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简历
铁军，又名尚武，原名田庆德，1915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东棘坨镇后大安村。1938年参加抗日组织，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宝宁联合县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小队长。1946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军东北，先后任四野部队45军第10师26团特务连侦察排长、连长。1950年随军南下，任广西公安部队水上巡逻大队二中队副队长。1953年12月25日转业回乡，曾任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东棘坨公社社长等职务。1989年去世，享年75岁。
我的父亲铁军
我的父亲铁军，又名尚武，原名田庆德，1915年出生于宁河县东棘坨镇后大安村（原称后蛤蜊堼）。1938年参加抗日组织，1942年跟随佐天、马良、孙英、刘征、苏林、寒松等区领导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武宝宁联合县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区小队长。194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部队进军东北，时任四野部队45军第10师26团特务连侦察排排长、连长。1950年随军南下，任广西公安部队水上巡逻大队二中队副队长。1953年12月25日因病从广西部队转业回乡，曾任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东棘坨公社社长等职。1989年去世，时年75岁。
不畏强势少年郎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叫田占峰，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生有5个孩子，父亲行大，下有3个弟弟1个妹妹。父亲小的时候，很聪明也很顽皮，天不怕地不怕，我奶奶总说他不听话，爷爷也嫌他爱惹是生非，父亲的爷爷是个教书先生，却非常喜欢我父亲，父亲的奶奶也特别宠爱这个大孙子，就使我父亲有恃无恐，桀骜不驯了。后来，家发生了一件大事，轰动了全村，才使爷爷奶奶对我的父亲刮目相看了。
事情发生在1927年。我家的一块园子被村里同姓家族的人强占了，引起了一场官司，而我家出面打官司的竟是父亲，那年他才12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家在村子南边有一块祖传土地，叫南场园子。地块不大但很重要，俗话说“庄稼佬，三宗宝，丑妻近地破棉袄”。这块园子，离家很近，在自家的院子里就可以望见。说它重要是既可以种植蔬菜，又可以在麦秋、大秋（庄稼人管秋天的收获叫过大秋）当场地使用。不料，那年的秋天，勤劳的爷爷刚把庄稼收拾得场干地净，一天晚上，村里家族的那个人到了我家，找我爷爷说要借用一下场地打轧收拾的庄稼。爷爷一贯乐意帮助相亲邻里，但对这个人的相求却很犹豫，因为这个人是无赖式的人物，在村里口碑很不好，曾因为借场地的事与村里人闹过纠纷。但爷爷经不住那个人死乞白赖的央求就答应了，当然也先小人后君子地与他说好，暂借一下可以，但在入冬以前一定要把场地腾出来，以便我家把园子翻掘冬灌，开春种地，这个人满口答应，说秋粮一折腾完就迅速把场地交还。爷爷就信了他，虽然家里人都不大愿意，可爷爷觉得一个村住着，乡里乡亲的还是坚持把自家的场地借给了他。
一晃两个月过去，到了初冬时节，那家的粮食早就在场里折腾完也拉到家里入了囤，却故意在场地里堆着高粱瓤子豆梗囊不拉走，爷爷催了几次，一开始那个人还敷衍着说，行啊，马上，马上啊！后来干脆不理睬我爷爷了。爷爷气得就扛着铁锨去掘园子，谁知这个人竟蛮横地拦着我爷爷说，你说这是你家的园子，哪写着呢？我家的东西还都在这摆着呢，明明是我家的！爷爷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倒打一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园子竟然成了他家的了。爷爷气不出，就和我的老太爷拿着地契到他家去评理，这下子这个人露出了真面目，说这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废纸一张，这园子我要定了，你要是不服，爱去哪告去哪告！
老实巴交的爷爷有理说不出，左邻右舍也畏惧他家的势力，敢怒不敢言。当教书先生的老太爷更是胆小怕事，只想自己吃亏息事宁人，就说破财免灾，咱认了这个哑巴亏吧。正在这时，父亲站了出来说，不行，咱家的地凭啥要给他！他是人我们不是人么，为什么吃哑巴亏？你们认我不认！爷爷斥责我父亲说，小孩子瞎掺和啥，你不认有啥法！告他去，父亲说，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父亲跟着我的老太爷学了一些文化，懂得比我爷爷多，脾气又倔强，爷爷说服不了，最后，只好同意父亲告状的意见。我老太爷也觉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也支持了我父亲，亲自写了状子交给了父亲，并把那份地契小心翼翼地放进父亲贴身的衣兜，叮嘱我父亲不管告状成功与否，这张地契不要轻易示人，更不能丢失。父亲虽然年纪小，但主意正，见我爷爷和老太爷都胆小怕事不敢去告状，就一跺脚自己拿了状子上路了。
独闯县城打官司
父亲根本没有出过门，虽然知道告状要去县城，但县城在哪却不知道，后来打听到县城在宁河镇，却又不知道去县城的路怎么走，还是问了村里的乡亲们才大体搞清楚。霸占地的那家听说我家要告状，起始还有点害怕，后来听说大人不敢去只去了一个小孩时，就放心了，说一个小屁孩，哼哼，叫他告去吧！
父亲到了县城，在路人的指点下，好不容易到了县衙门口，高兴地才迈上大门的台阶，就被守门口的衙役拦住了。一个年轻点儿的衙役横眉怒眼地问我父亲来干什么，当听说要告状时，他竟有些不耐烦地赶我父亲快离开，说小孩子家的来胡闹什么，滚！父亲倔强地分辩说，我真是来告状的！那个衙役根本不听，挥着手说，滚，告状叫你家大人来！这时，另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衙役走了过来，问了情况后挺同情我父亲，就小声出主意说，你这个年龄告状是没有人理你的，我们也不敢放你进去，真想告状，你只有闯进去击堂鼓，但后果你自己可想好哦！
父亲本来就胆大，心想，既然来了，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大不了乱棒把我打出来。再加上从小就跟当教书先生的爷爷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打鼓、敲镲之类的乐器，又有一股子力气，自信击鼓是没有问题的，就闯进大堂，抡起鼓槌猛击起来。果然，众衙役和县官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升堂，一看堂下竟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衙役们惊愕，县官也很生气，把惊堂木狠狠一拍大喝道，谁家小孩，敢来此扰乱公堂！父亲跪在堂下但没有慌，双手举状大声说，县官老爷，我不是扰乱公堂，我是来告状的！县官一看我父亲跪在堂下手举状纸，也有点发愣，就叫当差的拿了上来，仔细一看还真是诉状，就好生奇怪说，你小小年纪来告状，难道家中没有大人不成？父亲不慌不忙说，有，我爹，我爷都在。那为什么他们不来？他们害怕，是怕老爷我么？不是，是怕村里的那家人！我父亲把情况如实做了回答。县官听了又问，大人都害怕难道你不怕吗？我不怕，父亲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说，村里没有王法，县里肯定是有王法的，有县官老爷做主我怕什么！县官一听欢喜了，说呦呵，小家伙，你倒挺会说话！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凭你一纸诉状，本官如何为你做主啊？父亲此时知道火候到了，从兜里掏出了地契递了上去。县官仔细看了地契，然后起身哈哈大笑说，好了，本官为你做主，你回家去吧！
果然，没过3天，那个人被传到了县衙门，回来后就乖乖地把那块南场园子还给了我家。这下，全村轰动了，全村街谈巷议，夸父亲有出息，爷爷也觉着挺自豪的。不久老太爷去东北八棵树地区教书，临走时还拉着我父亲的手嘱咐说，你爸爸太老实，你又行大，以后，家里的担子要多担一些啊！
偏偏父亲不愿意安分守己在家务农，干了几年庄稼活后非要出门去闯荡，爷爷劝说不住，就无可奈何地说，我是管不了你啦，你自己爱上哪就上哪去吧，只是，出门在外，凡事要小心啊！父亲见状就说，我去东北找爷爷，您放心好啦！
去东北途中当警察
当时，父亲是真的想去东北找他的爷爷，谁知走到了唐山，偏巧那天警察局在大门口招聘警备队员，管穿管吃管住还发饷。看着那些年轻的警察穿着警服挺精神的，父亲就动了心思，干脆我也当警察算了，就报了名。负责招聘的警官一看我父亲长得浓眉大眼的，身材又矫健利落，当时就同意了。父亲和一些人去了警察局，领了警装，被分配到了警备队。父亲看着自己穿了警服，戴上大盖帽子挺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把去东北找爷爷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
参加警备队，管理是很严格的，先是进行训练，主要是练打枪和格斗。父亲那时二十左右岁，打枪和格斗都是他喜欢干的事。同警备队的人有好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混碗饭吃干了这个差事，相比之下，父亲的文化比他们都高，对枪械知识比他们接受的也较快，加上特殊的喜爱玩枪弄棍，所以练习打枪时就特别刻苦。第一次实弹打靶，就得了个第一，很招教练喜欢。练习格斗，父亲就更有兴趣了，他从小就爱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块摔跤嬉戏，这回有教练指导着练习擒拿和摔跤，劲儿就更足了。队里有个大个子，对父亲不服气，三番五次想跟父亲比试，那天正好是他俩对打，父亲知道这个大个子会给自己来下马威的，就特别提防他。果然，一交手，那个人就使出了狠招，父亲知道如果不把他制服，就不能在警备队里站稳脚跟，心里就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赢了他。但这家伙人高马大，父亲想起教练告诉的“有劲使劲，没劲借劲”的话，就和他周旋，瞅着一个破绽，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一下子背起来摔在了地下，惹得众人哄笑。大个子脸上挂不住了，起来又扑向父亲，父亲已经掌握了大个子的弱点，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多摔你几下吧！接连着把大个子摔倒了三次，大个子终于躺在地认服了。从此，这个大个子再也不敢跟我父亲奓刺了。由于父亲在训练阶段表现突出，3个月后被提拔为班长。
警备队的任务就是维护城区治安，每天要外出巡逻，有时还要应付突发事件。日子一长，父亲就发现了不正常，原来警备队是给日本鬼子维护治安，是给鬼子干事，是汉奸啊！特别是一些警备队员，流里流气，游手好闲，调戏妇女，欺负老百姓，甚至买东西不给钱等，父亲看不惯，可是只能是管好自己班的人，别的班的人自己管不了，人家也不听。跟头头反映，头头还说他吃饱了撑的爱管闲事，父亲心里就特别别扭，想着这么干下去，甭说不会有啥出息，弄不好还落个汉奸卖国贼的名声，不但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祖宗啊。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父亲一生的事情。
夜救节振国
那天，父亲和一个警备队员夜间执勤，清晨快要交班的时候，隔着窗户忽然发现有一个人越墙而入，躲进了警备队闲置的一间破库房。父亲见一起值班的人正打瞌睡没有瞧见，就没动声色，自己走了出来，悄悄到了仓库。那个人受了伤，见我父亲进来，很警觉地站了起来，我父亲急忙摆手告诉他不要声张，走上前帮他包扎伤口。那个人知道我父亲是个好人，就热情地交谈起来，当知道父亲是宁河人时，就告诉说，我是煤矿工人叫节振国，认得你家乡小芦村的侯大光（侯庆岚）。父亲一听他就是节振国，当时就愣住了，因为在警备队里常听人议论节振国会武术，是打鬼子的英雄好汉，自己心里很佩服，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父亲急忙扶着他坐下，问需要什么帮助。节振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找口吃的。父亲叫他不要动，在仓库里隐蔽，自己出去到伙房找来了饭食和水，节振国吃完饭有了力气，想马上走，父亲把他拦住了，说这个节骨眼是不能走的，敌人肯定戒严了，全城都在搜捕你，出去肯定会暴露，况且你已经挂花了，不如就在先这个破仓库里躲藏顺便休息，反正这个地方也没有人来，到时我会给你送饭，等到天黑再出去。节振国听父亲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为了怕另外那个值勤的人怀疑，父亲把节振国安排好后就匆匆离开了仓库。
等到晚上，父亲不但又送来了饭食，还带来了一身警察服装，叫节振国换上，在夜色的掩护下送他离开了警备队大院。临分手时，节振国告诉父亲说，你这个差事不能干，要赶紧离开。节振国说完想了想又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可到赵各庄煤矿找我。
第二天，父亲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去上班，警备队的弟兄们却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父亲这才知道了节振国的详细情况和受伤的原委。
原来，出生在山东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节振国，跟随父兄逃荒到了唐山，14岁就进了赵各庄煤矿当矿工。他学会了武功，胆大机警，为人仗义，矿工们非常信任他。他秘密加入了抗日组织，是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李运昌部下的工人特务大队的大队长，在开滦煤矿大罢工中，带领赵各庄的矿工砸煤场、打垮鬼子的护矿队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想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由于罢工接连几天节振国都没回家，那天大清早，他的家人刚刚起床，20多个苛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宪兵和伪警察就破门而入，一进门就把他大哥抓了起来，以为是节振国，要绑上带走，后来发现抓错了，就对节振国的大哥严刑拷打，逼问节振国的下落。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节振国，他不顾矿工们的劝阻，飞快地跑回家，突然地推门而入，大声喊道，住手，我就是节振国！他的突然出现，令鬼子和伪警察们一时不知所措，竟呆呆地怔在了那里。节振国这时一个箭步闯入堂屋，抄起一把菜刀，劈头盖脸地向正在审问他大哥的鬼子头上砍去，只见刀光闪处，鬼子的半拉脑袋被劈了下来。趁鬼子的尸体还未倒地之时，节振国又手疾眼快地抽出了挂在敌人身上的战刀向第二个敌人砍去。醒过了魂儿的鬼子见状，端着刺刀嚎叫着从院子里冲了上来。只见这时的节振国，右手握着菜刀，左手挥舞着战刀，左砍右杀，像切西瓜一样，连着砍死了两个鬼子，鬼子和伪警察们都吓傻了。节振国一口气砍死了5个鬼子，砍伤一个伪警察，但由于堂屋狭小，不便施展武功，被敌人团团围住并负了伤。节振国一看不能再恋战，就迅速冲到院子里，飞身上墙逃了出去，眨眼的功夫把敌人甩下，在紧急中逃进了警备队的院子，然后就碰到了我的父亲。
自从碰见并救走了节振国，父亲就不安心在警备队干了，然而使父亲毫不犹豫地离开警备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亲眼目睹了鬼子无辜杀害中国同胞的罪行。
那天，警备队紧急集合，说要配合皇军抓共产党八路军，父亲就和弟兄们去了，他们把城边街头的一家围住，鬼子从里面抓出来一个小伙子，随后一个大爷追了出来，守在外面的鬼子放出了狼狗，把大爷扑倒在地，咬得鲜血淋漓，大爷毫不畏惧，大骂鬼子是畜生，鬼子恼羞成怒，竟开枪打死了老人。回到警备队，父亲一夜没有睡着，眼前总是出现倒在血泊里的老爷爷的身影，他想起了节振国说的不让他干伪警察的话，第二天凌晨，父亲甩下了警服悄悄离开了警备队。
拜师习武
离开了警备队去哪呢？父亲知道，整个东北都是日本鬼子的了，没法去找爷爷了，可是这个样子回家也不好看呀！愁眉不展时忽然想起了节振国。对，找节振国去！问清了道路，父亲就奔去了赵各庄煤矿。
在矿工宿舍，父亲见到了正在养伤的节振国。他回头一见我父亲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就明白了，拍着父亲的肩膀说，我倒是想到了你不会在那里干多久，但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不干了。父亲说了日本鬼子的残暴杀人的事，表示要跟节振国学武打鬼子。节振国听了很高兴，答应收下父亲这个徒弟，但没有答应跟他一起打鬼子，对我父亲说，我可以教你习武，但不同意你跟着我干，你可以回到家乡去找侯大光，那样，你的作用会更大。
父亲就留在了节振国身边习武，但不好意思每天除了习武吃饭不干活，就也想和矿工们一样去下煤窑，但节振国不让，说下煤窑很危险，随时都有塌方，你又没有经验，不能去，你安心练武就行了。
父亲很感动，为了不辜负节振国的期望，就起早贪晚刻苦练武，进步非常快，师父看了也很高兴。当时也得益于节振国负伤还未痊愈，有较多的时间指导我父亲练武。大约练了三个多月，节振国的伤也基本好了，工作忙碌起来，便没有时间指导我父亲练武了，就对父亲说，你可以回家了，基本要领你也都掌握了，练武靠悟性，但千万要记住，习武之人要有德，得学好，不能干坏事！
父亲回了家，如实说了自己在外一年多的经过，正牵挂父亲的爷爷奶奶，见儿子平安归来，高兴得直流泪，说兵荒马乱的年头，哪儿也不如家安全，回来就好！可是父亲不想安分守己地再家里呆着，想着节振国的话，一心想去找侯大光杀鬼子，但知道我爷爷胆小，自己就留了个心眼，就没敢实话实说。
参加抗日队伍
侯大光是距我们村十几里远的小芦庄人，原名叫侯庆岚，1907年3月13日出生，1928年参加东北军，曾任张学良部下骑兵24旅少校副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军撤入关内而后解甲归田，回到了家乡。受抗日思潮影响，1938年夏天，他在家乡小芦庄组织义军，联合东棘坨、俵口、大八亩坨等义士，以黄庄自卫团为基础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呼应冀东抗日大暴动，半月后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经与冀东抗日联军联系，部队改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军13总队独立第5团，侯庆岚任团长，化名侯大光。
果然，一提找侯大光打鬼子，爷爷奶奶坚决不让。当时，不仅是因为我父亲哥4个，父亲行大，弟弟妹妹们都小，更是因为爷爷奶奶知道打日本鬼子是流血牺牲掉脑袋的事，害怕父亲一旦有个好歹，家里就惨了，于是就把父亲锁在了厢屋，最后还是叫父亲偷偷跑掉了，爷爷知道我父亲的性格，也只好由他去了。
父亲跑到了小芦庄去找侯大光，不料他已经到了黄庄，父亲又追到了黄庄，侯大光正在招兵买马，一听是节振国介绍来的，马上见了父亲，对来找他参军很赞赏，知道我父亲会武术，身手不凡，就更高兴了，拍拍父亲的肩膀，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行，小伙子，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吧！就这样，父亲就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父亲跟随侯大光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开会，司令员李运昌见我父亲长得矫健利落，听说又会武术，很喜欢，因为他也是习武之人，就给父亲改名叫“尚武”，即崇尚行武。
那时，侯大光的部队，老百姓称之为“红军”。1938年9月底，父亲跟着侯大光从黄庄开赴江洼口，分水、旱两路直扑宁河县城，把伪县长和300多日伪军都吓得望风而逃。“红军”进城后，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人员和老百姓。同时，张贴布告，安抚百姓，清点户籍，查访汉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号召民众参军参战，队伍一下子又增加了二三百人。侯大光想叫父亲到部队里当个排长领兵，我父亲连忙说自己不行，没有去。第三天，侯大光率部乘船南下，想着乘胜拿下芦台，登陆进抵皇姑庄与日伪军交火，没有想到日伪军的火力很强，受挫后又撤回宁河镇。第六天，日伪军1000余人反扑，在武器装备远不及敌的情况下，侯大光率部浴血奋战，伤亡近200人后，他的小腿也受了伤，父亲奋不顾身地背着他和众人冲出了县城，退回黄庄一带，侯大光对我父亲非常感激，父亲目睹他身先士卒不怕死也非常敬佩他。特别是他能率领这么多的农民军，打下县城，又敢攻打芦台的日伪军，父亲许多年后提起这件事，对侯大光还赞叹不已。后来过了不久，伪县公署也吓得从宁河镇迁到了芦台。
