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简历
郑昌明，1931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四）出生，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6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参加冀东南下工作团，1949年10月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工作，先后任邵阳县七区任乡长，新邵县九区、七区区委书记，新邵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书记，邵阳地区园艺场场长，邵阳农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邵阳地区、市农机局党委书记、顾问，1991年9月离休。
我的南下历程
我于1931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在宁河县芦台镇一个普通家庭。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5月唐山冀东建国学院毕业后，参加冀东南下工作团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开展工作，回忆起在接管新邵县，参加剿匪，建立新政权的峥嵘岁月，真是感慨万千……
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那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3年1月3日，日寇入关攻占了山海关，1935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7月，冀东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拼凑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22个县和唐山市秦皇岛港均沦为殖民地，我的家乡宁河县也同时沦陷。1937年7月7日日军侵略军攻占了卢沟桥，次月占领了北京、天津，从此，日本控制了华北大片土地。日本侵入后，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抢、烧）。当他们站稳脚后，便采取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强化治安”等鬼把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实施长期占领的统治战略，把华北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在上层他们利用卖国贼汉奸组织为日本服务的政府、武装。建立什么“汪精卫伪政府”“新民会”“治安军”“保安队”“交警队”“特工队”等反动组织，欺压统治人民。
日本还推行“以战养战”的战略，他们从朝鲜抓劳工在蓟运河西部地区开稻田，建农场“高丽圈”（现在的芦台农场），同时还强制中国农民种稻，稻谷称为“军谷”“皇粮”。只准中国人种，不准中国人吃，吃了就要犯他们的法，要开膛破肚。在教育上实行“奴化教育”。我读小学时就开日本语课，学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中学还要派日本教官控制学校。中国人路过日本军队驻地要下车，行礼，不然就要遭毒打。他们配给的粮食是那些发霉变质的，简直使人吃不下去。不够吃就买点豆腐渣。春天我们兄弟到野外摘榆钱（榆树的花），挖野菜充饥。最惨的是日本投降前夕，没有吃的就以豆饼、花生饼充饥，我们兄弟到河边集市木材场去剥树皮拿回来烘干，磨成粉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些东西而拉不出屎来，妈妈用筷子给我们扒屎，是多么苦啊！这种残酷的统治，在冀东土地上整整10年之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10年熬过去了，又来了国民党，他们不是为人民办事的。国民党来了是换汤不换药，日本的汉奸队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国民党的保安队了，汉奸又钻进了国民党政府里面去了。国民党派的“接收大员”是一伙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保安队、还乡团继续欺压老百姓，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深受其害，父亲做点生意，家已经够困难了，那保长三天两头派粮派款，家中无钱只得把家具卖掉交派款。我们3兄弟1妹的学费，都是在苦中省出来的。父亲，那年才40岁，面色憔悴，身体消瘦，就这样我们苦苦的熬过了4个年头，直到芦台解放。
革命的家庭
我老家祖辈是个普通清寒不富裕的人家。听曾祖母刘氏说，曾祖父郑香甫是粮食市场过斗的，祖父郑金滎，字丽生由曾祖姑母家供他读了大学。北京政法学堂毕业后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现天津大学前身）任教育总监，宁河县禀生秀才。梁启超、康有为戊戌变法后同芦台镇陈体人创办三官小学校，不幸他寿命不长，39岁就与世长辞了，当时父亲才9岁。祖父的去世，留下了曾祖母刘氏，祖母冯氏和5个儿女，即大姑郑宗懿、二姑郑宗珍、父亲和二叔郑宗泽、三叔郑宗濂。由于祖父早逝，儿女还小，家境十分贫穷，那时汉沽崔家祖姑母家给我家不少接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父亲高小毕业后到一家名叫“庆丰恒”的货栈当店员。由于父亲刻苦好学，得到店主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会计），几年后又为总管账先生（总会计），这时每月工薪稍多，生意好了年终还分一些红利。在这阶段家中的生活才好一些，节省下来的钱还买了5亩高粱地。那时我们兄弟都是小学生了。
父亲名郑宗灏，字祖培，号敬颐，母亲赵慧兰，大赵庄人，他俩于1929年结婚，生了7个儿女（3男4女），1946年3个妹妹得病无钱医治，在一个月内先后被疾病夺去生命，巧妹那年5岁。从此，只有我们现在的4兄妹了。灾难的年月，母亲悲痛万分，身心受到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1945年货栈停业了，父亲失业，后来靠亲友的相助借了一些钱做行庄生意，跑点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生活。当时生活很苦，天天吃粗粮淡饭。1948年我们兄弟都读中学了，家庭的负担更加重了，父亲为一家的生活筋疲力尽，腰压的直不起来了，那时我年龄虽小，但懂得家庭的困境，因此，在1948年初中毕业后，不再升学，找个职业，让弟弟们读书。由表兄董希之介绍到芦台完小任一年级教员，那时我才17岁。当时国民党的金圆券经常贬值，学校以实物定工资，每月挣得高粱200斤，给家庭生活稍有补充。正在困难中挣扎的年月里，1948年11月芦台解放了，我考入了冀东建国学院，参加了革命，弟弟妹妹们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父亲也参加了工作。由于家底薄，没有什么积蓄，生活还是不富裕。二弟郑德明在暑假期间到农场去做工挣几个钱增加点收入，寒假到野外拾草做柴烧，所以我们兄妹都是在苦中长大的，深知旧社会的苦，新中国的甜。
父亲在工作中勤奋拼搏，在宁河酒厂、农机厂工作期间，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多次被评为单位和县里的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揪斗，母亲也受牵连，同父亲一起天天挨斗。他俩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他们俩总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罪。”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后才被解脱平反。因此说父亲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也是光荣的一生。当生活稍好了些时候，在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中遇难不幸去世，他65岁就离开了我们，去世后连遗骨都未能找到，是多么的惨啊！
母亲赵慧兰，她出身农民家庭，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勤劳，简朴，为人诚厚，可称为贤妻良母。当时曾祖母、祖母，还有祖姑母、大姑母因早年丧夫有时也住在我家。这些长辈都要妈妈侍奉和关照，两个妯娌都患有精神病，经常吵闹，妈妈能和她们和睦相处，这方面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妈妈她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热爱党，热爱祖国，在居民会当组长时，工作兢兢业业，对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都能带头出色地完成，因此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父母对我参加革命南下，支持又挂念，父亲想起我就流泪，母亲天天站在大门口向南坐着望。这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直到我给家来了信，全国解放了心情才放松下来。1982年4月5日，她老人家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她的慈祥善良的形象，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家庭是革命的一家，全家6人，有4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二弟郑德明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厅长，三弟郑阳明曾任河北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妹郑淑明为小学高级教师。我们一家在旧社会有毅力在苦难中奋争，在新社会也有能力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承担重任，作出贡献。
报名南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考入宁河中学（现芦台一中）44班学习，1948年7月初中毕业。芦台解放后，在1948年12月由宁河县教育科介绍考入唐山冀东建国学院政治研修班学习。这个学院创建于1945年9月。当时属冀东边区领导，后来划归冀东区行署直接领导，原地址在河北省玉田县，后迁至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所在地）。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关，唐山解放，建国学院从遵化迁至唐山交通大学旧址。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在1948年12月从冀东22个县招收一批立志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有1270人参加政治研究班学习。学院设3个部，下设9个班。学院院长由冀东行署教育厅长纪之兼任，副院长娄平，教务长彭庆明，第三部主任王乃生兼七班主任，七班助理员黎颖，八班主任燕明，助理员马云潜，九班主任赵芳，助理员贾质夫、铁城。
我们这些冀东区的知识青年，亲身经受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入学后，学习热情非常高。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革命的基础理论教育，学习《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丰义论》《论知识分子问题》等；革命传统教育，学习《论革命人生观》《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安整风文献》等；革命的形势教育，学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革命政策教育，学习《土地法大纲》《城市政策》《战政策》《新解放区政策》等。在学习中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员们都联系了个人的经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及其软弱性，懂得了必须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
学习是严肃认真、丰富多彩的，除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学唱革命歌曲，排演革命戏剧，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如在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解放时和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时都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庆祝活动，学员们上街游行，跳秧歌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五月是红色的五月》《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学习期间正赶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学院在学员中发展了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虽己面临绝境，但是中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尚未解放。国民党尚有200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顽抗到底作垂死挣扎，因此，我军仍需继续前进，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奉上级指示于1949年5月7日召开了学员动员大会。大会上冀东区党委负责同志作报告，传达了任弼时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号召革命青年南下参加解放江南两万万同胞的壮丽行列，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光荣使命。会后，学员们进行了热列的学习和讨论，不少同志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还三三两两地在球场畅谈着南下的愿望，绝大多数同志下了南下的决心，向班部递交了自己的决心书。
