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革命烈士
  客籍烈士
  陈荻（1909—1940），原名陈世雄，字临武，化名陈白荻、陈荻。1909生于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镇河东。丰润县商职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玉田县委秘书。1930年6月，在京东特委召开的京东党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共遵化县县委书记，同年参加玉田、丰润、遵化等地的暴动。1934年夏末，受中共京东特委指派，到芦台与先期到达的共产党员张家庆等人建立秘密联络站和党支部，任联络站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为邮政局邮务佐。按照京东特委指示，先后开办芦台“新生医院”和丰台“柏林医院”，以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承担交通联络，掩护抗日人员过境；筹措资金，购置药品，转送抗日部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和组织工作，团结各界人士一致抗日；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期间，深入宁河中学、商会、绸缎庄、书店等处开展抗日宣传，通过地下党员、教员刘亚夫团结进步学生，组织“宁河中学读书演讲会”，开展对敌斗争。七七事变后，帮助刘亚夫带领13名进步学生奔赴延安。
  1937年秋至1938年上半年，在冀东暴动准备期间和高潮阶段，与联络站人员设法购置大量药品，秘密运往指挥机关和部队。一次，上级指示迅速运送一批药品，就动员妻子化妆成走亲戚的样子，抱着孩子携带药品通过封锁线，圆满完成任务。1937年秋，中共河北省委派李楚离了解冀东暴动前准备情况，经过芦台时，与联络站人员一起出色地完成护送任务。1938年6月冀东大暴动爆发前夕，按照党组织指示带领芦台部分人员赴暴动前线，当时其家小都在芦台，时刻都有被搜捕抄家的危险。走时对妻子说：“斗争将是激烈的，山河破碎，岂惜毁家纾难！”暴动时期任冀东抗日联军第5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后任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部长。1940年6月17日，在丰润县郭庄村突围渡河，为抢救战友卷入漩涡牺牲。
  刘鸪（1903—1944），一写刘固，化名任永和，罗英。河北省丰润县大旺庄人。1938年参加冀东大暴动，任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大队长。1942年5月任丰玉宁六区区长（含宁河县岳龙、板桥一带村庄），按照区委部署，组织干部深入六区一些村庄，包括宁河的东魏甸、岳龙、小李庄等，宣传全民抗日思想和党的抗日主张，与广大贫苦农民建立深厚关系，发展斗争骨干，打击破坏抗日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在此基础上，组建村政权，每村设立对敌保密、对群众公开的办事员、武装班长各一人，在积极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和中心支部，成立青年报国会、妇救会和儿童团。在这些村庄取得成功和经验，即向各村推广。至1942年底，丰玉宁联合县的许多村庄，包括宁河的麻坨、李麻，东、西蛇麻港、大小田庄、韩其等庄村，相继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各村在新政权领导下，积极为政府筹粮筹款，民兵和青少年骨干纷纷行动，站岗放哨，传递信件，坚壁财物，破坏交通，阻击敌人，抗日歌曲到处传唱。
  1943年2月，丰玉宁与丰玉遵合并为丰玉遵宁联合县，刘鸪仍任六区区长（辖区同丰玉宁六区）。正值敌人扫荡，面对被蚕食的村庄，刘鸪率区干部和武装人员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争取伪大乡长和伪军保持灰色态度，即表面事敌，内心向着抗日。发动群众平沟填壕、割电线、锯电杆、拿炮楼，配合部队的反蚕食斗争，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或铁路、公路干线上，取得恢复抗日基本区的胜利。4月间，得知区内有一伙人以偷窃敌火车上的物资为职业，刘鸪将他们聚在一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这伙人被感化，编成“特别大队”，从敌人火车上搞下的物资和军需品，送交抗日部队。
  1943年8月，丰玉遵宁联合县又分成丰玉遵、丰玉宁两个联合县，刘鸪任丰玉宁联合县县长。为开辟新区巩固老区，灵活地开展对伪职人员的工作。亲自到敌据点召集伪大乡长会，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要求他们征缴救国军粮、公款、代买军需品，报送日伪活动情况等。对亲日顽固的伪大乡长，刘鸪就派县、区武装夜间进入据点捣毁伪大乡公所。对待地主、富农、乡绅，认真执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并通过他们做伪军、伪大乡长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大部分伪大乡长、村保长，部分伪军，转为抗日立场，或保持灰色态度，他们有的把敌人情报送给抗日政府，有的伪军还把枪支弹药、医药用品偷送给抗日政府武装。遇到情况紧急，有的大乡长、保长甚至将抗日干部和武装人员引至据点隐蔽。
  1944年3、4月间，刘鸪率机关人员到丰南油葫芦泊针对日军“清剿”行动开展应对斗争。在么文庄开会时，被“清剿”日军枪击在村南苇塘，壮烈牺牲。
  王书文（1917—1944），原名张民义，山东人（一说石家庄高邑人）。粗通文化，当过长工。1943年夏奉晋察冀13地委之命到宁河蓟运河西部开辟抗日游击区。与寒松、佐天、马良等经过几个月艰苦努力，于7月成立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同时成立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与办事处寒松决定将开辟区域划分为3个区（不久又成立第四区），分别任命区委书记、区长和助理。工委和办事处建立后，执行两面政策，利用各村保甲组织形式，试行办事员（亦称村干）制度，由办事员统一组织和管理本村的各项抗日事宜，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武装，将武装斗争作为开辟游击区、建党建政的根本保障。1943年9月至11月，武宝宁联合县所属抗日武装，遵循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以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向日伪军展开多次进攻，仅11月梁家沽一次战斗，即歼灭日伪军150余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武宝宁抗日武装声威大振。1943年12月乐善庄惨案发生后，根据地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砸大乡”运动，全县除少数几个乡公所，四台子、造甲城、淮淀、俵口等伪大乡全被砸掉，一批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汉奸分子被除，极大地震慑了敌人，迫使离芦台镇较近的北涧沽等伪大乡纷纷撤到芦台，一些两面村政权开始转化为抗日的一面政权，武宝宁的抗日工作出现新局面。1944年7月19日早晨，正在宝坻李贤庄召开区委书记会议，被日伪军数百人包围，带领大家突围时在村边被敌发现。掩护4区区委书记高朋、2区区委书记鲁民等人进入青纱帐后，自己却被敌人紧紧追赶至樊庄。情急中，将文件包交给通讯员王永祥，向敌人射击掩护其撤退，身重数弹牺牲。
  寒松（1909—1943），原名张喆，又化名石心。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村人。贫苦家庭出身。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投入抗日斗争，1938年发动群众参加冀东抗日武装暴动，担任村第一任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39年起，先后在丰玉遵联合县任股长、区长等职。1943年春，与云龙等人受党的派遣深入宁河西部，与先期到达的佐天、铁锋、陆英等人汇合，扩大抗日武装工作队，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在开辟新区的斗争中，严格执行党的指示，采取由秘密活动到半公开，由上层到下层，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工作。灵活贯彻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一定时期内不征粮征款。对伪军、伪组织一般不予打击，主要是利用矛盾分化争取，通过上层人物及其亲朋等关系进行工作，唤起他们的良知不当铁杆汉奸，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则坚决予以铲除。对乡保长贯彻两面政策，允许他们由亲日的一面政权转化为抗日的两面政权。1943年7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寒松任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联合县办事处主任。期间，他以巩固和开辟抗日游击区为重点，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工作，纠正财政上的混乱现象，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级政权组织。在县内首先试行办事员（即村干）制度，由办事员统一管理本村各项工作，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创建地方武装。不到一年时间，武宝宁联合县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游击区得到了巩固与发展。1943年12月18日，武宝宁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在宁河县乐善庄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和研究发展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征粮征款，扩大新区等工作。12月21日凌晨，被芦台日本守备队、伪警备队、新民会特务共300余人包围。他带警卫员云朋、交通员志英冲出村，越过东引河堤朝七里海方向突围，在离村约3里远的黄家围，被日寇骑兵包抄，3人先后中弹牺牲。（据朱守宽文整理）