侯大光率部队北撤后，让父亲回家看看，父亲怕家里不让他回来，坚持不肯回家，侯大光挺受感动，对父亲更加信任。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同姓家族哥哥也和父亲一起参加了“红军”，传信到村说父亲给团长当警卫员，很有出息。爷爷虽然挺高兴，但还是担心枪子不长眼，怕我父亲有个好歹，就托人捎信儿叫儿子回家看看，父亲知道家里的意思，就干脆彻底不回家了，爷爷没有辙了，在奶奶的催促下到黄庄看了儿子，见我父亲果然是给部队的大官当警卫员，混的挺好，嘱咐了一番就回家了。一个多月后，侯大光率部队在宝坻县新安镇又和300余名日伪军打了一仗，这次胜利了，把鬼子和伪军打死打伤70多人，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和一大批军用物资。之后，又率部乘胜攻打了宝坻县石桥，端掉了日军两个据点，消灭日伪军30多人，当地民众都兴高采烈，给侯大光送“万民衣”“万民伞”，李运昌司令还派人送来肥猪进行慰问。
1938年9月，侯大光率部与13总队的两个连攻打丰台。打下丰台后，由于给养问题，一部分兵力开往了黄庄，他自己率余部与张德林的红枪会共同驻防丰台，宣传抗日，维护治安。不久，日伪军以重兵围剿丰台，见敌强己弱，在力劝张德林一并撤出无果后，为保存实力，侯大光只好率部单方撤出了丰台。之后，部队在玉田县官庄被日军包围，他率部队突出包围，转至景忠山休整。为解决战士过冬棉衣，侯大光带父亲一起回了小芦庄，卖掉了家中田产，购置了所需布匹。为保存实力，根据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李运昌回家待命的遣撤指令，侯大光解散了部队，父亲也回了家。1940年春，侯大光在黄庄召集旧部，再次拉起了大约四五百人的队伍，派人骑马去后蛤蜊堼找父亲，我奶奶正在家，就告诉来人说父亲出门了，去唐山找节振国了。父亲回来后，听说侯大光又拉起队伍打日本，又要去，被我奶奶死命地拉住了，说你打日本子我不反对，可你们一帮庄稼佬，打了散，散了打的，哪回叫鬼子围住，你要是没了，叫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咋活！听母亲这样一说，父亲就暂时没去，过了几个月，听说侯大光的队伍又解散了，也就只好死心了。
再寻节振国
在家待命期间，父亲一直不安心在家务农，熬到1940年开春，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就说服了爷爷，又去唐山赵各庄找节振国。
因为轻车熟路，这次很顺利地到达了赵各庄，可是父亲却听到了犹如惊天霹雳的消息，认识的矿工告诉说节振国牺牲了，父亲不相信，说不可能，我师父那么有本事怎么会被鬼子杀死啊！直到矿工告诉了真相，父亲才相信，伤心地哭起来。
原来，节振国习武出身，很注重武德，讲究仁义，杀敌虽然勇敢，但对日本伤员却讲人道。那是在金庄战斗中，节振国采取调虎离山之计，用小部分兵力袭击鬼子金庄弹药库，把主力放在了驻有少量鬼子的凤山附近埋伏起来。一打凤山，敌人果然中计，马上派出了大部队支援，节振国就趁机把增援的敌人围在了凤山，从早晨一直激战到下午三四点钟，歼灭了大量敌人。大家在战后休息时，有老乡报信说有一小队的鬼子往下尤各庄方向逃去了，节振国立刻带人追了上去。在下尤各庄村南的陡河边上追上了鬼子，他立即组织队伍把鬼子包围起来，鬼子没了退路，就凭借地形拼死顽抗，节振国带人从正面进攻，端着机枪冲在最前面，终于把带人全部消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清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两个受重伤的鬼子，想开枪打死他们，节振国见状马上制止了战士们的行为，不料其中受伤的一个鬼子，突然抓起枪朝节振国扣动了扳机，正打在他的胸膛上，致使他当场倒地，不幸牺牲。
父亲告别了矿工，离开了赵各庄，闷闷不乐地回了家。我爷爷见父亲这个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催他下田干活。父亲也没心思干活了，整天沉闷不语，一心想着打鬼子为师父报仇。
找到党组织
一晃就到了1942年开春，父亲听说有共产党从东边过来了，到了芦台的铁道边了，就盼望着能找到八路军共产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到了夏天也没有见到共产党的人，父亲心里很着急，想到芦台那边去寻找，爷爷奶奶不让，说你跟侯大光打日本子我们没有拦你，那毕竟有侯大光这个人，共产党在哪你都不知道，瞎摸糊眼的你找谁去，别找不到共产党你再把小命丢了！父亲没办法，只好在家一边干活一边等待。想着遣散时上级叫他们待命的话，心里多少还揣着点希望，可眼瞅着又一年要过去了，有些心灰意冷了，可就在父亲感觉失望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找他了。
当年秋天一个满天繁星的晚上，听到有人敲门，爷爷疑惑着去开门，只见是两个陌生人，小声询问，这是尚武家吗？我爷爷一听口音也不是当地人，打听的人名也不对，就连忙摆手说，啥晌午晚上的，我们家没这个人，你们找错啦！说着就想关门，父亲在里屋一听有人喊尚武，急忙跑了出来说，我是尚武，别走呀！爷爷一听就懵了，说你啥时候叫晌午呀！我父亲没有理睬爷爷，就把这两个人让进了屋里，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来的两个人自我介绍说是从李运昌那里知道的，爷爷这时也听明白了，是共产党的大官给我父亲起的名叫尚武，而不是爷爷以为的“晌午”。父亲明白是共产党的人来了，马上亲热起来。果然，经过交谈，父亲知道和他高矮胖瘦差不多是马良，那个比自己个头高一些的是佐天，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经过询问，又知道了早先听说的共产党过来的人就是马良和另外几个人，佐天比马良晚了一段时间，现在他们都在七里海一带活动。马良、佐天见到了我父亲也很高兴，听李运昌提到过你，今后要在你们这一带开辟根据地，打鬼子，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干。父亲正盼着这一天，马上拉着马良佐天的手说，这事，我干定了，我早就想着杀鬼子给我师父节振国报仇，把鬼子赶出中国！就这样父亲跟党组织接上头，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
一开始，马良、佐天等人就住在我家的厢房，由父亲带着去各村开展工作，率先把前大安、小顷店、大顷店、李店子、王洪庄、东棘坨等村发展成堡垒村。我奶奶对马良、佐天等人非常好，不论多晚回来，都在大锅里给他们烧好烫脚的热水，还把家里的细粮做给他们吃，他们都很感激，后来他们搬到东棘坨等村去住时，还常常到我家来串门。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区领导们要搬到七里海的根据地去了，临走时，马良把他办公用的陶瓷笔筒留给了我家作纪念。这个笔筒一直由父亲精心保存，父亲去世后，我又保存了20多年，到2016年9月26日我捐献给了区档案局，获得了捐赠荣誉证书。
父亲找到了党组织，干革命有了方向和劲头。先后担任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区小队长。武宝宁三区区委书记佐天见我父亲英勇善战，率领区小队把鬼子汉奸打得闻风丧胆，就又给父亲改名叫“铁军”，后来，铁军的名字就一直使用下来。父亲当时正值二十出头，年轻气盛，性情刚烈，聪敏胆大。拜师节振国习武练枪后身手更加利索，枪法又准，端炮楼、打伏击、搞破交、除汉奸，在宁河一带很有名，与玉田县的野明、北淮淀村的赵普一同被人们誉为“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父亲很得马良、佐天、孙英等领导的赏识和重用，当时抗日民主政权还专门为父亲刻了“铁军”手章。
敌伪曾流传过一句顺口溜说：“宁受三年苦，出门别碰上铁军野明傻赵普”，可见当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对敌人的巨大震慑。
端掉北涧沽炮楼
1944年，七里海一带村庄都已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和敌人斗争，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区委就决定建立区小队，但没有枪支弹药，佐天、马良就召集父亲和野明、赵普说要壮大革命队伍，要有效地消灭敌人没有武器不行，就指示他们想办法搞枪支弹药。
父亲和野明、赵普有了压力，因为父亲他们光有人员没有武器，可是到哪里去寻找武器呢，买吧，没有钱，打伏击呢，更不可能，要想弄到枪支弹药，只有从敌人身上智取了。于是，北涧沽炮楼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当时的炮楼离村不远，人也不多，连做饭的大师傅算上也不过十几个人，父亲和野明、赵普装成当地的农民，接近炮楼，进行侦察，掌握了敌伪活动的规律和作息时间后，就决定在敌人午休时动手。当时正是夏天，敌人午饭后除站岗放哨外其余都午休，父亲他们就选了很热的一天，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借了一辆大车，由野明赶着，拉着西瓜奔了敌炮楼。守炮楼的伪军正口渴难受，一见有卖西瓜的来了，就把西瓜车叫到了跟前，抱了西瓜就吃起来。这时，父亲掏出了假手枪，赵普掏出了菜刀逼住了他们，放哨的伪军吓傻了，乖乖地交了枪。父亲他们三人迅速冲进炮楼，没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炮楼端掉了，缴获12支步枪、1箱子弹、3箱手榴弹，这样不但使区小队相继建立，革命政权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每个区小队少则十几人，多则30多人），更有了鼓舞人心的动人传说，记得父亲讲述完这件事时，高兴的手舞足蹈说，嘿，那仗打得漂亮，赤手空拳呀！看得出这件事他是很自豪的。
破交战和黄庄炸集
“破交战”是在1944年8月初，按照上级的指示，要在一夜之间，把日伪宁河、大于、芦台、七里海一带的公路和电线杆全部破坏掉，使敌人的电话联络和道路交通全部瘫痪。当时，父亲任武宝宁二区区小队长，负责东董、西董、七里海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和父亲一起行动的还有铁朋、于福全等人。三区区小队长赵普负责杨拨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这次行动组织了二三百人，民兵们趁着黑夜，掘路的掘路、锯电杆的锯电杆，把路面破坏的千疮百孔，把电线杆锯断扔进水沟，一夜之间使鬼子的道路和联络陷于瘫痪。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在9月份对杨拨庄、杨富、捷道沽等村庄疯狂的的疯狂报复，造成了许多村的惨案。
“黄庄炸集”大概是1944年。黄庄是宝坻县较大的村镇，设有集市，为日军所控制，百姓买粮，必须得先交钱买准予买粮的凭证，否则不许买粮，特别是有个别汉奸为非作歹，欺行霸市，人们敢怒不敢言。父亲得到乡亲们的诉苦，决定干掉为首的汉奸，杀一儆百，于是就在当年初春的一个集日，父亲和野明、赵普三人扮作买粮人，进入了黄庄集市。因为有日本宪兵队巡逻，就商量好谁遇那个为首的汉奸就由谁动手除掉他，其余二人掩护撤离。为了分散目标，决定各自分散撤离，出村到八里庄汇合。赵普先发现了目标，那个汉奸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还在集市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赵普给了我父亲一个信号，父亲示意他马上动手，赵普凑上前，手起枪响，那个汉奸应声倒地，父亲和野明也分别朝天开枪，整个集市顿时乱成了一锅粥，父亲他们趁乱撤出了黄庄。此后，黄庄集市安宁了许多，老百姓拍手称快。
枪毙日本特务
1944年的10月底，日本鬼子艾林炮楼通宁河据点的电话线，被区小队组织的赵本、高庄、杨富庄等村的民兵给毁断，鬼子恼羞成怒，集合了伪军、汉奸还有大刀队二三百人把杨富庄包围，进行报复。父亲和赵普、野明闻讯赶到了离杨富庄不远的大月河村，正在村东头的高房隐蔽处观察敌情时，远远看见从鲁庄子方向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人，戴着礼帽，商人打扮，引起了父亲的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买得起自行车。只见那个人到了村头，和一个人碰了面，就交头接耳的，有人认出了那个与骑自行车的人说话的是本村富户李会的儿子李永泰，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和日本特务于沂有勾结。父亲他们不认识于沂，再加上日本鬼子正在杨富村报复，按常理说这个于沂不该跑单帮来大月河村呀！这个情况引起父亲的注意，他告诉赵普盯着点这个骑自行车的人，看看他究竟是不是日本特务于沂，如果是就除掉他！
这个人还真是日本特务于沂，他想趁此机会搜刮点民财，捞点外快，正巧在村头碰上了李永泰。于沂不知道有区小队的人在村，李永泰也不知道，所以当于沂问他村里有没有八路时，李永泰就告诉于沂说，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吧。于沂就放心大胆地进了村，找到了村里的伪保长，保长惹不起他就安排副保长去应酬，副保长姓李，也不敢惹他，就把他领到了一家姓徐的农民家休息，自己出去准备打点的东西去了。
于沂见一切安排妥当，就放心大胆地把礼帽、手枪都挂在了墙的橛子上，美滋滋地翘着二郎腿躺在炕上，等着保长弄来钱财好去享受。这时，门帘一掀，赵普手持双枪进来了，把枪口对准于沂问，你是于沂吗？于沂一看情况不好，起身想去摘枪，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于沂的小肚子上，于沂又急忙从腰中掏出一颗手雷，赵普手疾眼快，一个箭步上去把于沂按倒在炕上，夺下了手雷，一顿踢打，于沂不动了。赵普摘下墙上挂的手枪走出了屋子。父亲和野明在外面负责警戒，一看赵普得手，就迅速撤离。
不料刚走到村西不远的李家坟地时，听得身后有人喊，原来是村里一个民兵追来了报信说于沂没有死，父亲看了一眼赵普，说你可能没打中要害，咱赶快回去，这个特务不能让他活着！他们三个人就飞快往村里跑，于沂正疼得死去活来，嚷着叫人把他送医院呢。父亲忽然想到这样的特务汉奸最好能开个公判大会，扩大点震慑影响才好，就没让赵普给他补枪，而是借了老百姓的一辆骡子车拉走了，后来在离艾林据点不远的地里，召开了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宣布了于沂的罪恶，由赵普亲自把他枪毙了。
智取三叉子
1945年，父亲任武宝宁五区区小队长，大约是4月份，区委书记孙英召集我父亲和南淮淀村的民兵干部郑怀仁等人商议，想打掉在宁河境内的汉沽茶淀三叉子试验场。因为这个试验场不但是日本大兴公司所办的农业基地，还是日本侵华的粮食仓库所在地，驻守的日军横行霸道，常出来祸害百姓，民愤很大。父亲当场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父亲先是做了周密侦察，发现三叉子试验场周围挖有很深的防护沟，围墙又很高，宜智取不宜强攻。又打听到在那个试验场里做饭的大师傅是汉沽区勾娄沽人，正好区小队有个姓裴的战士也是勾娄沽人，一条街住着关系还不错，就叫这个战士去做那个大师傅的工作，经过几次联系，他答应做内应，并确定了攻打的具体日期和时间。
到了那天晚上，父亲率领区小队全体战士和南淮淀村的民兵，还有拉粮食的几十辆大车，悄悄接近并埋伏在试验场附近。夜深人静，做内应的大师傅事先把狗锁好，然后打开大门，在壕沟上搭好撬板，并给出了信号。父亲带领十几名战士悄悄地摸了进去，一直摸到驻场的日本军人的窗下，敌人也没有发觉。那几个日本家伙不知是贼大胆还是靠光亮壮胆，睡觉的两个屋子都没有关灯，父亲叮嘱战士上好刺刀，进屋一人对付一个，只准用刺刀，不许打枪。父亲一挥手，战士们如猛虎一般冲了进去，把惊醒的鬼子捅死在炕上。有一个鬼子侥幸窜了出来，刚爬上墙头，被区小队的一个叫张春生的战士（大于村人）疾步赶上，一刺刀结果了性命。这次战斗一枪未放就漂亮结束，不但缴获了枪支、弹药、汽油、稻谷，还把敌人的汽车、房屋、摩托车和拉不走的东西全部放火烧了，当时现场人欢马叫，火光冲天，相隔只3里路的茶淀火车站那么多人的日伪军竟没敢出动救援，只是胡乱地打了一些枪。这件事，还上了敌人的报纸，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夜袭三叉子试验场，战斗如何如何激烈等等，成了战士们常说的笑话。
金钟河截敌船
金钟河战斗发生在1945年5月中旬。那时，五区区小队刚发了新军装，战士们人人兴高采烈，斗志昂扬。父亲带领着区小队的战士们，驻扎在金钟河边离北淮淀村不太远的的一个小村里，正等待命令准备攻击鬼子的黑猪闸据点。一天，父亲和李复新（兴家坨人）查看战士们在河边放哨的情况，忽然发现从金钟河驶来一条大船，船身吃水很深，看样子装载很重，引起我父亲的怀疑，叫战士们喊船靠岸，见船仍旧行驶，战士们鸣枪示警，大船才缓缓靠岸，父亲让战士们把船主叫上岸，一问才知道是天津海光寺鬼子们让他们运往唐山地区的。一听是鬼子的货物，决定扣下，船主很为难，说回去没法交代，父亲找到了区长朱琳给船主开了证明，让他们走了。这批货物有硝酸几十罐，氧气瓶几十个，还有麻袋好几千条。战士们和村里民兵把货全部卸了下来，由南淮淀的民兵用船运走隐藏起来，后接上级指示，把这批货交给了18军分区，供兵工厂做了抗日军火。
怀念赵普
赵普是宁河县北淮淀村人。原名郑恩凯。1925年出生，1943年参加区小队时18岁，是“三只虎”中个子最高、身体最壮实也最年轻的，父亲整整大他10岁。由于赵普胆大心细，不畏困难，作战勇敢，父亲很喜欢他，和他多次联手除汉奸、端炮楼、杀敌人，父亲和赵普出生入死，感情很深。
1943年的后半年，在砸大乡和除汉奸伪保长的行动中，赵普成绩突出。佐天跟我父亲谈到赵普的表现，说要培养赵普入党，我父亲当即表示赞成，并说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到了1944年开春的一天晚上，他们在大北堡垒户李志义家举行了入党宣誓，赵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就被提拔为区小队长，鬼子曾悬赏100大洋缉拿他。
抗战结束后，我父亲于1946年春参加解放军去了东北，赵普留在了地方，后调入冀东分区59团任1营1连连长。期间，国民党宁河县县长王绍鹏将其父逮捕押审40多天，逼迫其父召回赵普参加国民党部队，并许以官职和钱财，其父不肯，受尽折磨，其母也因此被逼自尽，险些丧命。赵普不为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动，反而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带领战士们更加勇敢地消灭敌人，使其带领的连成为59团主力连。
1947年4月，在蓟县的一次战斗中赵普不幸牺牲，时年22岁。遗体先葬于大月河村，当年迁葬北淮淀村郑家茔地。父亲得知他的牺牲消息后，顿足大哭，几天里不思饭食，乃至几十年的时间里常常提起他，每次提起都痛惜不已。
乐善庄惨案
1943年12月，在乐善庄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当时的武宝宁办事处主任寒松被敌人杀害。父亲提起这件事就伤心，也非常后悔，说当时要是劝寒松一起离开乐善或自己留下来保护，也许他就不会牺牲。
寒松，原名张喆，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人，是武宝宁联合县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主要创建人之一。1943年春天，与云龙等人受党的派遣深入到宁河西部与先期到达的佐天、马良、刘征、铁峰、孙英等人汇合，开辟新区斗争，任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
12月18日，武宝宁联合县在宁河乐善村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研究新区建设工作。20日散会时，我父亲随着佐天、马良返回淮淀村。当时，佐天、马良劝寒松一起撤离，寒松认为乐善村群众基础好，离七里海又近，有情况可以跑进苇海隐蔽，就没有走，父亲要求留下来，寒松也没有答应，随后寒松和一部分干部没有及时转移，当晚与警卫员云鹏、交通员志英住在了一个姓李的堡垒户家。不料，就在21日凌晨，芦台日本守备队、伪警备队等300余人，将乐善村包围，敌人骑兵在村北和村西，步兵在村南和村东，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村周围点起大火，安排岗哨，然后向村中合围。有村民发现了情况，迅速通知寒松转移，寒松镇定地组织突围，带领警卫员和交通员从李家的夹皮墙摸至村西头，冲出村子后，被敌人发现，村北的骑兵包抄过来，寒松急忙指挥分散突围。警卫员云鹏没有跑出多远就被敌人子弹击中牺牲，交通员跑到一片坟地，在吸引敌人掩护寒松时也中弹倒下，寒松向村西跑出不太远，也被敌人枪弹击中，倒在冰凉的土地上。
敌人确认出寒松的身份，抓了3辆大车，把寒松的尸体抬上大车拉去伪宁河县政府驻地芦台游街，鼓吹“共产党八路军已被全部消灭了”，妄图杀一儆百，扑灭人民抗日烈火。
砸伪大乡
地委对这起惨案极其重视，地委书记焦若愚专门召集王书文、佐天、马良等总结教训，并决定由区小队长铁军、野明、赵普展开一系列惩治敌伪的行动。区小队的干部战士，早已怒火中烧，要为寒松主任报仇，见领导下达命令，马上开始了砸大乡（即捣毁伪乡公所）、除汉奸特务和杀铁心投敌的伪乡、保长的活动。
正在选择谁为第一个打击的目标时，潘庄的伪乡公所就撞到了枪口上。这个伪乡公所比较大，有不少伪军看守，而且离乡公所100多米远就是鬼子的据点，特别是伪大乡长以为潘庄这块地方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格外的嚣张，扬言谁也把他咋地不了。但他也做贼心虚，不敢住在家里，怕区小队掏了他的窝，就住在伪乡公所，以为有伪军站岗放哨肯定保险，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把桌子一拍说，就先砸他！