当然，同志们决定南下，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当时学员中年纪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我17岁，大的也不过20多岁。我们都没有出过远门，更没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而当时江南广大地区仍在国民党部队盘踞下，需要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思想准备，甚至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因此南下动员实际上是对我们4个半月学习成果的大检查，也是我们投入革命队伍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考验。最后学院批准了我们512名同志南下，并于1949年5月12日下午，召开了欢送大会。院长纪之和冀东行署领导先后讲话，勉励大家把一切献给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同时宣布了南下名单，并给南下的同志戴上了大红花，从此我们这些同志光荣地踏上了解放江南的征途。1949年5月15日院领导送我们到唐山市东郊开平镇八里村庄，正式编入了冀东南下工作团第6大队第5中队。
踏上南下征途
冀东南下工作总团3000余人，分成6个大队。总团长是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第6大队长是李力，副大队长阎乃昌，我们5中队长是陈中。在开平驻扎10天，主要是作好南下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李楚离同志给我们作了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组织我们学习了进城接收旧政权和工商企业的有关方针和政策，教育我们南下行军要做好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并宣布南下工作团团员家庭享受军属待遇。出发时每人携带生活用品不超过15公斤，其中有10公斤干粮（发面大饼）准备在路上吃。行军前，领导上关心我们，放了3天假，回家与亲人告别。正在这时，三叔来开平找我，我回到芦台，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他俩对革命有所认识，同意我去，赵庄的赵广让舅舅也支持我，我告别家人回到部队。
1949年5月25日，行军开始。当时京广线由于敌机轰炸，铁路尚未修通，因此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唐山—天津—济南—徐州—郑州—武汉。我们乘的是“闷罐”货车，每个车厢40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在车厢里，虽说条件差，但大家情绪饱满，一路歌声不断。从开平上车后，第一站就是唐山市，唐山市党政领导和群众来到车站欢送，我们在车上一眼就看到了建国学院的部、班领导同志，他们流着热泪向我们招手，祝我们行军胜利。在车上的同志们也不由地流出离别的泪水，说着：“领导再见！”车徐徐开动，我们带着泪花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培养我们走上革命之路的领导们。
当天，南下工作团的列车开进了天津车站。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天津市领导和群众来车站迎送我们，顿时站台上、车厢内，一片欢腾。我们向天津市人民政府领导和市民们招手致谢，在《下江南》的歌曲声中离开了天津。从天津经过德州、济南、徐州、开封，于5月29日到达郑州，一路上走走停停。当时铁路两旁还不时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出没骚扰。一次火车停在离郑州不远的一个车站，下午刚刚在路边埋锅做饭，突然发现敌人骚扰。只好马上出发，将做得半生不熟的饭带到车上吃。
到郑州后休整了3天，即开至新郑县花园村，在花园村附近驻扎1个月。我们刚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因过去吃尽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对我军也不了解，进村两天没有青年人和妇女出门，只是一些老人家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便主动给老百姓担水、打扫庭院，并以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价赔偿等实际行动逐步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加之我们及时进行形势宣传，不到几天时间，群众解除了顾虑，家家户户对待我们如亲人，给我们烙河南煎饼，与我们一起举行联欢晚会，演出地方戏。在这个时期，部队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了思想整顿，并发展了一批同志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月底又返回郑州，在这里冀东南下工作队和胶东、豫西南下工作团汇合，进行了整编，组成了赴湘南下工作团。这个工作团有10个大队，我们到邵阳的125名建院学员编在第6大队第5中队。从这时起，这个南下工作团归属第四野战军，为105部队。整编时基本上是按省、地、县党政机构的架子组建的，为新解放区建立政权做好了组织准备。第6大队为湖南第6地委——邵阳地委，并将5中队建院学员也分配到地、县各单位。整编后新领导以大队为单位召开了干部大会，7月3日地委书记夏如爱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号召全区干部保持革命的优良传统，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并进行认真的讨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质。
1949年7月14同奉命继续南下，由郑州乘火车，时开时停，直到7月19日才到达湖北省滠口站。当时雨水特多，江湖水面上涨，下车步行几里转乘木帆船，经过一片湖泊进入长江，用了七八个小时横渡长江，晚上才到达彼岸武昌。我军纪律严明，没住民房，所有的同志都露宿在车站的月台上。7月21日又开至离武昌40余里的纸坊镇驻防，等待长沙解放。当时武汉天气酷热，由于长途行军，从北到南气候变化大，很多同志水土不服，得了疟疾、痢疾病，在纸坊住了半个月。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部奉命向湖南进军。一部分同志于8月6日乘火车到咸宁，从咸宁改乘部队汽车，行驶3天到达长沙郊区金井，次日涉水过河步行到达长沙县黄花，帮助地方征粮，支援前线，9月5日集中到长沙县委所在地朗梨市，于9月7日进入长沙城。大部分同志于8月5日从武昌乘船由长江过洞庭湖经过3天的航行，于8月7日到达长沙。
到长沙后，湖南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金明同志给我们作了形势报告，进一步学习我党进入新区的方针政策，组建地专直属各单位，制订工作计划，刻制各级党委、政府公章，印刷安民布告等，做好了进入新区开展工作的一切准备。在长沙我们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广播，大家欢天喜地地与长沙广大群众游行庆祝，真是热闹非凡。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10日开进邵阳城，邵阳人民得到解放，邵阳地区党政机关宣告成立，并接收了旧政权。在进邵阳城时，群众在街上列队欢迎我们，这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同志们仍精神抖擞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从此我们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历时140天，行程5000余里。
英勇献身的战友
南下工作团于1949年10月11日至13日先后到达邵阳，经过二三天的工作会议，于16日分赴各自工作岗位。我们来自建国学院的同志虽然年纪较轻，但革命热情很高，服从分配，不怕困苦，不怕牺牲，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奔赴各个不同的战斗岗位。有的下区，有的到党政部门，有的到经济单位，有的到干校，大多数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有的同志在农村剿匪反霸中光荣地牺牲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分配到隆回的崔保成同志于1949年农历9月3日，与当地3名新干部手持自动步枪和左轮手枪，从滩头去塘冲征粮。去塘冲前就听说那里有土匪活动，但他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仍坚持下去。为了避开士匪埋伏，改道由新河峡山经下冲翻山去塘冲，刚到村边口，埋伏在刘家祠堂草树背后的土匪突然从暗处开枪，打伤了崔保成同志，他在重伤情况下，仍坚持战斗，但因寡不敌众又身中数枪而壮烈牺牲，他当年只有18岁，现在他的忠骨埋在塘冲对面的竹山上，滩头区委立了石碑，每年清明节组织学生进行扫墓活动。还有颜正远同志到武冈转弯乡工作时只有16岁，对敌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土匪对他恨之入骨，扬言要悬赏大洋200元抓他，他毫不畏惧，仍然照常工作，但不幸于1949年冬遭遇上土匪，英勇牺牲。在武冈工作的荣德海同志也在剿匪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我常常回忆起为革命献身的这些战友，他们的高大形象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接管邵阳
1949年元旦，播发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党中央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党员、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1950年7月，中共邵阳地委、邵阳专署和所属的各县、市委、政府在河南郑州宣布建立。干部是由山东、河北、河南、北京等省市抽调的。10月10日，1243名南下干部在地委书记夏如爱、专员魏国元率领下随军进入邵阳，其中地委机关配备94人，专署机关60人、地直单位166人。邵阳市55人，书记李文祥、市长潘邦彦。邵阳县244人，书记钟石、县长白希清。隆回县110人，书记方明、县长李国香。武冈县189人，书记李砚农、县长尹子明。新宁县93人，书记李前义、县长赵文光。城步县59人，书记陈甫林、代县长赵志光。新化县136人，书记尹子厢、县长赵文元。各县、市于10月11日后相继宣布人民政府成立，发布安民告示，展开各项工作。
10月12日南下的地、市领导和解放军驻邵阳部队首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49军副政委刘随春任主任，专员魏国元为副主任，公安处长刘金平，邵阳县长白希清，市委书记李文祥、市长潘邦彦和靳虎、段秉善等8人组成。下设警备司令部、段秉善任司令员。
13日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告邵阳市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成立，即日起对邵阳市内实行全面军事管制。14日军管会发出第二号布告，宣布国民党、政、军机关和一切警、宪、特工人员，自布告之日起，7天内向军管会登记，逾期登记者，必追究责任。各企事业单位人员即日起回原单位上班，保管好一切财务、案卷，配合军代表做好接管工作。邵阳市区的接管工作从15日起，对原国民党湖南省第6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属的警备司令部、税务、银行、财政、工矿、企业、邮电、学校、医院、公路运输、县政府、县党委、警察局、派出所、税务所、工会、商会、图书馆、民教馆等实行全面接管。分别从邵阳地委、专署、县、市委和政府选派军代表和联络员200多人，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进驻各单位。坚持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和发动群众、团结留用职工共同做好清理整顿交接工作，到11月20日接管工作基本上顺利完成。
在接管工作的同时，特别注意发挥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市区于10月24日、25日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出郭汉中、姜得之等19人为邵阳市学联筹委会成员。11月5日至7日召开了市区首次职工代表大会，选出了33名市总工会筹委会委员，张敬德为主席，张瑞川、王哲敏（地下党员）为副主席。随后又成立了妇联筹委会，张均廉为主任、伍芝（社会名流）为副主任。市商业联合会产生了理事会选举姜持重为会长。
邵阳地委和军管会在接管各级政权后，特别注意建立民主制度和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于11月24日在邵阳市召开了全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主席，副主席和委员。1950年2月10日在邵阳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出县长、副县长和人民政府委员。经过试点后推广到全区各县，使民主制度日益完善。邵阳地区解放后，县以下新建28个区，各区都建立了区人民政府（1950年6月改为区公所），旧政权的119个乡、7个镇以及旧保、甲制度均保留不动，利用他们做些征粮支前工作，命令他们将财务和武装向人民政府移交，在工作中将功折罪，听候处理。
1950年6月以后开始改造旧乡、保、甲制度，建设乡、市、村人民政权。全地区的28个区改划为56个，将旧政权的126个乡、镇改划为962个，并抽调大批干部到区、乡担任领导工作。各乡都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行驶人代会职权），选举农民协会正、副主席和正、副乡长。村政权则由农协会员直接选举产生村主席和村长。到1950年10月，乡、村政权建设基本完成。
在接管建政的同时，开展了减租反霸，征粮支前，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大力开展禁毒、禁赌、禁娼运动，以后30多年中卖淫、嫖娼者绝迹，种植、贩卖、吸食毒品者绝迹，赌博案件也很少发生。
进入邵阳后，南下干部1240多人。邵阳地下工作者近200名，在长沙招收200余名干部，干部力量奇缺。邵阳地委和各县、市委都十分重视培训本地干部。1949年10月14日地委决定建立资江公立学校，10月16日开始招生，11月8日正式开学。邵阳军分区司令员邹毕兆兼校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毛主席的堂弟戈楷（毛泽普）任副校长，抽调南下干部刘长忠、初增科、张楚、惠素珍等20余位同志分别担任各中队队长和指导员及科室负责人。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革命人生观，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到1950年秋共举办了两期，培训干部2190余人，邵阳、武冈等县相继开办了地方干部学校，市内举办了两期人民警察学习班。到1950年底全区共培养干部4000余名，充实到各机关单位、基层政权中去，壮大了干部队伍。
清剿土匪