  石光（1910—1942），原名皇甫文宗，曾用名张振铎。1910年生于丰润县黄家屯。1926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因参加学潮被开除。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辞弃遵化教师职务，参加冀东抗日联军，曾任洪麟阁部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8月，与李楚离、阎达开一起，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1941年10月任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书记。由于他的努力，丰玉宁联合县很快发展到800个村庄。1942年4月在丰润县常魏甸子村被敌人包围，宁死不屈，用手枪自杀，以身殉国。
  鲁健之（1913—1942），化名常云卿，唐山市开平镇人，回族。曾在唐山开滦护校上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联军大暴动，任抗日联军随军医院院长，总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7月任丰玉宁联合县县委书记，当年11月牺牲于丰润县车轴山附近。
  王家义（1919—1944），曾用名石健、王甲一、王振声。河北丰润县小集镇人。自幼爱学，因家贫不能就学，常向他人请教。多才多艺，喜爱诗词绘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是开滦五矿、赵各庄矿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多次被敌人逮捕，从未屈服。日军用火烧，用铁丝鞭、大板凳等刑具残酷折磨，宁死不低头。1944年7月任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书记，当年12月在丰润县大北柳河村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
  宏彬（—1945），又名洪彬，黄海，籍贯不详。1944年秋后任丰玉宁第六区区委书记。当年组织六区群众100余名，在青英部队配合下，成功破毁丰台、板桥敌人的通信线路。1944年9月18日，组织群众在东魏甸村召开纪念九一八会议，号召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并亲自编排节目，带头演唱。1945年6月28日或29日，在丰润县南曹庄开会，凌晨被敌包围，突围时牺牲。
  兴华（1916—1945），真实姓名不详，1916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杨义口头。1943年和尚中一起到丰玉宁联合县五区开展抗日活动，曾任区宣传委员、财粮助理等职。和尚中一起在东双庄、杨花庄等村宣传抗日，启发诱导苦大仇深的青年农民开展抗日活动，培养斗争骨干，发展共产党员，成立杨花庄中心党支部。通过骨干和党员，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组织民兵进行破交，为部队征粮征款征鞋征衣，使杨花庄一带形成较为巩固抗日游击区。1945年4月，负责截获刘瘸庄向敌占区送粮马车被敌人发觉，第二天与尚中被板桥日军以及吴乃彬、高全友为首的特务包围在东双庄。他们从保长刘凤柱家跑出分头躲避。兴华向东跑正遇一李氏人家盖房，砸夯的村民忙把他拉入其中掩护，他说我不能连累你们！跑到一条沟边，被追赶的敌讨伐队开枪击中，拖着伤腿躲入一处名叫三老坟的墓地，将背包里文件撕碎吞食。敌讨伐队赶到，当场将其刺死。兴华在其工作的地方，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其亲属接运尸体时，很多百姓到场送行。抗战胜利后，东双庄曾将村名改称兴华村，车夫们还将兴华的名字刻在马车上。
  焦民政（1916—1944），又名芦波。疑为河北省玉田县人。1943年12月任武宝宁联合县一区区长。曾亲自带队端掉北淮淀警察所和韩林庄警察所。1944年，带一名区干部到范庄筹集军用布匹和药品，在于家铺被日军马队包围。他从张义广家跑出村奔向于家岭。日军马队边追边开枪，他对身边人说：打死也不当俘虏！跑到一所土房，顺手把文件藏在了墙角下。北淮淀村李均祥赶着马车正巧路过，急着叫他们上车，他说：“不行，那不是给老百姓找病吗！”说着，带着工作人员继续奔跑，不一会儿中弹牺牲。南淮淀村民李忠勇为其做了棺木，下葬不久，其家人将尸骨起运回原籍。
  志英（—1943），疑姓孙，丰润县仰山或常峪人。1943年12月18日随武宝宁办事处主任寒松在乐善庄开会，21日凌晨被敌包围，突围时在村西黄家围牺牲。遗体安葬在乐善庄附近，1944年冬，其家人运回原籍。
  云朋（—1943），原姓王，丰润县人。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警卫员。1943年12月18日随寒松在乐善庄开会，21日凌晨被敌包围，突围时在村西黄家围牺牲。遗体安葬于乐善庄附近，后运回原籍。
  吕荣（一1944），原名李勇，籍贯不详。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财粮科长马良通讯员。1944年12月随马良与民教科长继光、六区区委书记顺华、区长陈伯平在冯台村遭日军袭击，突围时牺牲。
  田钺（—1943），籍贯不详。曾在伪治安军任排长，起义投诚至青英部队。1943年6月12日，请战攻打丰台据点，当夜带队冲到据点前，被敌人机枪打中，当场牺牲。
  刘醒华（—1943），籍贯不详。青英部队1连连长。曾转战丰玉宁的宁河东部地区和武宝宁的宁河西部地区，参加过攻打丰台、板桥的战斗。1943年9月，带领全连在宁河县小芦庄与伪军一部遭遇，以强大火力将敌人迫出村外，毙伤敌5人，一小队长被打死，缴长短枪数支。当年，亲自带人逮捕处决大八亩坨东武堂红枪会祖师爷张林立和另一名会长，反动东武堂红枪会被摧毁。11月10日，全连被敌伪1500人包围在武宝宁三区梁家沽，率部竟日激战，当夜成功突围。毙伤敌150余人，1连仅牺牲7人。当月，刘醒华在丰玉宁南部赵辛庄战斗中牺牲。
  石云山（—1943），河北省丰润县沙流河镇北池家屯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青英部队干事、参谋。1943年秋随田心率领的青英部队到武宝宁开辟抗日游击区，几天后在小芦庄与敌伪遭遇，他勇敢参战，终将敌伪赶走。后又数度随部队转战艾林庄、潘庄、任凤等地。11月10日，青英部队共180余人被武宝宁三县敌伪军1500人包围在梁家沽，双方激战一天，石云山在战斗中英勇献身。（1961年，田心回忆武宝宁抗日游击区开创，指出：写烈士，寒松是政权方面的代表，王书文是党的代表，石云山是部队方面的代表）
  刘金瑞（1923—1943），原籍宁河县小陈庄（今属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幼时家贫，无力求学，常在铁路旁捡煤核。1941年参加抗日斗争，与毕少成等人搜集敌情，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截取敌人军用物资。一次遭芦台敌警察二分局逮捕，严守机密，敌人抓不到证据，将其释放。1943年初，参加冀东第5专署抗日民族先锋队，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奉命到艾蒿岭村执行任务，被日军特务逮捕。在芦台日军宪兵队受尽刑讯，毫不动摇，敌诱其加入特务队，被他严加痛斥。在日寇的杀人场，面对革命志士被残害，毫无惧色。他说：“我叫大义子（乳名），来世我还要参加八路军！”说着飞起一脚，将日军小队长踢倒，当即被日军刺死。
  张连长（—1945），籍贯不详。18军分区主力部队某连连长。1945年麦收时节，应18军分区10区队参谋长之邀，带3个排到武宝宁联合县配合六区区小队伏击日军运粮车队，在大龙湾与区小队长冯千成等商定了作战计划。第二天亲带1、2排在东堤头村内设伏，与3辆敌运粮车交战，当部队被敌火力交叉压制不能反击，站起身观察情况时，被敌机枪打中负重伤。得知敌人有300人来增援，他遂命令部队撤出，不久因伤牺牲。
  （魏永成）
  宁河籍烈士
  马恩浩（1918～1937），宁河县高稳庄人，乳名小三。自幼习武读私塾。长城抗战时期，一天他对家人说：日本鬼子侵占中国，当兵打日本去！当天离开家。当时仅十五六岁，家里人以为他随便说说而已，第二年穿着军装骑马回家才知他参加了抗日部队。马恩浩的部队七七事变后转战河北正定一带，1937年8月进驻行唐县南豆庄坚持斗争，与日军多次交战。10月20日马恩浩所部遭5辆汽车运载的日军、多辆装甲车包围，他与7名战友担任阻击，在南豆庄附近的山地里与日军周旋，多次与日军肉搏拼杀，马恩浩凭借武艺拼杀日寇多人。战斗从上午10时始，下午1时左右，马恩浩等8人被层层日寇挤压到山脚下，誓死不投降，在日寇疯狂射击中全部壮烈牺牲。马恩浩与7名烈士倒下后，日寇上前逐个剖膛开腹。时，马恩浩19岁，担任连长或副连长。马恩浩与7名壮士的悲壮事迹，为所在部队和当地民众所感愤，战后第二个月，即在战场树碑纪念。（马恩浩原籍宁河县李茂庄，其参军后，其家迁移到高稳庄）
  王德钧（1919-1942）化名方甫，宁河县任凤村人。1925年随全家搬至芦台镇居住。十几岁时曾在天津中原公司、元隆绸缎庄学徒，后在芦台一打米厂谋业。受进步人士影响，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陈荻领导的秘密联络站开展抗日工作，因工作出色，曾被党组织选派到北京长辛店学习。1940年丰玉宁联合县成立，被派任联合县财粮委员。由于叛徒的出卖和日伪的严酷“扫荡”，随组织转移到北山与敌人周旋。后因战伤和肺病没有治疗条件被组织用船秘密运回其岳父家疗养。1942年因病牺牲。 （李卫华）
  宋淑兰（1918—1944），宁河县芦台镇二街人，1918年5月生。1943参加革命，战士，1944年在丰润县荣各庄牺牲。
  姜海龙（1919—1945），宁河县东魏甸村人，1919年生。1942年参加新华部队，1945年春在赵新庄战斗中牺牲。 （刘兴民）
  王立国（1918—1945），宁河县东魏甸村人，1918年生，属马。弟兄五人，其行五，乳名小五锥子。未婚。1943年冬季参军入伍，投身抗日战争，任班长。部队番号不详，1945年在保定牺牲。 （刘兴民）
  阚盛堡（1926—1941），宁河县国仕营村人，乳名小秋。14岁出外扛活，打短工。1941年秋15岁时背着家人徒步半个月寻找并参加了八路军，在某部3营1连当战士。是年冬，在滦县石门与日军交战时壮烈牺牲。时任代理班长。 （阚胜宇）
  梁凤坤（1921—1941），宁河县褚家庄人，1921年5月4日生。1943年参加革命，班长，1943年在石门战斗中牺牲。
  尹寿仪（1925—1944），宁河县褚家庄人，1925年2月1日生。1941年参加革命，战士，1944年在丰润县杨义口头村牺牲。
  梁凤刚（1924—1945），宁河县褚家庄人，1924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战士，1945年牺牲。
  徐连坤（1920—1943），宁河县西蛇麻港村人，1920年4月出生。1943年3月参加革命，战士，党员，当年在丰润县赵各庄牺牲。 （王振金）