1944年初的一天，提前安排好了几名群众，打入伪乡公所装作下夜的做内应，夜深人静时，父亲带着赵普和另一名区小队长冯千成，还有挑选出来的几名区小队战士，悄悄摸进伪乡公所。门口放哨的伪军发现了刚想张嘴喊，父亲迅捷地把手一伸，掐住那个伪军的脖子，像拧小鸡子一样，伪军连一声都没吭，就见阎王去了。内应开了大门，众人一拥而入，睡觉的伪军一听是“三只虎”到了，吓得都站立不稳，连忙跪下了。大家发现并没有伪大乡长，一问才知道他妈过生日，他喝多了没来乡公所。父亲叫冯千成负责烧乡公所，自己带着赵普和一个战士，叫一个伪军带路去伪大乡长家。到了他家，父亲叫战士看着伪军，自己飞身上墙，把赵普放进院子，直奔伪大乡长卧室，踢开门，把他从被窝拎起，问应了名字，没等他再说话就抡起枪拐子，一下子打了个脑浆迸裂，一命呜呼。
这边，冯千成准备点火烧伪乡公所，区小队一个姓冯的战士说乡公所连着民房，会烧毁民房。他觉得有道理，就命令把乡公所里所有的桌椅板凳、盆盆罐罐砸个稀巴烂，然后把所有账目、文件堆在地上烧了个精光。等日本鬼子闻讯赶来时，区小队的人早已不见踪影。
以后，一鼓作气，父亲和区小队的战士们又砸了造甲城、北淮淀、小海北、俵口等伪乡公所。
除汉奸
在这次行动中除砸掉了顽固反动的伪大乡，还杀了不少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和伪保长，记得父亲说过有廉庄村、李花毛村等伪保长和西双庄村的汉奸校长。这类事情，父亲不大愿意讲给我们听，因为这些人的后代都在，说前辈人不光彩的历史最好不要讲，因为前辈人反动不一定后人就不好。
廉庄伪保长姓王，李花毛村的伪保长姓胡，两个人表面都答应做两面人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但实际上这两个人，不但不给八路军办事，反而常常向鬼子通风报信，告密区小队和八路军的干部，甚至村干部。那个西双庄的小学校长姓宋，这个人更是老奸巨猾，表面上老老实实，暗地里却到处搜集打探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然后装着赶集或串亲去给据点的敌人报告，使共产党的干部和区小队受到了不少麻烦和损失，于是，区领导就把除掉这几个人的任务交给了父亲和赵普。
为了掩饰行动时发出的动静，父亲和赵普特意挑选了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各带了区小队的两名战士，从驻地分头向廉庄和李花毛村出发。
我父亲去了稍远一点的廉庄，因为他认识那个伪保长和伪保长的家。我父亲知道庄头有狗，就从庄中间的胡同穿了进去，摸到了那个姓王的墙角下，叮嘱两个战士盯着房门和院墙，他自己越墙而入。用早已备好的刀子撬开门栓，这时，伪保长已经察觉，慌忙起身，刚想逃跑，就被我父亲飞起一脚踢了个嘴啃泥，他老婆吓得一下子摊在地上不敢出声，这个伪保长以为是入户抢劫的，就低头打躬作揖说，好汉饶命，想要啥，你说……我要你的命！父亲一声低喝，吓得他抬头一看才知道是我父亲，知道大事不妙，趴在地上就磕头求饶说，看在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饶我一次，我再也不敢了。父亲告诉他说，不是不容你，是你作恶多端活到头了，说着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去李花毛村的赵普也顺利得手，两个多小时后，两个人在约定的地点集合回到了驻地。
西双庄的汉奸校长是10天后被除掉的。这个老家伙已经听到不少汉奸、伪保长都叫区小队除掉了，有些胆战心惊坐卧不宁了，就借口去看病。到亲戚家躲了六七天，后来看看风声似乎不那么紧了，就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回来，猫在学校不出屋。不料，刚回来两天，他的大限就到了。
这次是父亲和赵普联手行动，他俩是白天去的。早晨，学生刚上学时，父亲和赵普就到了，直奔校长办公室，把他堵在了屋里。问应了他是宋某某后，不理睬他的分辩和求饶，为了不惊动学生，父亲递给赵普一个眼神儿，俩人一起动手，一个人揽住胳膊，一个人抡起枪把子，把这个汉奸校长打了个脑浆迸裂，血溅衣衫，然后俩人从容地离开了学校。
处决大八亩坨村红枪会张林立，是父亲和赵普配合青英部队的刘醒华连长进行的。张林立身为会首，极其反动，经常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向敌人告密我党干部，如这个村的张殿荣（化名高原）加入共产党后积极为党工作，不久就当了区干部，就是因为他的告密而被敌人逮捕，经过残酷审讯后，由于伤势过重在被敌人带走的途中不幸牺牲。故区委指示，这个反动会首也在锄奸之列。这个张林立特别狡猾，不轻易离开村子，也不单一行动，又有被蒙蔽的红枪会员保护，一时不好在村里公开下手，刘醒华连长采纳了父亲和赵普的建议，化装成日本兵，将张林立带离了红枪会，在村外僻静处宣布了他的罪恶并处决，这件事不但打击了坏人的反动气焰，也使得一些红枪会的会员有了醒悟。
一系列的锄奸行动，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不少汉奸、伪保长又开始老老实实，不敢再给敌人通风报信了，抗日工作开展也顺利起来。
夜捉日本小队长
大概是1943年秋后，在高丽圈有个叫田中的日本小队长，这个家伙个子不是太高，却长得胖胖乎乎，挺壮实的。他经常晚上出来，常常穿着一身白衣服，有两个日本兵保护着。有时去蓟运河边溜达，有时甚至窜到周边村庄不知去干什么。这个家伙谨小慎微，通过朝鲜人管理着高丽圈农场，处处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使得我党派去的地下党员李大成很难在高丽圈内开展工作。这种情况下，父亲和野明就接受了捉拿他的任务。这个家伙很狡猾，深居简出，父亲和野明跟踪了足足一个月，才发现他的一个破绽。原来，他经常去离高丽圈不远的小堼村，和伪保长喝酒，而且常常把跟随的日本兵打发回去，第二天早晨再来接他，这是活捉他的好机会。在一天晚上，田中又去了小堼村，父亲和野明就远远尾随着他，也进了伪保长家，隐藏在院子的大车棚里，时间不长，就见他退回了保卫的日本兵，和伪保长一起喝起酒来，父亲和野明在车棚里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大约到了后半夜，夜深人静了，他俩轻手轻脚地摸到了田中睡觉的屋子，父亲叫野明在窗外守候，自己飞身从敞着的窗户跳了进去。
父亲以为田中会像中国人那样习惯头朝炕沿睡觉，不料这家伙竟是腿朝炕沿脑袋朝窗户睡的。父亲跳进去后，没有一下子落在他的身上，而是踩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疼得一扭脖子，一下子闪开了父亲双脚，并伸手去抓放在枕边的手枪，父亲手疾眼快，迅速地把他的枪抢到了手。田中此时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正值年富力强，马上一个鹞子翻身，向窗外窜去。父亲一个急速转身，没有抓住他的身子却抓住了他的双脚，把他拽在了窗棱上，这时，守候在窗外的野明伸手一抓，就按住了他的双肩，把他抓住了，并迅速将准备好的毛巾塞进他的嘴里，这家伙挣扎了一会终于老实了。父亲和野明押着他送给了青英部队。后来，听说将其押送去冀东司令部的路上，在玉田县的一座寺庙里被他逃掉了。
几十年过去，1980年父亲去天津和佐天、马良见面，佐天还问父亲，铁军呀，你知道当年你和野明捉到的高丽圈那个日本人是谁吗？父亲说，知道，他叫田中啊。佐天不说话了，只瞅着我父亲嘿嘿地笑，马良也笑，笑得父亲莫名其妙。当佐天、马良告诉他捉的那个日本人现在是日本的一个大官时，父亲吃惊地一下子站起来，更兴奋了，情不自禁地又讲起他当初捉田中的过程，然后有些懊丧地说，可惜叫他跑了，哼，要不就省他在日本当大官，早叫他在阎王殿当小鬼了！我当时也在场，听到这个消息时，虽然自己也不能确定是否真实，但感到非常的兴奋和痛快。
坟场袭敌引报复
1944年开春的一天深夜，父亲去王洪村当时“白皮红心”的伪大乡长李玉轩家，找佐天、马良汇报杀汉奸的情况，汇报完后想顺便回家探望一下我奶奶，佐天、马良理解我父亲的心情就批准了。为了安全起见，到达前大安村时，父亲叫开村干部董申家的门探询情况（这大概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他养成的习惯），董申的父亲迅速地把我父亲拉进屋，紧张地告诉说后大安村里正有鬼子伪军，不能回家。父亲就借了一床被子，到路边的坟地里睡下以便观察动静。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父亲被响动惊醒，黑暗中发现鬼子已经到了跟前（后来知道是汉奸吴乃彬带领艾林据点的鬼子去东棘坨村骚扰），父亲反应非常机敏，迅速举枪朝黑乎乎的鬼子队伍打了几枪，两名日本鬼子倒下，其余的都呼啦啦地卧倒了。趁着鬼子慌乱，父亲拔腿就跑，在夜幕掩护下一口气跑回了七里海驻地。骚扰未成就先伤亡了两个，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悬赏一百块大洋缉拿我父亲，后不见动静就决定报复。
当年的7月7日，由汉奸吴乃彬带领包围了前、后大安村，鬼子把两个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后大安村的街中心（原田庆吕、田庆富门口），威逼老百姓交出我的父亲，否则就要杀人。这时，我奶奶挺身而出说，我是田铁军的母亲。日本鬼子问，你儿子田铁军在哪？奶奶说，不知道。敌人又问，你丈夫在哪？奶奶说，死了。正巧当时我父亲的奶奶刚去世，奶奶还穿着孝鞋呢。敌人不死心就问，你三儿子、四儿子在哪？奶奶就说去了黄庄。敌人气急败坏，开始放火烧我家的房子，此时，躲藏在人群里的三叔顺着墙根儿往村外逃，被鬼子发现，开枪打倒在村头水沟里，双眼被打瞎，鬼子追出来，又朝躺在血泊里的三叔捅了两刺刀，见我三叔一动也不动了才罢休。鬼子见没抓住我父亲，就把两个村的村干部董永芳、董广金带走，在高景村西头用刺刀挑死了。
保护银元
1944年10月，武宝宁三区在高景庄村召开13个村保长参加的征粮会议。会上，佐天和马良分别讲了征收军粮的事，许多村的保长都表示拥护政府决定，积极缴纳军粮，唯有大汉奸齐燮元的代理人刘仲勋拒绝交粮，并且非常狂妄地说，要粮没粮，要钱没钱！他倚仗着齐燮元的势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当时主持会议的佐天、马良很生气，就命令我父亲和野明押着他回宁河镇进行搜查。结果在他的家中，不但发现了大批粮食，还在他的卧室里搜查出一坛子银元，父亲向佐天、马良汇报了情况，佐天、马良历数了刘仲勋的罪状，命令我父亲把他处决了。然后指示村干部把部分粮食在堡垒户家储存，其余部分分给了穷困户，银元由父亲和野明带回七里海根据地作为区小队活动经费。佐天、马良布置完工作后就提前走了，父亲和野明等人一直忙碌到下午才把任务完成。
当时和父亲、野明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刚参加区小队的战士叫黄立本。他和我父亲是一个村的人，父亲因为参加高景村的筹粮会，提前一天晚上回家看望我奶奶（高景村离我村只有3里路）。黄立本那时十七八岁，家离我家很近，就找到我父亲要求参加区小队，父亲见他岁数不大，个子也不算壮实就没答应。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他不知怎么知道的消息，竟跑到高景会场找到了我父亲，死活要参军，父亲就把此事报告了佐天，佐天听后就说，既然他非要参军不可那就留下吧，就这样，去宁河镇刘仲勋家搜查时他也跟去了。
到下午撤退时，父亲就让野明找了个布袋装上银元，因为黄立本还没有枪，就让黄立本背着钱袋子走在中间，野明在前，父亲垫后。走到大于奔于怀庄的路口时，迎面来了一队鬼子伪军，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父亲给了野明继续前行的眼色，野明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了，黄立本虽有点害怕，但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也走过去了。在父亲走过去后，有个伪军忽然认出了我父亲，喊了一声铁军！就拉枪栓喊站住，父亲和野明迅速卧倒在路边草丛里，并叫黄立本也立刻卧倒，但黄立本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些惊慌，就跑了起来，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时，父亲手中的双枪响了，有两个敌人倒下去，野明也打死了一个敌人，鬼子伪军知道我父亲的枪法准，吓得不但不敢追了，反而逃跑了。因为有护送银元的任务，趁敌人害怕，父亲和野明迅速地背起银元撤离了，到了于怀村，父亲找到了村干部，让他们找人把黄立本掩埋了。可惜黄立本刚刚参军一天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父亲讲述这件事时，似乎很内疚，说我要是把他劝回家就好啦，刚参军一天就牺牲了，太可惜啦！
除掉伪保长
1938年，日本鬼子在宁河县城公路以西，马鞍子、马从庄以北，花牛庄以东，任千户、大于庄以南，强征了18个村农民的土地约6万亩，由朝鲜移民近4000人，成立了水稻种植基地，也就是人们说的“高丽圈”农场，强迫朝鲜移民和附近的老百姓为他们挖沟、筑堤、种水稻，作为侵略中国的军粮。
我党为了团结朝鲜人民一起抗日，1940年和1941年先后派了两名朝鲜同志到“高丽圈”里面种地并开展工作，都被日本鬼子发现杀害了。1943年冀东党组织又派朝鲜的李大成同志（中共党员）到宁河开展朝鲜人的工作。当时的宁河县委就安排了佐天带着李大成先在农场周围开展工作，熟悉情况，等待时机成熟，再打入农场内发展抗日同盟组织。
当时，鬼子把6万亩地分成了24个方块。正中央这个方块设为中央里，修建炮楼1个，住朝鲜警备队2个连，并建有学校。其余23个方块设为23个里，即中国村庄，每村住50户，设村长1人，10户为1甲，设甲长1人。以贷款的方式贷给每户耕牛、农具、籽种、肥料等。朝鲜农民每月按人口配给一定数量的小米、高粱米、玉米面、豆饼等为主食，生产的水稻一粒也不许吃，全部归为军用，如果谁吃了则以违法论处，轻的不残即伤，重的会丧命。
佐天协助李大成通过附近农民，把朝鲜人领到家中与李大成见面，因为都是朝鲜人，很快就熟悉了。熟悉后，李大成就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逐渐发展了骨干和抗日同盟组织，李大成还自己编印同盟刊物，叫朝鲜农民骨干带进农场做秘密宣传。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李大成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23个村内建立了抗日同盟组织，还在中央村的两个朝鲜警备队内也建立了抗日同盟组织。
正在李大成的工作秘密而迅速发展时，遇到了麻烦。一些伪保长有些察觉了，特别是有两个伪保长竟然将他报告了日本鬼子，并答应鬼子监视他的行动，针锋相对地与李大成作对。虽然李大成不住在农场，但不能不去农场工作，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佐天就安排了父亲和赵普二人负责暗中保护。
后来父亲和赵普觉得单纯保护也不妥，老虎还有个打盹的时候呢，与其防护不如锄奸，佐天和李大成也都同意除掉这两个死心塌地的伪保长。先由李大成安排骨干，带着父亲和赵普熟悉这两个伪保长家的住处位置，然后由父亲和赵普俩人分头行动，在同一天夜间，把这两个伪保长处决了。这一下，极大地震慑了所有的伪保长，都知道李大成有八路军的“三只虎”在暗中保护，谁要与李大成作对不会有好下场，于是都睁眼闭眼地任由李大成开展工作了，有的甚至还当了耳目，一有风吹草动就向李大成报告，使其在高丽圈的工作开展越来越顺利了。
接收高丽圈谈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10月上旬，佐天奉命陪县长方钢去高丽圈与日方谈判接收事宜。考虑人不能带太多，但又要精干利落，胆大心细，佐天就特意挑选了父亲带一个战士陪同前往，因为尽管鬼子农场的那两支警备部队已经在李大成的策划下武装起义，但死心塌地的数十人特务汉奸还在，不能不防。晚饭后，佐天带父亲陪方县长从驻地赶去总场，掌灯时分开始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以下协议：1、高丽圈为和平解放，农场为非军事区，双方武装部队都不能进入；2、日本场长和朝鲜委员长（日本场长利用他来统治近4000朝鲜农民），还有李大成和佐天，这4个人在场一起办公，双方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3、由我区政府组织18个村群众分片收割高丽圈内23个村的水稻，并按所收的除百分之三十交抗日政府公粮外，其余都归朝鲜农民所有。18个村的农民每割1亩水稻，由朝鲜农民付给30斤稻谷作为报酬。
这时，日方场长提出朝鲜农民欠他的农贷，要求用稻谷偿还，又提出了他们在华北还有100万日军没有饭吃，要求我方政府答应他们用现款购买稻谷以为军用。索要农贷的事引起朝鲜农民代表的激烈反对，一些为非作歹的特务汉奸蠢蠢欲动，闯进会场，朝鲜农民代表见这次特务汉奸手持枪械，张牙舞爪更加气愤，情绪也有些失控。我父亲看见要产生混乱，双手拔出手枪大喝一声，我看你们谁敢动！都把枪收起来滚出去！特务汉奸都吓傻了，日方场长见状也急忙挥手，汉奸们有认识我父亲的，知道父亲的厉害，都乖乖地撤出去了。朝鲜农民与日方场长面对面地进行了说理斗争，最后，日方场长只好放弃了农贷赔偿。关于购买军粮，我方经请示上级同意，允许日方购买100万斤稻谷作为日军用粮。佐天讲述完这件事后，还兴犹未尽地对我说，连方钢县长都跟我说，铁军这家伙有瘆人毛啊，一嗓子就把汉奸镇住了！
回村当农民
父亲前半生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听我奶奶讲（我奶奶活了97岁，1982年去世），父亲很早就定亲了，女方是离我村3里远的高景村的。可是因为他老是和日伪军打仗，离不开部队也根本无心考虑自己的婚事，直到1946年随部队去东北，后又随军南下一去不归，一直未能成家。等到了1952年，我奶奶就发了话，对没有过门但一直痴心等待的母亲说，你今年也快30岁了，庆德比你大8岁，按说早就该结婚，可他不回家咱有啥法儿啊！这样吧，不能再傻等了，你去部队找他吧。
就这样，在我奶奶的支持下，没有一点文化的母亲，凭着对丈夫的想念与挚爱，毅然离开家乡，拿着父亲来信的地址，一路步行、坐车、乘船，只身奔赴了父亲的部队所在地——广西公安水上巡逻大队。
一心忙碌工作的父亲，在异地他乡见到母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激动。部队的领导见我母亲千里寻夫，才知道了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结婚，都为之感动，马上腾出了房间，亲自主持了婚礼为我父母完婚，然后就安排母亲住在了部队。
一年后（1953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这时，母亲发现了父亲有些异样，眼睛常直呆呆的，不爱说话了，且总是自言自语地念叨我三叔和他的一个战友的名字。部队领导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就送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父亲正常时，母亲问出了一些情况，一是因为在1948年底，担任村农会副主任的我的三叔田庆成被错杀（1982年平反）；二是他的一个战友，去广西苗族地区任县委书记，被土匪残忍地割首示众（本来上级定下这个战友任县委书记，他任县长的，只是战友早去了两天就遭遇了不幸，他来不及上任就改为带队剿匪了）。这两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大概是父亲也察觉了自己的病情不适合再在部队待下去了，就向部队领导提出了回乡的申请，部队的首长不同意，建议在部队休养，但父亲怕给部队添麻烦而坚决要求回乡了。
1953年12月25日父亲复员，1954年元旦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县委书记杨志恒听县管民政的负责人说我父亲回乡，就和父亲见了面，让他留在县城工作，父亲拒绝县里的照顾，坚持回村当了农民。回村担任了13年的村党支部书记，还当了2年多东棘坨公社社长。我父亲起早贪晚，兢兢业业干得越来越起劲。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斗，还让他在本乡小顷店村举办的学习班里交心交罪了一个多月，后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才允许回家，他受了委屈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领袖比毛主席伟大，没有哪个政党比共产党再好的了！
父亲在当农民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1976年地震受灾，他从未向国家伸手要过照顾。有亲友见我家孩子多（4男3女）生活困难，就对我父亲说，你可是有功劳的人啊，又有那么多的战友当大官儿，找找去呀。父亲要不就是不理睬人家，要不就是暴怒地骂人家是放屁，吓得没人再敢劝他找政府或战友了。
1969年，父亲的病犯得频繁了，县政府民政科的高维凡科长闻讯，赶来家中送父亲去河北省军区疗养院养病，父亲不愿意去，说反正这病死不人，就不要浪费国家的钱了，后来经许多人说合才去了，村里也安排了民兵田芬专程护送。由于我们兄弟姐妹都小，母亲不能陪同父亲，只有每年偶尔去看望一次。记得一次母亲探望父亲回家后，欣喜地跟我的大哥大姐说，疗养院的院长严铁军告诉她，上级已经作出决定，要将我们全家迁走到疗养院，我们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没有丝毫声张但都在焦急地盼望等待，谁知一直等到父亲回家来了也没有动静，母亲悄悄问过父亲，父亲坚决否认。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按照传统习俗，要烧掉逝者的衣物被褥时，我们才在父亲的衣兜里发现了严院长给他开的全家迁移的介绍信，原来是父亲悄悄地把信藏了起来，怕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啊。