邵阳解放前后，匪患危害严重。陈光中、张云卿、匡国军等土匪头子，长期勾结官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到处散布谣言，诬蔑我党我军，袭击区乡政府；杀害干部和群众，匪首陈光中50天内，抢劫农户200多起。张云卿在武冈三区抢劫仓库3座，农户数千家，杀耕牛700多头，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接管建政和征粮支前工作。为彻底清除匪患，邵阳地委、专署、军分区和驻邵部队，联合成立邵阳剿匪指挥部。从1949年11月底起在全区境内展开大规模的剿匪运动。抽调大批南下干部配合人民解放军136师、137师、158师和军分区所属部队投入斗争第一线，深入乡村农户，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党我军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采取分化瓦解，个个击破的办法，仅1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整编了土匪武装1万多人。对于坚持反共的土匪，实行重兵围剿，反复清剿，经过一年的时间，共歼灭土匪武装3.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7680多支，火炮125门，子弹69万多发。镇压了陈光中、黄天佑、谢文卿等10多个土匪头子，从此根除了近百年来的匪患，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党和政府各项改革顺利展开。在这场艰苦的剿匪运动中，人民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伤132人，61位同志光荣牺牲。在剿匪中，我们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第6大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三杆枪击溃一个团。1950年3月区委决定由魏春富、姚健康、康武生同志组成一个工作组，到田坪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工作，魏春富任组长。该地是新八军匪部独立第5团长谭觉非和反动会首门头目刘兴修盘踞地，他们勾结田坪砚冲地霸，阴谋策划攻打田坪农会，再打锡矿山区政府，最后攻下新化县城的诡计。5月6日土匪果然从两路包围工作组和农会所在地田坪祠堂，匪徒们首先向他们进行疯狂的射击，一时大火冲天，硝烟弥漫。魏春富指挥三人紧密配合，沉着应战，开始从窗口射击，压住了敌人的进攻。当土匪冲进院内时，魏春富连射三枪击中匪首，敌人第一次进攻失败而后退。不一会儿，十几个土匪从铺面内冲进院内，他们转移到离门1米处的煤堆边。在紧要的关头魏春富又向匪徒连射两枪，只见匪徒应声而倒，土匪撤出院外，他打退了土匪的第二次反捕。土匪又组织第三次进攻，他们先发制敌，魏春富对准指挥的匪首开枪，接连又对守门的匪徒射击，两个土匪又被击中。这时魏春富等人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天也快亮了，敌人不敢再打下去，抬着尸体狼狈逃窜。他们粉碎了匪徒攻打田坪农会的罪恶阴谋，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匪徒8人，匪首梁上贻被击毙，匪团长谭觉非被击成重伤。
智擒匪团长钟岳。邵阳县七区区委副书记张寿芝在1949年10月20日，同率领南下青年干部马北骥、郑昌明、王林宏、唐润祥等7名同志到离区政府5里路的下潭府村开展宣传工作。进村不久，突然发现离他们约1里的路上来了一队人，扛着枪向他们的方向走来。张寿芝书记立即研究智取战略，他们7人都埋伏在小溪旁的稻田里，过了几分钟土匪来到了对面的路上，身材高大的马北骥同志突然站起，操着北方口音，高声喊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交枪不杀。”土匪一下子呆了，停了步，马北骥又命令“放下武器向后转”，匪徒们乖乖的放下武器，向后转去，这时埋伏的同志一跃而起，越过小溪，收缴了枪支。土匪回头看只有7人，但无能为力全部当了俘虏。通过搜查发现他们是“湖南反共救国军”，有团长钟岳的委任状，其他土匪都是营、连、排长。他们将缴获的13支枪和俘虏押回洪福桥区政府。
活捉匪首东方亮。刘恩江同志分配在新宁县一区，同县委工作队到新江乡杨柳村李家祠堂开展征粮剿匪工作，他们白天征粮，晚上剿匪。这个区有个土匪头子叫东方亮，经常纠集匪徒打家劫舍，搞的民不聊生，当地群众恨之入骨。1949年12月的一天，工作队得知东方亮要到马头桥买枪的消息，天黑后他们冒着蒙蒙细雨，隐蔽在要道的草丛中等待匪徒的到来。不一会儿只见江边亮了三下，这边也回应了三下，一小船划了过来，靠岸后，在黑暗中下来几个人，为了麻痹敌人，他们将走在最前面的放了过去，后面几个人进入包围圈后，他们开枪射击，经过几分的战斗，击毙1人，击伤3人，活捉2人，但这次东方亮未露头。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又得知东方亮在他的姘头家，工作队晚上包围了他的姘妇家，机枪驾在窗棱上，将其活捉。过后召开了公审人会将其处决，大快人心。
深山老林活捉顽匪。在邵阳县五区工作的周金炳同志，在1950年春，他和区干部战士等5人，执行谭家町的剿匪任务。此地位于邵、衡、祁三县交界处，这里土匪出没无常，百姓日夜不得安宁。他们5人经常翻山越岭到山高林深、地形险要、土匪聚集频繁的地方，把握匪情及时出击，先后活捉贯匪首廖家洪、肖方中、邓彪等，并缴获手枪数支，白马一匹。
智斗匪首。1949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159师进入龙山，进行重兵围剿，消灭了尹立言、黄天佑匪部1300余人，龙山贯匪匡国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为了把握良机，邵阳县七区委决定“深入匪穴，争取瓦解匡国军匪部”，并通知匡匪部、区政府派员谈判。11月27日，有胆有谋的武装部长史兴亮和枪法高超的马北骥二人来到了匡匪老巢古塘村，这里匡匪防守严密，层层设卡，他们走了不到半个钟头，就过了8道哨卡，真有点像九爷进威虎山似的。到了匡匪部后进行谈判，但匡国军没有诚意，只同意服从政府管理，但其匪部不能整编和调动，因而终止谈判。临走时，匡国军要显威风提出比武，打仓门铁锁，史部长赞同。匡叫其参谋长潘树堂先打，3枪2中，随后史部长令马北骥同志打，叭、叭、叭3枪全中，匪首们齐声称好。这样一打，打击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让其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次可以说是“不入虎穴，焉得匪情”，为下一步消灭匡匪打下了基础。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大剿匪消灭了这股土匪。
剿匪立功。1949年10月18日，邵阳县龙山七区区长施德宣和王林宏去专塘铺组织群众开会，王林宏发现一可疑人，令其站住，他往山上跑，王林宏鸣枪警告，施德宣立即宣布散会。只见对面山上土匪像蚂蚁般在活动，并有一个敌枪手在树上放哨，王林宏同志隐蔽好后，对准其开枪还击。
这时又一个匪徒爬上树，施区长又将其打下，土匪乱了，用机枪猛烈射击，子弹像雨点落在他们的附近，夕阳快落了，他们趁机撤退。第二天来人传信“昨天是罗匪部一个营200多人，临走时用3块门板抬人”。
郭安乡伪乡队长杨子坚，解放前拉杆为匪，解放后逃至杨家滩，1949年12月被郭安乡乡长王林宏和郭明士指导员通过关系了解到了杨匪住处，去杨家滩将其抓获。通过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他有认罪悔过的诚意，交出隐藏的枪支5支，为立功赎罪，举报其他匪首，缴获手枪3支、步枪42支。1950年春，在该村夜间巡逻时活捉吊羊绑架土匪周继尧，缴获手枪1支，银元400多块。因此，他们受到区委表扬。
减租反霸斗争
在剿匪斗争的同时，从1949年12月开始，在广大农村开展了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开展反霸斗争。至1950年4月，邵阳地区共获得胜利果实4300多万公斤粮食，分配给农民度过春荒。初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1950年6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7月开始邵阳地区组织土改工作队，先试点后全面铺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春结束，通过土改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实行了耕者有其田。邵阳全区共没收地主土地400多万亩，耕牛3.8万头，稻谷3.5亿公斤和大批房屋、衣物、农具等，将这些土地、粮食和物资分给了366万户无土地或少土地农民。从此，广大贫苦农民彻底翻身做主人。在组织农会，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南下干部作出了贡献。
1950年春节过后，迎来了南下的第一个春天，新化县二区区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展开减租反霸运动。袁树屏同志等4人为一个工作组，袁树屏为组长，到忠孝乡和吉庆乡开展工作。他们到村后立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几天后，在忠堂南边的几户人家里，找到贫农青年王以德，他出身清白，苦大仇深，又有一定阶级觉悟。袁树屏同志便确定他为根子，由他进行串连发动，条件成熟了，于3月中旬成立了忠孝乡农民协会，选出王以德为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全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斗争。
农民组织起来了，威力巨大，一些中小地主按农会二、五减租的要求，顺利交出减租谷。对少数顽固不交的，由农会组织斗争会进行斗争，将特别顽固的关押了3人，强制交出。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伪乡长、反动地主李多烈，为了躲避农会的清算和斗争，逃往外地，其弟李多兄是该乡的伪保长，一贯为非作歹，狡猾非常，他得知要进行减租反霸的消息后将其财产分散隐藏。对此情况，农会采取果断措施，派人将他家的所有财物全部封存，作抵押之物，此举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体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巨大威力。经过减租反霸斗争，全乡将减谷1000多石胜利果实分给了农民。
土地改革是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对每一个干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所以党中央提出“干部要过好土改关”。1950年秋，邵阳县11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周金炳、赵培祥、罗光中三位同志到仙旗乡五村搞土改。他们剪去了长发，穿上农民服装开始了土改工作，采取四个步骤进行。
访贫问苦建农会。入村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造成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声势。经过半个月访贫问苦，向农民进行“忆苦”“诉苦”“以苦引苦”的方法，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五村贫农颜盛民，解放前帮工、挑脚，死在他乡。满崽是个“背牙崽”，大崽长期帮工在外，生活非常困苦。老雇农郭友生给地主帮工，清贫如水，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40多岁才讨婆娘。而地主张玉坤、何鹏志等不劳而获，每年收租谷各200石，还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用这样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农民。通过发动，五村形成以颜盛民、刘再强、郭友生、顾兴发、刘意如为代表的贫农骨干力量，再由他们进行广泛串连扩大阶级队伍，在原来的农会基础上进行整顿，选举郭友生为村农会主席。
正当土改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阶级敌人便猖狂破坏，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新八军土匪部要打乡政府了”，半夜三更在山里装鬼叫，恐吓群众。有的地主分散财产，有的用金钱美女拉拢收买土改根子，我们及时的揭破敌人的阴谋，对搞破坏地主进行了斗争。
斗争恶霸地主。通过发动，农民对地主充满仇恨，提高了斗争性，五村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张玉坤大会，贫雇农纷纷进行血泪控诉和说理斗争，地主不得不低头认罪。仙旗乡也召开了公审恶霸地主刘光斗大会，农民控诉他的滔天罪行，将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刘光斗执行枪决，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土改运动深入发展。
划分阶级成分。组织农会会员学习土改法和中央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明确阶级界限，做到不偏划也不错划。在作法上先划地主、富农，再划中农贫农。召开群众会，公开评审，三榜定案，报乡政府乡农会批准。
分配胜利果实。剥削阶级定案后，便进行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耕牛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物资。成立分配小组制定分配方案。教育分配小组成员和农会骨干要大公无私，合理分配，使土改的分配工作胜利完成。
进入洪福桥
1949年10月10日，邵阳解放。13日南下工作团邵阳各队全部人员抵达邵阳市，与地下党员会师后，县委书记钟石主持召开了两天会议，会后干部即分赴各区。按照县委调配，区委书记李桐林率领13名南下干部（张寿芝、施德宣、史兴亮、修明荣、郑昌明、王林宏、李金川、马北骥、唐润祥、芹军、孙茂义）、1名地下党员（杨奉达）和5名地下工作人员（石颂文、陈剑如、梁延器、孙清泉、周庠），总共20人从邵阳出发，经半边街，于10月16日下午进入洪福桥。我们20名同志，从县里带来4支短枪，途经半边街时又从一区政收缴的武器中借4条长枪，其余所能发挥威力的就靠党的政策、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和同志们的机智勇敢了。
10月17日，区政府贴出布告，宣传邵阳县第七区人民政府成立，张寿芝为区委副书记，刘德全为组织委员，史兴亮为武装部长，施德宣为区长，修明荣、杨奉达为副区长，郑昌明为区委文书，陈剑如为宣传干事，唐润祥为青年干事，梁延器为区政府文书，王林宏、郑端祥为支前助理，李金川、周庠为财粮助理，马北骥、石颂文为文教助理，工作团员孙清泉，收发左军，勤务孙茂义。10月23日梁树勋、石练、石安文、陈雁青被分配七区工作来区政府报到。不久，县委从邵阳县地方干部训练班（后称地干校）抽调40余名学员，由该校指导员张运绪、中队长田伯昆带队来七区工作。同年12月7日，地区干校第一期提前结业，又分来一些同志，我们还从当地吸收30余名知识青年参加工作。1950年2月26日，地区干校第二期和资江公学第一期结业，又分来一批学员。县委派了胡文生（后继任区长）、王勤、杜维松同志来7区协助工作，这时全区干部增加150余名。1950年2月，为了便于指导工作，区委在孙家桥设立办事处，由胡文生、张运绪、王勤等同志组成工委，领导敦安、唯一两个乡38个村的工作。在扩干的同时，遵照上级指示，我们又与驻军协商，在1949年11月建立区武装中队。战士都是当地贫苦农民，骨干由部队抽调指战员担任，于乐勋为队长，郭明士为指导员，高占久、袁英海、刘禹春、金纯生分部为事务长和两个排的排长。到1950年2月区中队达120人，配备4挺机枪、9支冲锋枪，8支短枪，100余条长枪。