  王永安（1892—），字王春恩，宁河县曹道口人，1892年生，属龙，王凤山之子。自小读过二年私塾，长大后务农。1933年日军入侵冀东，常忧国忧民。1937年七七事变，执意寻找抗日部队，于1938年初到东北开展抗日秘密活动，后不幸牺牲。
  （王誉添）
  张瑞起（1925—1945），宁河县韩泰庄人，1925年10月出生。1944参加武宝宁第三区区小队，战士，1945年在西堤头牺牲。
  于治洪（1916—1942），宁河镇南窝村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铁路家庭。1937年到天津扶轮中学读书，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开除。后到沧州一带发动农民抗日，曾任渤海军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42年掩护机关撤退太行山，被日军逮捕残杀。其尸骨解放后葬于沧县革命烈士陵园。
  （于晨星）
  李福（—1945），宁河县孟旧窝村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地下交通员，经常参加区小队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被日军杀害于孟旧窝村。（李宜昌）
  董作文（1919—1945），宁河县兴家坨村人。1945年3月参加武宝宁县支队，战士，1945年7月在唐山牺牲。
  李占宽（1887—1945），宁河县南淮淀村人。开辟武宝宁抗日游击区初期，任村财粮委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冬季和村干部一起，抵制日军征粮，引起日军仇恨，南淮淀200多间房屋被烧毁。1945年春，在南淮淀被日军逮捕，逼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粮食藏在什么地方，他坚定地说“不知道！”日军用刺刀刺穿他的头皮，扎透他的双臂，又把肚肠挑了出来，还是坚强地说“不知道！”日军又朝他胸部连扎数刀，他以最后的力气怒斥日伪军，壮烈牺牲。（李绍全）
  李兆全（1924—1944），宁河县北淮淀村人，1924年生。1944年参加抗日部队，未回过家。一次战斗，李兆全同班12个人被日本兵包围在一间屋子里，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李林轩）
  李梦玉（1921—1944），又作李孟玉，宁河县北淮淀村人。入伍时间不详。1944年7月7日，在大王台村与日军交战，退到一座庙里被俘。痛骂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当亡国奴，被鬼子杀害。（李林轩）
  李兰芳（1926—1944），化名李云，宁河县北淮淀村人，1926年出生。中共党员。1944年某天，李兰芳等11人被日军从牛家坟抓到日本驻守的宝坻县城，要把他们带到日本做劳工。他们最大的22岁，最小的是李兰芳，谁也不愿离开家乡给日本人卖命。一天夜里，这11人合伙将日本翻译打死，日本人发现后在牛家坟开大会，将李兰芳等11人当场砍头杀害。（李林轩）
  冯宝林（1914—1945），乳名全来，宁河县冯台村人。1943年开辟武宝宁游击区投入抗日斗争，在村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冯台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45年4月14日傍晚，日伪军秘密包围冯台村被捕。当场惨遭毒打，未暴漏任何抗日秘密。日军撤离将其押出村，行至西小王台村西，乘敌不备逃跑，被敌人打中一枪，顺势跳入河中。日军走后他爬上岸，因失血过多，回家的第二天牺牲。（冯培明）
  张殿荣（1916—1945），化名高源，宁河县大八亩坨村人。1941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武宝宁联合县第五区区干部，1945年5月1日在大八亩坨村西南被侵华日军包围逮捕，牺牲在南涧沽附近。 （王瑞雪）
  张永生（1913—1944），宁河县大八亩坨村人，1913年4月10日生。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村干部。1944年3月5日在大八亩坨村南部牺牲。
  （王瑞雪）
  张殿义（1920一1945），宁河县大八亩坨村人，1920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与高原等做地下工作，由于汉奸告密，1945年5月1日在大八亩坨村西头一个叫金嘴儿的地方被捕，惨遭日本鬼子杀害，抛尸蓟运河。 （王瑞雪）
  张宗堂（1924—1945），宁河县东棘坨镇大顷甸村人，1924年2月生。1944年4月参军，1945年6月在东堤头战斗中牺牲。
  刘向春（1914—1944），宁河县田辛庄人，1914年出生。个头不高，但魁梧结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44年入伍武宝宁联合县王全荣领导的县支队，战士。当年在潘庄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抓住，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脯逼问，你们村谁当过八路？部队在什么地方？不说开枪打死你，说了饶你一条命。刘向春就是不说。敌人用枪把子狠命地打，他狠狠地骂道：小日本，我操你八辈儿祖宗！我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在你们面前绝不会贪生怕死，绝不当汉奸，你们想得到八路军的情报，妄想！敌人开枪，刘向春壮烈牺牲。（赵清文）
  田保会（1921—1945），宁河县田辛庄人，1921年生。开辟武宝宁游击区建立民主政权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怕苦不怕死，参加战斗无数次，身上多处负伤。1945年暮春在香河县与日伪作战，中弹牺牲。
  （赵清文）
  李小秃（1926—1944），宁河县田辛庄人，1926年生。因家庭穷困上不起学，自小跟着父亲干农活。其家无农田，全靠租种俵口地主于继荣的地维持生活。1942年冬，韩松、马良、焦民政等先后到村开展抗日工作，成为骨干青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第二年参加了王全荣领导的武宝宁联合县县支队。1944年，部队在宝坻县黄庄被日军包围，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赵清文）
  冯廷生（—1945），冯廷增误记，宁河县造甲城村人。某部班长，1945年在东堤头牺牲。
  冯炳申（—1943），宁河县造甲城村人。战士，1943年7月在宝坻牛家牌牺牲。
  郑付礼（—1944），宁河县造甲城村人，郑长和之子。战士，1944年在县内大王台牺牲。
  冯凤山（1925—1944），宁河县造甲城村人，1925年出生，冯奎福之子。1943年3月参加革命，战士，1944年9月在玉田县新庄牺牲。
  张受先（—1944），张寿先误记，宁河县造甲城村人，张士普之子。战士，1944年作战牺牲。（刘建田）
  王明德（1925—1945），宁河县大王台村人。1945年1月参加革命，战士，1945年1月在县内牺牲。
  王来春（1925—1945），宁河县大王台村人。战士，1945年1月在香河县牺牲。
  许守旺（1923—1945），宁河县大贾庄人，1923年出生。无文化，未婚。1945年5月4日参加冯千成为队长的武宝宁联合县六区区小队。同年5月20日，带手榴弹随区小队在东、西堤头村之间伏击日军运粮车，负伤在战场，被日军当场刺死。遗体埋在东堤头村旁。烈士牺牲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4日向其亲属颁发了烈士证和烈属证。（许文生）
  肖俊桂（1922—1945），宁河县张尔沽村人，1922年5月5日生。1943年参加革命，战士，1945年7月在县内马从庄牺牲。
  张连佩（—1944），宁河县李秀庄人。战士，1944参军，同年在宝坻县牺牲。
  杜玉民（1921—1942），宁河县后棘坨村人，1921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战士，1942年在丰南县牺牲。
  于泽远（1927—1945），宁河县胡庄人，1927年10月生。战士，1945年7月20日在军粮城牺牲。
  董云堂（—1945），宁河县南淮淀村人。1944年春参加武宝宁县支队，1945年秋在宝坻县黄庄战斗中牺牲，时任武宝宁县支队7排排长。（李绍全）注：以上烈士名录有关情况，如有出入，以民政部门统计资料为准。
  （魏永成、李佑生整理）
  罹难民众
  御敌殉难
  大八亩坨西武堂红枪会:
  ハ亩坨
  张德林 张尔祥 张小兰 张振艳 张殿ニ 李有余 张连荣 张崇良
  张巨营 张芝满 张殿祥 石连成 张小六 史应福 张贺连 张殿环
  张殿忠 张小克 张殿如 张殿生 张庆余 张尔功 张尔富 张庆俊
  张保太 张二有 张林德 张林福 张连纪 王守然 王文连 张大焕
  张连环 史朝祥 苏万海 老板子（绰号） 张某某（长エ） 王立侠
  张殿河 张殿国 王X林（乳名三嘎子）
  小八亩坨
  马丙夫（绰号马鬃）刘宝林刘少明（绰号秀才）冯玉X
  朱xx（外地种瓜农民）
  齐家埠
  吕东波
  桐城
  赵某（乳名小八带）杜平哥 牛某（绰号牛大乐）杜景芳兄
  无辜殉难
  于潮村
  小豹子 姜振代 姜建昌 夏春生 姜耀先 陆图鸿
  韩凤刚家长エ郑某 韩占明 长エ某 妇女某 妇女某
  芦台镇
  毕兆勋
  东魏甸村
  阎继长 王永贺 王盛恩 安效孔（曾庄人）王永龙
  小阎庄
  朱玉财
  大田村
  牛明超
  苗枣村
  李俊雨
  盆罐庄
  李洪全
  董庄
  杨国清
  中捷道沽
  刘如来 刘连印 马庆先
  后捷道沽 李怀章
  田庄坨
  郭宾
  李庄
  张洪山 张洪海 张大发 张小二（其一）刘树森 张树元 李长福 刘福田 刘洪恩 刘树怀 刘德银 刘德雨 韩凤阁 陈景叔 李傻柱 张以耀 王挺真 刘德勤 刘树堂 刘大圈 刘二安 刘作纪 平耀云 刘树元 张小二（其二） 刘再雨 肖俊成妻肖俊成子肖顺来 肖顺来妻 张孟云母
  杨拨庄
  张启照 张启善 张玉璞 张玉珍
  杨富庄
  赵长利 李守先 刘连向 王怀秀 赵永
  端庄
  翟殿元
  洛波汀
  曹万春
  后蛤蜊堼村
  黄立本 董广金
  小八亩坨
  马连祥 赵连祥 刘少浦
  南淮淀村
  董云香母
  田辛庄
  尚林贵尚林松尚林材张甫德
  务庄
  杨万陆杨春田
  俵 口
  于会昌
  前蛤蜘堼村
  苗某某董永芳
  高坨村
  于宝起
  大八亩坨
  王少堂
  李花毛村
  杜怀中
  于怀庄
  于顺里
  大于庄
  张小泉黄义志
  任千户村
  任登发
  岳道口村
  岳凤广
  大从庄
  王凤岐
  宁河镇
  陈士贵
  丰台西村
  王寿山
  东淮沽村
  刘宝泽 王麻子 宁士东
  西淮沽村
  李昌增
  东赵庄
  齐老黑
  岳龙村
  王汝申
  岳会村
  马宝玉
  苗庄
  李树德 苗庆云 张玉城 郝连元 苗春祥 郝连仲
  中于飞村
  王凤山
  大月河村
  王小锁