偶显身手
父亲很眷恋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有时看见空中的飞鸟，会情不自禁的举手做射击状，他曾自豪地对我们说，当年手起枪落，子弹是不会虚发的。我们虽然老听村里上岁数的人说父亲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但毕竟没有看过父亲打枪，所以也是将信将疑的，后来有两件事叫我们开了眼界，觉得父亲实在是太神了。
一件事是母亲养一窝半大鸡，是用来长大下蛋补贴家用的。好好的一群鸡不知怎么惹恼了患病的父亲，趁着母亲和我们都不在家的当儿，父亲关闭了院子的大门，用石子儿“飞弹击鸡”，把一窝半大鸡全部报销在院子里，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鸡都是脑袋被打碎。母亲下田回家，看见满院子的死鸡，惊呆了。当得知是父亲干的时，气得和父亲嚷了起来，父亲倒很镇静，只瞅了母亲一眼淡淡地说，这群小鸡子，烦人，这回都老实了！然后就自顾自地走了。小不懂事的我们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但使我们有了向小伙伴吹嘘的资本，还有了好几天吃鸡肉的幸福生活。
第二件事是我七八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去看村里民兵打靶。民兵连长是黄士贵，看见了我父亲去了，就对民兵们说，老爷子是老八路，神枪手，让老爷子给咱们打两枪咋样？民兵们也是只听说却没有看见过父亲打枪，都想借机会试试真假，就起哄似地拍巴掌喊好。其实，父亲已经很多年没有打枪了，就笑着说，啥神枪手啊，手生啦，不见得打得好啊，说着一边接过民兵手中的三八大盖，一边问民兵们，你们说，是打活的还是打死的？民兵们一听有点发怔，没等回答父亲就又说，我还是打个活的给你们看看吧，说着瞄着远处树上，一声枪响，一只鸟扑棱着膀子掉了下来，把在场的民兵们都惊呆了，连声说，哇，老爷子，神枪手，真的神枪手！
从部队回到家中，犯病时，父亲不肯安分地在屋里呆着，一天到晚地去四外八庄转悠。有时就像串门一样，步行去十几里的乡政府或几十里的芦台县政府民政部门，到了那里与人打过招呼后，也不说话，更不添麻烦，找个椅子笔管条直地安安静静坐上一两个小时就走。熟悉他的民政干部们会留他吃饭或住宿，饭，他会吃，但住宿是不肯的，不论多晚也要回家。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姿势和习惯，那就是不论去哪里，肩上总是扛着一根锃亮的竹竿，上头挂着那个形影不离的黑色手提包（手提包里有军功章和战友们的照片和来信），像扛枪正步走路，挺胸昂首，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家里离县城芦台60里的路程，他有时一天走个来回也不感觉累，可见他战斗岁月锻炼出来的身体是非常棒的。
我们还目睹了他精心珍藏着的20多枚军功章，父亲经常拿出来看。其中有两枚一等军功章，一次是打热河得的，一次是平津战役获得的。我们知道父亲的每一枚军功章都会有一个惊险、动人的故事，可父亲极少说起，不料，在我们几乎失望之时，竟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津门聚会
那是1980年3月，在湖北武汉任法院院长的马良到天津看望佐天时，提出想见见铁军，父亲知晓后很激动，甚至有些急不可耐。我们知道平时家里有天大的事父亲也不在乎，只在乎他那些不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战友们，像马良、佐天及其他战友的照片、来信，父亲经常拿出来默默地看了又看，而且保存得很好。
那天天气出奇的好，我陪父亲坐火车赶去天津的佐天家，与老领导们见面后，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个人，兴奋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的。已身居高位的老领导们看见我父亲也很激动，热烈拥抱，马良还拉着父亲的手说，铁军哪，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还记得不，你入党时间是在黑夜的野地里啊。马良说到这里，看着我又说，那时也没有啥仪式，你爸爸一举拳头，就是宣誓了，和我们一握手就是共产党员啦！我们那时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生死都不在乎，更不知道啥叫害怕呀！父亲也看看我直点头，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双眼竟炯炯有神，全然没了往日的冷漠与呆滞，他仿佛恢复了一切记忆，兴奋地述说起来，像打开了话匣子。
晚上，老哥几个住在了佐天家，夜深了，父亲他们仍然兴奋的聊着，话儿似乎说不完。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竟没有熬过他们，撑不住，稀里糊涂睡着了。这一觉睡的，到现在我还后悔，常常自责，人生一辈子，咋就缺那么点儿觉呢！要不，会听到他们说的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啊！
第二天，原县大队副队长于光、原一区区长谭鹤光、原县政府粮食局局长铁峰等人也到了佐天家，父亲更高兴了，话多得令我和在场的老领导们既吃惊又兴奋，他们说的最多的是战争年代的事。马良还说起了他们来宁河开辟根据地的情况，马良说，你们可能想不到吧，我们那时到宁河开辟根据地，不是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是二进宫才站住脚的！众人都有些不明白，父亲也疑惑地看佐天，佐天就笑着指着马良说，你们听他说就明白啦！原来1942年青英部队队长田心抽调马良、刘征、孙英等人组成武装工作队，首先进入宁河。出发前，田心同志传达了分局和县委的指示，讲了任务，介绍了敌情，研究了工作方法，并阐明开辟宁河新区的重要意义，要求马良他们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马良他们接受任务后，先在杨家泊、高庄一带活动，调查情况，勘察进入宁河的线路，做好准备工作。因为不仅敌情不明，而且对群众的思想状态也不清楚，甚至连一份宁河地图都找不到。只能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确定由芦台和汉沽之间通过，越过北宁（北京）铁路，到达路北的大田庄。这里离芦台、汉沽敌据点很近，敌特、伪警时常往来。为防止意外，马良白天在芦苇中栖身，晚上进村开保、甲长会，进行宣传教育，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这里就成了马良他们开辟的基地。可是好景不长啊，马良笑着说，由于我们的行动不密，被敌人发觉，在我们身后追了一百多里。我们只得又回到了丰玉宁联合县六区，找到了田心同志。
马良接着说，我们领取了活动经费，再次进入宁河。多亏刘征啊，他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三教九流的事情都懂一些，于是就由他带队，借了衣服，化装为探亲访友的农民，买了些香纸、果品，直接进入“九宫道”佛堂，摆上果品，烧了香纸，讲了几句“行话”，会长出来接见，相互问候，谈话比较融洽，就把我们当成朋友，这样会众介绍会众、保长介绍保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七里海周围的齐家阜、兴家坨、东西塘坨、乐善庄、北淮淀、大小王家台等20多个村庄全部打通。
后来，由于新区工作不断发展，武工队几个人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上级就又派来佐天等人来宁河了，这样，我们就向北发展，到了宁河、宝坻交界的大小邓庄、胡晋庄、大小月河、前后大安（蛤蜊堼）、东棘坨等10余个村庄。马良说到这里，就指着我父亲说，铁军啊，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去找你，差点叫你老爹给拒之门外的事吗！见众人不解，马良就把他和佐天第一次找我父亲的事说了，大家都哈哈大笑，我父亲也有些不好意思。马良又说，宁河人好啊，民风淳朴，拥护共产党呀！我们武工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群众的好评，说我们是“飞虎队”，什么飞檐走壁呀，来无踪去无影呀，谁好谁坏他们都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离敌据点较近的村庄外，我们基本上都开展了工作，普遍建立了联络员及秘密联络点，七里海一带成为了我们的游击根据地。
马良说完，佐天就提起了老首长李运昌，担心地说，唉，也不知老首长解没解放，他一句话落地，众人都沉默了。就是在那个场合，我知道了他们老首长李运昌许多事情，使我也对李运昌产生了崇敬和神秘感。
原来，李运昌原名叫李芳岐，河北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村人，早年就读于乐亭中学，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后转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担任过乐亭县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秘书、代理秘书长，全国铁路总工会特派员、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等职务，1938年组织发动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后来我知道，李运昌将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因病去世，享年101岁）。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神出鬼没的李运昌将军被民间传说成天上星宿下凡，比关公老爷还厉害，被传奇为“李云长”，曾有这样的民谣传唱：“李云长，大忠良，骑红马，挎大枪，打日本，捉豺狼”！佐天背诵出了这段歌谣后还说，当时连日本鬼子都信以为真呢，他们把李云长的名字写在了他们的作战地图上，叫“冀东军区李云长”。
说到老首长的战斗传奇，在场的人都不胜惊叹和钦佩，可说起老首长的现在，又都叹息这样战功赫赫的将军在文革中竟受到错误批判和关押，看得出他们都惦念着老首长的政治命运和身体健康，佐天忧心忡忡地说，不知道老首长现在咋样了啊！
看望老首长
世界上有些事就那么巧，在第三天下午3点半时，就有了李运昌的消息。那天，父亲他们说话兴致正浓，门铃忽然响了，佐天就朝我示意说，三呀（我行三），开门去！我打开门，来人是邮递员，送来了一封电报。佐天签收后急忙打开，原来是他们的老首长李运昌从中南海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8个字：“已平反望来京一叙”。佐天马上老泪纵横，手抓着电报在屋里激动地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马良也欣喜若狂，父亲也很高兴，因为李运昌不仅在冀东暴动时名闻遐迩，而且是习武之人节振国的师父，父亲对李运昌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佐天和马良急不可耐，决定马上去北京看望老首长，要带我父亲一同去，让我也陪同前往。他们商量完后，佐天当即就给陈伟达挂电话，说了想去北京看望李运昌，问陈书记能不能帮忙解决辆车，陈伟达那时是天津市委书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夜，我们几乎都没有睡好觉，佐天、马良二位老人忙碌着不知为李运昌老首长准备点儿啥礼品好，而父亲正选择戴哪些军功章叫老首长看呢，我更是高兴，长这么大，连北京都没去过，这回一下子要去中南海，心里那个激动劲儿真的没法表达了。
第二天早晨6点，陈伟达书记派的车就到了，是一辆浅绿色的大吉普，司机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有时间观念，听说要在8点前赶到北京，小伙子把车开得很快，但这几个老人却不嫌快，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北京。差20分8点，我们一行4人提前到达了中南海的南门，门口的哨兵很威严，一个标准的敬礼把车子拦下，佐天下去和哨兵说了情况，哨兵听说我们是来拜访李运昌将军就叫我们稍等，他向里面挂了电话，确认了后，叫我们下车，让司机把车开离门口，哨兵见我父亲胸前挂满勋章，马上恭敬地向我们行军礼，我父亲见状也习惯性地迅速还礼（父亲当时是穿着军装，是在河北疗养院时发的）。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从里面驶来，停在了门口，一个40左右岁的军人下车，看见戴着军功章的父亲也立正向我们行礼，并请我们上车。见两次有人向父亲敬礼，马良和佐天就打趣父亲说，铁军啊，我们俩都比你官大，可没有人向我们敬礼呀，瞧瞧，我们都是借了你的光啊！
走了大约有七八分钟，轿车停在了一座绿树掩映的平房前，我们刚下车，李运昌司令员就大步流星地迎了上来，一头白发，长髯飘飘，满面红光。父亲下车后向李运昌立正行礼，李运昌稍一愣，佐天马上介绍说这是铁军呀，李运昌马上满面笑容拉住我父亲的手说，哈哈，铁军？这不是尚武嘛，尚武呀！
在交谈中，李运昌说，早就听说武宝宁有“三只虎”，没想到铁军就是你尚武哇！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运昌说着还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拇指笔划了一下问，有这个岁数了吗？我父亲连忙回答说，首长，我今年65岁了。李运昌听后笑了说，呵呵，你就比我小7岁呀，还行，不减当年！又用手摸了摸我父亲的军装说，还保留着当年的军装啊。我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摇头说，不是的，从部队带回的军装早就穿坏了，这是我1972年从疗养院回家特意要的，平时不舍得穿，只有重要场合才穿，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李运昌边笑边点头说，嗯，还是穿军装精神！听说我父亲去的是河北军区疗养院，李运昌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你能去那个地方疗养，不简单啊，可见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这只虎啊！我父亲连连点头说，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李运昌还提到了参加冀东大暴动的侯庆岚，对他的最后选择表示了惋惜（1945年日军投降后，侯庆岚加入了国民党62军151师，后任河北省先锋队第一大队长，1953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说当年他率部队打下鬼子炮楼，我还叫人送去9头大肥猪去慰问又发了嘉奖令呢！
李运昌还亲切地问我父亲，在回家待命期间怎么没去找我啊？然后又指着父亲对佐天、马良说，他要是找我，我也会叫他去冀东农民讲习所学习的，那样，也就会和你们一起去开辟根据地了。父亲就如实相告曾去找过节振国，想通过节振国找部队可节振国牺牲了的经过，李运昌听了，眼睛有些湿润说，节振国是个人才呀，可惜他牺牲的太早啊！
李运昌详细地询问了佐天、马良的情况，佐天、马良都一一作了回答，可等到佐天、马良关心地询问李运昌被关押和平反的情况时，李运昌很大度地哈哈一笑说，不提那些啦，我在山洞子里住着，无官一身轻，看书、打拳、练武功，挺快活嘛！说着还用手捋了捋雪白的胡子，你们看我像不像武功大师呀！众人见状都哈哈大笑。
佐天还向李运昌介绍我三叔田庆成，1944年被日本鬼子打瞎双眼但没死，那年正发大水，后经区委书记程功用大笸箩拉着去部队医院治疗保住了部分视力，1946年入党，1947年任村农会主席，1948年“搬石头”群众运动中被误杀，到现在也没有说法时，李运昌很生气地说，这简直是乱弹琴！党和国家正在纠正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解决，你们回去马上找当地的政府部门落实。并对佐天说，这件事你出面，马良虽然了解一些情况，但他在湖北，联系不方便，你在当地就多过问一下吧！佐天当即表示回津后就找有关部门。后来，通过佐天和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等领导的努力，村里广大群众的证明，在1982年为我三叔平反，使我父亲心中一块沉重的巨石一下子落地，得到平反消息的那天，父亲异常高兴地说，感谢党给咱平反呀，这回庆成可以安息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0多年后，我在区档案馆看到了当年村、镇为我三叔平反的档案，东棘坨公社社长朱思让亲笔写下的证明：“根据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指示，为在搬石头运动中被错杀的田庆凯和田庆成两人落实政策。经核实，实属错杀，以示平反。”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几位老人谈笑风生，意犹未尽。这时，一个秘书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附在李运昌的耳旁轻轻低语，佐天、马良等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只见李运昌连连点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秘书走后，李运昌看了看手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才邓老托秘书打来电话，邀我过去议事，本来是想和大家一起吃顿便饭的，这下只好抱歉了！佐天、马良听说急忙起身告辞说，您去忙，我们也该返回了，以后再来看望您！
我们出来时，看到一辆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李运昌让我们先上了吉普车，还和我父亲握手说，铁军，谢谢你来看我啊！父亲握着李运昌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从北京回津后，又呆了一周，佐天派车送父亲回家，下了车，父亲还沉浸在欢聚的幸福中，不肯进家门，围着村子慢慢地转着给我讲他过去的战斗故事，讲着讲着就忽然不说话了，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渐渐的，他的眼睛又直勾勾的且浑浊起来，冷漠着一言不发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怕父亲犯病，赶忙劝慰他，还好，过了一会，他终于自言自语说出了一句话，那么多该活着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就是拣了便宜，还说啥说呀！此后，他就更少说他自己的往事了。
尾声
1982年春天，病情好转的父亲要去天津看望他的老领导佐天（佐天时任天津市畜牧局局长），叫我们拦住了，因为怕父亲激动犯病，最后决定由我代他去看望。佐天听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很感动，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后又讲了父亲的很多往事，还说到最叫他惊叹的是我父亲枪林弹雨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次战斗，竟无一处伤疤，太神奇了。他总结说我父亲头脑机灵、手疾眼快等，看得出他对我父亲不但器重而且很欣赏。
1984年，县党史资料办公室征集相关资料，邀请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的亲历者和知情人，佐天、马良到了宁河，由于福全同志陪同专程到乡下看望了父亲，尽管当时父亲的病情比较严重，却拿出来与佐天、马良等战友的合影给大家看，我清楚地记得那张黑白色的照片，是父亲和野明、赵普的合影，父亲站在中间，赵普个子最高，野明个子最矮，三个人都穿着长衫，外罩马褂，戴着礼帽。野明、赵普每人腰挎一支手枪，父亲腰间挎着双枪，三个人都英气勃勃，非常的潇洒，父亲告诉我，这是他们在宁河镇照相馆照的。
后来县委党史办的李佑生、朱守宽去乡下找我父亲，父亲去了乡政府和他们见了面，讲了拜师节振国习武、打三叉子日本农场、袭击北涧沽炮楼、后大惨案等许多经历，可见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1988年，发生了一件对父亲打击太大的事情。那年的春天的一天夜里，刚结婚的四弟家被盗。当时他们夫妇俩都在村砖厂上夜班，结婚前买的黑白电视、被褥等比较值钱的东西被偷了个精光，最要命的是把父亲的军功章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也给偷走了。我知道军功章在父亲心中的分量，马上报警，接警的是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王瑞昌，很快，局长杨贵生就带刑警队的人赶到了，勘查现场后分析到是流窜作案，就劝慰我父亲不要着急，他们会全力以赴破案的，后来东西虽然找回，但唯独不见了军功章和与战友们的合影照片。丢失了赖以相伴的心爱之物，父亲一下子被击倒了，过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田芳、田勤口述 李振起整理）