12月下旬，七区全部接管了所属的5个乡公所，成立了乡人民政府。马北骥为宝善乡乡长，田伯昆为唯一乡乡长，郑昌明为和安乡乡长，孙消泉为长泰乡乡长，王林宏为敦安乡乡长。在进行紧张的铺摊子、搭架子和征粮支前的同时，区委抓紧进行收编游杂武装，招降土匪的工作。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的宗旨，张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展开政治攻势。利用游杂武装的民夫去潭府（长泰乡公所所在地），给尹立言部下的营长罗更生送达招降命令信，他十分害怕，率部离开潭府，翻山越岭逃往界江坳一带。李桐林、施德宣召见和安乡（区府所在地）乡长张国域说明党的政策，令其交出乡保安队的枪支，张国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服从安排，即于当天召回保安队人员，交出所有的30支长枪，8支短枪和一批弹药。收缴游杂武装，装备了区府人员，使我们20个工作人员包括勤务员在内不但人人有枪，部分同志还配备了长枪短枪各一支，用不了的，便将枪机卸下来与枪托分别保存。
10月21日，区委派副书记张寿芝去冰塘，登门拜访了曾对革命作过贡献的国民党师长戴岳先生，会谈中，向他介绍了党的方针政策，对新区工作的要求与七区的工作部署。会谈中提及他的爱国壮举，和肖劲光同志与之写信的情况时，他深受感动，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的工作，争做贡献。经戴岳动员，几天后，保靖队60余名士兵携枪来区政府投诚，交出长短枪30余支。
10月25日，区长施德宣和王林宏、石安文三位同志，在砖塘铺石桥边与土匪罗更生等百余人相遇。施区长机智勇敢指挥追击，打伤3名土匪，其他匪徒四散溃逃。10月28日，区委副书记张寿芝和马北骥、王林宏、郑昌明、唐润祥、孙清泉、梁树勋等7人，在下潭府见有一队武装朝我们走来，我等即隐蔽在溪旁的稻田里，控制要道口，待其进入包围国内时，他们四而八方齐声喝令“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不费一枪一弹，消灭这队武装，俘虏10人，缴获1支手枪、5支步枪、1支猎枪。
配合驻军剿匪
为了歼灭尹立言、匡国军匪部，邵阳军分区成立龙山剿匪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花桥云山坳，在正副指挥邹华兆（军分区司令员）、莫易明（158师参谋长）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158师主力（473团3营）和邵阳军分区基干团4个连、邵阳独立团5个连，总计兵力1万余人，于1949年11月4日开始，重兵围剿龙山土匪。472团（区干部王林宏、周庠、梁延器引路）由邵阳直达孙家桥；473团（区干马北骥、孙清泉等引路），直插龙山岳平顶，截断尹部往山上退逃的后路；474团（副区长杨奉达和石颂文、梁树劝同志引路）从邵阳出发绕过冷水江经过160里长途奔袭，直扑兰田。战斗一打响，473团在峰子庙，围歼龙山寨王陈容和，缴获其全部枪械。474团尾追至尖山岭地带，又歼匪200余名。尹立言率数十名匪徒又从尖山岭窜入孙家桥一带。6日，472团、473团，以孙家桥为中心，在南北80里，东西40里的大山区，村镇交通要道，不分昼夜，冒雨出击，反复搜剿。
10月25日我们送招降信给惯匪黄天佑，他接信后，即派其“师爷”（军师）吴梁前来洽降。区委书记李桐林向其约法五章：“一是就地进行改编；二是不准向民众乱派粮款；三是不再抢劫；四是保证我国家干部的安全；五是如实报告其编制人员、枪支弹药情况并造册报区政府。”令吴梁转黄天佑执行。数天后，区委副书记张寿芝和王林宏等5名同志去东岳村召开群众大会时，在峡山口与黄天佑率领的40多名匪徒相遇，通过喊话向其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出路。黄天佑鉴于当时大军压境的形势，口头上虽也表示要改邪归正，投靠人民，但未过3日，他却追随尹立言攻打我兰田继续与人民为敌，此次被我活捉。至11月15日，又歼残敌300余人，在尖山岭一带俘获第1旅旅长杨熙政、第12团团长陈历屏、第1团团长黄天佑等7名校级以上军官。与此同时，独立团在禾塘坪、黑田铺一带搜剿，歼匡国军匪部100余名。匡部中队长李再生、谢炳卿走投无路，被迫带领50余名匪兵，向我军缴械自首。在大军奔袭合击中，区委又率领干部抓紧进行招降和清剿土匪的工作。罗甦迫于我军重兵围困，便派人来区政府送信“愿意投靠人民政府”。区委立即写信给他，罗甦展阅信件，对我仍然“不咎既往”深为感动，与11月10日率部100余人向区政府投诚，交来100余支长短枪。11月14日，区委刘全德同志带通讯员小刘在小团年发现10余名土匪，当即向匪袭击，击毙土匪2名，缴获左轮手枪1支，后回区途中又活捉1名土匪李益保。11月16日，副区长杨奉达和石颂文、石练、陈剑如等同志在田心坪杨家搜剿黄天佑残部，清出黄天佑匪部埋藏的17支长枪（其中有半自动步枪两支）。12月6日晚，区武装中队指导员郭明士和王林宏同志率战士数人去爽溪村，途径新龙村，发现酸子坳一单屋有灯光，便将该屋包围，捕获隐匿在单屋里接赎“羊”钱的土匪周继光，缴获手枪1支，银元238元（均上缴）并救出受害百姓1名。此时期石练、陈雁青、欧阳魁、范清元、周清和、石安邵等同志又缴获散匪一些枪支。历时20天的围剿，歼敌1000余名，缴获步枪600余支，复枪69支，机枪8挺、冲锋枪69支，自动步枪8支、六0炮2门、收发报机1部、战马7匹、子弹24900余发、手榴弹193枚，光洋500余元，金银7.12两。至此，龙山局面才初步打开。
土匪疯狂反扑
经过前一段的重兵围剿和政治争取，歼灭和收编一批土匪及游杂武装。但是，当158师率命调往广西，龙山附近的炮兵师北移，接防邵阳的137师尚未到达之时，地主恶霸与匪勾结，溃匪重新集聚，土匪的破坏活动又猖獗起来。
1950年1月，黄天佑匪部的3个中队长黄伯珍、周标、戴光中被我军击溃后，逃至长沙军统特务罗炳林、罗迪新的居住处，罗炳林与他们多次在长沙南门外“据点”开会，策划在龙山进行反扑企图抢走被我军捉获的黄天佑。2月，罗炳林等从长沙窜回邵阳，在唯一乡罗家坪的罗迪新家，召集匪徒骨干梁厚生、罗耀光等20余人开会，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纵队”，宣布黄伯珍为司令，周彪为副司令，罗炳林为军法官，罗迪新为参谋长，周范洪为军需主任，黄万寿为副官处长。会后，黄伯珍等人又窜至长沙密谋，再回到龙山收集武器，准备行动。3月19日，黄伯珍、周彪等在龙山脚下骚鸡氹庵堂里，召集匪徒40余人，开了3天会，杀鸡拜把喝了血酒，具体策划攻打孙家桥办事处和破坏农会等反革命活动。他们先是以“反共救国军”名义，张贴“不准办农会和悬赏捉拿共产党工作人员”的布告，接着，以刘金民、刘炳民为首，率领罗耀光、谢顺德、罗明才、周戚保、曾文山、谢舟初等数十名匪徒于3月22日同夜袭罗家坪村农会，枪杀了我工作组组长刘跃中，枪伤正在开会的区干部何陋、孙筒和农会积极分子罗特生，夺走1支短枪。同夜，匪首黄伯珍、周彪、罗炳林和黄十保（又号黄四保）等40余人，由周益保带路，攻打区政府孙家桥办事处。在“三乡庆”老板罗守先及其子罗贞祥事先串通区中队周维连、刘光大、黄国林等10余人作内应的情况下，匪徒冲进办事处的大门，由于被区中队金纯生排长等察觉，及时防范。一面派人监视“叛异”，一面用机枪勇猛反击，使匪溃退才未得逞。
3月25日下午，匪首黄伯珍、黄十保纠集匪徒，袭击马溪农会，枪杀民兵刘东贤、肖吉芬。4月1日下午，匪中队长罗跃光率周益保、曾云山等匪徒在谭溪路边的石德辉家，枪杀正在开群众会的区干部彭绍澄同志，夺去长枪1支。同日傍晚匪首罗跃光、黄乾文等数十人袭击厚里农会，捆绑吊打农会骨干周秀高后，在陈恩堂的石德诗屋边，枪杀我区干部邓有道同志，夺走长枪1支。4月3日，土匪周益保等数十人在库里村石里桥枪杀正在访贫问苦的我区干部廖品卿同志，夺去长枪1支。4月15日夜，匪首黄伯珍、周彪率黄十保等数十名匪徒袭击爽溪农会，枪伤农会副主席周裕凡，劫放了在押地霸周海源等人，抢走鸟枪20余支、4月22日凌晨，匪首黄伯珍、周彪与罗跃光、黄十保、黄万寿、谢顺德（系土匪中、小队长）等纠集匪徒50余名袭击田心坪（十六村）农会，放走被关押的20余人。农会干部、民兵奋起反击，在战斗中阵亡的有刘伦孝、杨坤第、杨普丁、陈楚门、石安告5人，中弹负伤的有石盛钱、刘伦寿、石安佑3人。
1950年3月的一天，宝善乡十九村（塘湾）农会主席王谊哉在塘湾开会回家途中，被匡匪指派的匪徒将其惨杀在山边亭子里开膛将尸体捆在柱子上。3月8日，匡国军、潘树堂带领20多名匪徒，抢劫亲义乡土地山国家仓库，被我部发现阻击未逞，后在土地山的过路亭子边，惨杀了亲义乡乡长赵惠文同志。3月14日，匡见生等匪徒又在鼓龙乡杀害了正在查夜的村长唐光庆同志，抢走其步枪1支。3月25日匪首杨初生、李启一带领匪徒在黄泥洞抢走农会胜利果实谷4600斤，惨杀了农会组长陈连青1家3口，并将他的耕牛抢走，村长李梅生被打伤。3月29日，匪徒刘廷献等40余人去潭宝路麻阳咀抢劫军车，打死我解放军7人。
4月5日，匪首匡国军匡常元带10余人，冒充解放军潜入炉前乡田家湾，将农会主席李玉青、组长周定文骗入李家单院子里用卡宾枪扫射杀害。同时，匪中队长李再生，在地主李绍成的指点下，率匪徒惨杀宝善乡第五村农会主席李云成。4月8日，匡匪一伙又将双泉铺早禾村民兵队长刘春盛残酷地打死在石井边的油菜田里。4月14日，禾塘坪驻军外出剿匪，部队宿营地只有吴正中、王庆廉、夏连洛等9名伤病员在家，匡匪探知消息，带领100余名匪徒进行偷袭围攻，9名伤病员（其中包括4名勤杂）与之激战3个多小时，打退土匪围攻，击毙土匪10余人。战斗中，夏连洛同志壮烈牺牲。4月18日，匪首匡国军、匡寿生、潘树堂、陈精干率匪徒共40余人，在鸭子冲清水庵与我军相遇，遭到沉重打击，败逃猪婆山、白羊坳、柱车、大江边、江西冲、九福庵等地。沿途相继抓走正在田里生产和过路的共8人，带至小白水酸枣坳，令其全部跪下，放走了一个地主子弟将张勤生、陈良生、陈建生、陈余堂、刘晓云、张益清、石启虞7名农协会员，全部枪杀在酸枣坳山中。更为恶毒的是，他们在此还开会策划袭击小白水村农协会，有些匪徒还穷凶极恶地写下：“参加农会，自寻死路……”的字条。小白水地主落伍回乡的国民党宪兵团长陈义，听说土匪杀农民进攻小白水，得意地对当地地主说：“我们自己的人来了，你们都不要走，要杀猪宰羊，热情接待！”匡匪在反扑期间，还先后打死我剿匪部队指战员5人（其中副连长1人，战士4人）。
第二次重兵围剿土匪
中共邵阳地委、专署、邵阳军分区及时掌握了土匪反扑的情况，根据省委、湖南军区关于“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形成重点剿匪”的指示，紧接第二次合击龙山股匪后，于1950年4月15日成立龙板工委，有邹毕兆、张兰民、钟石、杨保智、沈润生、苟先学、陈家强、王云本、李文祥同志组成。工委书记由军分区司令员邹毕兆同志担任。4月17日，又专门成立了龙山剿匪指挥部，苟先学同志为工委书记兼指挥长，钟石为副书记。委员有李桐林、史兴亮及独立团、411团的几位领导，指挥部设禾塘坪。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37师411团、邵阳军分区独立16团、136师武工队，奉命包围龙山，七区干部组织民兵紧密配合堵截了土匪逃窜的一切路口要道。4月21日，411团、独立16团，首先对集结在太芝庙以东山洞较多的岩塘地带之尹立言、匡国军1000余名残匪进行合击。经过4天的追剿，歼匪200余人，尔后就地清剿，到5月底又在龙山地区歼匪708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种枪400余支。尹立言一败涂地，收拾不了残部单身潜逃至香港。匡国军也喘不过气来，由龙山潜回老家，在猫儿岩李永廉的屋里令匡寿生埋了6只“鸡婆”（指短枪），在青树坪修谱的匡赢洲为他制造假通行证，盖上伪刻的农会图章，率3名随从由青树坪经湘潭、长沙逃往香港。
发动群众剿匪
为了彻底干净肃清土匪残余，我们将群众工作引向深入。411团2个营组成350个工作组，独立16团1营组成38个工作组，与七区区乡工作队合二为一，部队营职干部为工作队长，区干部为副队长。部队与地方干部同驻在全区每个乡村工作队，重点用在匡国军匪部老巢禾塘坪、六台山、大年冲、茅塘等村，军民配合，除继续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霸外，首先整顿农会、民兵组织。先后清洗18215名农会不纯分子，新发展14622名农会会员，提任农会干部4234人，又组织274个村农会，总共会员达69354人，还组织了18660余人的民兵队伍，以768支步枪、鸟统武装了民兵。
他们扛起钢枪、鸟统、梭镖、大刀，站岗放哨，侦察报告匪情捉拿土匪。此段时间，军民配合，又歼匪1014人，缴获各种枪373支，炮6门。其中民兵捕匪149人，缴获匪枪308支。宝善乡第13村的民兵秦有生，了解匡匪骨干谢寿山的活动情况时，立即报告独立16团6连，该连谢连长立即率部很快将谢寿山抓获，并经追查挖出匪徒埋藏的长短枪60余支。谭田村民兵刘祖儒得知土匪活动情况的时，赶忙带领民兵上山将士匪刘福生、唐其生抓获。10余天中，宝善乡群众报告匪情达40余起，查出了300余名在逃土匪的姓名和50多名通匪人员。和安乡民兵陈礼得知大团年匪情，连忙报告区中队，并一起前去大团年捉土匪6名，郭安乡农民在“保家乡、保仓库、保翻身”的口号下，成立了防匪自卫队，以鸟枪、梭标作武器，每天晚上放哨注视土匪动静。
1950年3月一天晚上，15村民兵发现龙山下来了10余名土匪，民兵们一面鸣锣，一面派人去区中队送信，当区中队迅速赶来时，民兵黄发文、黄乾林、黄坤圣等10余人，在追赶中已捉了土匪骨干周迪光，白露10村民兵队长谢仲球等7人捉到匡匪中队长，缴获枪13支。民兵陈英、肖正生等9人活捉匡匪中队长谢青山、匪徒谢连生、唐先五3人，缴枪2支。天台山民兵队长许康庄探知土匪廖明和到了山星村岳父家，立即组织民兵将其抓获。瓢厂5村村长李银成、民兵修大界从深山丛中挖出土匪埋藏的短枪2支。长泰乡8村，组织了一支30人的女民兵队伍，她们手持梭标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捉到3个匪探，又配合男民兵一起查出土匪13支枪和5箱子弹。宝善乡女民兵队长杨鉴，在组织民兵去抓土匪时，见一男民兵王有山胆小，她就走在前面鼓励大家说：“我杨五娘都不怕，你们男子汉还怕吗！有胆的跟我来。”在这个女队长的带领下打退了李再生等18名土匪。长秦乡干部李大志与和安乡民兵队长朱强林带领民兵，发现匡匪余部40余人前来袭击大江边小白水农会，便奋起堵截和抵抗，打退了匪徒的进攻，保住了农会。
与此同时，加强清剿散匪，深挖土匪社会基础，各乡村农会紧密配合工作队，开展“三查一挖”（查匪情、查通匪、查匪窝、挖匪根）和“逐队清、挨户清、发动匪属自己找”的群众运动。同时，实行宽严结合，政策攻心，处决一批土匪，释放一批土匪。为了全面体现党的政策，4月26至27日，区委分别在廉桥、黑田铺、孙家桥、洪福桥等地召开万人群众会，公安部门将清出的31名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土匪要犯，执行枪决。并运用这些典型，对在逃的土匪，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少数潜逃惯匪走投无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携枪前来坦白自首。会后第二天（4月28日），匡国军的外甥谢吉成，即带来9名土匪向政府自首，并交出长短枪11支。第四天（30日），匡匪中队长唐玉鼎、唐又松带24名匪徒，携长短枪48支，前来自首。黄天佑匪部中队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血债累累的周彪，在我第三次重兵围剿时，潜逃湘乡，被我部队追剿击溃，同伙特务匪首罗炳林被枪毙，周彪将枪埋在湘乡西南山脚下，后仍想卷土重来，4月底处决释放一批匪军后，周彪认为逃窜无望归降可生，被迫于5月15日（农历三月九日）回孙家桥向我军自首。时至6月底，又捕捉和归降了2030名土匪。
经过8个多月艰难困苦，浴血奋战，肃清了龙山匪患，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剿匪告捷，基层政权逐步巩固，贫下中农优势树立起来，七区的社会改革步入新的阶段，准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1950年6月下旬七区分别划为邵阳县第14、15、16区3个区。老七区的干部，又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郑昌明原著 傅连君整理）
