死。如刑部之说，则又以销毁为罪，小民将坐重法以死。两部各执一词，而商民无所措手。人命至重，岂可不为之深长思乎？又本部议驳设局定价收买一节，以为定价重则私铸日多，经费诚恐不继。定价轻则商民趋利，仍恐贩之于私。查该御史所奏本，有传闻京票钱四百文买大钱一千文之说，是民间已有定价，纵官价轻重之间，较民价再为稍减。臣知百姓亦将奉法而输之官，不肯迷法而贩之私矣，此自然之情无可疑者也。部议又恐设局日久，收买无多，不独鼓铸，无裨亦于礼制未协。臣愚以为，百姓所以私卖、私销者，以官局未开收买之路也。今私销既禁以重刑，而废钱又予以出路，百姓虽愚亦谁肯自入重罪乎？查该御史原奏本，有限以时日之说，正使限满而仍获私销，则可以杀之而不怨矣。至收买经费一节，现在库款未裕，诚觉其难。臣愚以为滇铜已断来源，晋铁亦须成本，今酌价收买，较之滇晋起运定有便宜。如库款不敷，可否以收回改铸之钱，作为收买废钱之用，如此源源周转，必有赢余。虽国家不藉此而生财，而小民实因兹而受福。”
总之，他所管的钱法堂和宝泉局是国家金融命脉。当时由于各地太平军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云贵地区的铜矿开采和运输遇到困难。在民间流通商民不愿用铁铸钱。1858年在廉兆纶兼管钱法堂事务之前，“福州民以铁钱不便，群至督署，许以搭用铜钱，平抑粮价，仍散。”（据《中外历史年表》主编翦伯赞）到1859年7月，清政府以铸钱缺铜，下旨禁用一斤以上铜器。廉兆纶在江西战场同太平军作战，深知民情。由于他知识渊博和管理才能，遂受到皇帝赏识，旋受命会同仓场侍郎李菡办理通州海运漕粮事宜。随后李菡解职待候，补授廉兆纶为仓场侍郎。
廉兆纶担任仓场侍郎属于临危受命。因为当时太平军尚未平定，捻军起义又在山东、安徽、直隶蓬勃而起，英法联军逼近天津大沽海口，漕运粮道受阻，各地粮仓漕船、码头遭哄抢事件不断。此正值外患内忧的多事之秋。廉兆纶担任此职，格外尽职尽责。
仓场衙门主管的漕运皇粮，是供朝廷职官廪禄、八旗人丁官俸及军饷的主要来源。在朝政腐败之时，仓场管辖的皇粮，不仅是各级官臣贪欲的一块“肥缺”，同时也是外寇和内匪哄抢的目标。在咸丰年间，清政府在各个方面已积弊很深，仓储、漕运等各个环节，常被贪官、奸人所把持，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咸丰八年（1858年），廉兆纶在户部右侍郎任上总督仓场，他同李菡，在通州验收太仓，查验漕船运米，查获奸人、棍徒把持仓务，“奏除之，置于法。”但由于当时朝廷定例：“漕运驳船搀杂亏短之米数，由经纪人查出者，责令船户照数独赔，若经纪人并未查出者，责令船户、经纪人各赔一半。”这就造成奸人有机可乘。因此，尽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不大。于是李菡、廉兆纶于咸丰八年（1858年）联名上疏：“驳船运输亏米，若令船户、经纪人各半分赔，船户持有人代赔，势必任意偷窃，经纪人知异罪同罚，势必徇私隐报，以免赔累。”（据《宁河名人》，仓场侍郎廉兆纶）其在奏折的中陈述：“请将经纪未能查出一条，改为船户全部赔补，再令经纪罚赔二成外，再加一倍，共计罚赔四成。庶船户所赔之数即其所偷之数，即可戢拨船舞弊之心，而经纪所罚之数更倍于新案所赔之数，则沿途稽查自必益加严密。上不从，命照旧章妥办，以归画一。”（据《大清畿辅先哲传·名臣传六》）
在惩处漕运官员的奏疏中，押运千总李翰元得到皇上批准而革职。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廉兆纶奏请，将玩视漕务之运弁暂行革职一折：“山东济前帮押运千总李翰元，于上年守冻漕船迟至，四月间始据呈报过关，又不依限运抵通壩（通州码头），以致在后帮船积压不能前进，经廉兆纶严劄催提，仍未据报起拨，实属玩视漕务。李翰元著暂行革职，仍责令该总运督押该帮赶紧起拨，催同在后各帮，迅抵通壩（通州码头），毋任延宕，倘敢仍前玩误，再行从严参办。钦此。”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廉兆纶病痊，销假奉命南书房行走，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在没有任仓场侍郎时，补授户部右侍郎，仍兼管钱法事务。这是国家钱币铸造发行管理的重要职责，非皇帝信任之人莫当此任。钱法堂设于清初，主要掌管宝泉局铸钱之事。分工是工部制造钱币，户部设有“三库”，即银库、缎匹库、颜料库。廉兆纶上任从御史邹焌杰的上奏中发现问题，其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复议：“窃见御史邹焌杰奏请设局收买废钱改铸一折，经本部主稿议驳，业已咨行工部不日会奏矣。细阅本部驳议，用意已极周匝。第其中有一二与臣愚意未安之处。