铁军，又名尚武，原名田庆德，1915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东棘坨镇后大安村。1938年参加抗日组织，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宝宁联合县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小队长。1946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军东北，先后任四野部队45军第10师26团特务连侦察排长、连长。1950年随军南下，任广西公安部队水上巡逻大队二中队副队长。1953年12月25日转业回乡，曾任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东棘坨公社社长等职务。1989年去世，享年75岁。
我的父亲铁军
我的父亲铁军，又名尚武，原名田庆德，1915年出生于宁河县东棘坨镇后大安村（原称后蛤蜊堼）。1938年参加抗日组织，1942年跟随佐天、马良、孙英、刘征、苏林、寒松等区领导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武宝宁联合县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区小队长。194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部队进军东北，时任四野部队45军第10师26团特务连侦察排排长、连长。1950年随军南下，任广西公安部队水上巡逻大队二中队副队长。1953年12月25日因病从广西部队转业回乡，曾任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东棘坨公社社长等职。1989年去世，时年75岁。
不畏强势少年郎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叫田占峰，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生有5个孩子，父亲行大，下有3个弟弟1个妹妹。父亲小的时候，很聪明也很顽皮，天不怕地不怕，我奶奶总说他不听话，爷爷也嫌他爱惹是生非，父亲的爷爷是个教书先生，却非常喜欢我父亲，父亲的奶奶也特别宠爱这个大孙子，就使我父亲有恃无恐，桀骜不驯了。后来，家发生了一件大事，轰动了全村，才使爷爷奶奶对我的父亲刮目相看了。
事情发生在1927年。我家的一块园子被村里同姓家族的人强占了，引起了一场官司，而我家出面打官司的竟是父亲，那年他才12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家在村子南边有一块祖传土地，叫南场园子。地块不大但很重要，俗话说“庄稼佬，三宗宝，丑妻近地破棉袄”。这块园子，离家很近，在自家的院子里就可以望见。说它重要是既可以种植蔬菜，又可以在麦秋、大秋（庄稼人管秋天的收获叫过大秋）当场地使用。不料，那年的秋天，勤劳的爷爷刚把庄稼收拾得场干地净，一天晚上，村里家族的那个人到了我家，找我爷爷说要借用一下场地打轧收拾的庄稼。爷爷一贯乐意帮助相亲邻里，但对这个人的相求却很犹豫，因为这个人是无赖式的人物，在村里口碑很不好，曾因为借场地的事与村里人闹过纠纷。但爷爷经不住那个人死乞白赖的央求就答应了，当然也先小人后君子地与他说好，暂借一下可以，但在入冬以前一定要把场地腾出来，以便我家把园子翻掘冬灌，开春种地，这个人满口答应，说秋粮一折腾完就迅速把场地交还。爷爷就信了他，虽然家里人都不大愿意，可爷爷觉得一个村住着，乡里乡亲的还是坚持把自家的场地借给了他。
一晃两个月过去，到了初冬时节，那家的粮食早就在场里折腾完也拉到家里入了囤，却故意在场地里堆着高粱瓤子豆梗囊不拉走，爷爷催了几次，一开始那个人还敷衍着说，行啊，马上，马上啊！后来干脆不理睬我爷爷了。爷爷气得就扛着铁锨去掘园子，谁知这个人竟蛮横地拦着我爷爷说，你说这是你家的园子，哪写着呢？我家的东西还都在这摆着呢，明明是我家的！爷爷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倒打一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园子竟然成了他家的了。爷爷气不出，就和我的老太爷拿着地契到他家去评理，这下子这个人露出了真面目，说这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废纸一张，这园子我要定了，你要是不服，爱去哪告去哪告！
老实巴交的爷爷有理说不出，左邻右舍也畏惧他家的势力，敢怒不敢言。当教书先生的老太爷更是胆小怕事，只想自己吃亏息事宁人，就说破财免灾，咱认了这个哑巴亏吧。正在这时，父亲站了出来说，不行，咱家的地凭啥要给他！他是人我们不是人么，为什么吃哑巴亏？你们认我不认！爷爷斥责我父亲说，小孩子瞎掺和啥，你不认有啥法！告他去，父亲说，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父亲跟着我的老太爷学了一些文化，懂得比我爷爷多，脾气又倔强，爷爷说服不了，最后，只好同意父亲告状的意见。我老太爷也觉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也支持了我父亲，亲自写了状子交给了父亲，并把那份地契小心翼翼地放进父亲贴身的衣兜，叮嘱我父亲不管告状成功与否，这张地契不要轻易示人，更不能丢失。父亲虽然年纪小，但主意正，见我爷爷和老太爷都胆小怕事不敢去告状，就一跺脚自己拿了状子上路了。
独闯县城打官司
父亲根本没有出过门，虽然知道告状要去县城，但县城在哪却不知道，后来打听到县城在宁河镇，却又不知道去县城的路怎么走，还是问了村里的乡亲们才大体搞清楚。霸占地的那家听说我家要告状，起始还有点害怕，后来听说大人不敢去只去了一个小孩时，就放心了，说一个小屁孩，哼哼，叫他告去吧！
父亲到了县城，在路人的指点下，好不容易到了县衙门口，高兴地才迈上大门的台阶，就被守门口的衙役拦住了。一个年轻点儿的衙役横眉怒眼地问我父亲来干什么，当听说要告状时，他竟有些不耐烦地赶我父亲快离开，说小孩子家的来胡闹什么，滚！父亲倔强地分辩说，我真是来告状的！那个衙役根本不听，挥着手说，滚，告状叫你家大人来！这时，另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衙役走了过来，问了情况后挺同情我父亲，就小声出主意说，你这个年龄告状是没有人理你的，我们也不敢放你进去，真想告状，你只有闯进去击堂鼓，但后果你自己可想好哦！
父亲本来就胆大，心想，既然来了，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大不了乱棒把我打出来。再加上从小就跟当教书先生的爷爷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打鼓、敲镲之类的乐器，又有一股子力气，自信击鼓是没有问题的，就闯进大堂，抡起鼓槌猛击起来。果然，众衙役和县官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升堂，一看堂下竟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衙役们惊愕，县官也很生气，把惊堂木狠狠一拍大喝道，谁家小孩，敢来此扰乱公堂！父亲跪在堂下但没有慌，双手举状大声说，县官老爷，我不是扰乱公堂，我是来告状的！县官一看我父亲跪在堂下手举状纸，也有点发愣，就叫当差的拿了上来，仔细一看还真是诉状，就好生奇怪说，你小小年纪来告状，难道家中没有大人不成？父亲不慌不忙说，有，我爹，我爷都在。那为什么他们不来？他们害怕，是怕老爷我么？不是，是怕村里的那家人！我父亲把情况如实做了回答。县官听了又问，大人都害怕难道你不怕吗？我不怕，父亲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说，村里没有王法，县里肯定是有王法的，有县官老爷做主我怕什么！县官一听欢喜了，说呦呵，小家伙，你倒挺会说话！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凭你一纸诉状，本官如何为你做主啊？父亲此时知道火候到了，从兜里掏出了地契递了上去。县官仔细看了地契，然后起身哈哈大笑说，好了，本官为你做主，你回家去吧！
果然，没过3天，那个人被传到了县衙门，回来后就乖乖地把那块南场园子还给了我家。这下，全村轰动了，全村街谈巷议，夸父亲有出息，爷爷也觉着挺自豪的。不久老太爷去东北八棵树地区教书，临走时还拉着我父亲的手嘱咐说，你爸爸太老实，你又行大，以后，家里的担子要多担一些啊！
偏偏父亲不愿意安分守己在家务农，干了几年庄稼活后非要出门去闯荡，爷爷劝说不住，就无可奈何地说，我是管不了你啦，你自己爱上哪就上哪去吧，只是，出门在外，凡事要小心啊！父亲见状就说，我去东北找爷爷，您放心好啦！
去东北途中当警察
当时，父亲是真的想去东北找他的爷爷，谁知走到了唐山，偏巧那天警察局在大门口招聘警备队员，管穿管吃管住还发饷。看着那些年轻的警察穿着警服挺精神的，父亲就动了心思，干脆我也当警察算了，就报了名。负责招聘的警官一看我父亲长得浓眉大眼的，身材又矫健利落，当时就同意了。父亲和一些人去了警察局，领了警装，被分配到了警备队。父亲看着自己穿了警服，戴上大盖帽子挺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把去东北找爷爷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
参加警备队，管理是很严格的，先是进行训练，主要是练打枪和格斗。父亲那时二十左右岁，打枪和格斗都是他喜欢干的事。同警备队的人有好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混碗饭吃干了这个差事，相比之下，父亲的文化比他们都高，对枪械知识比他们接受的也较快，加上特殊的喜爱玩枪弄棍，所以练习打枪时就特别刻苦。第一次实弹打靶，就得了个第一，很招教练喜欢。练习格斗，父亲就更有兴趣了，他从小就爱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块摔跤嬉戏，这回有教练指导着练习擒拿和摔跤，劲儿就更足了。队里有个大个子，对父亲不服气，三番五次想跟父亲比试，那天正好是他俩对打，父亲知道这个大个子会给自己来下马威的，就特别提防他。果然，一交手，那个人就使出了狠招，父亲知道如果不把他制服，就不能在警备队里站稳脚跟，心里就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赢了他。但这家伙人高马大，父亲想起教练告诉的“有劲使劲，没劲借劲”的话，就和他周旋，瞅着一个破绽，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一下子背起来摔在了地下，惹得众人哄笑。大个子脸上挂不住了，起来又扑向父亲，父亲已经掌握了大个子的弱点，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多摔你几下吧！接连着把大个子摔倒了三次，大个子终于躺在地认服了。从此，这个大个子再也不敢跟我父亲奓刺了。由于父亲在训练阶段表现突出，3个月后被提拔为班长。
警备队的任务就是维护城区治安，每天要外出巡逻，有时还要应付突发事件。日子一长，父亲就发现了不正常，原来警备队是给日本鬼子维护治安，是给鬼子干事，是汉奸啊！特别是一些警备队员，流里流气，游手好闲，调戏妇女，欺负老百姓，甚至买东西不给钱等，父亲看不惯，可是只能是管好自己班的人，别的班的人自己管不了，人家也不听。跟头头反映，头头还说他吃饱了撑的爱管闲事，父亲心里就特别别扭，想着这么干下去，甭说不会有啥出息，弄不好还落个汉奸卖国贼的名声，不但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祖宗啊。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父亲一生的事情。
夜救节振国
那天，父亲和一个警备队员夜间执勤，清晨快要交班的时候，隔着窗户忽然发现有一个人越墙而入，躲进了警备队闲置的一间破库房。父亲见一起值班的人正打瞌睡没有瞧见，就没动声色，自己走了出来，悄悄到了仓库。那个人受了伤，见我父亲进来，很警觉地站了起来，我父亲急忙摆手告诉他不要声张，走上前帮他包扎伤口。那个人知道我父亲是个好人，就热情地交谈起来，当知道父亲是宁河人时，就告诉说，我是煤矿工人叫节振国，认得你家乡小芦村的侯大光（侯庆岚）。父亲一听他就是节振国，当时就愣住了，因为在警备队里常听人议论节振国会武术，是打鬼子的英雄好汉，自己心里很佩服，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父亲急忙扶着他坐下，问需要什么帮助。节振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找口吃的。父亲叫他不要动，在仓库里隐蔽，自己出去到伙房找来了饭食和水，节振国吃完饭有了力气，想马上走，父亲把他拦住了，说这个节骨眼是不能走的，敌人肯定戒严了，全城都在搜捕你，出去肯定会暴露，况且你已经挂花了，不如就在先这个破仓库里躲藏顺便休息，反正这个地方也没有人来，到时我会给你送饭，等到天黑再出去。节振国听父亲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为了怕另外那个值勤的人怀疑，父亲把节振国安排好后就匆匆离开了仓库。
等到晚上，父亲不但又送来了饭食，还带来了一身警察服装，叫节振国换上，在夜色的掩护下送他离开了警备队大院。临分手时，节振国告诉父亲说，你这个差事不能干，要赶紧离开。节振国说完想了想又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可到赵各庄煤矿找我。
第二天，父亲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去上班，警备队的弟兄们却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父亲这才知道了节振国的详细情况和受伤的原委。
原来，出生在山东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节振国，跟随父兄逃荒到了唐山，14岁就进了赵各庄煤矿当矿工。他学会了武功，胆大机警，为人仗义，矿工们非常信任他。他秘密加入了抗日组织，是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李运昌部下的工人特务大队的大队长，在开滦煤矿大罢工中，带领赵各庄的矿工砸煤场、打垮鬼子的护矿队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想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由于罢工接连几天节振国都没回家，那天大清早，他的家人刚刚起床，20多个苛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宪兵和伪警察就破门而入，一进门就把他大哥抓了起来，以为是节振国，要绑上带走，后来发现抓错了，就对节振国的大哥严刑拷打，逼问节振国的下落。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节振国，他不顾矿工们的劝阻，飞快地跑回家，突然地推门而入，大声喊道，住手，我就是节振国！他的突然出现，令鬼子和伪警察们一时不知所措，竟呆呆地怔在了那里。节振国这时一个箭步闯入堂屋，抄起一把菜刀，劈头盖脸地向正在审问他大哥的鬼子头上砍去，只见刀光闪处，鬼子的半拉脑袋被劈了下来。趁鬼子的尸体还未倒地之时，节振国又手疾眼快地抽出了挂在敌人身上的战刀向第二个敌人砍去。醒过了魂儿的鬼子见状，端着刺刀嚎叫着从院子里冲了上来。只见这时的节振国，右手握着菜刀，左手挥舞着战刀，左砍右杀，像切西瓜一样，连着砍死了两个鬼子，鬼子和伪警察们都吓傻了。节振国一口气砍死了5个鬼子，砍伤一个伪警察，但由于堂屋狭小，不便施展武功，被敌人团团围住并负了伤。节振国一看不能再恋战，就迅速冲到院子里，飞身上墙逃了出去，眨眼的功夫把敌人甩下，在紧急中逃进了警备队的院子，然后就碰到了我的父亲。
自从碰见并救走了节振国，父亲就不安心在警备队干了，然而使父亲毫不犹豫地离开警备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亲眼目睹了鬼子无辜杀害中国同胞的罪行。
那天，警备队紧急集合，说要配合皇军抓共产党八路军，父亲就和弟兄们去了，他们把城边街头的一家围住，鬼子从里面抓出来一个小伙子，随后一个大爷追了出来，守在外面的鬼子放出了狼狗，把大爷扑倒在地，咬得鲜血淋漓，大爷毫不畏惧，大骂鬼子是畜生，鬼子恼羞成怒，竟开枪打死了老人。回到警备队，父亲一夜没有睡着，眼前总是出现倒在血泊里的老爷爷的身影，他想起了节振国说的不让他干伪警察的话，第二天凌晨，父亲甩下了警服悄悄离开了警备队。
拜师习武
离开了警备队去哪呢？父亲知道，整个东北都是日本鬼子的了，没法去找爷爷了，可是这个样子回家也不好看呀！愁眉不展时忽然想起了节振国。对，找节振国去！问清了道路，父亲就奔去了赵各庄煤矿。
在矿工宿舍，父亲见到了正在养伤的节振国。他回头一见我父亲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就明白了，拍着父亲的肩膀说，我倒是想到了你不会在那里干多久，但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不干了。父亲说了日本鬼子的残暴杀人的事，表示要跟节振国学武打鬼子。节振国听了很高兴，答应收下父亲这个徒弟，但没有答应跟他一起打鬼子，对我父亲说，我可以教你习武，但不同意你跟着我干，你可以回到家乡去找侯大光，那样，你的作用会更大。
父亲就留在了节振国身边习武，但不好意思每天除了习武吃饭不干活，就也想和矿工们一样去下煤窑，但节振国不让，说下煤窑很危险，随时都有塌方，你又没有经验，不能去，你安心练武就行了。
父亲很感动，为了不辜负节振国的期望，就起早贪晚刻苦练武，进步非常快，师父看了也很高兴。当时也得益于节振国负伤还未痊愈，有较多的时间指导我父亲练武。大约练了三个多月，节振国的伤也基本好了，工作忙碌起来，便没有时间指导我父亲练武了，就对父亲说，你可以回家了，基本要领你也都掌握了，练武靠悟性，但千万要记住，习武之人要有德，得学好，不能干坏事！
父亲回了家，如实说了自己在外一年多的经过，正牵挂父亲的爷爷奶奶，见儿子平安归来，高兴得直流泪，说兵荒马乱的年头，哪儿也不如家安全，回来就好！可是父亲不想安分守己地再家里呆着，想着节振国的话，一心想去找侯大光杀鬼子，但知道我爷爷胆小，自己就留了个心眼，就没敢实话实说。
参加抗日队伍
侯大光是距我们村十几里远的小芦庄人，原名叫侯庆岚，1907年3月13日出生，1928年参加东北军，曾任张学良部下骑兵24旅少校副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军撤入关内而后解甲归田，回到了家乡。受抗日思潮影响，1938年夏天，他在家乡小芦庄组织义军，联合东棘坨、俵口、大八亩坨等义士，以黄庄自卫团为基础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呼应冀东抗日大暴动，半月后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经与冀东抗日联军联系，部队改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军13总队独立第5团，侯庆岚任团长，化名侯大光。
果然，一提找侯大光打鬼子，爷爷奶奶坚决不让。当时，不仅是因为我父亲哥4个，父亲行大，弟弟妹妹们都小，更是因为爷爷奶奶知道打日本鬼子是流血牺牲掉脑袋的事，害怕父亲一旦有个好歹，家里就惨了，于是就把父亲锁在了厢屋，最后还是叫父亲偷偷跑掉了，爷爷知道我父亲的性格，也只好由他去了。
父亲跑到了小芦庄去找侯大光，不料他已经到了黄庄，父亲又追到了黄庄，侯大光正在招兵买马，一听是节振国介绍来的，马上见了父亲，对来找他参军很赞赏，知道我父亲会武术，身手不凡，就更高兴了，拍拍父亲的肩膀，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行，小伙子，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吧！就这样，父亲就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父亲跟随侯大光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开会，司令员李运昌见我父亲长得矫健利落，听说又会武术，很喜欢，因为他也是习武之人，就给父亲改名叫“尚武”，即崇尚行武。
那时，侯大光的部队，老百姓称之为“红军”。1938年9月底，父亲跟着侯大光从黄庄开赴江洼口，分水、旱两路直扑宁河县城，把伪县长和300多日伪军都吓得望风而逃。“红军”进城后，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人员和老百姓。同时，张贴布告，安抚百姓，清点户籍，查访汉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号召民众参军参战，队伍一下子又增加了二三百人。侯大光想叫父亲到部队里当个排长领兵，我父亲连忙说自己不行，没有去。第三天，侯大光率部乘船南下，想着乘胜拿下芦台，登陆进抵皇姑庄与日伪军交火，没有想到日伪军的火力很强，受挫后又撤回宁河镇。第六天，日伪军1000余人反扑，在武器装备远不及敌的情况下，侯大光率部浴血奋战，伤亡近200人后，他的小腿也受了伤，父亲奋不顾身地背着他和众人冲出了县城，退回黄庄一带，侯大光对我父亲非常感激，父亲目睹他身先士卒不怕死也非常敬佩他。特别是他能率领这么多的农民军，打下县城，又敢攻打芦台的日伪军，父亲许多年后提起这件事，对侯大光还赞叹不已。后来过了不久，伪县公署也吓得从宁河镇迁到了芦台。