郑昌明，1931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四）出生，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6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参加冀东南下工作团，1949年10月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工作，先后任邵阳县七区任乡长，新邵县九区、七区区委书记，新邵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书记，邵阳地区园艺场场长，邵阳农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邵阳地区、市农机局党委书记、顾问，1991年9月离休。
我的南下历程
我于1931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在宁河县芦台镇一个普通家庭。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5月唐山冀东建国学院毕业后，参加冀东南下工作团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开展工作，回忆起在接管新邵县，参加剿匪，建立新政权的峥嵘岁月，真是感慨万千……
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那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3年1月3日，日寇入关攻占了山海关，1935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7月，冀东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拼凑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22个县和唐山市秦皇岛港均沦为殖民地，我的家乡宁河县也同时沦陷。1937年7月7日日军侵略军攻占了卢沟桥，次月占领了北京、天津，从此，日本控制了华北大片土地。日本侵入后，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抢、烧）。当他们站稳脚后，便采取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强化治安”等鬼把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实施长期占领的统治战略，把华北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在上层他们利用卖国贼汉奸组织为日本服务的政府、武装。建立什么“汪精卫伪政府”“新民会”“治安军”“保安队”“交警队”“特工队”等反动组织，欺压统治人民。
日本还推行“以战养战”的战略，他们从朝鲜抓劳工在蓟运河西部地区开稻田，建农场“高丽圈”（现在的芦台农场），同时还强制中国农民种稻，稻谷称为“军谷”“皇粮”。只准中国人种，不准中国人吃，吃了就要犯他们的法，要开膛破肚。在教育上实行“奴化教育”。我读小学时就开日本语课，学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中学还要派日本教官控制学校。中国人路过日本军队驻地要下车，行礼，不然就要遭毒打。他们配给的粮食是那些发霉变质的，简直使人吃不下去。不够吃就买点豆腐渣。春天我们兄弟到野外摘榆钱（榆树的花），挖野菜充饥。最惨的是日本投降前夕，没有吃的就以豆饼、花生饼充饥，我们兄弟到河边集市木材场去剥树皮拿回来烘干，磨成粉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些东西而拉不出屎来，妈妈用筷子给我们扒屎，是多么苦啊！这种残酷的统治，在冀东土地上整整10年之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10年熬过去了，又来了国民党，他们不是为人民办事的。国民党来了是换汤不换药，日本的汉奸队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国民党的保安队了，汉奸又钻进了国民党政府里面去了。国民党派的“接收大员”是一伙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保安队、还乡团继续欺压老百姓，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深受其害，父亲做点生意，家已经够困难了，那保长三天两头派粮派款，家中无钱只得把家具卖掉交派款。我们3兄弟1妹的学费，都是在苦中省出来的。父亲，那年才40岁，面色憔悴，身体消瘦，就这样我们苦苦的熬过了4个年头，直到芦台解放。
革命的家庭
我老家祖辈是个普通清寒不富裕的人家。听曾祖母刘氏说，曾祖父郑香甫是粮食市场过斗的，祖父郑金滎，字丽生由曾祖姑母家供他读了大学。北京政法学堂毕业后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现天津大学前身）任教育总监，宁河县禀生秀才。梁启超、康有为戊戌变法后同芦台镇陈体人创办三官小学校，不幸他寿命不长，39岁就与世长辞了，当时父亲才9岁。祖父的去世，留下了曾祖母刘氏，祖母冯氏和5个儿女，即大姑郑宗懿、二姑郑宗珍、父亲和二叔郑宗泽、三叔郑宗濂。由于祖父早逝，儿女还小，家境十分贫穷，那时汉沽崔家祖姑母家给我家不少接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父亲高小毕业后到一家名叫“庆丰恒”的货栈当店员。由于父亲刻苦好学，得到店主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会计），几年后又为总管账先生（总会计），这时每月工薪稍多，生意好了年终还分一些红利。在这阶段家中的生活才好一些，节省下来的钱还买了5亩高粱地。那时我们兄弟都是小学生了。
父亲名郑宗灏，字祖培，号敬颐，母亲赵慧兰，大赵庄人，他俩于1929年结婚，生了7个儿女（3男4女），1946年3个妹妹得病无钱医治，在一个月内先后被疾病夺去生命，巧妹那年5岁。从此，只有我们现在的4兄妹了。灾难的年月，母亲悲痛万分，身心受到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1945年货栈停业了，父亲失业，后来靠亲友的相助借了一些钱做行庄生意，跑点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生活。当时生活很苦，天天吃粗粮淡饭。1948年我们兄弟都读中学了，家庭的负担更加重了，父亲为一家的生活筋疲力尽，腰压的直不起来了，那时我年龄虽小，但懂得家庭的困境，因此，在1948年初中毕业后，不再升学，找个职业，让弟弟们读书。由表兄董希之介绍到芦台完小任一年级教员，那时我才17岁。当时国民党的金圆券经常贬值，学校以实物定工资，每月挣得高粱200斤，给家庭生活稍有补充。正在困难中挣扎的年月里，1948年11月芦台解放了，我考入了冀东建国学院，参加了革命，弟弟妹妹们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父亲也参加了工作。由于家底薄，没有什么积蓄，生活还是不富裕。二弟郑德明在暑假期间到农场去做工挣几个钱增加点收入，寒假到野外拾草做柴烧，所以我们兄妹都是在苦中长大的，深知旧社会的苦，新中国的甜。
父亲在工作中勤奋拼搏，在宁河酒厂、农机厂工作期间，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多次被评为单位和县里的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揪斗，母亲也受牵连，同父亲一起天天挨斗。他俩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他们俩总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罪。”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后才被解脱平反。因此说父亲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也是光荣的一生。当生活稍好了些时候，在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中遇难不幸去世，他65岁就离开了我们，去世后连遗骨都未能找到，是多么的惨啊！
母亲赵慧兰，她出身农民家庭，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勤劳，简朴，为人诚厚，可称为贤妻良母。当时曾祖母、祖母，还有祖姑母、大姑母因早年丧夫有时也住在我家。这些长辈都要妈妈侍奉和关照，两个妯娌都患有精神病，经常吵闹，妈妈能和她们和睦相处，这方面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妈妈她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热爱党，热爱祖国，在居民会当组长时，工作兢兢业业，对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都能带头出色地完成，因此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父母对我参加革命南下，支持又挂念，父亲想起我就流泪，母亲天天站在大门口向南坐着望。这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直到我给家来了信，全国解放了心情才放松下来。1982年4月5日，她老人家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她的慈祥善良的形象，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家庭是革命的一家，全家6人，有4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二弟郑德明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厅长，三弟郑阳明曾任河北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妹郑淑明为小学高级教师。我们一家在旧社会有毅力在苦难中奋争，在新社会也有能力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承担重任，作出贡献。
报名南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考入宁河中学（现芦台一中）44班学习，1948年7月初中毕业。芦台解放后，在1948年12月由宁河县教育科介绍考入唐山冀东建国学院政治研修班学习。这个学院创建于1945年9月。当时属冀东边区领导，后来划归冀东区行署直接领导，原地址在河北省玉田县，后迁至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所在地）。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关，唐山解放，建国学院从遵化迁至唐山交通大学旧址。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在1948年12月从冀东22个县招收一批立志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有1270人参加政治研究班学习。学院设3个部，下设9个班。学院院长由冀东行署教育厅长纪之兼任，副院长娄平，教务长彭庆明，第三部主任王乃生兼七班主任，七班助理员黎颖，八班主任燕明，助理员马云潜，九班主任赵芳，助理员贾质夫、铁城。
我们这些冀东区的知识青年，亲身经受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入学后，学习热情非常高。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革命的基础理论教育，学习《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丰义论》《论知识分子问题》等；革命传统教育，学习《论革命人生观》《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安整风文献》等；革命的形势教育，学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革命政策教育，学习《土地法大纲》《城市政策》《战政策》《新解放区政策》等。在学习中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员们都联系了个人的经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及其软弱性，懂得了必须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
学习是严肃认真、丰富多彩的，除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学唱革命歌曲，排演革命戏剧，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如在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解放时和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时都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庆祝活动，学员们上街游行，跳秧歌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五月是红色的五月》《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学习期间正赶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学院在学员中发展了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虽己面临绝境，但是中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尚未解放。国民党尚有200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顽抗到底作垂死挣扎，因此，我军仍需继续前进，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奉上级指示于1949年5月7日召开了学员动员大会。大会上冀东区党委负责同志作报告，传达了任弼时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号召革命青年南下参加解放江南两万万同胞的壮丽行列，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光荣使命。会后，学员们进行了热列的学习和讨论，不少同志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还三三两两地在球场畅谈着南下的愿望，绝大多数同志下了南下的决心，向班部递交了自己的决心书。
