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听从僧格林沁的意见，撤除北塘海口的防御，使英法联军占据北塘海口并由此登陆，使敌人海陆夹击，包抄大沽炮台后路，终于酿成悲剧。此前，廉兆纶认为，朝廷以抚议之心对敌，最终是没有好的结果，“（廉）公亟以抚议难成非战无以为和上疏，切奏，略曰：逆夷频年以来，掳我大臣，陷我广东，占我口岸。今距京仅二百余里，麕集豕突，攻我大沽，窥我天津，且以进京换约为词，包藏祸心，以和局误我，我奈何屡受其害，而不一改其局乎？臣愚以为，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今英夷逼处蕴毒至深，天下之急孰急于此，无论何项要需，皆宜权衡于轻重之间先其所急，俟夷情既定其他用款，自可从容筹划次第施行。惟望断自圣衷速简重臣，发精兵以严近畿各海口之备，以大僧格林沁等之援，俾我兵百战之余得以再接再厉，兵力既厚，勇气自伸，则我军益作其忠奋之心，斯逆夷坐销其桀骜之志，并令广东义勇捣香港以牵其援兵，登州水师合旅顺而绝其归路，然后国威可振，抚局可成也。闻刻下天津采勘公馆，系预为该夷自北塘进京之地，窃思自北塘进京本无须由津行走。今既为公馆矣，在该夷险谲伎俩何所不至，或到津后多延时日，探我军情，或另以游逛为名，遣人直向大沽一带窃我形势，是时听之不可，阻之不能，而天津除大沽外，其余守备无几”（据《廉公传略》清·王瑔）
廉兆纶和陈鸿翊一样，都是力主加强北塘防御的主战派，而且熟知地理环境，认为北塘撤防失计。但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咸丰皇帝的重视。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二十五日，廉兆纶给皇帝的奏折中就请旨，将沿海漕运沙船水手，编成练勇，以备抗敌。“窃维海运南粮到津已五十多万石，约计沙船不下四五百号，水手即不下一二万人。此项水手，平日本非安份之徒，又往来海道以为常，未必与夷人全无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辈游手多人，欲归则无路可通，欲住又无以自赡，当此津民惶惑迁徙之际，万一该夷暗遣二三奸党，与之潜相构煽，该水手等惟利是视，则天津之患，曷可胜言。臣再三思维，或将此项编为义勇，分布于官兵乡勇之中，则顷刻间得胜兵一二万人，军威可为一振。抑或稍稍津贴，沙船练为水师，联为战舰，亦可自成一队。相应请旨敕下直隶督臣作速设法，妥为安置。”（据《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四）朝廷主持大局的抚绥派，没有采纳廉兆纶的奏议。见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日发交廉兆纶折一件，内称：“命臣等妥议具奏。据原奏称：逆夷内犯，故为迂曲无厌之请，以缓我兴师致讨之谋，屡遣重臣，几经往复，而夷船已越津门而北，逼近京畿，议者仍主抚绥，无多准备等语。”（据《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三）
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兵部尚书全庆，仓场侍郎廉兆纶联名上折，奏请增兵海防“奏英兵虽败，断难罢休，宜厚集兵力备战折。”这是因为当年四月，英法联军在大沽口与僧格林沁统帅的清军交战，偶然获胜令僧格林沁冲昏了头脑，认为北塘海口无险可守不应设防，自信凭借自己的马队完全可以在岸上克敌制胜。并认为敌人不可能从海上多带马队：“彼以船来，不能多带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据《宁河名人·铁脖御史陈鸿翊》天津人民出版社）廉兆纶在奏折中重申，战事的发展，抚局是不可能的，敌人败退后必有举动，北塘防务空虚，是敌人必谋而取之的阵地。奏折中称：“而臣等之所过虑者，我之精锐，现祗聚于大沽，旁无应援，后无拥护。且闻双港之旅，已调于前营，津门之备，但资于土练。