侯大光率部队北撤后，让父亲回家看看，父亲怕家里不让他回来，坚持不肯回家，侯大光挺受感动，对父亲更加信任。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同姓家族哥哥也和父亲一起参加了“红军”，传信到村说父亲给团长当警卫员，很有出息。爷爷虽然挺高兴，但还是担心枪子不长眼，怕我父亲有个好歹，就托人捎信儿叫儿子回家看看，父亲知道家里的意思，就干脆彻底不回家了，爷爷没有辙了，在奶奶的催促下到黄庄看了儿子，见我父亲果然是给部队的大官当警卫员，混的挺好，嘱咐了一番就回家了。一个多月后，侯大光率部队在宝坻县新安镇又和300余名日伪军打了一仗，这次胜利了，把鬼子和伪军打死打伤70多人，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和一大批军用物资。之后，又率部乘胜攻打了宝坻县石桥，端掉了日军两个据点，消灭日伪军30多人，当地民众都兴高采烈，给侯大光送“万民衣”“万民伞”，李运昌司令还派人送来肥猪进行慰问。
1938年9月，侯大光率部与13总队的两个连攻打丰台。打下丰台后，由于给养问题，一部分兵力开往了黄庄，他自己率余部与张德林的红枪会共同驻防丰台，宣传抗日，维护治安。不久，日伪军以重兵围剿丰台，见敌强己弱，在力劝张德林一并撤出无果后，为保存实力，侯大光只好率部单方撤出了丰台。之后，部队在玉田县官庄被日军包围，他率部队突出包围，转至景忠山休整。为解决战士过冬棉衣，侯大光带父亲一起回了小芦庄，卖掉了家中田产，购置了所需布匹。为保存实力，根据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李运昌回家待命的遣撤指令，侯大光解散了部队，父亲也回了家。1940年春，侯大光在黄庄召集旧部，再次拉起了大约四五百人的队伍，派人骑马去后蛤蜊堼找父亲，我奶奶正在家，就告诉来人说父亲出门了，去唐山找节振国了。父亲回来后，听说侯大光又拉起队伍打日本，又要去，被我奶奶死命地拉住了，说你打日本子我不反对，可你们一帮庄稼佬，打了散，散了打的，哪回叫鬼子围住，你要是没了，叫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咋活！听母亲这样一说，父亲就暂时没去，过了几个月，听说侯大光的队伍又解散了，也就只好死心了。
再寻节振国
在家待命期间，父亲一直不安心在家务农，熬到1940年开春，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就说服了爷爷，又去唐山赵各庄找节振国。
因为轻车熟路，这次很顺利地到达了赵各庄，可是父亲却听到了犹如惊天霹雳的消息，认识的矿工告诉说节振国牺牲了，父亲不相信，说不可能，我师父那么有本事怎么会被鬼子杀死啊！直到矿工告诉了真相，父亲才相信，伤心地哭起来。
原来，节振国习武出身，很注重武德，讲究仁义，杀敌虽然勇敢，但对日本伤员却讲人道。那是在金庄战斗中，节振国采取调虎离山之计，用小部分兵力袭击鬼子金庄弹药库，把主力放在了驻有少量鬼子的凤山附近埋伏起来。一打凤山，敌人果然中计，马上派出了大部队支援，节振国就趁机把增援的敌人围在了凤山，从早晨一直激战到下午三四点钟，歼灭了大量敌人。大家在战后休息时，有老乡报信说有一小队的鬼子往下尤各庄方向逃去了，节振国立刻带人追了上去。在下尤各庄村南的陡河边上追上了鬼子，他立即组织队伍把鬼子包围起来，鬼子没了退路，就凭借地形拼死顽抗，节振国带人从正面进攻，端着机枪冲在最前面，终于把带人全部消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清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两个受重伤的鬼子，想开枪打死他们，节振国见状马上制止了战士们的行为，不料其中受伤的一个鬼子，突然抓起枪朝节振国扣动了扳机，正打在他的胸膛上，致使他当场倒地，不幸牺牲。
父亲告别了矿工，离开了赵各庄，闷闷不乐地回了家。我爷爷见父亲这个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催他下田干活。父亲也没心思干活了，整天沉闷不语，一心想着打鬼子为师父报仇。
找到党组织
一晃就到了1942年开春，父亲听说有共产党从东边过来了，到了芦台的铁道边了，就盼望着能找到八路军共产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到了夏天也没有见到共产党的人，父亲心里很着急，想到芦台那边去寻找，爷爷奶奶不让，说你跟侯大光打日本子我们没有拦你，那毕竟有侯大光这个人，共产党在哪你都不知道，瞎摸糊眼的你找谁去，别找不到共产党你再把小命丢了！父亲没办法，只好在家一边干活一边等待。想着遣散时上级叫他们待命的话，心里多少还揣着点希望，可眼瞅着又一年要过去了，有些心灰意冷了，可就在父亲感觉失望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找他了。
当年秋天一个满天繁星的晚上，听到有人敲门，爷爷疑惑着去开门，只见是两个陌生人，小声询问，这是尚武家吗？我爷爷一听口音也不是当地人，打听的人名也不对，就连忙摆手说，啥晌午晚上的，我们家没这个人，你们找错啦！说着就想关门，父亲在里屋一听有人喊尚武，急忙跑了出来说，我是尚武，别走呀！爷爷一听就懵了，说你啥时候叫晌午呀！我父亲没有理睬爷爷，就把这两个人让进了屋里，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来的两个人自我介绍说是从李运昌那里知道的，爷爷这时也听明白了，是共产党的大官给我父亲起的名叫尚武，而不是爷爷以为的“晌午”。父亲明白是共产党的人来了，马上亲热起来。果然，经过交谈，父亲知道和他高矮胖瘦差不多是马良，那个比自己个头高一些的是佐天，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经过询问，又知道了早先听说的共产党过来的人就是马良和另外几个人，佐天比马良晚了一段时间，现在他们都在七里海一带活动。马良、佐天见到了我父亲也很高兴，听李运昌提到过你，今后要在你们这一带开辟根据地，打鬼子，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干。父亲正盼着这一天，马上拉着马良佐天的手说，这事，我干定了，我早就想着杀鬼子给我师父节振国报仇，把鬼子赶出中国！就这样父亲跟党组织接上头，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
一开始，马良、佐天等人就住在我家的厢房，由父亲带着去各村开展工作，率先把前大安、小顷店、大顷店、李店子、王洪庄、东棘坨等村发展成堡垒村。我奶奶对马良、佐天等人非常好，不论多晚回来，都在大锅里给他们烧好烫脚的热水，还把家里的细粮做给他们吃，他们都很感激，后来他们搬到东棘坨等村去住时，还常常到我家来串门。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区领导们要搬到七里海的根据地去了，临走时，马良把他办公用的陶瓷笔筒留给了我家作纪念。这个笔筒一直由父亲精心保存，父亲去世后，我又保存了20多年，到2016年9月26日我捐献给了区档案局，获得了捐赠荣誉证书。
父亲找到了党组织，干革命有了方向和劲头。先后担任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区小队长。武宝宁三区区委书记佐天见我父亲英勇善战，率领区小队把鬼子汉奸打得闻风丧胆，就又给父亲改名叫“铁军”，后来，铁军的名字就一直使用下来。父亲当时正值二十出头，年轻气盛，性情刚烈，聪敏胆大。拜师节振国习武练枪后身手更加利索，枪法又准，端炮楼、打伏击、搞破交、除汉奸，在宁河一带很有名，与玉田县的野明、北淮淀村的赵普一同被人们誉为“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父亲很得马良、佐天、孙英等领导的赏识和重用，当时抗日民主政权还专门为父亲刻了“铁军”手章。
敌伪曾流传过一句顺口溜说：“宁受三年苦，出门别碰上铁军野明傻赵普”，可见当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对敌人的巨大震慑。
端掉北涧沽炮楼
1944年，七里海一带村庄都已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和敌人斗争，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区委就决定建立区小队，但没有枪支弹药，佐天、马良就召集父亲和野明、赵普说要壮大革命队伍，要有效地消灭敌人没有武器不行，就指示他们想办法搞枪支弹药。
父亲和野明、赵普有了压力，因为父亲他们光有人员没有武器，可是到哪里去寻找武器呢，买吧，没有钱，打伏击呢，更不可能，要想弄到枪支弹药，只有从敌人身上智取了。于是，北涧沽炮楼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当时的炮楼离村不远，人也不多，连做饭的大师傅算上也不过十几个人，父亲和野明、赵普装成当地的农民，接近炮楼，进行侦察，掌握了敌伪活动的规律和作息时间后，就决定在敌人午休时动手。当时正是夏天，敌人午饭后除站岗放哨外其余都午休，父亲他们就选了很热的一天，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借了一辆大车，由野明赶着，拉着西瓜奔了敌炮楼。守炮楼的伪军正口渴难受，一见有卖西瓜的来了，就把西瓜车叫到了跟前，抱了西瓜就吃起来。这时，父亲掏出了假手枪，赵普掏出了菜刀逼住了他们，放哨的伪军吓傻了，乖乖地交了枪。父亲他们三人迅速冲进炮楼，没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炮楼端掉了，缴获12支步枪、1箱子弹、3箱手榴弹，这样不但使区小队相继建立，革命政权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每个区小队少则十几人，多则30多人），更有了鼓舞人心的动人传说，记得父亲讲述完这件事时，高兴的手舞足蹈说，嘿，那仗打得漂亮，赤手空拳呀！看得出这件事他是很自豪的。
破交战和黄庄炸集
“破交战”是在1944年8月初，按照上级的指示，要在一夜之间，把日伪宁河、大于、芦台、七里海一带的公路和电线杆全部破坏掉，使敌人的电话联络和道路交通全部瘫痪。当时，父亲任武宝宁二区区小队长，负责东董、西董、七里海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和父亲一起行动的还有铁朋、于福全等人。三区区小队长赵普负责杨拨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这次行动组织了二三百人，民兵们趁着黑夜，掘路的掘路、锯电杆的锯电杆，把路面破坏的千疮百孔，把电线杆锯断扔进水沟，一夜之间使鬼子的道路和联络陷于瘫痪。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在9月份对杨拨庄、杨富、捷道沽等村庄疯狂的的疯狂报复，造成了许多村的惨案。
“黄庄炸集”大概是1944年。黄庄是宝坻县较大的村镇，设有集市，为日军所控制，百姓买粮，必须得先交钱买准予买粮的凭证，否则不许买粮，特别是有个别汉奸为非作歹，欺行霸市，人们敢怒不敢言。父亲得到乡亲们的诉苦，决定干掉为首的汉奸，杀一儆百，于是就在当年初春的一个集日，父亲和野明、赵普三人扮作买粮人，进入了黄庄集市。因为有日本宪兵队巡逻，就商量好谁遇那个为首的汉奸就由谁动手除掉他，其余二人掩护撤离。为了分散目标，决定各自分散撤离，出村到八里庄汇合。赵普先发现了目标，那个汉奸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还在集市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赵普给了我父亲一个信号，父亲示意他马上动手，赵普凑上前，手起枪响，那个汉奸应声倒地，父亲和野明也分别朝天开枪，整个集市顿时乱成了一锅粥，父亲他们趁乱撤出了黄庄。此后，黄庄集市安宁了许多，老百姓拍手称快。
枪毙日本特务
1944年的10月底，日本鬼子艾林炮楼通宁河据点的电话线，被区小队组织的赵本、高庄、杨富庄等村的民兵给毁断，鬼子恼羞成怒，集合了伪军、汉奸还有大刀队二三百人把杨富庄包围，进行报复。父亲和赵普、野明闻讯赶到了离杨富庄不远的大月河村，正在村东头的高房隐蔽处观察敌情时，远远看见从鲁庄子方向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人，戴着礼帽，商人打扮，引起了父亲的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买得起自行车。只见那个人到了村头，和一个人碰了面，就交头接耳的，有人认出了那个与骑自行车的人说话的是本村富户李会的儿子李永泰，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和日本特务于沂有勾结。父亲他们不认识于沂，再加上日本鬼子正在杨富村报复，按常理说这个于沂不该跑单帮来大月河村呀！这个情况引起父亲的注意，他告诉赵普盯着点这个骑自行车的人，看看他究竟是不是日本特务于沂，如果是就除掉他！
这个人还真是日本特务于沂，他想趁此机会搜刮点民财，捞点外快，正巧在村头碰上了李永泰。于沂不知道有区小队的人在村，李永泰也不知道，所以当于沂问他村里有没有八路时，李永泰就告诉于沂说，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吧。于沂就放心大胆地进了村，找到了村里的伪保长，保长惹不起他就安排副保长去应酬，副保长姓李，也不敢惹他，就把他领到了一家姓徐的农民家休息，自己出去准备打点的东西去了。
于沂见一切安排妥当，就放心大胆地把礼帽、手枪都挂在了墙的橛子上，美滋滋地翘着二郎腿躺在炕上，等着保长弄来钱财好去享受。这时，门帘一掀，赵普手持双枪进来了，把枪口对准于沂问，你是于沂吗？于沂一看情况不好，起身想去摘枪，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于沂的小肚子上，于沂又急忙从腰中掏出一颗手雷，赵普手疾眼快，一个箭步上去把于沂按倒在炕上，夺下了手雷，一顿踢打，于沂不动了。赵普摘下墙上挂的手枪走出了屋子。父亲和野明在外面负责警戒，一看赵普得手，就迅速撤离。
不料刚走到村西不远的李家坟地时，听得身后有人喊，原来是村里一个民兵追来了报信说于沂没有死，父亲看了一眼赵普，说你可能没打中要害，咱赶快回去，这个特务不能让他活着！他们三个人就飞快往村里跑，于沂正疼得死去活来，嚷着叫人把他送医院呢。父亲忽然想到这样的特务汉奸最好能开个公判大会，扩大点震慑影响才好，就没让赵普给他补枪，而是借了老百姓的一辆骡子车拉走了，后来在离艾林据点不远的地里，召开了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宣布了于沂的罪恶，由赵普亲自把他枪毙了。
智取三叉子
1945年，父亲任武宝宁五区区小队长，大约是4月份，区委书记孙英召集我父亲和南淮淀村的民兵干部郑怀仁等人商议，想打掉在宁河境内的汉沽茶淀三叉子试验场。因为这个试验场不但是日本大兴公司所办的农业基地，还是日本侵华的粮食仓库所在地，驻守的日军横行霸道，常出来祸害百姓，民愤很大。父亲当场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父亲先是做了周密侦察，发现三叉子试验场周围挖有很深的防护沟，围墙又很高，宜智取不宜强攻。又打听到在那个试验场里做饭的大师傅是汉沽区勾娄沽人，正好区小队有个姓裴的战士也是勾娄沽人，一条街住着关系还不错，就叫这个战士去做那个大师傅的工作，经过几次联系，他答应做内应，并确定了攻打的具体日期和时间。
到了那天晚上，父亲率领区小队全体战士和南淮淀村的民兵，还有拉粮食的几十辆大车，悄悄接近并埋伏在试验场附近。夜深人静，做内应的大师傅事先把狗锁好，然后打开大门，在壕沟上搭好撬板，并给出了信号。父亲带领十几名战士悄悄地摸了进去，一直摸到驻场的日本军人的窗下，敌人也没有发觉。那几个日本家伙不知是贼大胆还是靠光亮壮胆，睡觉的两个屋子都没有关灯，父亲叮嘱战士上好刺刀，进屋一人对付一个，只准用刺刀，不许打枪。父亲一挥手，战士们如猛虎一般冲了进去，把惊醒的鬼子捅死在炕上。有一个鬼子侥幸窜了出来，刚爬上墙头，被区小队的一个叫张春生的战士（大于村人）疾步赶上，一刺刀结果了性命。这次战斗一枪未放就漂亮结束，不但缴获了枪支、弹药、汽油、稻谷，还把敌人的汽车、房屋、摩托车和拉不走的东西全部放火烧了，当时现场人欢马叫，火光冲天，相隔只3里路的茶淀火车站那么多人的日伪军竟没敢出动救援，只是胡乱地打了一些枪。这件事，还上了敌人的报纸，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夜袭三叉子试验场，战斗如何如何激烈等等，成了战士们常说的笑话。
金钟河截敌船
金钟河战斗发生在1945年5月中旬。那时，五区区小队刚发了新军装，战士们人人兴高采烈，斗志昂扬。父亲带领着区小队的战士们，驻扎在金钟河边离北淮淀村不太远的的一个小村里，正等待命令准备攻击鬼子的黑猪闸据点。一天，父亲和李复新（兴家坨人）查看战士们在河边放哨的情况，忽然发现从金钟河驶来一条大船，船身吃水很深，看样子装载很重，引起我父亲的怀疑，叫战士们喊船靠岸，见船仍旧行驶，战士们鸣枪示警，大船才缓缓靠岸，父亲让战士们把船主叫上岸，一问才知道是天津海光寺鬼子们让他们运往唐山地区的。一听是鬼子的货物，决定扣下，船主很为难，说回去没法交代，父亲找到了区长朱琳给船主开了证明，让他们走了。这批货物有硝酸几十罐，氧气瓶几十个，还有麻袋好几千条。战士们和村里民兵把货全部卸了下来，由南淮淀的民兵用船运走隐藏起来，后接上级指示，把这批货交给了18军分区，供兵工厂做了抗日军火。
怀念赵普
赵普是宁河县北淮淀村人。原名郑恩凯。1925年出生，1943年参加区小队时18岁，是“三只虎”中个子最高、身体最壮实也最年轻的，父亲整整大他10岁。由于赵普胆大心细，不畏困难，作战勇敢，父亲很喜欢他，和他多次联手除汉奸、端炮楼、杀敌人，父亲和赵普出生入死，感情很深。
1943年的后半年，在砸大乡和除汉奸伪保长的行动中，赵普成绩突出。佐天跟我父亲谈到赵普的表现，说要培养赵普入党，我父亲当即表示赞成，并说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到了1944年开春的一天晚上，他们在大北堡垒户李志义家举行了入党宣誓，赵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就被提拔为区小队长，鬼子曾悬赏100大洋缉拿他。
抗战结束后，我父亲于1946年春参加解放军去了东北，赵普留在了地方，后调入冀东分区59团任1营1连连长。期间，国民党宁河县县长王绍鹏将其父逮捕押审40多天，逼迫其父召回赵普参加国民党部队，并许以官职和钱财，其父不肯，受尽折磨，其母也因此被逼自尽，险些丧命。赵普不为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动，反而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带领战士们更加勇敢地消灭敌人，使其带领的连成为59团主力连。
1947年4月，在蓟县的一次战斗中赵普不幸牺牲，时年22岁。遗体先葬于大月河村，当年迁葬北淮淀村郑家茔地。父亲得知他的牺牲消息后，顿足大哭，几天里不思饭食，乃至几十年的时间里常常提起他，每次提起都痛惜不已。
乐善庄惨案
1943年12月，在乐善庄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当时的武宝宁办事处主任寒松被敌人杀害。父亲提起这件事就伤心，也非常后悔，说当时要是劝寒松一起离开乐善或自己留下来保护，也许他就不会牺牲。
寒松，原名张喆，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人，是武宝宁联合县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主要创建人之一。1943年春天，与云龙等人受党的派遣深入到宁河西部与先期到达的佐天、马良、刘征、铁峰、孙英等人汇合，开辟新区斗争，任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
12月18日，武宝宁联合县在宁河乐善村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研究新区建设工作。20日散会时，我父亲随着佐天、马良返回淮淀村。当时，佐天、马良劝寒松一起撤离，寒松认为乐善村群众基础好，离七里海又近，有情况可以跑进苇海隐蔽，就没有走，父亲要求留下来，寒松也没有答应，随后寒松和一部分干部没有及时转移，当晚与警卫员云鹏、交通员志英住在了一个姓李的堡垒户家。不料，就在21日凌晨，芦台日本守备队、伪警备队等300余人，将乐善村包围，敌人骑兵在村北和村西，步兵在村南和村东，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村周围点起大火，安排岗哨，然后向村中合围。有村民发现了情况，迅速通知寒松转移，寒松镇定地组织突围，带领警卫员和交通员从李家的夹皮墙摸至村西头，冲出村子后，被敌人发现，村北的骑兵包抄过来，寒松急忙指挥分散突围。警卫员云鹏没有跑出多远就被敌人子弹击中牺牲，交通员跑到一片坟地，在吸引敌人掩护寒松时也中弹倒下，寒松向村西跑出不太远，也被敌人枪弹击中，倒在冰凉的土地上。
敌人确认出寒松的身份，抓了3辆大车，把寒松的尸体抬上大车拉去伪宁河县政府驻地芦台游街，鼓吹“共产党八路军已被全部消灭了”，妄图杀一儆百，扑灭人民抗日烈火。
砸伪大乡
地委对这起惨案极其重视，地委书记焦若愚专门召集王书文、佐天、马良等总结教训，并决定由区小队长铁军、野明、赵普展开一系列惩治敌伪的行动。区小队的干部战士，早已怒火中烧，要为寒松主任报仇，见领导下达命令，马上开始了砸大乡（即捣毁伪乡公所）、除汉奸特务和杀铁心投敌的伪乡、保长的活动。
正在选择谁为第一个打击的目标时，潘庄的伪乡公所就撞到了枪口上。这个伪乡公所比较大，有不少伪军看守，而且离乡公所100多米远就是鬼子的据点，特别是伪大乡长以为潘庄这块地方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格外的嚣张，扬言谁也把他咋地不了。但他也做贼心虚，不敢住在家里，怕区小队掏了他的窝，就住在伪乡公所，以为有伪军站岗放哨肯定保险，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把桌子一拍说，就先砸他！