  大辛村
  董荣发 于德和
  丰台南村
  某某某
  丰台北村
  某某某
  鲁庄
  孟广顺 王大锁
  王洪庄
  王述然 李玉有 李作林
  小芦庄
  马心清
  小从庄
  王有元 王树山 王福元
  廉庄
  贾自良
  毛毛匠村
  陈景叔
  朱东台
  冯七 贾爽
  造甲城
  冯振常 冯秀贵 张二牛 高向贵 孙志迎
  于台
  张士奎
  西塘坨
  周绍武
  他地殉难
  李花毛
  赵雷（死在外地）
  西朱村
  苏庆春（1944年死在廉庄）
  西塘坨
  运文宽（1931年九一八后参加抗战,死在东北）运新林（1943年死在潘庄）
  老安淀
  李云来（死于1944年）
  大龙湾
  李信（死于1943年）张春义（1945年死在杨村）
  东小王台
  王秉峰（1944年死在宝坻）
  艾林庄
  韩佳瑞（抗战中在大赵庄排雷而死）
  大顷甸
  张四头（1945年死在西堤头）
  注:罹难民众不是全县普查的结果,系根据《宁河县志》、宁河县党史资料,于崇 河、李建明、王瑞雪、刘焕君、刘兴民、李卫华、李廷春、田庆生、高殿清、赵清文、赵洪 圃、李绍来、姜玉堂、任永利、王文森、黄学元、陈作英、梁子友、李佑生、魏永成等采 访资料整理,如有出入,以民政部门统计资料为准。
  （魏永成、李佑生整理）
  冀东25县烈士陵园与抗战胜利纪念楼
  丰润城西北40里的池家屯村东，冀东25县烈士陵园（又称池家屯烈士陵园）和抗战胜利纪念楼就坐落在这里。
  冀东25县烈士陵园距池家屯近百米，坐北朝南，南北74米，东西40米。园内距北墙7.2米的正中间建有冀东25县英勇烈士碑楼。距北墙22.4米，距西墙3.8米处建有抗战列士纪念碑楼。
  冀东25县英勇烈士碑楼高8.95米，为6角重檐合瓦建筑。1层檐下的6个墙面高2.45米，东南、西南及南面各有1个券拱式小门可供出入。2层檐下的6个墙面高0.8米，每面各有一直径0.4米的通风孔。2层檐的合瓦垄脊上筑有水泥穹窿顶，顶上竖起1棵两米高的水泥箭柱，上嵌1颗五角红星。碑楼下部为条石砌垒的高0.9米、边长3.13米的6边形基座。基座周围装有雕凿精细的石灰石围栏，整个碑楼庄严、肃穆，富有浓厚的民族风格。
  冀东25县英勇烈士碑楼内置放石灰石碑刻1块。该碑通高3.8米，分碑首、碑身、碑座3部分。碑首高1.04米，上部是1位昂首屹立持枪荷弹的八路军战士的全身浮雕像，战士雕像的背面是1面飘扬的战旗浮雕。浮雕像的下面刻有“民族英雄”的4字碑额。碑身呈圆形，直径1.6米，周遭饰一圈卷叶纹，内刻“冀东25县英勇烈士碑”11字碑题，刻包括平谷、香河、密云、武清、顺义、临榆、宝坻、宁河在内的冀东25县县级、营级及以上121位烈士的名字和县级以下连级、区级、村级烈士的数目。碑座高1.16米，分6层。自上而下第1层是9片石雕莲花瓣，成仰月形拱抱着碑身。每片莲瓣各刻1字，连贯起来是：“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2至6层除第6层为素面、第4层为卷云纹饰外，其余也都刻有文字。第2层刻写的文字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立”，第2层刻写的文字是：“夺取回来中国”，第5层刻写的文字是：“这一桶碑是牺牲烈士一桶血”。这些话语反映了抗战胜利后的冀东人民坚定、深沉、丰富的思想内涵。
  修建冀东25县烈士陵园的助捐活动是冀东抗日联合会主任张志全倡导发起的。张志全是陵园所在地的池家屯人。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华民族赢来了一线和平的曙光。这位20多年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老战士，此时特别怀念在这漫长斗争岁月里英勇献身的同志，也特别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让世世代代的后人记住无数先烈为我们这光艳天地洒下的鲜血，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以十分肯定的话语对家属们说：“抗战胜利了，要立大碑记下革命人民的壮烈斗争，要记下多少先烈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家属们问：“在哪里立碑？”他又用十分肯定的话语说：“在咱家的地里立！”张志全在家里是深受晚辈尊敬的老人，儿女、媳妇、女婿在他教育下早就投身革命斗争，所以对他的主张都赞同。儿子用家中的大车从杨官林拉来石料，儿媳们为刻碑的师傅们烧水做饭，张志全同志没日没夜地操持着刻碑的大量事务，全家人忙个不停。刻成的冀东25县英勇烈士纪念碑、玉田起义纪念碑、抗战烈士纪念碑，都立在那里。刻立纪念碑的花费较大，附近几十个村庄的群众和当时冀东党、政、军的单位、团体、个人捐献边币126726元，小米、大米、玉米计8121.5斤，仍不能满足开支，所差款项，张志全一家全部支付。从中不难看出，这3座碑刻里蕴含了张志全一家和附近军民多么纯真热烈的情感。
  在刻立纪念碑的同时，张志全同志还决定在自家庭院建造抗战胜利纪念楼一座，以反映抗战胜利后人民喜悦的心情。他的主张得到了冀东区行署主任张明远，冀东区党委秘书长彭来等人的热情支持。张明远、彭来、张志全3人分别为纪念楼撰写了楹联，亮山挥毫书写。
  抗战胜利纪念楼于1946年夏季建成。它是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建筑，坐北朝南，面阔3间13.6米，进深一间6.2米。楼的1层堂屋南北各有1门可供出入通行，两侧住间墙有门可通东西屋。楼南贴院西墙有木制楼梯通往2层西屋。2层西屋南侧有木板壁隔出的1.2米宽的通道可往2层堂屋。2层堂屋与东西屋亦有木板壁相隔并有门相通。2层堂屋上顶还有边长1米的方孔，通过简易木梯可登3层。3层为1间木壁亭阁。
  楼的正面有一系列富有深刻政治内涵的纪念性装饰。第1层堂屋两侧住间墙的外墙垛上刻有彭来撰写的楹联，东面是“满院和风推家及国”，西面是“一身豪气舍己为人”。第2层堂屋两侧住间墙的外墙垛上刻有张明远撰写的楹联。东面是“努力抗战堪称模范”，西面是“带领人民能作先锋”。第2层两侧山墙的外墙垛上刻有张志全撰写的楹联。东面是“奋斗几十载，乐今日奠定基础”，西面是“高呼几千句，喜将来永久和平。”2层上面的女儿墙4个墙垛上刻有张明远、彭来共同撰写的语句。两侧墙垛，东面是“革命”2字，西面是“先觉”2字；中间两个墙垛，东面是“正大”2字，西面是“光明”2字。张明远、彭来撰写的楹联都热情称颂了张志全高尚的革命精神，张志全撰写的楹联抒发了人民群众当时的喜悦心情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女儿墙4个墙垛中间的3个长方形的地方，分别雕塑一幅张志全设计的水泥人物画面。西面一幅是两个老头各坐在一棵树下谈话的情景，西边老头说：“你看我人老我心不老，改造社会早。”东边老头说：“你看我老我不老，革新忘旧了。”中间一幅是1个工人1个农民各站在1棵树下谈话的情景，西边的工人说：“我可不受压迫了。”东边的农民说：“我可不受剥削了。”东面1幅是1个农民与1个八路军战士各站在1棵树下谈话的情景，东边的农民说：“我可求得自由了。”西边的八路军战士说：“我可求得解放了。”中间那幅水泥雕塑的画面上边，是水泥塑制的圆形钟表，时针指向8点，正是新的一天各项劳作开始的时候。这些画面反映了张志全和人民群众对当时时局寄予的纯真而美好的希望。
  冀东25县烈士陵园和抗战胜利纪念楼以独特新颖的风格，丰富、深刻的内容，记下了革命先辈无私无畏地献身于全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并永远向后人展示着我们冀东历史上那光辉壮丽的一页。
  附：冀东25县英勇烈士碑刻记的烈士冀东县级营级以上牺牲的烈士：
  周文斌 姜林 吕光 刘诚光 陈群 包森 王平路 丁振军 严祖高 欧阳波平 陈荻 张志超 杨大章 高小安 李光宇
  阎锡九 解（节）振国 魏春波 苏连存 皇甫文宗王少奇 杨作林 李杉 才山 张建翼 王甲一 刘笑一 于沐之 张柯 任永和 高庆谭 耿玉辉 林皋 张树琬 常征 王明远 王崇实 毛峰 胡春浦 赵国溥 顾宁 鲍子菁 苏然 马万章 姜士林 卜庸 张昆山 王长明 胡毅 黄天 杜文平 刘欣 樊凌玺
  沈爽陈福轩赵玉瓯阮树滋曹奎轩刘全民刘俞芬魏仲
  王庶郭子良 高进忠钟奇杨青云张真理付惠宣石心
  王书文杨一之赵丙谦陈仁张占元罗德明张铭关旭
  马国杰李克理鲁正徐林庭张涛王树森胡志发宣敬一
  洪凌阁占中王海鲁小平刘景忠杨勃艾谟武明
  牛绍清廖庆先谭志诚薛荣辉季安刘锡彤未国杰苏甦
  王正军王义仪何宜之陈革杨崇德甄必有唐聚五陈雨寰 孟立仁芦启明 沈勇武今歌 卜荣辉耿玉华林清郭万年
  彭仲余李昨非［田丰张更生
  冀东各县连级、区级、村级牺牲烈士:
  蓟 县2479名 丰润县2650名 通 县1682名 昌黎县920名
  密云县1567名 平谷县1983名 香河县620名 滦南县920名
  滦北县1520名 卢龙县1510名 抚宁县765名 三河县923名
  宁河县562名 乐亭县890名 遵化县3790名 滦 县1540名
  玉田县2540名 宝氓县2510名 迁安县2620名 武清县851名
  顺义县820名 丰南县510名 兴隆县960名 青龙县824名
  临榆县1987名
  注:抗战时期宁河革命烈士冀东25县烈士碑刻记县级、营级有:芦台抗日秘 密联络站负责人陈荻,丰玉宁联合县县委书记鲁健之（常征、常云卿）、石光（皇甫文 宗）、王家义（王甲一）,丰玉宁联合县县长刘鸽（任永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 寒松（石心、张詰）,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书文乎尚有在冀东暴动中 帮助过宁河的飽子菁、高小安,最早在宁河北部战斗过的欧阳波平等。宁河县连级、 区级、村级牺牲烈士共562名,这个数字应该是按当时县域面积统计的。另,按建 制冀东应22县,抗战末期区划变动,增加了滦北、丰南、青龙3县,故为 歹县。
  （董宝莹文,魏永成整理）
  忆陈荻
  陈荻同志是我的丈夫，他虽然早就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高大的身影时时回绕在我的脑际，他那坚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始终激励着我沿着他所走的革命路程去奋斗。
  我认识他是在1928年冬的一次大会上。当时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次会议他负责在鸦鸿桥河西召开群众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大会。会上，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讲了北伐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齐心合力，巩固、发展北伐战争的成果。