当然，同志们决定南下，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当时学员中年纪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我17岁，大的也不过20多岁。我们都没有出过远门，更没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而当时江南广大地区仍在国民党部队盘踞下，需要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思想准备，甚至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因此南下动员实际上是对我们4个半月学习成果的大检查，也是我们投入革命队伍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考验。最后学院批准了我们512名同志南下，并于1949年5月12日下午，召开了欢送大会。院长纪之和冀东行署领导先后讲话，勉励大家把一切献给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同时宣布了南下名单，并给南下的同志戴上了大红花，从此我们这些同志光荣地踏上了解放江南的征途。1949年5月15日院领导送我们到唐山市东郊开平镇八里村庄，正式编入了冀东南下工作团第6大队第5中队。
踏上南下征途
冀东南下工作总团3000余人，分成6个大队。总团长是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第6大队长是李力，副大队长阎乃昌，我们5中队长是陈中。在开平驻扎10天，主要是作好南下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李楚离同志给我们作了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组织我们学习了进城接收旧政权和工商企业的有关方针和政策，教育我们南下行军要做好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并宣布南下工作团团员家庭享受军属待遇。出发时每人携带生活用品不超过15公斤，其中有10公斤干粮（发面大饼）准备在路上吃。行军前，领导上关心我们，放了3天假，回家与亲人告别。正在这时，三叔来开平找我，我回到芦台，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他俩对革命有所认识，同意我去，赵庄的赵广让舅舅也支持我，我告别家人回到部队。
1949年5月25日，行军开始。当时京广线由于敌机轰炸，铁路尚未修通，因此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唐山—天津—济南—徐州—郑州—武汉。我们乘的是“闷罐”货车，每个车厢40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在车厢里，虽说条件差，但大家情绪饱满，一路歌声不断。从开平上车后，第一站就是唐山市，唐山市党政领导和群众来到车站欢送，我们在车上一眼就看到了建国学院的部、班领导同志，他们流着热泪向我们招手，祝我们行军胜利。在车上的同志们也不由地流出离别的泪水，说着：“领导再见！”车徐徐开动，我们带着泪花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培养我们走上革命之路的领导们。
当天，南下工作团的列车开进了天津车站。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天津市领导和群众来车站迎送我们，顿时站台上、车厢内，一片欢腾。我们向天津市人民政府领导和市民们招手致谢，在《下江南》的歌曲声中离开了天津。从天津经过德州、济南、徐州、开封，于5月29日到达郑州，一路上走走停停。当时铁路两旁还不时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出没骚扰。一次火车停在离郑州不远的一个车站，下午刚刚在路边埋锅做饭，突然发现敌人骚扰。只好马上出发，将做得半生不熟的饭带到车上吃。
到郑州后休整了3天，即开至新郑县花园村，在花园村附近驻扎1个月。我们刚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因过去吃尽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对我军也不了解，进村两天没有青年人和妇女出门，只是一些老人家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便主动给老百姓担水、打扫庭院，并以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价赔偿等实际行动逐步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加之我们及时进行形势宣传，不到几天时间，群众解除了顾虑，家家户户对待我们如亲人，给我们烙河南煎饼，与我们一起举行联欢晚会，演出地方戏。在这个时期，部队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了思想整顿，并发展了一批同志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月底又返回郑州，在这里冀东南下工作队和胶东、豫西南下工作团汇合，进行了整编，组成了赴湘南下工作团。这个工作团有10个大队，我们到邵阳的125名建院学员编在第6大队第5中队。从这时起，这个南下工作团归属第四野战军，为105部队。整编时基本上是按省、地、县党政机构的架子组建的，为新解放区建立政权做好了组织准备。第6大队为湖南第6地委——邵阳地委，并将5中队建院学员也分配到地、县各单位。整编后新领导以大队为单位召开了干部大会，7月3日地委书记夏如爱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号召全区干部保持革命的优良传统，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并进行认真的讨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质。
1949年7月14同奉命继续南下，由郑州乘火车，时开时停，直到7月19日才到达湖北省滠口站。当时雨水特多，江湖水面上涨，下车步行几里转乘木帆船，经过一片湖泊进入长江，用了七八个小时横渡长江，晚上才到达彼岸武昌。我军纪律严明，没住民房，所有的同志都露宿在车站的月台上。7月21日又开至离武昌40余里的纸坊镇驻防，等待长沙解放。当时武汉天气酷热，由于长途行军，从北到南气候变化大，很多同志水土不服，得了疟疾、痢疾病，在纸坊住了半个月。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部奉命向湖南进军。一部分同志于8月6日乘火车到咸宁，从咸宁改乘部队汽车，行驶3天到达长沙郊区金井，次日涉水过河步行到达长沙县黄花，帮助地方征粮，支援前线，9月5日集中到长沙县委所在地朗梨市，于9月7日进入长沙城。大部分同志于8月5日从武昌乘船由长江过洞庭湖经过3天的航行，于8月7日到达长沙。
到长沙后，湖南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金明同志给我们作了形势报告，进一步学习我党进入新区的方针政策，组建地专直属各单位，制订工作计划，刻制各级党委、政府公章，印刷安民布告等，做好了进入新区开展工作的一切准备。在长沙我们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广播，大家欢天喜地地与长沙广大群众游行庆祝，真是热闹非凡。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10日开进邵阳城，邵阳人民得到解放，邵阳地区党政机关宣告成立，并接收了旧政权。在进邵阳城时，群众在街上列队欢迎我们，这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同志们仍精神抖擞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从此我们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历时140天，行程5000余里。
英勇献身的战友
南下工作团于1949年10月11日至13日先后到达邵阳，经过二三天的工作会议，于16日分赴各自工作岗位。我们来自建国学院的同志虽然年纪较轻，但革命热情很高，服从分配，不怕困苦，不怕牺牲，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奔赴各个不同的战斗岗位。有的下区，有的到党政部门，有的到经济单位，有的到干校，大多数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有的同志在农村剿匪反霸中光荣地牺牲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分配到隆回的崔保成同志于1949年农历9月3日，与当地3名新干部手持自动步枪和左轮手枪，从滩头去塘冲征粮。去塘冲前就听说那里有土匪活动，但他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仍坚持下去。为了避开士匪埋伏，改道由新河峡山经下冲翻山去塘冲，刚到村边口，埋伏在刘家祠堂草树背后的土匪突然从暗处开枪，打伤了崔保成同志，他在重伤情况下，仍坚持战斗，但因寡不敌众又身中数枪而壮烈牺牲，他当年只有18岁，现在他的忠骨埋在塘冲对面的竹山上，滩头区委立了石碑，每年清明节组织学生进行扫墓活动。还有颜正远同志到武冈转弯乡工作时只有16岁，对敌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土匪对他恨之入骨，扬言要悬赏大洋200元抓他，他毫不畏惧，仍然照常工作，但不幸于1949年冬遭遇上土匪，英勇牺牲。在武冈工作的荣德海同志也在剿匪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我常常回忆起为革命献身的这些战友，他们的高大形象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接管邵阳
1949年元旦，播发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党中央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党员、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1950年7月，中共邵阳地委、邵阳专署和所属的各县、市委、政府在河南郑州宣布建立。干部是由山东、河北、河南、北京等省市抽调的。10月10日，1243名南下干部在地委书记夏如爱、专员魏国元率领下随军进入邵阳，其中地委机关配备94人，专署机关60人、地直单位166人。邵阳市55人，书记李文祥、市长潘邦彦。邵阳县244人，书记钟石、县长白希清。隆回县110人，书记方明、县长李国香。武冈县189人，书记李砚农、县长尹子明。新宁县93人，书记李前义、县长赵文光。城步县59人，书记陈甫林、代县长赵志光。新化县136人，书记尹子厢、县长赵文元。各县、市于10月11日后相继宣布人民政府成立，发布安民告示，展开各项工作。
10月12日南下的地、市领导和解放军驻邵阳部队首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49军副政委刘随春任主任，专员魏国元为副主任，公安处长刘金平，邵阳县长白希清，市委书记李文祥、市长潘邦彦和靳虎、段秉善等8人组成。下设警备司令部、段秉善任司令员。
13日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告邵阳市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成立，即日起对邵阳市内实行全面军事管制。14日军管会发出第二号布告，宣布国民党、政、军机关和一切警、宪、特工人员，自布告之日起，7天内向军管会登记，逾期登记者，必追究责任。各企事业单位人员即日起回原单位上班，保管好一切财务、案卷，配合军代表做好接管工作。邵阳市区的接管工作从15日起，对原国民党湖南省第6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属的警备司令部、税务、银行、财政、工矿、企业、邮电、学校、医院、公路运输、县政府、县党委、警察局、派出所、税务所、工会、商会、图书馆、民教馆等实行全面接管。分别从邵阳地委、专署、县、市委和政府选派军代表和联络员200多人，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进驻各单位。坚持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和发动群众、团结留用职工共同做好清理整顿交接工作，到11月20日接管工作基本上顺利完成。
在接管工作的同时，特别注意发挥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市区于10月24日、25日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出郭汉中、姜得之等19人为邵阳市学联筹委会成员。11月5日至7日召开了市区首次职工代表大会，选出了33名市总工会筹委会委员，张敬德为主席，张瑞川、王哲敏（地下党员）为副主席。随后又成立了妇联筹委会，张均廉为主任、伍芝（社会名流）为副主任。市商业联合会产生了理事会选举姜持重为会长。
邵阳地委和军管会在接管各级政权后，特别注意建立民主制度和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于11月24日在邵阳市召开了全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主席，副主席和委员。1950年2月10日在邵阳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出县长、副县长和人民政府委员。经过试点后推广到全区各县，使民主制度日益完善。邵阳地区解放后，县以下新建28个区，各区都建立了区人民政府（1950年6月改为区公所），旧政权的119个乡、7个镇以及旧保、甲制度均保留不动，利用他们做些征粮支前工作，命令他们将财务和武装向人民政府移交，在工作中将功折罪，听候处理。
1950年6月以后开始改造旧乡、保、甲制度，建设乡、市、村人民政权。全地区的28个区改划为56个，将旧政权的126个乡、镇改划为962个，并抽调大批干部到区、乡担任领导工作。各乡都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行驶人代会职权），选举农民协会正、副主席和正、副乡长。村政权则由农协会员直接选举产生村主席和村长。到1950年10月，乡、村政权建设基本完成。
在接管建政的同时，开展了减租反霸，征粮支前，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大力开展禁毒、禁赌、禁娼运动，以后30多年中卖淫、嫖娼者绝迹，种植、贩卖、吸食毒品者绝迹，赌博案件也很少发生。
进入邵阳后，南下干部1240多人。邵阳地下工作者近200名，在长沙招收200余名干部，干部力量奇缺。邵阳地委和各县、市委都十分重视培训本地干部。1949年10月14日地委决定建立资江公立学校，10月16日开始招生，11月8日正式开学。邵阳军分区司令员邹毕兆兼校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毛主席的堂弟戈楷（毛泽普）任副校长，抽调南下干部刘长忠、初增科、张楚、惠素珍等20余位同志分别担任各中队队长和指导员及科室负责人。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革命人生观，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到1950年秋共举办了两期，培训干部2190余人，邵阳、武冈等县相继开办了地方干部学校，市内举办了两期人民警察学习班。到1950年底全区共培养干部4000余名，充实到各机关单位、基层政权中去，壮大了干部队伍。
清剿土匪