又闻北塘一带亦颇空虚，彼正多方以谋之，我不悉力增兵以应之，仅恃海上一军，当其非常凶焰，万一有他，何以善其后乎？臣等愚以为正当乘僧格林沁既胜之师，厚集兵力大声（申）天讨，坐彼凶狂。该夷蓦越重洋，势必不能持久，待其穷蹙，取前议而更张之，以绝其觊觎之心。”咸丰皇帝无心抗敌，对良策谋策半信半疑。朱批：“此言最为切要，但不知将来能办到此步否？”当奏折中请旨，令广东义勇以香港牵制洋兵北上援兵时，“朱批：此举难期必胜。”当请旨令登州水师与旅顺水师合力截击敌人海上归路时，“朱批：此举万万不能，洋面争冲，徒贻笑耳。”在朝政腐败、君主昏庸的条件下，良臣虽有良策也很难被采纳。
廉兆纶和陈鸿翊一样，都是力主加强北塘防御的主战派，而且熟知地理环境，认为北塘撤防失计。但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咸丰皇帝的重视。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二十五日，廉兆纶给皇帝的奏折中就请旨，将沿海漕运沙船水手，编成练勇，以备抗敌。“窃维海运南粮到津已五十多万石，约计沙船不下四五百号，水手即不下一二万人。此项水手，平日本非安份之徒，又往来海道以为常，未必与夷人全无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辈游手多人，欲归则无路可通，欲住又无以自赡，当此津民惶惑迁徙之际，万一该夷暗遣二三奸党，与之潜相构煽，该水手等惟利是视，则天津之患，曷可胜言。臣再三思维，或将此项编为义勇，分布于官兵乡勇之中，则顷刻间得胜兵一二万人，军威可为一振。抑或稍稍津贴，沙船练为水师，联为战舰，亦可自成一队。相应请旨敕下直隶督臣作速设法，妥为安置。”（据《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四）朝廷主持大局的抚绥派，没有采纳廉兆纶的奏议。见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日发交廉兆纶折一件，内称：“命臣等妥议具奏。据原奏称：逆夷内犯，故为迂曲无厌之请，以缓我兴师致讨之谋，屡遣重臣，几经往复，而夷船已越津门而北，逼近京畿，议者仍主抚绥，无多准备等语。”（据《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三）
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兵部尚书全庆，仓场侍郎廉兆纶联名上折，奏请增兵海防“奏英兵虽败，断难罢休，宜厚集兵力备战折。”这是因为当年四月，英法联军在大沽口与僧格林沁统帅的清军交战，偶然获胜令僧格林沁冲昏了头脑，认为北塘海口无险可守不应设防，自信凭借自己的马队完全可以在岸上克敌制胜。并认为敌人不可能从海上多带马队：“彼以船来，不能多带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据《宁河名人·铁脖御史陈鸿翊》天津人民出版社）廉兆纶在奏折中重申，战事的发展，抚局是不可能的，敌人败退后必有举动，北塘防务空虚，是敌人必谋而取之的阵地。奏折中称：“而臣等之所过虑者，我之精锐，现祗聚于大沽，旁无应援，后无拥护。且闻双港之旅，已调于前营，津门之备，但资于土练。又闻北塘一带亦颇空虚，彼正多方以谋之，我不悉力增兵以应之，仅恃海上一军，当其非常凶焰，万一有他，何以善其后乎？臣等愚以为正当乘僧格林沁既胜之师，厚集兵力大声（申）天讨，坐彼凶狂。该夷蓦越重洋，势必不能持久，待其穷蹙，取前议而更张之，以绝其觊觎之心。”咸丰皇帝无心抗敌，对良策谋策半信半疑。朱批：“此言最为切要，但不知将来能办到此步否？”当奏折中请旨，令广东义勇以香港牵制洋兵北上援兵时，“朱批：此举难期必胜。”当请旨令登州水师与旅顺水师合力截击敌人海上归路时，“朱批：此举万万不能，洋面争冲，徒贻笑耳。”在朝政腐败、君主昏庸的条件下，良臣虽有良策也很难被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