  当时我是小学教师，带着学生参加的会，陈荻同志的演讲，深入浅出讲得透彻，处处为穷苦百姓着想，他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替穷苦百姓讲话的人。事后，我才知道陈荻同志是打入国民党玉田县党部做宣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陈荻同志接到中共玉田县委指示，主动退出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任中共玉田县委秘书，并于1930年一度被任命为中共遵化县县委书记。他积极组织发动群众，领导遵化县的土、木、瓦、石四匠工人成立工会，带领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给予集会、结社、言论自由，解决工会的活动场所。陈荻同志走在队伍前面，对反动警察的武装镇压毫无惧色，和敌人开展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后通过谈判迫使国民政府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6月，在李立三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中共京东特委指示丰润、玉田、遵化、蓟县等县也组织武装暴动，抢夺玉田县警察局的枪支弹药，打土豪，给农民分田地。陈荻同志接到指示以后，当即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暴动的决定不再改变。陈荻同志以坚定的党性要求自己，积极参加暴动，实际上参加的人很少，只有四五十人。结果暴动失败，这些人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跑散了。陈荻同志和其他几名同志被迫远离家乡，逃往哈尔滨、长春等地。
  陈荻同志刚到哈尔滨没有正式职业，只靠同志们接济或当几天代课教师来糊口，他设法和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办起“哈尔滨新报”。一天看见报纸上有邮局招收职工的消息，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哈尔滨邮政局的邮务佐。
  这时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结了婚，婚后的共同生活，使我进一步了解到陈荻同志对同志热情诚恳、舍己为人的阶级友爱精神。他对逃亡来哈尔滨的同志们生活上的困难尽力帮助，没有大衣的他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人家穿，自己出入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跑步上下班。没有棉鞋的把自己家里买米钱给人家去买棉鞋，没有路费他到当铺里当掉自己的衣服给人家做路费。谁生了病，就带到家里来养病，并让我来照顾。
  我积极为陈荻同志分担一部分工作。他对我做的工作很满意。因此我们生活虽然清苦，却是和谐幸福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志向。
  陈荻同志坚持学习，用稿费购买资本论等马列主义著作进行钻研。他日夜为革命奔波，忙于办《新报》，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直接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新报》办起不久就被查封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全体邮政工作人员调进关内，陈荻同志被分配到安徽芜湖市邮政局工作。不久即被邮局的同事们选为邮政工会委员。后又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一方面利用工会委员的合法身份宣传组织职工群众，通过办工会会刊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进一步将职工团结在工会周围；另一方面，寻机传递党的秘密文件，护送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党派人士。陈荻等同志曾亲自送朱学范同志去上海，并在赭山合影。这样使邮局成为党有力的秘密交通站和宣传点线。
  1934年，中共京东地委党组织调陈荻同志到河北芦台工作，公开职业仍是邮局的邮务佐，我随同迁居到芦台。
  芦台系东西南北水路、陆路交通要道，党组织指示在这里建立党支部进行统战工作，并任命陈荻同志为芦台党支部书记，同时设立秘密交通站。芦台的秘密交通站是党领导的点线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点”，是由冀东通往河北省委的交通站之一。交通站公开的招牌是“新生医院门诊部”，门诊部医生是张家声、张家庆两兄弟，会计是田泽林，实际是党的秘密交通运输员，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共同担负着党的交通点线工作，宣传组织当地广大群众，团结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一致抗日。筹备资金购买药品和物资，以支持抗日活动，由我抱着孩子带着药品等，以走亲戚为名运出去，一年内要送出多次，每次都是田泽林化装商人，通过封锁线。陈荻同志还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一次就动员了16名宁河中学师生参加抗日。还要组织营救暴动时被捕入狱的同志，安排好他们出狱后的生活。
  这期间，陈荻同志工作非常繁重，每天很晚回家，他还不忘对子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深夜收听“义勇军进行曲”，教导他们长大要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幼小心灵中培育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
  1938年冀东农民大暴动后，党组织指示陈荻同志带领芦台的地下党员同赴抗日前线。
  当时我们已是5口之家，我们最大的女儿才6岁，最小的男孩刚刚4个月。陈荻在家好歹有个公开职业，能挣几个工资勉强度日，他走了我们的生活来源靠什么？芦台是日军占领的地方，当时形势紧张，天天戒严，不许出入，平时他的活动已经引起敌人注意，他走是带着邮局袖章混出去的。临走时他对我说：“我要走了，参加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去，斗争将是激烈的，这一去不能回来了，我只向邮局请了10天假，说母亲病危回去照料，到时候不回来就会露出破绽，你也得赶快离开，什么东西都别要了，山河破碎，岂惜毁家纾难。只是3个孩子太拖累你了，先回姥姥家去吧！”为了抗日，我只说了句：“你就放心走吧！多保重！”他嘱咐我要提高警惕。说完他走向冲锋陷阵的战场。
  我赶快收拾随身衣物，带着3个孩子，乘夜车回了娘家。后来听说翌日清晨敌人就到我住处来搜捕，结果扑了空。
  陈荻同志参加冀东农民大暴动以后，任冀东军分区第5总队政治部主任兼宣传科长、部长（一说任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代主任——编者注）。当时冀东一带环境非常艰苦，日寇侵华势力大，气焰嚣张，敌人五六里一个据点，二里半地一个炮楼，还经常出来扫荡，烧杀抢掳无恶不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战斗经常发生，陈荻同志斗志昂扬，意志坚强地说：“真痛快！这回可以真刀真枪地向日本讨还血债了。”他以革命乐观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士气高涨，勇敢战斗。
  1940年6月17日傍晚，刚刚开完会的陈荻同志和4总队副队长阎锡九等七八位同志，立即转移，当走到丰润县郭庄子村时，突然被东面王官营据点和丰润敌人包围了。他们马上组织突围，枪弹从头顶耳侧飞过，他们一边还击一边退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陡河又拦住去路。平时河水并不深，此时处于多雨的夏季，水深流急，陈荻同志首先跳下河去，他水性好，从前在芜湖邮局工作时，每天中午休息和星期日都去长江游泳。他游过河，发现阎锡九同志没有上岸，便再度下水去救护，不幸两人同时牺牲在陡河急流漩窝中。
  陈荻同志是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人，本名陈世雄，字临武，化名陈白秋、陈荻，1909年生，1927年入党，牺牲时年仅30岁。陈荻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可他的一生象一团燃烧着的火焰，走到哪里燃烧到哪里，战斗到哪里，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也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
  陈荻同志离开我们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活在我的心中，活在他的亲人和家乡人民心中。缅怀他的革命事迹，更坚定我保持晚节，教育子孙后代，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完成他未竟事业。
  （高田1984年文，李佑生整理）
  寒松生前身后事
  寒松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员，开辟武（清）宝（坻）宁（河）敌后抗日游击区的武装工作队队员，也是最早的武宝宁县级抗日政权主要领导人。他生于1909年，属鸡，真名张喆（哲），曾化名石心、刘清，到武宝宁后化名寒松，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人。有兄名张忠，务农。寒松7岁入小学，遵化县省立五中毕业，曾在本村任小学教员，担任村第一任抗日救国会总务委员，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丰玉遵联合县第五区财粮助理、第八区区长，1943年1月调任武宝宁地区，后任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和武宝宁武装工作队其他队员一起，发动广大群众，宣讲抗日道理，筹建县、区、村各级各类抗日组织，打下了抗日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他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用鲜血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残暴，用生命之火燃起武宝宁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开辟武宝宁
  1943年春，寒松被中共冀东第五地委代理书记兼第五专署专员焦若愚（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派到武宝宁地区开辟工作。在他到任之前的半年里，已有武工队队员刘征、马良、孙英、佐天、铁锋等30多人先后抵达。