邵阳解放前后，匪患危害严重。陈光中、张云卿、匡国军等土匪头子，长期勾结官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到处散布谣言，诬蔑我党我军，袭击区乡政府；杀害干部和群众，匪首陈光中50天内，抢劫农户200多起。张云卿在武冈三区抢劫仓库3座，农户数千家，杀耕牛700多头，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接管建政和征粮支前工作。为彻底清除匪患，邵阳地委、专署、军分区和驻邵部队，联合成立邵阳剿匪指挥部。从1949年11月底起在全区境内展开大规模的剿匪运动。抽调大批南下干部配合人民解放军136师、137师、158师和军分区所属部队投入斗争第一线，深入乡村农户，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党我军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采取分化瓦解，个个击破的办法，仅1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整编了土匪武装1万多人。对于坚持反共的土匪，实行重兵围剿，反复清剿，经过一年的时间，共歼灭土匪武装3.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7680多支，火炮125门，子弹69万多发。镇压了陈光中、黄天佑、谢文卿等10多个土匪头子，从此根除了近百年来的匪患，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党和政府各项改革顺利展开。在这场艰苦的剿匪运动中，人民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伤132人，61位同志光荣牺牲。在剿匪中，我们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第6大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三杆枪击溃一个团。1950年3月区委决定由魏春富、姚健康、康武生同志组成一个工作组，到田坪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工作，魏春富任组长。该地是新八军匪部独立第5团长谭觉非和反动会首门头目刘兴修盘踞地，他们勾结田坪砚冲地霸，阴谋策划攻打田坪农会，再打锡矿山区政府，最后攻下新化县城的诡计。5月6日土匪果然从两路包围工作组和农会所在地田坪祠堂，匪徒们首先向他们进行疯狂的射击，一时大火冲天，硝烟弥漫。魏春富指挥三人紧密配合，沉着应战，开始从窗口射击，压住了敌人的进攻。当土匪冲进院内时，魏春富连射三枪击中匪首，敌人第一次进攻失败而后退。不一会儿，十几个土匪从铺面内冲进院内，他们转移到离门1米处的煤堆边。在紧要的关头魏春富又向匪徒连射两枪，只见匪徒应声而倒，土匪撤出院外，他打退了土匪的第二次反捕。土匪又组织第三次进攻，他们先发制敌，魏春富对准指挥的匪首开枪，接连又对守门的匪徒射击，两个土匪又被击中。这时魏春富等人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天也快亮了，敌人不敢再打下去，抬着尸体狼狈逃窜。他们粉碎了匪徒攻打田坪农会的罪恶阴谋，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匪徒8人，匪首梁上贻被击毙，匪团长谭觉非被击成重伤。
智擒匪团长钟岳。邵阳县七区区委副书记张寿芝在1949年10月20日，同率领南下青年干部马北骥、郑昌明、王林宏、唐润祥等7名同志到离区政府5里路的下潭府村开展宣传工作。进村不久，突然发现离他们约1里的路上来了一队人，扛着枪向他们的方向走来。张寿芝书记立即研究智取战略，他们7人都埋伏在小溪旁的稻田里，过了几分钟土匪来到了对面的路上，身材高大的马北骥同志突然站起，操着北方口音，高声喊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交枪不杀。”土匪一下子呆了，停了步，马北骥又命令“放下武器向后转”，匪徒们乖乖的放下武器，向后转去，这时埋伏的同志一跃而起，越过小溪，收缴了枪支。土匪回头看只有7人，但无能为力全部当了俘虏。通过搜查发现他们是“湖南反共救国军”，有团长钟岳的委任状，其他土匪都是营、连、排长。他们将缴获的13支枪和俘虏押回洪福桥区政府。
活捉匪首东方亮。刘恩江同志分配在新宁县一区，同县委工作队到新江乡杨柳村李家祠堂开展征粮剿匪工作，他们白天征粮，晚上剿匪。这个区有个土匪头子叫东方亮，经常纠集匪徒打家劫舍，搞的民不聊生，当地群众恨之入骨。1949年12月的一天，工作队得知东方亮要到马头桥买枪的消息，天黑后他们冒着蒙蒙细雨，隐蔽在要道的草丛中等待匪徒的到来。不一会儿只见江边亮了三下，这边也回应了三下，一小船划了过来，靠岸后，在黑暗中下来几个人，为了麻痹敌人，他们将走在最前面的放了过去，后面几个人进入包围圈后，他们开枪射击，经过几分的战斗，击毙1人，击伤3人，活捉2人，但这次东方亮未露头。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又得知东方亮在他的姘头家，工作队晚上包围了他的姘妇家，机枪驾在窗棱上，将其活捉。过后召开了公审人会将其处决，大快人心。
深山老林活捉顽匪。在邵阳县五区工作的周金炳同志，在1950年春，他和区干部战士等5人，执行谭家町的剿匪任务。此地位于邵、衡、祁三县交界处，这里土匪出没无常，百姓日夜不得安宁。他们5人经常翻山越岭到山高林深、地形险要、土匪聚集频繁的地方，把握匪情及时出击，先后活捉贯匪首廖家洪、肖方中、邓彪等，并缴获手枪数支，白马一匹。
智斗匪首。1949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159师进入龙山，进行重兵围剿，消灭了尹立言、黄天佑匪部1300余人，龙山贯匪匡国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为了把握良机，邵阳县七区委决定“深入匪穴，争取瓦解匡国军匪部”，并通知匡匪部、区政府派员谈判。11月27日，有胆有谋的武装部长史兴亮和枪法高超的马北骥二人来到了匡匪老巢古塘村，这里匡匪防守严密，层层设卡，他们走了不到半个钟头，就过了8道哨卡，真有点像九爷进威虎山似的。到了匡匪部后进行谈判，但匡国军没有诚意，只同意服从政府管理，但其匪部不能整编和调动，因而终止谈判。临走时，匡国军要显威风提出比武，打仓门铁锁，史部长赞同。匡叫其参谋长潘树堂先打，3枪2中，随后史部长令马北骥同志打，叭、叭、叭3枪全中，匪首们齐声称好。这样一打，打击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让其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次可以说是“不入虎穴，焉得匪情”，为下一步消灭匡匪打下了基础。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大剿匪消灭了这股土匪。
剿匪立功。1949年10月18日，邵阳县龙山七区区长施德宣和王林宏去专塘铺组织群众开会，王林宏发现一可疑人，令其站住，他往山上跑，王林宏鸣枪警告，施德宣立即宣布散会。只见对面山上土匪像蚂蚁般在活动，并有一个敌枪手在树上放哨，王林宏同志隐蔽好后，对准其开枪还击。
这时又一个匪徒爬上树，施区长又将其打下，土匪乱了，用机枪猛烈射击，子弹像雨点落在他们的附近，夕阳快落了，他们趁机撤退。第二天来人传信“昨天是罗匪部一个营200多人，临走时用3块门板抬人”。
郭安乡伪乡队长杨子坚，解放前拉杆为匪，解放后逃至杨家滩，1949年12月被郭安乡乡长王林宏和郭明士指导员通过关系了解到了杨匪住处，去杨家滩将其抓获。通过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他有认罪悔过的诚意，交出隐藏的枪支5支，为立功赎罪，举报其他匪首，缴获手枪3支、步枪42支。1950年春，在该村夜间巡逻时活捉吊羊绑架土匪周继尧，缴获手枪1支，银元400多块。因此，他们受到区委表扬。
减租反霸斗争
在剿匪斗争的同时，从1949年12月开始，在广大农村开展了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开展反霸斗争。至1950年4月，邵阳地区共获得胜利果实4300多万公斤粮食，分配给农民度过春荒。初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1950年6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7月开始邵阳地区组织土改工作队，先试点后全面铺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春结束，通过土改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实行了耕者有其田。邵阳全区共没收地主土地400多万亩，耕牛3.8万头，稻谷3.5亿公斤和大批房屋、衣物、农具等，将这些土地、粮食和物资分给了366万户无土地或少土地农民。从此，广大贫苦农民彻底翻身做主人。在组织农会，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南下干部作出了贡献。
1950年春节过后，迎来了南下的第一个春天，新化县二区区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展开减租反霸运动。袁树屏同志等4人为一个工作组，袁树屏为组长，到忠孝乡和吉庆乡开展工作。他们到村后立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几天后，在忠堂南边的几户人家里，找到贫农青年王以德，他出身清白，苦大仇深，又有一定阶级觉悟。袁树屏同志便确定他为根子，由他进行串连发动，条件成熟了，于3月中旬成立了忠孝乡农民协会，选出王以德为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全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斗争。
农民组织起来了，威力巨大，一些中小地主按农会二、五减租的要求，顺利交出减租谷。对少数顽固不交的，由农会组织斗争会进行斗争，将特别顽固的关押了3人，强制交出。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伪乡长、反动地主李多烈，为了躲避农会的清算和斗争，逃往外地，其弟李多兄是该乡的伪保长，一贯为非作歹，狡猾非常，他得知要进行减租反霸的消息后将其财产分散隐藏。对此情况，农会采取果断措施，派人将他家的所有财物全部封存，作抵押之物，此举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体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巨大威力。经过减租反霸斗争，全乡将减谷1000多石胜利果实分给了农民。
土地改革是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对每一个干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所以党中央提出“干部要过好土改关”。1950年秋，邵阳县11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周金炳、赵培祥、罗光中三位同志到仙旗乡五村搞土改。他们剪去了长发，穿上农民服装开始了土改工作，采取四个步骤进行。
访贫问苦建农会。入村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造成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声势。经过半个月访贫问苦，向农民进行“忆苦”“诉苦”“以苦引苦”的方法，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五村贫农颜盛民，解放前帮工、挑脚，死在他乡。满崽是个“背牙崽”，大崽长期帮工在外，生活非常困苦。老雇农郭友生给地主帮工，清贫如水，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40多岁才讨婆娘。而地主张玉坤、何鹏志等不劳而获，每年收租谷各200石，还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用这样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农民。通过发动，五村形成以颜盛民、刘再强、郭友生、顾兴发、刘意如为代表的贫农骨干力量，再由他们进行广泛串连扩大阶级队伍，在原来的农会基础上进行整顿，选举郭友生为村农会主席。
正当土改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阶级敌人便猖狂破坏，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新八军土匪部要打乡政府了”，半夜三更在山里装鬼叫，恐吓群众。有的地主分散财产，有的用金钱美女拉拢收买土改根子，我们及时的揭破敌人的阴谋，对搞破坏地主进行了斗争。
斗争恶霸地主。通过发动，农民对地主充满仇恨，提高了斗争性，五村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张玉坤大会，贫雇农纷纷进行血泪控诉和说理斗争，地主不得不低头认罪。仙旗乡也召开了公审恶霸地主刘光斗大会，农民控诉他的滔天罪行，将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刘光斗执行枪决，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土改运动深入发展。
划分阶级成分。组织农会会员学习土改法和中央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明确阶级界限，做到不偏划也不错划。在作法上先划地主、富农，再划中农贫农。召开群众会，公开评审，三榜定案，报乡政府乡农会批准。
分配胜利果实。剥削阶级定案后，便进行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耕牛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物资。成立分配小组制定分配方案。教育分配小组成员和农会骨干要大公无私，合理分配，使土改的分配工作胜利完成。
进入洪福桥
1949年10月10日，邵阳解放。13日南下工作团邵阳各队全部人员抵达邵阳市，与地下党员会师后，县委书记钟石主持召开了两天会议，会后干部即分赴各区。按照县委调配，区委书记李桐林率领13名南下干部（张寿芝、施德宣、史兴亮、修明荣、郑昌明、王林宏、李金川、马北骥、唐润祥、芹军、孙茂义）、1名地下党员（杨奉达）和5名地下工作人员（石颂文、陈剑如、梁延器、孙清泉、周庠），总共20人从邵阳出发，经半边街，于10月16日下午进入洪福桥。我们20名同志，从县里带来4支短枪，途经半边街时又从一区政收缴的武器中借4条长枪，其余所能发挥威力的就靠党的政策、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和同志们的机智勇敢了。
10月17日，区政府贴出布告，宣传邵阳县第七区人民政府成立，张寿芝为区委副书记，刘德全为组织委员，史兴亮为武装部长，施德宣为区长，修明荣、杨奉达为副区长，郑昌明为区委文书，陈剑如为宣传干事，唐润祥为青年干事，梁延器为区政府文书，王林宏、郑端祥为支前助理，李金川、周庠为财粮助理，马北骥、石颂文为文教助理，工作团员孙清泉，收发左军，勤务孙茂义。10月23日梁树勋、石练、石安文、陈雁青被分配七区工作来区政府报到。不久，县委从邵阳县地方干部训练班（后称地干校）抽调40余名学员，由该校指导员张运绪、中队长田伯昆带队来七区工作。同年12月7日，地区干校第一期提前结业，又分来一些同志，我们还从当地吸收30余名知识青年参加工作。1950年2月26日，地区干校第二期和资江公学第一期结业，又分来一批学员。县委派了胡文生（后继任区长）、王勤、杜维松同志来7区协助工作，这时全区干部增加150余名。1950年2月，为了便于指导工作，区委在孙家桥设立办事处，由胡文生、张运绪、王勤等同志组成工委，领导敦安、唯一两个乡38个村的工作。在扩干的同时，遵照上级指示，我们又与驻军协商，在1949年11月建立区武装中队。战士都是当地贫苦农民，骨干由部队抽调指战员担任，于乐勋为队长，郭明士为指导员，高占久、袁英海、刘禹春、金纯生分部为事务长和两个排的排长。到1950年2月区中队达120人，配备4挺机枪、9支冲锋枪，8支短枪，100余条长枪。