如该御史奏称，现时铜斤短绌，凡当百、当五十、当五铜钱及铁当十。铅制钱存在商民者甚多，闻市上往往有人收买，未必非买去私销。经本部议驳，以为有从前所铸，近来不用诸钱，捐铜局所收之数，已足抵所放之数。此外，凡存在民间者，类皆私铸，无取收回等语，查私销罪名匪轻，总以官铸私铸为断，如私销者果官铸耶，则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立决不为过。如所销者果私铸耶，即与镕化废铜、废铁无异，执法者不得而罪之也。今本部谓外存者尽为私铸，无取收回，而邢部又谓私销者皆系官铸，立置重典。方今民间废钱山积，如本部之说，则以收买非宜，小民将拥厚资以死。如刑部之说，则又以销毁为罪，小民将坐重法以死。两部各执一词，而商民无所措手。人命至重，岂可不为之深长思乎？又本部议驳设局定价收买一节，以为定价重则私铸日多，经费诚恐不继。定价轻则商民趋利，仍恐贩之于私。查该御史所奏本，有传闻京票钱四百文买大钱一千文之说，是民间已有定价，纵官价轻重之间，较民价再为稍减。臣知百姓亦将奉法而输之官，不肯迷法而贩之私矣，此自然之情无可疑者也。部议又恐设局日久，收买无多，不独鼓铸，无裨亦于礼制未协。臣愚以为，百姓所以私卖、私销者，以官局未开收买之路也。今私销既禁以重刑，而废钱又予以出路，百姓虽愚亦谁肯自入重罪乎？查该御史原奏本，有限以时日之说，正使限满而仍获私销，则可以杀之而不怨矣。至收买经费一节，现在库款未裕，诚觉其难。臣愚以为滇铜已断来源，晋铁亦须成本，今酌价收买，较之滇晋起运定有便宜。如库款不敷，可否以收回改铸之钱，作为收买废钱之用，如此源源周转，必有赢余。虽国家不藉此而生财，而小民实因兹而受福。”
总之，他所管的钱法堂和宝泉局是国家金融命脉。当时由于各地太平军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云贵地区的铜矿开采和运输遇到困难。在民间流通商民不愿用铁铸钱。1858年在廉兆纶兼管钱法堂事务之前，“福州民以铁钱不便，群至督署，许以搭用铜钱，平抑粮价，仍散。”（据《中外历史年表》主编翦伯赞）到1859年7月，清政府以铸钱缺铜，下旨禁用一斤以上铜器。廉兆纶在江西战场同太平军作战，深知民情。由于他知识渊博和管理才能，遂受到皇帝赏识，旋受命会同仓场侍郎李菡办理通州海运漕粮事宜。随后李菡解职待候，补授廉兆纶为仓场侍郎。
廉兆纶担任仓场侍郎属于临危受命。因为当时太平军尚未平定，捻军起义又在山东、安徽、直隶蓬勃而起，英法联军逼近天津大沽海口，漕运粮道受阻，各地粮仓漕船、码头遭哄抢事件不断。此正值外患内忧的多事之秋。廉兆纶担任此职，格外尽职尽责。
仓场衙门主管的漕运皇粮，是供朝廷职官廪禄、八旗人丁官俸及军饷的主要来源。在朝政腐败之时，仓场管辖的皇粮，不仅是各级官臣贪欲的一块“肥缺”，同时也是外寇和内匪哄抢的目标。在咸丰年间，清政府在各个方面已积弊很深，仓储、漕运等各个环节，常被贪官、奸人所把持，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咸丰八年（1858年），廉兆纶在户部右侍郎任上总督仓场，他同李菡，在通州验收太仓，查验漕船运米，查获奸人、棍徒把持仓务，“奏除之，置于法。”但由于当时朝廷定例：“漕运驳船搀杂亏短之米数，由经纪人查出者，责令船户照数独赔，若经纪人并未查出者，责令船户、经纪人各赔一半。”这就造成奸人有机可乘。因此，尽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不大。于是李菡、廉兆纶于咸丰八年（1858年）联名上疏：“驳船运输亏米，若令船户、经纪人各半分赔，船户持有人代赔，势必任意偷窃，经纪人知异罪同罚，势必徇私隐报，以免赔累。”（据《宁河名人》，仓场侍郎廉兆纶）其在奏折的中陈述：“请将经纪未能查出一条，改为船户全部赔补，再令经纪罚赔二成外，再加一倍，共计罚赔四成。庶船户所赔之数即其所偷之数，即可戢拨船舞弊之心，而经纪所罚之数更倍于新案所赔之数，则沿途稽查自必益加严密。上不从，命照旧章妥办，以归画一。”（据《大清畿辅先哲传·名臣传六》）
在惩处漕运官员的奏疏中，押运千总李翰元得到皇上批准而革职。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廉兆纶奏请，将玩视漕务之运弁暂行革职一折：“山东济前帮押运千总李翰元，于上年守冻漕船迟至，四月间始据呈报过关，又不依限运抵通壩（通州码头），以致在后帮船积压不能前进，经廉兆纶严劄催提，仍未据报起拨，实属玩视漕务。李翰元著暂行革职，仍责令该总运督押该帮赶紧起拨，催同在后各帮，迅抵通壩（通州码头），毋任延宕，倘敢仍前玩误，再行从严参办。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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