  武宝宁地区位于天津市东北部，为武清、宝坻、宁河三县的相邻地域，共有72个伪大乡，包括宁河县蓟运河以西的5个镇（宁河镇、潘庄镇、新河镇、塘沽镇、北塘镇）、24个乡（含天津市东丽区、北辰区及原塘沽区、汉沽区的部分村落）。武清、宝坻、宁河各设有伪县政府，受伪河北省政府津海道管辖。这个地区是日伪战略基地天津的东大门，北平至沈阳的交通大动脉北宁铁路从这里穿过，塘沽港是日本转运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运出汉沽的盐、“高丽圈”等地的米，运进日本军队的枪炮弹药。日本统治者深知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使用各种手段加强统治。寒松到达时，日军推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结束不久，各乡镇增加了乡、镇公所力量，强化了保甲制，修通了公路，设了派出所，筑碉堡，驻军警，安插特务，派情报员，宁河县还被日伪誉为“模范县”，开展抗日活动十分困难。但这里老百姓长期遭受日伪蹂躏、剥削，生活困苦，迫切盼望赶走日军。
  寒松到达之初，落脚在偏远农村，靠朋友介绍朋友、亲戚介绍亲戚的方式，在爱国上层人士家站住了脚。他说话幽默和气，常以拉家常、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的形式与群众接触，穿插着讲解抗日道理，主张不分贫富，共同抗日。他白天一般不外出，村中的少数积极分子到他的住处找他，听他讲话，必要时也秘密召开会议。他行踪不定，常是晚上进村，夜间同人们联络，清早或隐蔽，或离村。叫门时，诙谐地拉长声调，自称“我寒大麻子来啦！”老百姓都觉得他是很新鲜的人，同人们嘻嘻哈哈，讲抗日道理通俗易懂，大家都很喜欢他，敬重他，愿意同他交往。他用这种方式同人们沟通，慢慢建立起村政权和各种抗日组织，有村长、治保主任、财粮委员，有工会（雇农组成）、农会、民兵、妇救会、青年报国会、儿童团等。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建立起村党支部，并把许多村抗日、亲日的两面政权转化为抗日的一面政权。
  寒松教唱的歌曲有《渔光曲》，人们很容易地记住了歌词：“……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而更多的是他自编歌词、自配曲调、亲自教唱的抗日歌曲，群众既学会了唱歌，又受到了抗日教育。就这样，寒松等组成的武工队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开辟，在以田心为队长的青英部队（即冀东军分区第4地区队）和各区小队的配合下，敌后抗日游击区不断扩展。
  1943年初夏，上级派王书文来到武宝宁负责敌后抗日游击区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县委会前身）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联合县政府前身）成立，王书文任工委书记，寒松任办事处主任。县以下成立了4个区，明确了区委书记和区长，我党在抗日游击区的政权初步形成。
  血洒乐善庄
  乐善庄是宁河县西南部的一个偏远的农村，位于方圆百里的洼地七里海南部边缘，芦苇丛生，易守难攻，便于隐蔽和转移。乐善庄群众基础好，各种组织健全，干部坚强，村长庄立全、农会主任邢洪发等村干部都跟武工队、八路军一条心。
  1943年12月18日，中共武宝宁工委和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干部扩大会议在乐善庄召开，会期3天。会议总结和研究了发展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征粮征款、建立财经制度、扩大新区等内容。会议结束前，寒松对参会的70多名干部说，我们的同志是最好的同志，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做好工作，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让抗日形势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早日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寒松来过这里多次，曾住过李林瑞（盲人）家、李复庭（李志安之父）家，这次是住在李学功家。村子有北、中、南三条小街道，李学功家在中间小街西头路北。12月20日散会后，多数干部当天就返回了本区。寒松认为乐善庄群众心向武工队，离七里海又近，有情况可以跑进苇海隐蔽，于是和少数干部当天并没有转移，当晚与警卫员云鹏（丰润县人，有人说姓王）、交通员志英（丰润县仰山或常峪人，有人说姓“孙”）同住在一个房间。
  不料就在次日凌晨，驻芦台的日本守备队、警备队、新民会人员共300多人包围了乐善庄，骑兵在村北，步兵在村南，先在村周围点起大火，安放岗哨，接着由外向内进村大搜捕，往村中合围，顿时枪声大作。村民邢德兴迅速赶到李学功家催促寒松转移，寒松立即组织突围，带领云鹏、志英从李学功家的夹皮墙摸至村子西头，朝西跑出村庄。敌人发觉后摸黑连开几枪没有打中，云鹏、志英掩护寒松奔向潮白河堤七里海方向，跑到八股子河南老青龙湾河西的黄家围（南距北淮淀三四华里）时，看到村北的骑兵向他们包抄过来，三人自觉散开。云鹏没有跑出去多远即被子弹击中牺牲。志英跑到一块坟地里，向敌人还击时连中数弹牺牲。寒松向西奔跑了不多远，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倒在了冰凉的土地上……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办事处秘书陆英（真名陈伯平）、区长高英（后改名袁太）在突围中被捕。
  敌人把陆英带到寒松遗体前，确认了身份，喝令老百姓用门板将寒松遗体抬至村内，抓了三辆大车，把寒松遗体抬上大车，把捆绑起来的陆英、高英押上另一辆大车，拉到伪县公属所在地芦台游街，鼓吹“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全部消灭了！”用这样卑鄙手段进行反共宣传，妄图杀一儆百，扑灭人民的抗日烈火，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仇恨。
  地委对这起惨案极其重视，地委焦若愚书记专门召集王书文、佐天、马良等总结经验教训，随后展开了一系列惩治敌伪的行动。摧毁、破坏敌交通线，发动群众抗粮抗款，砸掉72个伪乡公所，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和一心事敌的伪乡保长。这些活动规模大，影响广泛，加强了群众抗日信心，抗日活动出现了新局面。
  英名永存
  寒松牺牲时，年仅34岁，遗体被群众安葬于芦台铁路南杨家泊村附近。云鹏、志英的遗体，由乐善庄群众安葬于村旁。寒松生前因环境残酷，上级规定抗日干部不许谈及籍贯、真实姓名及家事，所以寒松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1945年日本投降后，经丰玉宁联合县县长王鹏程开信介绍，寒松长子张连昌（15岁）同其家人，将寒松遗体运回村，举行了安葬仪式，1957年迁入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
  1983年，张连昌来宁河县乐善庄，亲到父亲牺牲现场缅怀，并走访了当年的村干部，了解父亲牺牲的经过，还到附近的北淮淀村走访了李志勤等老人，李志勤是开辟地区时北淮淀村的干部，当时已70多岁。2003年秋，寒松之孙张向峰（张连昌之子）来到乐善庄，由村支部书记王守生、村长李永利等陪同到寒松牺牲地凭吊。当天下午，他到村老年活动中心访问，了解寒松当年的抗日活动及牺牲经过，向老年活动中心捐款2000元，并向村里表达了为祖父立碑的愿望。2008年，寒松次子张连泰来宁河，宁河县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陪同赴乐善庄寒松牺牲地敬献了鲜花，表达了悼念之情。
  寒松的牺牲是一件大事，人们曾认真查找告密人，有的说是伪淮淀乡长×××，有的说是住在外村的本村人×××，但都没有真凭实据。
  寒松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把鲜血洒在了乐善庄，把生命献给了武宝宁。他的英名将世代流传。
  （李佑生2011年4月文）
  父亲寒松和我的家
  寒松（化名），本名张喆（哲），是我的父亲，家住玉田县杨家套乡丁官屯。早年时候，我家是作坊，做香。父亲小时家里遭了一场火灾破产了。父亲属鸡，牺牲时年仅34岁。
  父亲上过遵化中学，当过小学教员，后来接触八路军，接受抗日思想，1939年脱产，先在村抗日救国会任总务委员，在我们区当过财粮助理，又到丰玉遵八区当区长，我父亲从脱产起很少回家。我们住在丁官屯老家或周围过逃难生活时，父亲虽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也只是回去过一两次。一年冬天他被敌人追得跑丢了鞋袜，赤脚跑进我村马树良家，要了双鞋就走了，并没有回家。又一次傍晚，从村边路过碰上了我的堂兄张连赏，也只是让他给家里带了个话。
  1940年夏，我家被抄。那时我刚刚放暑假回家（我在外祖父家上小学，距家35华里，平时不回家），第二天早上，敌人包围了我们村，把全村的人都赶到村南头一个麦场里，开始找八路军办事员，叫喊：“谁是快出来”。没人敢答话，敌人随即抓出来几个人去院里用刑，经过灌凉水，有人供出了我父亲。敌人在人群中乱喊：“谁叫张喆，快出来！”因无人答话，又喊我的名字，场面非常可怕，靠近我的人有的小声说让我快跑，有的说跑不得。我母亲带着妹妹藏到了猪圈里。最终还算幸运，没人敢当面指认。两面的保长给了特务一些钱，说了不少好话，乘敌人不注意，在乡亲们掩护下，我们娘儿三个分散爬到地里。当时高粱、玉米已能遮人，傍晚我们一家不约而同地都逃到了距我村3里远的杨家套村大姑家，后来又到高马头村父亲舅父家。住了几个月，敌人又开始清乡了，我们搬到一个很小的村子刘把式庄。1941年春，敌人调集大量伪治安军，每天清晨包围三四十个村庄，我方工作人员无处隐蔽，有的牺牲，有的被捕，也有的逃跑不干了，抗日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玉田县成了敌人的模范县，建立了保甲制。像我们这种人家，已是亲不敢收，友不肯留。无可奈何，母亲带着我们逃到了丰润县外祖父家中，为了不让亲戚受连累，在外边租了一间平房、几亩地，生活上有不少困难，全靠舅父周济。直到1943年底玉田县形势好转了，妈妈才带我们回到老家。在我们辗转颠簸3年多期间，父亲跟家里失掉了联系。
  1943年初，父亲被派到武宝宁负责开辟地区，工作很有成效。正如焦若愚（当时任地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对我们讲的：“你父亲当时经受住了艰险环境的考验。不幸的是花费1年多的时间，武宝宁联合县开辟出来了，抗战眼看胜利的时候牺牲了。”
  武宝宁开辟时，因为靠近天津，强调搞统一战线，地区不许县里杀人，杀人须地委批准，所以锄奸工作难度大，父亲牺牲就是有人告密造成的。