1944年初的一天，提前安排好了几名群众，打入伪乡公所装作下夜的做内应，夜深人静时，父亲带着赵普和另一名区小队长冯千成，还有挑选出来的几名区小队战士，悄悄摸进伪乡公所。门口放哨的伪军发现了刚想张嘴喊，父亲迅捷地把手一伸，掐住那个伪军的脖子，像拧小鸡子一样，伪军连一声都没吭，就见阎王去了。内应开了大门，众人一拥而入，睡觉的伪军一听是“三只虎”到了，吓得都站立不稳，连忙跪下了。大家发现并没有伪大乡长，一问才知道他妈过生日，他喝多了没来乡公所。父亲叫冯千成负责烧乡公所，自己带着赵普和一个战士，叫一个伪军带路去伪大乡长家。到了他家，父亲叫战士看着伪军，自己飞身上墙，把赵普放进院子，直奔伪大乡长卧室，踢开门，把他从被窝拎起，问应了名字，没等他再说话就抡起枪拐子，一下子打了个脑浆迸裂，一命呜呼。
这边，冯千成准备点火烧伪乡公所，区小队一个姓冯的战士说乡公所连着民房，会烧毁民房。他觉得有道理，就命令把乡公所里所有的桌椅板凳、盆盆罐罐砸个稀巴烂，然后把所有账目、文件堆在地上烧了个精光。等日本鬼子闻讯赶来时，区小队的人早已不见踪影。
以后，一鼓作气，父亲和区小队的战士们又砸了造甲城、北淮淀、小海北、俵口等伪乡公所。
除汉奸
在这次行动中除砸掉了顽固反动的伪大乡，还杀了不少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和伪保长，记得父亲说过有廉庄村、李花毛村等伪保长和西双庄村的汉奸校长。这类事情，父亲不大愿意讲给我们听，因为这些人的后代都在，说前辈人不光彩的历史最好不要讲，因为前辈人反动不一定后人就不好。
廉庄伪保长姓王，李花毛村的伪保长姓胡，两个人表面都答应做两面人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但实际上这两个人，不但不给八路军办事，反而常常向鬼子通风报信，告密区小队和八路军的干部，甚至村干部。那个西双庄的小学校长姓宋，这个人更是老奸巨猾，表面上老老实实，暗地里却到处搜集打探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然后装着赶集或串亲去给据点的敌人报告，使共产党的干部和区小队受到了不少麻烦和损失，于是，区领导就把除掉这几个人的任务交给了父亲和赵普。
为了掩饰行动时发出的动静，父亲和赵普特意挑选了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各带了区小队的两名战士，从驻地分头向廉庄和李花毛村出发。
我父亲去了稍远一点的廉庄，因为他认识那个伪保长和伪保长的家。我父亲知道庄头有狗，就从庄中间的胡同穿了进去，摸到了那个姓王的墙角下，叮嘱两个战士盯着房门和院墙，他自己越墙而入。用早已备好的刀子撬开门栓，这时，伪保长已经察觉，慌忙起身，刚想逃跑，就被我父亲飞起一脚踢了个嘴啃泥，他老婆吓得一下子摊在地上不敢出声，这个伪保长以为是入户抢劫的，就低头打躬作揖说，好汉饶命，想要啥，你说……我要你的命！父亲一声低喝，吓得他抬头一看才知道是我父亲，知道大事不妙，趴在地上就磕头求饶说，看在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饶我一次，我再也不敢了。父亲告诉他说，不是不容你，是你作恶多端活到头了，说着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去李花毛村的赵普也顺利得手，两个多小时后，两个人在约定的地点集合回到了驻地。
西双庄的汉奸校长是10天后被除掉的。这个老家伙已经听到不少汉奸、伪保长都叫区小队除掉了，有些胆战心惊坐卧不宁了，就借口去看病。到亲戚家躲了六七天，后来看看风声似乎不那么紧了，就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回来，猫在学校不出屋。不料，刚回来两天，他的大限就到了。
这次是父亲和赵普联手行动，他俩是白天去的。早晨，学生刚上学时，父亲和赵普就到了，直奔校长办公室，把他堵在了屋里。问应了他是宋某某后，不理睬他的分辩和求饶，为了不惊动学生，父亲递给赵普一个眼神儿，俩人一起动手，一个人揽住胳膊，一个人抡起枪把子，把这个汉奸校长打了个脑浆迸裂，血溅衣衫，然后俩人从容地离开了学校。
处决大八亩坨村红枪会张林立，是父亲和赵普配合青英部队的刘醒华连长进行的。张林立身为会首，极其反动，经常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向敌人告密我党干部，如这个村的张殿荣（化名高原）加入共产党后积极为党工作，不久就当了区干部，就是因为他的告密而被敌人逮捕，经过残酷审讯后，由于伤势过重在被敌人带走的途中不幸牺牲。故区委指示，这个反动会首也在锄奸之列。这个张林立特别狡猾，不轻易离开村子，也不单一行动，又有被蒙蔽的红枪会员保护，一时不好在村里公开下手，刘醒华连长采纳了父亲和赵普的建议，化装成日本兵，将张林立带离了红枪会，在村外僻静处宣布了他的罪恶并处决，这件事不但打击了坏人的反动气焰，也使得一些红枪会的会员有了醒悟。
一系列的锄奸行动，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不少汉奸、伪保长又开始老老实实，不敢再给敌人通风报信了，抗日工作开展也顺利起来。
夜捉日本小队长
大概是1943年秋后，在高丽圈有个叫田中的日本小队长，这个家伙个子不是太高，却长得胖胖乎乎，挺壮实的。他经常晚上出来，常常穿着一身白衣服，有两个日本兵保护着。有时去蓟运河边溜达，有时甚至窜到周边村庄不知去干什么。这个家伙谨小慎微，通过朝鲜人管理着高丽圈农场，处处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使得我党派去的地下党员李大成很难在高丽圈内开展工作。这种情况下，父亲和野明就接受了捉拿他的任务。这个家伙很狡猾，深居简出，父亲和野明跟踪了足足一个月，才发现他的一个破绽。原来，他经常去离高丽圈不远的小堼村，和伪保长喝酒，而且常常把跟随的日本兵打发回去，第二天早晨再来接他，这是活捉他的好机会。在一天晚上，田中又去了小堼村，父亲和野明就远远尾随着他，也进了伪保长家，隐藏在院子的大车棚里，时间不长，就见他退回了保卫的日本兵，和伪保长一起喝起酒来，父亲和野明在车棚里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大约到了后半夜，夜深人静了，他俩轻手轻脚地摸到了田中睡觉的屋子，父亲叫野明在窗外守候，自己飞身从敞着的窗户跳了进去。
父亲以为田中会像中国人那样习惯头朝炕沿睡觉，不料这家伙竟是腿朝炕沿脑袋朝窗户睡的。父亲跳进去后，没有一下子落在他的身上，而是踩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疼得一扭脖子，一下子闪开了父亲双脚，并伸手去抓放在枕边的手枪，父亲手疾眼快，迅速地把他的枪抢到了手。田中此时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正值年富力强，马上一个鹞子翻身，向窗外窜去。父亲一个急速转身，没有抓住他的身子却抓住了他的双脚，把他拽在了窗棱上，这时，守候在窗外的野明伸手一抓，就按住了他的双肩，把他抓住了，并迅速将准备好的毛巾塞进他的嘴里，这家伙挣扎了一会终于老实了。父亲和野明押着他送给了青英部队。后来，听说将其押送去冀东司令部的路上，在玉田县的一座寺庙里被他逃掉了。
几十年过去，1980年父亲去天津和佐天、马良见面，佐天还问父亲，铁军呀，你知道当年你和野明捉到的高丽圈那个日本人是谁吗？父亲说，知道，他叫田中啊。佐天不说话了，只瞅着我父亲嘿嘿地笑，马良也笑，笑得父亲莫名其妙。当佐天、马良告诉他捉的那个日本人现在是日本的一个大官时，父亲吃惊地一下子站起来，更兴奋了，情不自禁地又讲起他当初捉田中的过程，然后有些懊丧地说，可惜叫他跑了，哼，要不就省他在日本当大官，早叫他在阎王殿当小鬼了！我当时也在场，听到这个消息时，虽然自己也不能确定是否真实，但感到非常的兴奋和痛快。
坟场袭敌引报复
1944年开春的一天深夜，父亲去王洪村当时“白皮红心”的伪大乡长李玉轩家，找佐天、马良汇报杀汉奸的情况，汇报完后想顺便回家探望一下我奶奶，佐天、马良理解我父亲的心情就批准了。为了安全起见，到达前大安村时，父亲叫开村干部董申家的门探询情况（这大概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他养成的习惯），董申的父亲迅速地把我父亲拉进屋，紧张地告诉说后大安村里正有鬼子伪军，不能回家。父亲就借了一床被子，到路边的坟地里睡下以便观察动静。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父亲被响动惊醒，黑暗中发现鬼子已经到了跟前（后来知道是汉奸吴乃彬带领艾林据点的鬼子去东棘坨村骚扰），父亲反应非常机敏，迅速举枪朝黑乎乎的鬼子队伍打了几枪，两名日本鬼子倒下，其余的都呼啦啦地卧倒了。趁着鬼子慌乱，父亲拔腿就跑，在夜幕掩护下一口气跑回了七里海驻地。骚扰未成就先伤亡了两个，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悬赏一百块大洋缉拿我父亲，后不见动静就决定报复。
当年的7月7日，由汉奸吴乃彬带领包围了前、后大安村，鬼子把两个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后大安村的街中心（原田庆吕、田庆富门口），威逼老百姓交出我的父亲，否则就要杀人。这时，我奶奶挺身而出说，我是田铁军的母亲。日本鬼子问，你儿子田铁军在哪？奶奶说，不知道。敌人又问，你丈夫在哪？奶奶说，死了。正巧当时我父亲的奶奶刚去世，奶奶还穿着孝鞋呢。敌人不死心就问，你三儿子、四儿子在哪？奶奶就说去了黄庄。敌人气急败坏，开始放火烧我家的房子，此时，躲藏在人群里的三叔顺着墙根儿往村外逃，被鬼子发现，开枪打倒在村头水沟里，双眼被打瞎，鬼子追出来，又朝躺在血泊里的三叔捅了两刺刀，见我三叔一动也不动了才罢休。鬼子见没抓住我父亲，就把两个村的村干部董永芳、董广金带走，在高景村西头用刺刀挑死了。
保护银元
1944年10月，武宝宁三区在高景庄村召开13个村保长参加的征粮会议。会上，佐天和马良分别讲了征收军粮的事，许多村的保长都表示拥护政府决定，积极缴纳军粮，唯有大汉奸齐燮元的代理人刘仲勋拒绝交粮，并且非常狂妄地说，要粮没粮，要钱没钱！他倚仗着齐燮元的势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当时主持会议的佐天、马良很生气，就命令我父亲和野明押着他回宁河镇进行搜查。结果在他的家中，不但发现了大批粮食，还在他的卧室里搜查出一坛子银元，父亲向佐天、马良汇报了情况，佐天、马良历数了刘仲勋的罪状，命令我父亲把他处决了。然后指示村干部把部分粮食在堡垒户家储存，其余部分分给了穷困户，银元由父亲和野明带回七里海根据地作为区小队活动经费。佐天、马良布置完工作后就提前走了，父亲和野明等人一直忙碌到下午才把任务完成。
当时和父亲、野明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刚参加区小队的战士叫黄立本。他和我父亲是一个村的人，父亲因为参加高景村的筹粮会，提前一天晚上回家看望我奶奶（高景村离我村只有3里路）。黄立本那时十七八岁，家离我家很近，就找到我父亲要求参加区小队，父亲见他岁数不大，个子也不算壮实就没答应。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他不知怎么知道的消息，竟跑到高景会场找到了我父亲，死活要参军，父亲就把此事报告了佐天，佐天听后就说，既然他非要参军不可那就留下吧，就这样，去宁河镇刘仲勋家搜查时他也跟去了。
到下午撤退时，父亲就让野明找了个布袋装上银元，因为黄立本还没有枪，就让黄立本背着钱袋子走在中间，野明在前，父亲垫后。走到大于奔于怀庄的路口时，迎面来了一队鬼子伪军，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父亲给了野明继续前行的眼色，野明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了，黄立本虽有点害怕，但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也走过去了。在父亲走过去后，有个伪军忽然认出了我父亲，喊了一声铁军！就拉枪栓喊站住，父亲和野明迅速卧倒在路边草丛里，并叫黄立本也立刻卧倒，但黄立本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些惊慌，就跑了起来，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时，父亲手中的双枪响了，有两个敌人倒下去，野明也打死了一个敌人，鬼子伪军知道我父亲的枪法准，吓得不但不敢追了，反而逃跑了。因为有护送银元的任务，趁敌人害怕，父亲和野明迅速地背起银元撤离了，到了于怀村，父亲找到了村干部，让他们找人把黄立本掩埋了。可惜黄立本刚刚参军一天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父亲讲述这件事时，似乎很内疚，说我要是把他劝回家就好啦，刚参军一天就牺牲了，太可惜啦！
除掉伪保长
1938年，日本鬼子在宁河县城公路以西，马鞍子、马从庄以北，花牛庄以东，任千户、大于庄以南，强征了18个村农民的土地约6万亩，由朝鲜移民近4000人，成立了水稻种植基地，也就是人们说的“高丽圈”农场，强迫朝鲜移民和附近的老百姓为他们挖沟、筑堤、种水稻，作为侵略中国的军粮。
我党为了团结朝鲜人民一起抗日，1940年和1941年先后派了两名朝鲜同志到“高丽圈”里面种地并开展工作，都被日本鬼子发现杀害了。1943年冀东党组织又派朝鲜的李大成同志（中共党员）到宁河开展朝鲜人的工作。当时的宁河县委就安排了佐天带着李大成先在农场周围开展工作，熟悉情况，等待时机成熟，再打入农场内发展抗日同盟组织。
当时，鬼子把6万亩地分成了24个方块。正中央这个方块设为中央里，修建炮楼1个，住朝鲜警备队2个连，并建有学校。其余23个方块设为23个里，即中国村庄，每村住50户，设村长1人，10户为1甲，设甲长1人。以贷款的方式贷给每户耕牛、农具、籽种、肥料等。朝鲜农民每月按人口配给一定数量的小米、高粱米、玉米面、豆饼等为主食，生产的水稻一粒也不许吃，全部归为军用，如果谁吃了则以违法论处，轻的不残即伤，重的会丧命。
佐天协助李大成通过附近农民，把朝鲜人领到家中与李大成见面，因为都是朝鲜人，很快就熟悉了。熟悉后，李大成就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逐渐发展了骨干和抗日同盟组织，李大成还自己编印同盟刊物，叫朝鲜农民骨干带进农场做秘密宣传。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李大成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23个村内建立了抗日同盟组织，还在中央村的两个朝鲜警备队内也建立了抗日同盟组织。
正在李大成的工作秘密而迅速发展时，遇到了麻烦。一些伪保长有些察觉了，特别是有两个伪保长竟然将他报告了日本鬼子，并答应鬼子监视他的行动，针锋相对地与李大成作对。虽然李大成不住在农场，但不能不去农场工作，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佐天就安排了父亲和赵普二人负责暗中保护。
后来父亲和赵普觉得单纯保护也不妥，老虎还有个打盹的时候呢，与其防护不如锄奸，佐天和李大成也都同意除掉这两个死心塌地的伪保长。先由李大成安排骨干，带着父亲和赵普熟悉这两个伪保长家的住处位置，然后由父亲和赵普俩人分头行动，在同一天夜间，把这两个伪保长处决了。这一下，极大地震慑了所有的伪保长，都知道李大成有八路军的“三只虎”在暗中保护，谁要与李大成作对不会有好下场，于是都睁眼闭眼地任由李大成开展工作了，有的甚至还当了耳目，一有风吹草动就向李大成报告，使其在高丽圈的工作开展越来越顺利了。
接收高丽圈谈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10月上旬，佐天奉命陪县长方钢去高丽圈与日方谈判接收事宜。考虑人不能带太多，但又要精干利落，胆大心细，佐天就特意挑选了父亲带一个战士陪同前往，因为尽管鬼子农场的那两支警备部队已经在李大成的策划下武装起义，但死心塌地的数十人特务汉奸还在，不能不防。晚饭后，佐天带父亲陪方县长从驻地赶去总场，掌灯时分开始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以下协议：1、高丽圈为和平解放，农场为非军事区，双方武装部队都不能进入；2、日本场长和朝鲜委员长（日本场长利用他来统治近4000朝鲜农民），还有李大成和佐天，这4个人在场一起办公，双方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3、由我区政府组织18个村群众分片收割高丽圈内23个村的水稻，并按所收的除百分之三十交抗日政府公粮外，其余都归朝鲜农民所有。18个村的农民每割1亩水稻，由朝鲜农民付给30斤稻谷作为报酬。
这时，日方场长提出朝鲜农民欠他的农贷，要求用稻谷偿还，又提出了他们在华北还有100万日军没有饭吃，要求我方政府答应他们用现款购买稻谷以为军用。索要农贷的事引起朝鲜农民代表的激烈反对，一些为非作歹的特务汉奸蠢蠢欲动，闯进会场，朝鲜农民代表见这次特务汉奸手持枪械，张牙舞爪更加气愤，情绪也有些失控。我父亲看见要产生混乱，双手拔出手枪大喝一声，我看你们谁敢动！都把枪收起来滚出去！特务汉奸都吓傻了，日方场长见状也急忙挥手，汉奸们有认识我父亲的，知道父亲的厉害，都乖乖地撤出去了。朝鲜农民与日方场长面对面地进行了说理斗争，最后，日方场长只好放弃了农贷赔偿。关于购买军粮，我方经请示上级同意，允许日方购买100万斤稻谷作为日军用粮。佐天讲述完这件事后，还兴犹未尽地对我说，连方钢县长都跟我说，铁军这家伙有瘆人毛啊，一嗓子就把汉奸镇住了！
回村当农民
父亲前半生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听我奶奶讲（我奶奶活了97岁，1982年去世），父亲很早就定亲了，女方是离我村3里远的高景村的。可是因为他老是和日伪军打仗，离不开部队也根本无心考虑自己的婚事，直到1946年随部队去东北，后又随军南下一去不归，一直未能成家。等到了1952年，我奶奶就发了话，对没有过门但一直痴心等待的母亲说，你今年也快30岁了，庆德比你大8岁，按说早就该结婚，可他不回家咱有啥法儿啊！这样吧，不能再傻等了，你去部队找他吧。
就这样，在我奶奶的支持下，没有一点文化的母亲，凭着对丈夫的想念与挚爱，毅然离开家乡，拿着父亲来信的地址，一路步行、坐车、乘船，只身奔赴了父亲的部队所在地——广西公安水上巡逻大队。
一心忙碌工作的父亲，在异地他乡见到母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激动。部队的领导见我母亲千里寻夫，才知道了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结婚，都为之感动，马上腾出了房间，亲自主持了婚礼为我父母完婚，然后就安排母亲住在了部队。
一年后（1953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这时，母亲发现了父亲有些异样，眼睛常直呆呆的，不爱说话了，且总是自言自语地念叨我三叔和他的一个战友的名字。部队领导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就送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父亲正常时，母亲问出了一些情况，一是因为在1948年底，担任村农会副主任的我的三叔田庆成被错杀（1982年平反）；二是他的一个战友，去广西苗族地区任县委书记，被土匪残忍地割首示众（本来上级定下这个战友任县委书记，他任县长的，只是战友早去了两天就遭遇了不幸，他来不及上任就改为带队剿匪了）。这两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大概是父亲也察觉了自己的病情不适合再在部队待下去了，就向部队领导提出了回乡的申请，部队的首长不同意，建议在部队休养，但父亲怕给部队添麻烦而坚决要求回乡了。
1953年12月25日父亲复员，1954年元旦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县委书记杨志恒听县管民政的负责人说我父亲回乡，就和父亲见了面，让他留在县城工作，父亲拒绝县里的照顾，坚持回村当了农民。回村担任了13年的村党支部书记，还当了2年多东棘坨公社社长。我父亲起早贪晚，兢兢业业干得越来越起劲。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斗，还让他在本乡小顷店村举办的学习班里交心交罪了一个多月，后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才允许回家，他受了委屈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领袖比毛主席伟大，没有哪个政党比共产党再好的了！
父亲在当农民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1976年地震受灾，他从未向国家伸手要过照顾。有亲友见我家孩子多（4男3女）生活困难，就对我父亲说，你可是有功劳的人啊，又有那么多的战友当大官儿，找找去呀。父亲要不就是不理睬人家，要不就是暴怒地骂人家是放屁，吓得没人再敢劝他找政府或战友了。
1969年，父亲的病犯得频繁了，县政府民政科的高维凡科长闻讯，赶来家中送父亲去河北省军区疗养院养病，父亲不愿意去，说反正这病死不人，就不要浪费国家的钱了，后来经许多人说合才去了，村里也安排了民兵田芬专程护送。由于我们兄弟姐妹都小，母亲不能陪同父亲，只有每年偶尔去看望一次。记得一次母亲探望父亲回家后，欣喜地跟我的大哥大姐说，疗养院的院长严铁军告诉她，上级已经作出决定，要将我们全家迁走到疗养院，我们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没有丝毫声张但都在焦急地盼望等待，谁知一直等到父亲回家来了也没有动静，母亲悄悄问过父亲，父亲坚决否认。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按照传统习俗，要烧掉逝者的衣物被褥时，我们才在父亲的衣兜里发现了严院长给他开的全家迁移的介绍信，原来是父亲悄悄地把信藏了起来，怕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啊。
