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童年生活
内容
从记事时起，我家就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大街汪家胡同一号。那是一个有前后院的大院，我们住在前院的倒正房，带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内有两道门，进到内院正面是3间正房，爷爷和奶奶及小叔叔（与我同岁）住，厢房是伙房。当时我还小，大哥在立志中学读书，二哥也在上学，三哥在铁路员工子弟小学读书，大姐和我在家。父亲在北京火车站电报房当电报员，听说爷爷在民国时期在热河省丰宁县当过县长。
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后，爷爷逃跑后被抓回又干了一年，后又逃跑成功。过年时院内摆上纱灯，我和小叔叔放小鞭儿比赛玩，爷爷奶奶看着很高兴。有时晚上爷爷奶奶还带着我们坐马车去长安大戏院看马连良、梅兰芳演的《打渔杀家》等京剧剧目，散戏回来还要到东安市场买些好吃的。有一次在看戏时我睡着了，从座位上掉到了地上，可能是年纪小好睡觉。爷爷有文学和书法、绘画的特长，还会做红伤膏药，对我大哥非常疼爱，每次大哥放学回来，都要求他学习古文、书法等基本知识。
我大哥年轻身体好，冬天从来不穿棉裤，一次去北海公园玩拾到了一个自行车存车牌，赶快出门就领到了一辆“德国兰牌”的自行车（当时很好的自行车），这下他可玩疯了，他每天放学回来后会把我放在车把上坐着，然后和人家比“别车”。最让父亲生气的一次是他和两个同学竟和警察搞起了“赛车”，原来的长安街上有几个像城门洞一样的建筑，每个“城门洞”都有3个门洞（叫三座门），我大哥和他两个同学把一个警察围在中间，当时的车速非常快，我父亲在电车上被这几个“飞速”的骑车人给吸引住了，心想为什么这么快，冲门洞时像箭打的一样快，仔细看时惊愕地发现其中一个像是我大哥，父亲脾气很暴躁，晚上回来就把我大哥暴打一顿。本来家里的生活很平静，但由于我顽皮，常常做出令大人担心和生气的事。一天母亲正在东堂屋洗衣服，中间有个八仙桌子、两边各有两把椅子，都是硬木做的，我淘气从大床上床栏杆迈向椅子，一脚踏空，一头栽下头部正撞到八仙桌的角上，当即昏死过去，之后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据说爷爷当即给涂上了红伤膏药（自己做的）止血，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抢救才救了回来，至今我的额头左侧骨头仍有一个凹坑，留有一个“疤痕”。
由于家中哥们多，房子不够住，只好搬家，因为只有父亲自己上班赚钱，所以我们的房子非常小。没过多久，我们全家的不幸来临了，我的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万分悲痛之余，父亲只能忍痛把我们临时送回老家北塘。那里当时是一个渔村小镇，记忆里有西大沟，我们的家就在西大沟边上一个大院里，我的太奶奶那时已是97岁高龄了，她是小脚，还做得一锅鱼萝卜，我最喜欢吃大萝卜。平时，我们兄弟4个和我姐姐就到河边（当然也可以看到大海），在一个大破船上玩，当听到火车汽笛声时，哥哥姐姐们就用非常想念的样子逗我玩，那时我总会因想念父亲而放声大哭一场。
不久，我们有了第2个母亲，家是老宁河镇的，在镇东门外住，姥爷叫崔作舟，母亲的姐妹儿有7人之多，母亲排行老4，还有个舅舅年轻时去世了。有了母亲，父亲又把我们接回北京，父亲与家里联系时，始终都在北京东站打电报。我们住在东城区北新桥大街骆驼胡同四眼井14号，一个8间房子的大院，我们住在靠近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子中间3间屋子是另一家姓曲的，是个开大布店的老板。在这个时期，我大哥也在西交民巷“准备银行”找到了工作，是个雇员，二哥考上了北京火车站货物处当一名货物员，三哥从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小学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在北京西站当一名连接手，生活基本稳定。但灾难又来临了，三哥在一次夜班中不幸被火车撞坏了腿，在铁路医院截肢了，但因伤情太重，失血过多，尽管当时两个哥哥都给他输了很多的血，但最终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之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所以时间不长便离开了我们。
那时父亲每天上班都要给日本站长作报告词，一次父亲因家里事多心情不好，作报告词时精神不集中被日本站长名叫“川泽”的打了几个耳光，父亲是个自尊心较强的人，一气之下就不干了。投亲靠友，我和姐姐便随母亲回到了宁河镇姥姥家，两个哥哥留在北京继续工作。我们家6口人，因父亲没了收入全家人开始了最困难的生活，实在揭不开锅了，便去大姨家借粮，每次都是我去，大姨是个非常面善可亲的人，不用我开口，就用枕头大小的布袋子，装满大米或高粱米让我拿回家。每天放学姐姐和我就去地里挖野菜，每次都能挖一面袋，有的野菜长在坟头上也不放过。都是我背回来的，路过别人家的窗户时还要弯着腰，怕人家出来看到而笑话，像这样的活儿都是我的专利，别人是不愿意干的。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没吃也要烧一锅开水，以便叫外人看到烟囱冒烟啦，证明这家人已经做饭了。