  父亲牺牲的消息有多种传说。1944年春，地委交通员茶荣特意来我家说父亲没死，而是受了重伤，现在苇海里养伤，显然是为了安慰我们。同年初夏，焦若愚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家：1943年冬，我父亲在宁河县乐善庄被敌人包围，突围中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通讯员志英。1983我专程去乐善庄看了父亲牺牲地，走访了乐善庄和父亲一起活动过的老村干部，听他们说父亲在这个村开了3天县委扩大会，会后有的同志走了，我父亲没走住下了。我还听北淮淀村年近70岁的李志勤老人（开辟地区时老村干）讲：父亲牺牲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正是潘庄集日；包围乐善庄是日本的守备队、警备队、新民会和汉奸特务几百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遗憾的是父亲牺牲后一直都没查出告密人。
  与父亲一起牺牲的通讯员志英是丰润县仰山或常峪人，牺牲时20岁上下。1944年冬，他的父亲去运遗体时从我们村过，因为两家命运相同，就留他们住在了我家。他父亲50多岁。那天很冷，我还给他老加了一床棉被。
  1945年冬，我与一个亲戚拿着丰南县县长王鹏程（应为丰玉宁联合县县长，当时没有丰南县设置一编者注）写的介绍信，起运父亲的遗体，遗体埋在宁河县芦台东杨家泊村附近，村里找了辆大车把父亲遗骨运回了家。1957年又把父亲的遗骨迁到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
  父亲牺牲后，焦若愚曾表示胜利后由政府供养孩子们上学，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冀东解放后，我和妹妹都由焦若愚安置在沈阳继续上学，弟弟先在广播电台工作，后考进了东北师大。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报名参了军，被选送军医大学学习。妹妹自初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全国解放后，政府对我和弟弟、妹妹一直比较照顾，弟弟张连泰在江西教育学院政教系教学，我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323陆军医院门诊部特诊科工作，妹妹张念慈在长春市木材公司任统计。母亲比父亲大4岁，1949年故去的，是年45虚岁。
  （张连昌1985年文，王克雄整理）
  忆革命烈士焦民政
  我是1943年农历九月参加八路军的。到1944年农历四月，区长焦民政（又名芦波）牺牲，我被俘，后押到北京西园日本集中营（甲地1400部队特别更生队）。1945年8月15日日降后，解放“政治犯”，我被释放回家，后又找组织出去，由于当时形势特紧，走到半路，组织就让我回来了，回村当持枪民兵，一直到1949年解放以后才不当民兵了。
  1943年旧历九月至1944年四月，我一直给焦民政当警卫员，是经云龙、冀光介绍的。云龙不知是什么职务，冀光是组织部部长吧。我的化名一樵，是冀光给起的名字。当时还有叫耕樵的人。
  我给焦民政当警卫员，首先是冀光给我开的信，让我去冯台子找云龙，云龙就把我安排在冯台子冯长波家，当天晚上区长焦民政来了。以前他叫芦波，被捕（不知何地何时）后出来就改名焦民政。看样子我跟他以前，他已来了几个月了。焦民政当区长，区助理员是孙英，区队长是楚林，区干事亚夫，那时没有区委书记。焦民政告诉我，咱们这儿是一区。焦民政左眼瞎，是个假眼（磁眼），身高1米7左右，瘦个儿白脸儿，有十七八岁，可能是玉田一带的人。和我一起给焦民政当过警卫员的还有北淮淀的李秀川。
  金钟河以南为敌占区，蓟运河以东为敌占区，堤头以西为敌占区，这三面中间是活动区，往北很远，一直到大刘波，小刘波。那时各村都有化名，南淮淀叫武昌，北淮淀叫汉口，乐善庄叫博爱，造甲城叫社会，我跟焦民政去过桥沽、南北淮淀、大小八亩坨、大小刘波、造甲城等地，拿过北淮淀警察所、韩林庄警察所。区里常见到一个朝鲜人叫李友德，他是日本方面的兵，被我方俘虏后编入“反战同盟支部”，给我们做工作。
  寒松牺牲后，寒松的通讯员陆英被俘，后又把他放了，带着两把德国枪跑回来找我们来了。当时焦民政区长先让我和他见面，后区长见了他，可没让他住下，当天晚上区长给他开封信就让他走了，当时我不清楚让他到哪儿去。
  焦民政牺牲前，我们是从于家铺走的，准备上范庄子，到城市附近活动。当时一起去的有区长焦民政，有我，有区干事亚夫，还有李友德的通讯员武清。武清使的蝴蝶牌的手枪，撞针折了。亚夫有个姑在范庄子，亚夫说我姑父是村儿的保长，我先进村儿看看，有没有日本人，要没事，我拍三声巴掌，你们就进，如有事，我拍一声巴掌，你们就撤。他进去后，他姑父叫他把我们请进来。进去后，让他姑父找到了大乡长，大乡长请我们到家，黑夜给我们做了饭，随后乡长还把伪警长找来了，跟他们联系了开辟地区的情况，警长说有个叫高英的人来过。警长又说，你们啥时来找乡长都行。区长焦民政紧接着问：这儿安全吗？警长又说：这儿没事，我敢担保不让日本人知道。随后焦民政说，我们该换服装了，能不能从天津弄几匹绿布。警长说，绿布不行，军事封锁，我可以给你买点白布，你们自己去染。于是，区长开了需要的东西的条子，条子上除白布，还有红伤药等。我们等了一天，东西就运来了，晚上就把东西运到了于家铺渡口，找船一个也没有，后来就把大摆渡用上了。我们想把东西运到五处张义广家（堡垒户），结果走到半路（孙家甸子），涨潮了，船走不了，就把东西藏起来，走到张义广家，当时是晚上10点多钟。
  第二天一亮，区长叫我，一樵起床吧，天亮了。我起来出去小便时，看到日本马队从北淮淀那边下来了，有30多匹马，是日本一个中队，一个中国兵也没有。我马上喊“区长，有情况！”区长一看，说“坏了，赶紧跑！”张义广不让跑，说你们假装拾螃蟹的，区长因一只眼，有特殊标记，说不行。于是我们3个人一起往东北跑，想奔于家岭，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到北大份时，日本兵3匹马就已追来，跳壕沟时，劈了一匹马，那两匹继续追（事后听说，这支部队的队长叫茶木，翻译人称“金剥皮”）。我们跑到东北沟时，碰到了李均祥、李均贵（均为北淮淀人）赶着大马车，他们让我们上车，区长说，不行，那不给老百姓找病吗？当我们跑到荷包淀子时，区长被打死了。跑的时候，区长说过，这要有大枪多好（指可以打马匹）。在危急时，他说，反正不能当第二次俘虏，于是就把自己携带的文件包就近掩藏在破土房里。约上午9点多钟，敌人追到离我们几十米时不追了，过了一会儿不见敌人上来，区长说你看看，我就从破土房里探头儿一看，敌人不但人卧倒了，而且连战马都卧下了，这时发现敌人正往前爬呢！区长说赶紧跑！我们起来就跑，敌人就开枪了，第一枪从我腋下打过去的，我以为自己挂花了。第二枪就把区长打倒了，我上前把他抱起来，喊了声区长，一瞅区长嘴里酿白沫了，腹部鲜血直流。这时敌人上来，把大枪一端，对准我说不许动，上来就把我绑上了。带到破土房，到那一看武清也被绑了。
  武清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出来就叛变了，带着日本人讨伐，到处抓八路军村干部。他带人捉李友德没捉到，把我村的民兵张义广逮去了（张外号叫狗仗二），直到现在张也没有音信。
  1945年我被释放回家时，先到区长牺牲的地点看看，什么也没有了，听说后来家属把尸首给弄到玉田老家去了。当时是南淮淀李瑞庆（李忠勇）给打的棺材。区长牺牲时有个文件包，后来被南淮淀叫××春的人拾到了，得了书包里的几百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票子。
  （李永兴1985年口述，李佑生记录整理）
  李占宽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下
  20世纪40年代，日本鬼子行凶烧房，杀死革命干部李占宽，我亲眼所见，虽然当时年龄才几岁，但留下的印象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村是武宝宁抗日游击区核心区的主要村庄，村子不大，抗日工作却非常活跃，很多青年参加了游击队，好几个人加入了共产党。我父亲李连成就是村干部党员之一。我常看到他们开会，跑敌情，和敌人作斗争。1944年冬，日军让我们村交粮，村里顶着不交，而且把粮食藏起来。不几天，地下党组织来信说敌人要讨伐南淮淀，敌人也贴了布告，不交粮就烧房。村里就是不交。那一阵子，村里能走的都躲出去了。村里共产党员、干部，包括父亲，都隐蔽在于家岭南窑（现清河农场砖厂）听动静。我随着大人们也躲到野地壕沟里。
  1944年12月13日，敌人果真来了。那是在晚上，一个北淮淀干伪事的领日本人来的。我们的武工队、民兵也准备了，进村前打了他们一阵子，把鬼子的一匹大白马打死了（后来我们分吃了马肉），打着打着顶不住了，八路军说，乡亲们，跑远点，快转移吧。八路军见老百姓都走了，也就边打边撤了。日本人进了村，挨户搜查，搜遍全村也没找到八路军和老百姓。他们恼羞成怒，开始烧房，从西头往东头一家一户地点，那天正刮着西北风，气燥柴干，瞬间村子一片火海。我依偎在大人身旁，看着烧红了的天，非常害怕。
  日本人走了，村里人陆续回来了，我跟着母亲和大姐李绍珍也回到村里，全村房子都烧光了，大人们说共200多间。乡亲们赶忙从烧毁的房子里往外抢东西，我帮着母亲姐姐抢豆子，这年村里家家收豆子，被火烧得不断地响着像放鞭炮。父亲和干部党员组织群众灭火，连夜搭铺，又连续几天解决吃住，终于把寒冷的冬天渡过去了。村子被烧，干部群众斗志没减，不屈不挠地继续和敌人开展斗争，结果不久又发生了李占宽被日军残杀事件。
  敌人审问杀害李占宽时，我就在不远处，听到的见到的，现在还清清楚楚。那惨景真刻骨铭心。
  敌人烧了房，并不甘心，过了不长时间，又到村里讨伐，抓到了李占宽。李占宽是远房我的爷辈，开辟地区时，就成了抗战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担任村的财粮委员。那是在1945年春天，我跟着大姐李绍珍、二姐李绍芝，与我们村的婶子大娘妇女小孩一起在李士中三叔家呆着说话儿。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有敌情快跑哇！我们一屋的妇女小孩都挤在一起，谁也没出屋。过了一会儿就听有人用铁皮喇叭喊全村人快集合，又过了一会儿，村里老幼妇女（青壮年都跑了）来到我们呆着房子面前的空场。
  南淮淀村共3条街，前中后街，这空场就在前街中间。我们从小窗户口往外看，日本鬼子押着李占宽、李连增二人来到空场，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把全村的人团团围住，让他们俩站在中间。李占宽身穿长袍，戴着红疙瘩帽头，面色黄白，李连增农民打扮。日本翻译官问他俩谁是八路军共产党，粮食藏在什么地方，两人都说不知道。又让他俩伸出双手，一看李连增手上有膙子，李占宽没有，就问你手上咋没有？人家是良民，你就是八路军。李占宽说：我不是八路；我家里的地让别人种，我不干活，手上就没有。反复盘问，李占宽就是不承认。翻译说：你还嘴硬，不承认就把你交给日本人。说完就给日本人说了几句话，小日本上前就把李占宽狠狠地打了一顿。李还是不承认。日本鬼子把李占宽推出人群，顺手把手榴弹扔到李占宽跟前，手榴弹没响。鬼子急眼了，端着刺刀，直刺李占宽的喉咙，李猛地一低头，红疙瘩帽头被挑飞了，刺穿了头皮，鲜血直往外流。翻译又说：你快说实话，再不说，我还让皇军扎你。李占宽说：我以上说的全是实话，你爱信不信。翻译又对日本人嘀咕了几句，日军照着李占宽胸部一扎，李一躲，扎到了右胳膊，日军一拧刺刀，只见血哗哗流下来。翻译又问，李还是不承认，小日本又照着胸部猛刺，李占宽用左胳膊一挡，扎到了左胳膊，血又流下来。翻译问你到底承认不承认，李就是不承认。日本人照着腹部一扎，肠子流了出来。李占宽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八路军，我是中国人。用手指着翻译说：你这汉奸走狗，你真给中国人丢脸，你不得好死。翻译恼羞成怒，向日本人一挥手，日本鬼子朝李占宽胸部连扎了数刀，鲜血流了一地死去。翻译对在场的老百姓说：你们看到了吧，谁是八路军、共产党，就是今天的下场！
