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寒松（化名），本名张喆（哲），是我的父亲，家住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早年时候，我家是作坊，做香。父亲小时家里遭了一场火灾破产了。父亲属鸡，牺牲时年仅34岁。
  父亲上过遵化中学，当过小学教员，后来接触八路军，接受抗日思想，1939年脱产，先在村抗日救国会任总务委员，在我们区当过财粮助理，又到丰玉遵八区当区长，我父亲从脱产起很少回家。我们住在丁官屯老家或周围过逃难生活时，父亲虽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也只是回去过一两次。一年冬天他被敌人追得跑丢了鞋袜，赤脚跑进我村马树良家，要了双鞋就走了，并没有回家。又一次傍晚，从村边路过碰上了我的堂兄张连赏，也只是让他给家里带了个话。
  1940年夏，我家被抄。那时我刚刚放暑假回家（我在外祖父家上小学，距家35华里，平时不回家），第二天早上，敌人包围了我们村，把全村的人都赶到村南头一个麦场里，开始找八路军办事员，叫喊：“谁是快出来”。没人敢答话，敌人随即抓出来几个人去院里用刑，经过灌凉水，有人供出了我父亲。敌人在人群中乱喊：“谁叫张喆，快出来！”因无人答话，又喊我的名字，场面非常可怕，靠近我的人有的小声说让我快跑，有的说跑不得。我母亲带着妹妹藏到了猪圈里。最终还算幸运，没人敢当面指认。两面的保长给了特务一些钱，说了不少好话，乘敌人不注意，在乡亲们掩护下，我们娘儿三个分散爬到地里。当时高粱、玉米已能遮人，傍晚我们一家不约而同地都逃到了距我村3里远的杨家套村大姑家，后来又到高马头村父亲舅父家。住了几个月，敌人又开始清乡了，我们搬到一个很小的村子刘把式庄。1941年春，敌人调集大量伪治安军，每天清晨包围三四十个村庄，我方工作人员无处隐蔽，有的牺牲，有的被捕，也有的逃跑不干了，抗日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玉田县成了敌人的模范县，建立了保甲制。像我们这种人家，已是亲不敢收，友不肯留。无可奈何，母亲带着我们逃到了丰润县外祖父家中，为了不让亲戚受连累，在外边租了一间平房、几亩地，生活上有不少困难，全靠舅父周济。直到1943年底玉田县形势好转了，妈妈才带我们回到老家。在我们辗转颠簸3年多期间，父亲跟家里失掉了联系。
  1943年初，父亲被派到武宝宁负责开辟地区，工作很有成效。正如焦若愚（当时任地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对我们讲的：“你父亲当时经受住了艰险环境的考验。不幸的是花费1年多的时间，武宝宁联合县开辟出来了，抗战眼看胜利的时候牺牲了。”
  武宝宁开辟时，因为靠近天津，强调搞统一战线，地区不许县里杀人，杀人须地委批准，所以锄奸工作难度大，父亲牺牲就是有人告密造成的。
  父亲牺牲的消息有多种传说。1944年春，地委交通员茶荣特意来我家说父亲没死，而是受了重伤，现在苇海里养伤，显然是为了安慰我们。同年初夏，焦若愚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家：1943年冬，我父亲在宁河县乐善庄被敌人包围，突围中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通讯员志英。1983我专程去乐善庄看了父亲牺牲地，走访了乐善庄和父亲一起活动过的老村干部，听他们说父亲在这个村开了3天县委扩大会，会后有的同志走了，我父亲没走住下了。我还听北淮淀村年近70岁的李志勤老人（开辟地区时老村干）讲：父亲牺牲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正是潘庄集日；包围乐善庄是日本的守备队、警备队、新民会和汉奸特务几百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遗憾的是父亲牺牲后一直都没查出告密人。
  与父亲一起牺牲的通讯员志英是丰润县仰山或常峪人，牺牲时20岁上下。1944年冬，他的父亲去运遗体时从我们村过，因为两家命运相同，就留他们住在了我家。他父亲50多岁。那天很冷，我还给他老加了一床棉被。
  1945年冬，我与一个亲戚拿着丰南县县长王鹏程（应为丰玉宁联合县县长，当时没有丰南县设置一编者注）写的介绍信，起运父亲的遗体，遗体埋在宁河县芦台东杨家泊村附近，村里找了辆大车把父亲遗骨运回了家。1957年又把父亲的遗骨迁到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
  父亲牺牲后，焦若愚曾表示胜利后由政府供养孩子们上学，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冀东解放后，我和妹妹都由焦若愚安置在沈阳继续上学，弟弟先在广播电台工作，后考进了东北师大。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报名参了军，被选送军医大学学习。妹妹自初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全国解放后，政府对我和弟弟、妹妹一直比较照顾，弟弟张连泰在江西教育学院政教系教学，我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323陆军医院门诊部特诊科工作，妹妹张念慈在长春市木材公司任统计。母亲比父亲大4岁，1949年故去的，是年45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