偶显身手
父亲很眷恋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有时看见空中的飞鸟，会情不自禁的举手做射击状，他曾自豪地对我们说，当年手起枪落，子弹是不会虚发的。我们虽然老听村里上岁数的人说父亲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但毕竟没有看过父亲打枪，所以也是将信将疑的，后来有两件事叫我们开了眼界，觉得父亲实在是太神了。
一件事是母亲养一窝半大鸡，是用来长大下蛋补贴家用的。好好的一群鸡不知怎么惹恼了患病的父亲，趁着母亲和我们都不在家的当儿，父亲关闭了院子的大门，用石子儿“飞弹击鸡”，把一窝半大鸡全部报销在院子里，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鸡都是脑袋被打碎。母亲下田回家，看见满院子的死鸡，惊呆了。当得知是父亲干的时，气得和父亲嚷了起来，父亲倒很镇静，只瞅了母亲一眼淡淡地说，这群小鸡子，烦人，这回都老实了！然后就自顾自地走了。小不懂事的我们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但使我们有了向小伙伴吹嘘的资本，还有了好几天吃鸡肉的幸福生活。
第二件事是我七八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去看村里民兵打靶。民兵连长是黄士贵，看见了我父亲去了，就对民兵们说，老爷子是老八路，神枪手，让老爷子给咱们打两枪咋样？民兵们也是只听说却没有看见过父亲打枪，都想借机会试试真假，就起哄似地拍巴掌喊好。其实，父亲已经很多年没有打枪了，就笑着说，啥神枪手啊，手生啦，不见得打得好啊，说着一边接过民兵手中的三八大盖，一边问民兵们，你们说，是打活的还是打死的？民兵们一听有点发怔，没等回答父亲就又说，我还是打个活的给你们看看吧，说着瞄着远处树上，一声枪响，一只鸟扑棱着膀子掉了下来，把在场的民兵们都惊呆了，连声说，哇，老爷子，神枪手，真的神枪手！
从部队回到家中，犯病时，父亲不肯安分地在屋里呆着，一天到晚地去四外八庄转悠。有时就像串门一样，步行去十几里的乡政府或几十里的芦台县政府民政部门，到了那里与人打过招呼后，也不说话，更不添麻烦，找个椅子笔管条直地安安静静坐上一两个小时就走。熟悉他的民政干部们会留他吃饭或住宿，饭，他会吃，但住宿是不肯的，不论多晚也要回家。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姿势和习惯，那就是不论去哪里，肩上总是扛着一根锃亮的竹竿，上头挂着那个形影不离的黑色手提包（手提包里有军功章和战友们的照片和来信），像扛枪正步走路，挺胸昂首，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家里离县城芦台60里的路程，他有时一天走个来回也不感觉累，可见他战斗岁月锻炼出来的身体是非常棒的。
我们还目睹了他精心珍藏着的20多枚军功章，父亲经常拿出来看。其中有两枚一等军功章，一次是打热河得的，一次是平津战役获得的。我们知道父亲的每一枚军功章都会有一个惊险、动人的故事，可父亲极少说起，不料，在我们几乎失望之时，竟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津门聚会
那是1980年3月，在湖北武汉任法院院长的马良到天津看望佐天时，提出想见见铁军，父亲知晓后很激动，甚至有些急不可耐。我们知道平时家里有天大的事父亲也不在乎，只在乎他那些不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战友们，像马良、佐天及其他战友的照片、来信，父亲经常拿出来默默地看了又看，而且保存得很好。
那天天气出奇的好，我陪父亲坐火车赶去天津的佐天家，与老领导们见面后，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个人，兴奋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的。已身居高位的老领导们看见我父亲也很激动，热烈拥抱，马良还拉着父亲的手说，铁军哪，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还记得不，你入党时间是在黑夜的野地里啊。马良说到这里，看着我又说，那时也没有啥仪式，你爸爸一举拳头，就是宣誓了，和我们一握手就是共产党员啦！我们那时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生死都不在乎，更不知道啥叫害怕呀！父亲也看看我直点头，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双眼竟炯炯有神，全然没了往日的冷漠与呆滞，他仿佛恢复了一切记忆，兴奋地述说起来，像打开了话匣子。
晚上，老哥几个住在了佐天家，夜深了，父亲他们仍然兴奋的聊着，话儿似乎说不完。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竟没有熬过他们，撑不住，稀里糊涂睡着了。这一觉睡的，到现在我还后悔，常常自责，人生一辈子，咋就缺那么点儿觉呢！要不，会听到他们说的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啊！
第二天，原县大队副队长于光、原一区区长谭鹤光、原县政府粮食局局长铁峰等人也到了佐天家，父亲更高兴了，话多得令我和在场的老领导们既吃惊又兴奋，他们说的最多的是战争年代的事。马良还说起了他们来宁河开辟根据地的情况，马良说，你们可能想不到吧，我们那时到宁河开辟根据地，不是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是二进宫才站住脚的！众人都有些不明白，父亲也疑惑地看佐天，佐天就笑着指着马良说，你们听他说就明白啦！原来1942年青英部队队长田心抽调马良、刘征、孙英等人组成武装工作队，首先进入宁河。出发前，田心同志传达了分局和县委的指示，讲了任务，介绍了敌情，研究了工作方法，并阐明开辟宁河新区的重要意义，要求马良他们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马良他们接受任务后，先在杨家泊、高庄一带活动，调查情况，勘察进入宁河的线路，做好准备工作。因为不仅敌情不明，而且对群众的思想状态也不清楚，甚至连一份宁河地图都找不到。只能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确定由芦台和汉沽之间通过，越过北宁（北京）铁路，到达路北的大田庄。这里离芦台、汉沽敌据点很近，敌特、伪警时常往来。为防止意外，马良白天在芦苇中栖身，晚上进村开保、甲长会，进行宣传教育，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这里就成了马良他们开辟的基地。可是好景不长啊，马良笑着说，由于我们的行动不密，被敌人发觉，在我们身后追了一百多里。我们只得又回到了丰玉宁联合县六区，找到了田心同志。
马良接着说，我们领取了活动经费，再次进入宁河。多亏刘征啊，他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三教九流的事情都懂一些，于是就由他带队，借了衣服，化装为探亲访友的农民，买了些香纸、果品，直接进入“九宫道”佛堂，摆上果品，烧了香纸，讲了几句“行话”，会长出来接见，相互问候，谈话比较融洽，就把我们当成朋友，这样会众介绍会众、保长介绍保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七里海周围的齐家阜、兴家坨、东西塘坨、乐善庄、北淮淀、大小王家台等20多个村庄全部打通。
后来，由于新区工作不断发展，武工队几个人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上级就又派来佐天等人来宁河了，这样，我们就向北发展，到了宁河、宝坻交界的大小邓庄、胡晋庄、大小月河、前后大安（蛤蜊堼）、东棘坨等10余个村庄。马良说到这里，就指着我父亲说，铁军啊，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去找你，差点叫你老爹给拒之门外的事吗！见众人不解，马良就把他和佐天第一次找我父亲的事说了，大家都哈哈大笑，我父亲也有些不好意思。马良又说，宁河人好啊，民风淳朴，拥护共产党呀！我们武工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群众的好评，说我们是“飞虎队”，什么飞檐走壁呀，来无踪去无影呀，谁好谁坏他们都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离敌据点较近的村庄外，我们基本上都开展了工作，普遍建立了联络员及秘密联络点，七里海一带成为了我们的游击根据地。
马良说完，佐天就提起了老首长李运昌，担心地说，唉，也不知老首长解没解放，他一句话落地，众人都沉默了。就是在那个场合，我知道了他们老首长李运昌许多事情，使我也对李运昌产生了崇敬和神秘感。
原来，李运昌原名叫李芳岐，河北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村人，早年就读于乐亭中学，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后转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担任过乐亭县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秘书、代理秘书长，全国铁路总工会特派员、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等职务，1938年组织发动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后来我知道，李运昌将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因病去世，享年101岁）。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神出鬼没的李运昌将军被民间传说成天上星宿下凡，比关公老爷还厉害，被传奇为“李云长”，曾有这样的民谣传唱：“李云长，大忠良，骑红马，挎大枪，打日本，捉豺狼”！佐天背诵出了这段歌谣后还说，当时连日本鬼子都信以为真呢，他们把李云长的名字写在了他们的作战地图上，叫“冀东军区李云长”。
说到老首长的战斗传奇，在场的人都不胜惊叹和钦佩，可说起老首长的现在，又都叹息这样战功赫赫的将军在文革中竟受到错误批判和关押，看得出他们都惦念着老首长的政治命运和身体健康，佐天忧心忡忡地说，不知道老首长现在咋样了啊！
看望老首长
世界上有些事就那么巧，在第三天下午3点半时，就有了李运昌的消息。那天，父亲他们说话兴致正浓，门铃忽然响了，佐天就朝我示意说，三呀（我行三），开门去！我打开门，来人是邮递员，送来了一封电报。佐天签收后急忙打开，原来是他们的老首长李运昌从中南海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8个字：“已平反望来京一叙”。佐天马上老泪纵横，手抓着电报在屋里激动地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马良也欣喜若狂，父亲也很高兴，因为李运昌不仅在冀东暴动时名闻遐迩，而且是习武之人节振国的师父，父亲对李运昌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佐天和马良急不可耐，决定马上去北京看望老首长，要带我父亲一同去，让我也陪同前往。他们商量完后，佐天当即就给陈伟达挂电话，说了想去北京看望李运昌，问陈书记能不能帮忙解决辆车，陈伟达那时是天津市委书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夜，我们几乎都没有睡好觉，佐天、马良二位老人忙碌着不知为李运昌老首长准备点儿啥礼品好，而父亲正选择戴哪些军功章叫老首长看呢，我更是高兴，长这么大，连北京都没去过，这回一下子要去中南海，心里那个激动劲儿真的没法表达了。
第二天早晨6点，陈伟达书记派的车就到了，是一辆浅绿色的大吉普，司机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有时间观念，听说要在8点前赶到北京，小伙子把车开得很快，但这几个老人却不嫌快，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北京。差20分8点，我们一行4人提前到达了中南海的南门，门口的哨兵很威严，一个标准的敬礼把车子拦下，佐天下去和哨兵说了情况，哨兵听说我们是来拜访李运昌将军就叫我们稍等，他向里面挂了电话，确认了后，叫我们下车，让司机把车开离门口，哨兵见我父亲胸前挂满勋章，马上恭敬地向我们行军礼，我父亲见状也习惯性地迅速还礼（父亲当时是穿着军装，是在河北疗养院时发的）。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从里面驶来，停在了门口，一个40左右岁的军人下车，看见戴着军功章的父亲也立正向我们行礼，并请我们上车。见两次有人向父亲敬礼，马良和佐天就打趣父亲说，铁军啊，我们俩都比你官大，可没有人向我们敬礼呀，瞧瞧，我们都是借了你的光啊！
走了大约有七八分钟，轿车停在了一座绿树掩映的平房前，我们刚下车，李运昌司令员就大步流星地迎了上来，一头白发，长髯飘飘，满面红光。父亲下车后向李运昌立正行礼，李运昌稍一愣，佐天马上介绍说这是铁军呀，李运昌马上满面笑容拉住我父亲的手说，哈哈，铁军？这不是尚武嘛，尚武呀！
在交谈中，李运昌说，早就听说武宝宁有“三只虎”，没想到铁军就是你尚武哇！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运昌说着还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拇指笔划了一下问，有这个岁数了吗？我父亲连忙回答说，首长，我今年65岁了。李运昌听后笑了说，呵呵，你就比我小7岁呀，还行，不减当年！又用手摸了摸我父亲的军装说，还保留着当年的军装啊。我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摇头说，不是的，从部队带回的军装早就穿坏了，这是我1972年从疗养院回家特意要的，平时不舍得穿，只有重要场合才穿，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李运昌边笑边点头说，嗯，还是穿军装精神！听说我父亲去的是河北军区疗养院，李运昌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你能去那个地方疗养，不简单啊，可见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这只虎啊！我父亲连连点头说，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李运昌还提到了参加冀东大暴动的侯庆岚，对他的最后选择表示了惋惜（1945年日军投降后，侯庆岚加入了国民党62军151师，后任河北省先锋队第一大队长，1953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说当年他率部队打下鬼子炮楼，我还叫人送去9头大肥猪去慰问又发了嘉奖令呢！
李运昌还亲切地问我父亲，在回家待命期间怎么没去找我啊？然后又指着父亲对佐天、马良说，他要是找我，我也会叫他去冀东农民讲习所学习的，那样，也就会和你们一起去开辟根据地了。父亲就如实相告曾去找过节振国，想通过节振国找部队可节振国牺牲了的经过，李运昌听了，眼睛有些湿润说，节振国是个人才呀，可惜他牺牲的太早啊！
李运昌详细地询问了佐天、马良的情况，佐天、马良都一一作了回答，可等到佐天、马良关心地询问李运昌被关押和平反的情况时，李运昌很大度地哈哈一笑说，不提那些啦，我在山洞子里住着，无官一身轻，看书、打拳、练武功，挺快活嘛！说着还用手捋了捋雪白的胡子，你们看我像不像武功大师呀！众人见状都哈哈大笑。
佐天还向李运昌介绍我三叔田庆成，1944年被日本鬼子打瞎双眼但没死，那年正发大水，后经区委书记程功用大笸箩拉着去部队医院治疗保住了部分视力，1946年入党，1947年任村农会主席，1948年“搬石头”群众运动中被误杀，到现在也没有说法时，李运昌很生气地说，这简直是乱弹琴！党和国家正在纠正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解决，你们回去马上找当地的政府部门落实。并对佐天说，这件事你出面，马良虽然了解一些情况，但他在湖北，联系不方便，你在当地就多过问一下吧！佐天当即表示回津后就找有关部门。后来，通过佐天和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等领导的努力，村里广大群众的证明，在1982年为我三叔平反，使我父亲心中一块沉重的巨石一下子落地，得到平反消息的那天，父亲异常高兴地说，感谢党给咱平反呀，这回庆成可以安息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0多年后，我在区档案馆看到了当年村、镇为我三叔平反的档案，东棘坨公社社长朱思让亲笔写下的证明：“根据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指示，为在搬石头运动中被错杀的田庆凯和田庆成两人落实政策。经核实，实属错杀，以示平反。”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几位老人谈笑风生，意犹未尽。这时，一个秘书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附在李运昌的耳旁轻轻低语，佐天、马良等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只见李运昌连连点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秘书走后，李运昌看了看手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才邓老托秘书打来电话，邀我过去议事，本来是想和大家一起吃顿便饭的，这下只好抱歉了！佐天、马良听说急忙起身告辞说，您去忙，我们也该返回了，以后再来看望您！
我们出来时，看到一辆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李运昌让我们先上了吉普车，还和我父亲握手说，铁军，谢谢你来看我啊！父亲握着李运昌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从北京回津后，又呆了一周，佐天派车送父亲回家，下了车，父亲还沉浸在欢聚的幸福中，不肯进家门，围着村子慢慢地转着给我讲他过去的战斗故事，讲着讲着就忽然不说话了，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渐渐的，他的眼睛又直勾勾的且浑浊起来，冷漠着一言不发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怕父亲犯病，赶忙劝慰他，还好，过了一会，他终于自言自语说出了一句话，那么多该活着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就是拣了便宜，还说啥说呀！此后，他就更少说他自己的往事了。
尾声
1982年春天，病情好转的父亲要去天津看望他的老领导佐天（佐天时任天津市畜牧局局长），叫我们拦住了，因为怕父亲激动犯病，最后决定由我代他去看望。佐天听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很感动，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后又讲了父亲的很多往事，还说到最叫他惊叹的是我父亲枪林弹雨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次战斗，竟无一处伤疤，太神奇了。他总结说我父亲头脑机灵、手疾眼快等，看得出他对我父亲不但器重而且很欣赏。
1984年，县党史资料办公室征集相关资料，邀请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的亲历者和知情人，佐天、马良到了宁河，由于福全同志陪同专程到乡下看望了父亲，尽管当时父亲的病情比较严重，却拿出来与佐天、马良等战友的合影给大家看，我清楚地记得那张黑白色的照片，是父亲和野明、赵普的合影，父亲站在中间，赵普个子最高，野明个子最矮，三个人都穿着长衫，外罩马褂，戴着礼帽。野明、赵普每人腰挎一支手枪，父亲腰间挎着双枪，三个人都英气勃勃，非常的潇洒，父亲告诉我，这是他们在宁河镇照相馆照的。
后来县委党史办的李佑生、朱守宽去乡下找我父亲，父亲去了乡政府和他们见了面，讲了拜师节振国习武、打三叉子日本农场、袭击北涧沽炮楼、后大惨案等许多经历，可见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1988年，发生了一件对父亲打击太大的事情。那年的春天的一天夜里，刚结婚的四弟家被盗。当时他们夫妇俩都在村砖厂上夜班，结婚前买的黑白电视、被褥等比较值钱的东西被偷了个精光，最要命的是把父亲的军功章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也给偷走了。我知道军功章在父亲心中的分量，马上报警，接警的是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王瑞昌，很快，局长杨贵生就带刑警队的人赶到了，勘查现场后分析到是流窜作案，就劝慰我父亲不要着急，他们会全力以赴破案的，后来东西虽然找回，但唯独不见了军功章和与战友们的合影照片。丢失了赖以相伴的心爱之物，父亲一下子被击倒了，过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田芳、田勤口述 李振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