12月下旬，七区全部接管了所属的5个乡公所，成立了乡人民政府。马北骥为宝善乡乡长，田伯昆为唯一乡乡长，郑昌明为和安乡乡长，孙消泉为长泰乡乡长，王林宏为敦安乡乡长。在进行紧张的铺摊子、搭架子和征粮支前的同时，区委抓紧进行收编游杂武装，招降土匪的工作。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的宗旨，张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展开政治攻势。利用游杂武装的民夫去潭府（长泰乡公所所在地），给尹立言部下的营长罗更生送达招降命令信，他十分害怕，率部离开潭府，翻山越岭逃往界江坳一带。李桐林、施德宣召见和安乡（区府所在地）乡长张国域说明党的政策，令其交出乡保安队的枪支，张国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服从安排，即于当天召回保安队人员，交出所有的30支长枪，8支短枪和一批弹药。收缴游杂武装，装备了区府人员，使我们20个工作人员包括勤务员在内不但人人有枪，部分同志还配备了长枪短枪各一支，用不了的，便将枪机卸下来与枪托分别保存。
10月21日，区委派副书记张寿芝去冰塘，登门拜访了曾对革命作过贡献的国民党师长戴岳先生，会谈中，向他介绍了党的方针政策，对新区工作的要求与七区的工作部署。会谈中提及他的爱国壮举，和肖劲光同志与之写信的情况时，他深受感动，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的工作，争做贡献。经戴岳动员，几天后，保靖队60余名士兵携枪来区政府投诚，交出长短枪30余支。
10月25日，区长施德宣和王林宏、石安文三位同志，在砖塘铺石桥边与土匪罗更生等百余人相遇。施区长机智勇敢指挥追击，打伤3名土匪，其他匪徒四散溃逃。10月28日，区委副书记张寿芝和马北骥、王林宏、郑昌明、唐润祥、孙清泉、梁树勋等7人，在下潭府见有一队武装朝我们走来，我等即隐蔽在溪旁的稻田里，控制要道口，待其进入包围国内时，他们四而八方齐声喝令“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不费一枪一弹，消灭这队武装，俘虏10人，缴获1支手枪、5支步枪、1支猎枪。
配合驻军剿匪
为了歼灭尹立言、匡国军匪部，邵阳军分区成立龙山剿匪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花桥云山坳，在正副指挥邹华兆（军分区司令员）、莫易明（158师参谋长）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158师主力（473团3营）和邵阳军分区基干团4个连、邵阳独立团5个连，总计兵力1万余人，于1949年11月4日开始，重兵围剿龙山土匪。472团（区干部王林宏、周庠、梁延器引路）由邵阳直达孙家桥；473团（区干马北骥、孙清泉等引路），直插龙山岳平顶，截断尹部往山上退逃的后路；474团（副区长杨奉达和石颂文、梁树劝同志引路）从邵阳出发绕过冷水江经过160里长途奔袭，直扑兰田。战斗一打响，473团在峰子庙，围歼龙山寨王陈容和，缴获其全部枪械。474团尾追至尖山岭地带，又歼匪200余名。尹立言率数十名匪徒又从尖山岭窜入孙家桥一带。6日，472团、473团，以孙家桥为中心，在南北80里，东西40里的大山区，村镇交通要道，不分昼夜，冒雨出击，反复搜剿。
10月25日我们送招降信给惯匪黄天佑，他接信后，即派其“师爷”（军师）吴梁前来洽降。区委书记李桐林向其约法五章：“一是就地进行改编；二是不准向民众乱派粮款；三是不再抢劫；四是保证我国家干部的安全；五是如实报告其编制人员、枪支弹药情况并造册报区政府。”令吴梁转黄天佑执行。数天后，区委副书记张寿芝和王林宏等5名同志去东岳村召开群众大会时，在峡山口与黄天佑率领的40多名匪徒相遇，通过喊话向其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出路。黄天佑鉴于当时大军压境的形势，口头上虽也表示要改邪归正，投靠人民，但未过3日，他却追随尹立言攻打我兰田继续与人民为敌，此次被我活捉。至11月15日，又歼残敌300余人，在尖山岭一带俘获第1旅旅长杨熙政、第12团团长陈历屏、第1团团长黄天佑等7名校级以上军官。与此同时，独立团在禾塘坪、黑田铺一带搜剿，歼匡国军匪部100余名。匡部中队长李再生、谢炳卿走投无路，被迫带领50余名匪兵，向我军缴械自首。在大军奔袭合击中，区委又率领干部抓紧进行招降和清剿土匪的工作。罗甦迫于我军重兵围困，便派人来区政府送信“愿意投靠人民政府”。区委立即写信给他，罗甦展阅信件，对我仍然“不咎既往”深为感动，与11月10日率部100余人向区政府投诚，交来100余支长短枪。11月14日，区委刘全德同志带通讯员小刘在小团年发现10余名土匪，当即向匪袭击，击毙土匪2名，缴获左轮手枪1支，后回区途中又活捉1名土匪李益保。11月16日，副区长杨奉达和石颂文、石练、陈剑如等同志在田心坪杨家搜剿黄天佑残部，清出黄天佑匪部埋藏的17支长枪（其中有半自动步枪两支）。12月6日晚，区武装中队指导员郭明士和王林宏同志率战士数人去爽溪村，途径新龙村，发现酸子坳一单屋有灯光，便将该屋包围，捕获隐匿在单屋里接赎“羊”钱的土匪周继光，缴获手枪1支，银元238元（均上缴）并救出受害百姓1名。此时期石练、陈雁青、欧阳魁、范清元、周清和、石安邵等同志又缴获散匪一些枪支。历时20天的围剿，歼敌1000余名，缴获步枪600余支，复枪69支，机枪8挺、冲锋枪69支，自动步枪8支、六0炮2门、收发报机1部、战马7匹、子弹24900余发、手榴弹193枚，光洋500余元，金银7.12两。至此，龙山局面才初步打开。
土匪疯狂反扑
经过前一段的重兵围剿和政治争取，歼灭和收编一批土匪及游杂武装。但是，当158师率命调往广西，龙山附近的炮兵师北移，接防邵阳的137师尚未到达之时，地主恶霸与匪勾结，溃匪重新集聚，土匪的破坏活动又猖獗起来。
1950年1月，黄天佑匪部的3个中队长黄伯珍、周标、戴光中被我军击溃后，逃至长沙军统特务罗炳林、罗迪新的居住处，罗炳林与他们多次在长沙南门外“据点”开会，策划在龙山进行反扑企图抢走被我军捉获的黄天佑。2月，罗炳林等从长沙窜回邵阳，在唯一乡罗家坪的罗迪新家，召集匪徒骨干梁厚生、罗耀光等20余人开会，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纵队”，宣布黄伯珍为司令，周彪为副司令，罗炳林为军法官，罗迪新为参谋长，周范洪为军需主任，黄万寿为副官处长。会后，黄伯珍等人又窜至长沙密谋，再回到龙山收集武器，准备行动。3月19日，黄伯珍、周彪等在龙山脚下骚鸡氹庵堂里，召集匪徒40余人，开了3天会，杀鸡拜把喝了血酒，具体策划攻打孙家桥办事处和破坏农会等反革命活动。他们先是以“反共救国军”名义，张贴“不准办农会和悬赏捉拿共产党工作人员”的布告，接着，以刘金民、刘炳民为首，率领罗耀光、谢顺德、罗明才、周戚保、曾文山、谢舟初等数十名匪徒于3月22日同夜袭罗家坪村农会，枪杀了我工作组组长刘跃中，枪伤正在开会的区干部何陋、孙筒和农会积极分子罗特生，夺走1支短枪。同夜，匪首黄伯珍、周彪、罗炳林和黄十保（又号黄四保）等40余人，由周益保带路，攻打区政府孙家桥办事处。在“三乡庆”老板罗守先及其子罗贞祥事先串通区中队周维连、刘光大、黄国林等10余人作内应的情况下，匪徒冲进办事处的大门，由于被区中队金纯生排长等察觉，及时防范。一面派人监视“叛异”，一面用机枪勇猛反击，使匪溃退才未得逞。
3月25日下午，匪首黄伯珍、黄十保纠集匪徒，袭击马溪农会，枪杀民兵刘东贤、肖吉芬。4月1日下午，匪中队长罗跃光率周益保、曾云山等匪徒在谭溪路边的石德辉家，枪杀正在开群众会的区干部彭绍澄同志，夺去长枪1支。同日傍晚匪首罗跃光、黄乾文等数十人袭击厚里农会，捆绑吊打农会骨干周秀高后，在陈恩堂的石德诗屋边，枪杀我区干部邓有道同志，夺走长枪1支。4月3日，土匪周益保等数十人在库里村石里桥枪杀正在访贫问苦的我区干部廖品卿同志，夺去长枪1支。4月15日夜，匪首黄伯珍、周彪率黄十保等数十名匪徒袭击爽溪农会，枪伤农会副主席周裕凡，劫放了在押地霸周海源等人，抢走鸟枪20余支、4月22日凌晨，匪首黄伯珍、周彪与罗跃光、黄十保、黄万寿、谢顺德（系土匪中、小队长）等纠集匪徒50余名袭击田心坪（十六村）农会，放走被关押的20余人。农会干部、民兵奋起反击，在战斗中阵亡的有刘伦孝、杨坤第、杨普丁、陈楚门、石安告5人，中弹负伤的有石盛钱、刘伦寿、石安佑3人。
1950年3月的一天，宝善乡十九村（塘湾）农会主席王谊哉在塘湾开会回家途中，被匡匪指派的匪徒将其惨杀在山边亭子里开膛将尸体捆在柱子上。3月8日，匡国军、潘树堂带领20多名匪徒，抢劫亲义乡土地山国家仓库，被我部发现阻击未逞，后在土地山的过路亭子边，惨杀了亲义乡乡长赵惠文同志。3月14日，匡见生等匪徒又在鼓龙乡杀害了正在查夜的村长唐光庆同志，抢走其步枪1支。3月25日匪首杨初生、李启一带领匪徒在黄泥洞抢走农会胜利果实谷4600斤，惨杀了农会组长陈连青1家3口，并将他的耕牛抢走，村长李梅生被打伤。3月29日，匪徒刘廷献等40余人去潭宝路麻阳咀抢劫军车，打死我解放军7人。
4月5日，匪首匡国军匡常元带10余人，冒充解放军潜入炉前乡田家湾，将农会主席李玉青、组长周定文骗入李家单院子里用卡宾枪扫射杀害。同时，匪中队长李再生，在地主李绍成的指点下，率匪徒惨杀宝善乡第五村农会主席李云成。4月8日，匡匪一伙又将双泉铺早禾村民兵队长刘春盛残酷地打死在石井边的油菜田里。4月14日，禾塘坪驻军外出剿匪，部队宿营地只有吴正中、王庆廉、夏连洛等9名伤病员在家，匡匪探知消息，带领100余名匪徒进行偷袭围攻，9名伤病员（其中包括4名勤杂）与之激战3个多小时，打退土匪围攻，击毙土匪10余人。战斗中，夏连洛同志壮烈牺牲。4月18日，匪首匡国军、匡寿生、潘树堂、陈精干率匪徒共40余人，在鸭子冲清水庵与我军相遇，遭到沉重打击，败逃猪婆山、白羊坳、柱车、大江边、江西冲、九福庵等地。沿途相继抓走正在田里生产和过路的共8人，带至小白水酸枣坳，令其全部跪下，放走了一个地主子弟将张勤生、陈良生、陈建生、陈余堂、刘晓云、张益清、石启虞7名农协会员，全部枪杀在酸枣坳山中。更为恶毒的是，他们在此还开会策划袭击小白水村农协会，有些匪徒还穷凶极恶地写下：“参加农会，自寻死路……”的字条。小白水地主落伍回乡的国民党宪兵团长陈义，听说土匪杀农民进攻小白水，得意地对当地地主说：“我们自己的人来了，你们都不要走，要杀猪宰羊，热情接待！”匡匪在反扑期间，还先后打死我剿匪部队指战员5人（其中副连长1人，战士4人）。
第二次重兵围剿土匪
中共邵阳地委、专署、邵阳军分区及时掌握了土匪反扑的情况，根据省委、湖南军区关于“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形成重点剿匪”的指示，紧接第二次合击龙山股匪后，于1950年4月15日成立龙板工委，有邹毕兆、张兰民、钟石、杨保智、沈润生、苟先学、陈家强、王云本、李文祥同志组成。工委书记由军分区司令员邹毕兆同志担任。4月17日，又专门成立了龙山剿匪指挥部，苟先学同志为工委书记兼指挥长，钟石为副书记。委员有李桐林、史兴亮及独立团、411团的几位领导，指挥部设禾塘坪。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37师411团、邵阳军分区独立16团、136师武工队，奉命包围龙山，七区干部组织民兵紧密配合堵截了土匪逃窜的一切路口要道。4月21日，411团、独立16团，首先对集结在太芝庙以东山洞较多的岩塘地带之尹立言、匡国军1000余名残匪进行合击。经过4天的追剿，歼匪200余人，尔后就地清剿，到5月底又在龙山地区歼匪708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种枪400余支。尹立言一败涂地，收拾不了残部单身潜逃至香港。匡国军也喘不过气来，由龙山潜回老家，在猫儿岩李永廉的屋里令匡寿生埋了6只“鸡婆”（指短枪），在青树坪修谱的匡赢洲为他制造假通行证，盖上伪刻的农会图章，率3名随从由青树坪经湘潭、长沙逃往香港。
发动群众剿匪
为了彻底干净肃清土匪残余，我们将群众工作引向深入。411团2个营组成350个工作组，独立16团1营组成38个工作组，与七区区乡工作队合二为一，部队营职干部为工作队长，区干部为副队长。部队与地方干部同驻在全区每个乡村工作队，重点用在匡国军匪部老巢禾塘坪、六台山、大年冲、茅塘等村，军民配合，除继续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霸外，首先整顿农会、民兵组织。先后清洗18215名农会不纯分子，新发展14622名农会会员，提任农会干部4234人，又组织274个村农会，总共会员达69354人，还组织了18660余人的民兵队伍，以768支步枪、鸟统武装了民兵。
他们扛起钢枪、鸟统、梭镖、大刀，站岗放哨，侦察报告匪情捉拿土匪。此段时间，军民配合，又歼匪1014人，缴获各种枪373支，炮6门。其中民兵捕匪149人，缴获匪枪308支。宝善乡第13村的民兵秦有生，了解匡匪骨干谢寿山的活动情况时，立即报告独立16团6连，该连谢连长立即率部很快将谢寿山抓获，并经追查挖出匪徒埋藏的长短枪60余支。谭田村民兵刘祖儒得知土匪活动情况的时，赶忙带领民兵上山将士匪刘福生、唐其生抓获。10余天中，宝善乡群众报告匪情达40余起，查出了300余名在逃土匪的姓名和50多名通匪人员。和安乡民兵陈礼得知大团年匪情，连忙报告区中队，并一起前去大团年捉土匪6名，郭安乡农民在“保家乡、保仓库、保翻身”的口号下，成立了防匪自卫队，以鸟枪、梭标作武器，每天晚上放哨注视土匪动静。
1950年3月一天晚上，15村民兵发现龙山下来了10余名土匪，民兵们一面鸣锣，一面派人去区中队送信，当区中队迅速赶来时，民兵黄发文、黄乾林、黄坤圣等10余人，在追赶中已捉了土匪骨干周迪光，白露10村民兵队长谢仲球等7人捉到匡匪中队长，缴获枪13支。民兵陈英、肖正生等9人活捉匡匪中队长谢青山、匪徒谢连生、唐先五3人，缴枪2支。天台山民兵队长许康庄探知土匪廖明和到了山星村岳父家，立即组织民兵将其抓获。瓢厂5村村长李银成、民兵修大界从深山丛中挖出土匪埋藏的短枪2支。长泰乡8村，组织了一支30人的女民兵队伍，她们手持梭标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捉到3个匪探，又配合男民兵一起查出土匪13支枪和5箱子弹。宝善乡女民兵队长杨鉴，在组织民兵去抓土匪时，见一男民兵王有山胆小，她就走在前面鼓励大家说：“我杨五娘都不怕，你们男子汉还怕吗！有胆的跟我来。”在这个女队长的带领下打退了李再生等18名土匪。长秦乡干部李大志与和安乡民兵队长朱强林带领民兵，发现匡匪余部40余人前来袭击大江边小白水农会，便奋起堵截和抵抗，打退了匪徒的进攻，保住了农会。
与此同时，加强清剿散匪，深挖土匪社会基础，各乡村农会紧密配合工作队，开展“三查一挖”（查匪情、查通匪、查匪窝、挖匪根）和“逐队清、挨户清、发动匪属自己找”的群众运动。同时，实行宽严结合，政策攻心，处决一批土匪，释放一批土匪。为了全面体现党的政策，4月26至27日，区委分别在廉桥、黑田铺、孙家桥、洪福桥等地召开万人群众会，公安部门将清出的31名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土匪要犯，执行枪决。并运用这些典型，对在逃的土匪，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少数潜逃惯匪走投无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携枪前来坦白自首。会后第二天（4月28日），匡国军的外甥谢吉成，即带来9名土匪向政府自首，并交出长短枪11支。第四天（30日），匡匪中队长唐玉鼎、唐又松带24名匪徒，携长短枪48支，前来自首。黄天佑匪部中队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血债累累的周彪，在我第三次重兵围剿时，潜逃湘乡，被我部队追剿击溃，同伙特务匪首罗炳林被枪毙，周彪将枪埋在湘乡西南山脚下，后仍想卷土重来，4月底处决释放一批匪军后，周彪认为逃窜无望归降可生，被迫于5月15日（农历三月九日）回孙家桥向我军自首。时至6月底，又捕捉和归降了2030名土匪。
经过8个多月艰难困苦，浴血奋战，肃清了龙山匪患，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剿匪告捷，基层政权逐步巩固，贫下中农优势树立起来，七区的社会改革步入新的阶段，准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1950年6月下旬七区分别划为邵阳县第14、15、16区3个区。老七区的干部，又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郑昌明原著 傅连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