由于吃不饱饭，尤其是冬天肚子里没有饭，全身很冷，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所以经常因为算术题做错，而受老师教训，错一题打一手板儿。当时的老师每个人上课都有一个长1尺多、宽约2寸、厚约半寸的松木手板儿，打人很疼的。特别是冬天伸出小手，每一板下去手掌心就像千万根针扎过一样的刺痛，而二三板接连打下去小手心就已经红肿起来了，挨打完抱着手赶紧跑回座位，在书桌上的铁板条上按压着，用凉铁板减轻红肿刺痛。可以说算术差不多每天都要有错题，所以不只是受冻挨饿，还要挨打，这样的生活是我在宁河镇姥家，一至三年级的童年时学习生活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后，爷爷逃跑后被抓回又干了一年，后又逃跑成功。过年时院内摆上纱灯，我和小叔叔放小鞭儿比赛玩，爷爷奶奶看着很高兴。有时晚上爷爷奶奶还带着我们坐马车去长安大戏院看马连良、梅兰芳演的《打渔杀家》等京剧剧目，散戏回来还要到东安市场买些好吃的。有一次在看戏时我睡着了，从座位上掉到了地上，可能是年纪小好睡觉。爷爷有文学和书法、绘画的特长，还会做红伤膏药，对我大哥非常疼爱，每次大哥放学回来，都要求他学习古文、书法等基本知识。
我大哥年轻身体好，冬天从来不穿棉裤，一次去北海公园玩拾到了一个自行车存车牌，赶快出门就领到了一辆“德国兰牌”的自行车（当时很好的自行车），这下他可玩疯了，他每天放学回来后会把我放在车把上坐着，然后和人家比“别车”。最让父亲生气的一次是他和两个同学竟和警察搞起了“赛车”，原来的长安街上有几个像城门洞一样的建筑，每个“城门洞”都有3个门洞（叫三座门），我大哥和他两个同学把一个警察围在中间，当时的车速非常快，我父亲在电车上被这几个“飞速”的骑车人给吸引住了，心想为什么这么快，冲门洞时像箭打的一样快，仔细看时惊愕地发现其中一个像是我大哥，父亲脾气很暴躁，晚上回来就把我大哥暴打一顿。本来家里的生活很平静，但由于我顽皮，常常做出令大人担心和生气的事。一天母亲正在东堂屋洗衣服，中间有个八仙桌子、两边各有两把椅子，都是硬木做的，我淘气从大床上床栏杆迈向椅子，一脚踏空，一头栽下头部正撞到八仙桌的角上，当即昏死过去，之后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据说爷爷当即给涂上了红伤膏药（自己做的）止血，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抢救才救了回来，至今我的额头左侧骨头仍有一个凹坑，留有一个“疤痕”。
由于家中哥们多，房子不够住，只好搬家，因为只有父亲自己上班赚钱，所以我们的房子非常小。没过多久，我们全家的不幸来临了，我的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万分悲痛之余，父亲只能忍痛把我们临时送回老家北塘。那里当时是一个渔村小镇，记忆里有西大沟，我们的家就在西大沟边上一个大院里，我的太奶奶那时已是97岁高龄了，她是小脚，还做得一锅鱼萝卜，我最喜欢吃大萝卜。平时，我们兄弟4个和我姐姐就到河边（当然也可以看到大海），在一个大破船上玩，当听到火车汽笛声时，哥哥姐姐们就用非常想念的样子逗我玩，那时我总会因想念父亲而放声大哭一场。
不久，我们有了第2个母亲，家是老宁河镇的，在镇东门外住，姥爷叫崔作舟，母亲的姐妹儿有7人之多，母亲排行老4，还有个舅舅年轻时去世了。有了母亲，父亲又把我们接回北京，父亲与家里联系时，始终都在北京东站打电报。我们住在东城区北新桥大街骆驼胡同四眼井14号，一个8间房子的大院，我们住在靠近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子中间3间屋子是另一家姓曲的，是个开大布店的老板。在这个时期，我大哥也在西交民巷“准备银行”找到了工作，是个雇员，二哥考上了北京火车站货物处当一名货物员，三哥从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小学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在北京西站当一名连接手，生活基本稳定。但灾难又来临了，三哥在一次夜班中不幸被火车撞坏了腿，在铁路医院截肢了，但因伤情太重，失血过多，尽管当时两个哥哥都给他输了很多的血，但最终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之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所以时间不长便离开了我们。
那时父亲每天上班都要给日本站长作报告词，一次父亲因家里事多心情不好，作报告词时精神不集中被日本站长名叫“川泽”的打了几个耳光，父亲是个自尊心较强的人，一气之下就不干了。投亲靠友，我和姐姐便随母亲回到了宁河镇姥姥家，两个哥哥留在北京继续工作。我们家6口人，因父亲没了收入全家人开始了最困难的生活，实在揭不开锅了，便去大姨家借粮，每次都是我去，大姨是个非常面善可亲的人，不用我开口，就用枕头大小的布袋子，装满大米或高粱米让我拿回家。每天放学姐姐和我就去地里挖野菜，每次都能挖一面袋，有的野菜长在坟头上也不放过。都是我背回来的，路过别人家的窗户时还要弯着腰，怕人家出来看到而笑话，像这样的活儿都是我的专利，别人是不愿意干的。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没吃也要烧一锅开水，以便叫外人看到烟囱冒烟啦，证明这家人已经做饭了。
由于吃不饱饭，尤其是冬天肚子里没有饭，全身很冷，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所以经常因为算术题做错，而受老师教训，错一题打一手板儿。当时的老师每个人上课都有一个长1尺多、宽约2寸、厚约半寸的松木手板儿，打人很疼的。特别是冬天伸出小手，每一板下去手掌心就像千万根针扎过一样的刺痛，而二三板接连打下去小手心就已经红肿起来了，挨打完抱着手赶紧跑回座位，在书桌上的铁板条上按压着，用凉铁板减轻红肿刺痛。可以说算术差不多每天都要有错题，所以不只是受冻挨饿，还要挨打，这样的生活是我在宁河镇姥家，一至三年级的童年时学习生活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