  日本鬼子走后，乡亲们马上给李占宽老伴儿送信，他老伴儿踉踉跄跄跑到跟前，俯下身子哭了一场又一场，乡亲们也都跟着哭，那撕天裂地的嚎哭真难忘啊。乡亲们用门板抬着把李占宽烈士埋了。据说，后来抗日政府为他开了追悼会。
  李占宽1887年出生，遇难时56岁，在村读过二三年私塾。他为抗日死的很悲壮，村里人很怀念他，至今还占宽占宽地念叨着他。
  （李绍全）
  我的爷爷李占宽
  南淮淀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共最早的堡垒村。1942年秋天，刘征、马良、孙英、寒松等奉上级指示，进入南淮淀村开展抗日工作，我爷爷一下成为他们依靠的骨干，1943年9月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早年读过几年私塾，能写能算，在村内有很高的威望，村支部委派他担任村财粮委员，负责征集和管理村里的粮食物资。他不怕困难和危险，积极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以及武宝宁县大队，以南淮淀村为依托和立脚点，向北、向西、向南开辟扩展游击区，爷爷和村里的干部给予了很大支持。除了筹粮筹款，还要带头接待保护抗日工作人员和武装部队。县大队和区小队时常在爷爷家吃饭，都是深夜来，每次都是他把奶奶叫起，赶紧做饭，贴饽饽熬咸鱼，一做就是两大锅。来的人都是在外边吃，奶奶做好了，爷爷给送出去。奶奶不知做了多少次饭，但没见过吃饭的人，想问爷爷，爷爷说，你管你的做饭，别的你就别问了。
  1944年春，南淮淀村遇到生产生活严重问题，在村干部李瑞庆（化名忠勇）的倡导推动下，学习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展生产自救，中共武宝宁联合县工委采用“以工代赈”（由民主政府出钱出粮）方法，给南淮淀村调拨6万斤粮食，开挖小西河，解决了南淮淀村生产问题。爷爷受到很大鼓舞，他妥善安排粮食的运输保管分配，还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为造福村民、坚定群众抗日斗争信心，做出了积极贡献。
  早已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南淮淀村，使日军十分恼火，极为仇视，频频清剿，伺机报复。1944年12月13日下午（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军一部在日伪保安联队长的带领下，分别从村东、村西同时放火，烧毁我村民房200多间，粮食数百担。
  不久日本鬼子又来了。之前，村干部闻讯大多数已经转移，爷爷没来得及走被他们抓住了。爷爷连同村里男女老少被赶到村前街的广场上，日军强迫人们交出村干部，交出粮食物资，通过翻译官扬言不交人交粮将血洗全村。在汉奸的指认下，爷爷被日军揪出人群外，威逼利诱他交出钱粮，爷爷一口一个不知道。日本军官端着刺刀比划着，意思是再不说就挑死你，爷爷还是说不知道。日本鬼子命人把碌碡立起来，强迫爷爷跪在上面，剥光了上衣，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朝他的脑袋就扎，隔着帽子，头皮被划开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又朝他的胸部猛扎，爷爷一闪，胳膊被刺穿，从碌碡上滚下来，问爷爷说不说，爷爷还是说不知道。接着日军又朝他的胸口连刺4刀，一刀豁开了颌下，一刀穿透了后背。倒在血泊中的爷爷已不能说话，圆睁着双眼，怒视着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坚强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说就是不知道！日军上去又是一刀，并狠狠地把刺刀剜转了几下，登时爷爷气绝身亡！在场的乡亲们敢怒不敢言，一个个泪如雨下。
  我父亲当时还在东北，村干部李宗庆（即李无计）、郑怀仁等收敛了爷爷的尸首，与奶奶及其近亲属一道办理了后事，埋在了村东南李氏茔地。12月15日南淮淀村为爷爷举行了追悼会，武宝宁联合县政府负责人参加会议，并送了一块软匾以示褒扬，软匾上题写着“为国捐躯”四个大字。
  爷爷的父亲叫李鸣鹏。爷爷遇难时57岁，生于1887年，小名八斤，人称宽八爷。奶奶姓李，西堤头娘家。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的父亲是大儿子，二儿子20岁就病死了。爷爷有一个弟弟叫李占海，后人尚在南淮淀村。
  爷爷当时在村里是上等户，园子四五亩，大田36亩，荒地四五十亩；两层正房6间，还有两间厢房。他很开明上进，所以成为抗日积极分子，入了党，最后为了保护党的组织和抗日干部献出了生命。
  我父亲叫李国平，母亲郑恩荣是北淮淀人。爷爷牺牲以大前，父亲已经在东北谋生，1928年张作霖被炸时，他就住在皇姑屯。爷爷出事很长时间爸爸不知道，1947年他回来了，当年他又带着奶奶一家人搬到范庄子（今属天津东丽区），从那时起爷爷李占宽这一门后人就没再回南淮淀村。
  （李长明）
  坚强的村支书冯宝林
  冯宝林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宝宁地区早期共产党员，是冯台村党支部书记，他为保守党的机密，面对日伪的拷打逼问，不泄密，不屈服，直至献出生命。他是一个好党员，党的好干部。
  我的家乡冯台村位于宁河县西南部，南与天津市东丽区赤土村一河（金钟河）之隔，西与北辰区东堤头村相邻，地广人稀，是较理想的抗日游击地域。但这里日伪监视并未放松，西北8华里有造甲城炮楼，正北10几华里有潘庄炮楼，各有1个小队日伪军长期驻扎，经常外出清乡讨伐，抓人杀人。
  1942年春，遵照中共十三地委指示，丰玉宁联合县县委代书记兼青英部队队长田心，连续派出武工队孙英、马良、云龙、寒松、芦波等来这一带开辟地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孙英较多接触了冯宝林。冯宝林生于1914年，农民出身，上过学，识文断字，从小学过木匠，勤劳刻苦，性格开朗，待人热诚。孙英启发他的抗日觉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首先发展他入党（化名文佐）。接着，发展张广祥（化名丰年）、冯长俊（化名文安）等入党，并组成村党支部，以冯宝林为书记，冯德悦（化名文生）、冯俊宝为支部委员。其后建立了村政权、财粮、民兵、治保、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冯以功（化名敷民）任村长，冯德悦兼治保主任，冯庆会任民兵队长，冯以兴任民兵指导员，冯培信任青救会主任，贾秀珍任妇救会主任，冯长香任工会主席，冯以田任农会主任，冯增太任财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随叛徒刘鸣岐叛变）。同时也有了交通员、堡垒户等，抗日活动有了组织基础。在党支部领导下，冯宝林带头执行党的抗日路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挖地道，埋藏粮食，供应抗日部队和地下工作人员，绝不把一粒粮食留给敌人。还组织群众开展破交、割电线、唱抗日歌曲等活动。破交得到的枕木，冯宝林先埋在自家菜地里，后刨出当作厕所土墙（两边抹上泥）。他为了自身和抗日活动的安全，把自家立柜靠墙的那一面的木板改成两扇，可开可关，再把墙掏成窟窿，以备发生不测难以走脱时使用。冯宝林和其他党员对来村工作的县区干部，极尽掩护之责，1944年12月，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财粮科长马良、民教科长继光、六区区委书记顺华、区长陈伯平来村开会，吃住在村，照顾得都很好。后汉奸告密，日伪军前来抓捕，敌人也未能得逞。村长冯以功，受党指派充当敌情报员，明为日伪送情报，实为党探听日伪活动消息。敌人多次来村扫荡抓人都落了空。
  1945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初三）下午，日军1个小队还有几个汉奸跟随，又一次来村抓人，逢人就逼问冯宝林家在哪里，人们都说不知道。傍黑时分，冯宝林掩埋粮食刚进村走到后街，被日军发现，冯来不及躲藏，掏出手章和钢笔扔到地下，日军听到声音，打开手电筒找到，汉奸冯国茂（造甲城乡伪乡长）之子首先认出冯宝林，冯台村伪保长冯长波也应和。日军押着冯宝林来到村民冯学孔小卖部窗外，借着灯光审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什么去着？”“和谁一起去的？”冯答：“我叫冯全来（乳名）。”“我去整地。”日军又问：“手章的，就是你的！”“冯宝林叫我带给他家。”再问还是这些答话。日军小队长茶木（火烧田辛庄、南淮淀都有这个人）让号称“金扒皮”的翻译去问小卖部里的人，先问冯以山，答“他是冯全来。”问：“他是不是冯宝林？”答“不是。”茶木急了，用手枪打了冯以山两个嘴巴，打掉两颗牙，鲜血直流。再问在场的冯以明、冯以圣、冯守武、冯大凤，回答都一样。茶木气急败坏地说：“他的，手章的在这里，明明是冯宝林的，你们，良心的大大的坏了！”“通通的死了死了的！”接着，命令日军毒打冯宝林，先是拳打脚踢，后是用枪托，再是用铁锨拍，冯被打得遍体是伤，死去活来，但就是不承认是冯宝林，决心用生命保守党的机密，保护同志。
  天已大黑了，鬼子也打累了，把小卖部的吃食连吃带扔，弄得一片狼藉，才悻悻地把冯宝林绑上，向西小王台方向走去。冯宝林对这里的道路非常熟悉，他乘敌人不备，挣脱绳子向村南跑去。敌人大喊“站住”，一枪击中腹部，冯翻身跳入水中，敌人认为冯已死，带队伍离去。冯挣扎上岸，爬到西小王台孙大岭家，连夜被抬回家中。冯浑身血水，棉衣湿透，失血过多，又不敢声张，只经妻子简单包扎，冯呻吟不止，天亮后才停止呼吸。他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1岁。
  冯宝林牺牲后，区村干部及时赶来慰问家属，办理善后。村党支部书记由冯以常继任。
  冯宝林27岁的妻子王万珍，强忍悲痛，办理了后事，在国家照顾和乡亲们帮助下，坚强地顶起了家庭生活重担。她继承丈夫遗志，积极参加劳动，拉扯起4岁的大女儿冯晶，几个月大的小女儿冯晓，教育她们长大成人，继承父志。她坚定地跟党走，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协助妇女主任贾秀珍发动妇女做军鞋、照顾伤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党领导群众开展除奸运动，死心塌地为日本效劳的汉奸受到应有的制裁。群众大会由武宝宁六区区长钟振国主持，对造甲城乡伪乡长冯国茂进行公审后镇压。会间，还把冯台村伪保长冯长波押到，加以处决，为冯宝林报了仇。
  （冯培明文，李佑生整理）
  父亲高原为国献身
  父亲张殿荣，1916年出生在贫农家庭，在那苦难的岁月中他感悟到贫苦百姓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做主人。1943年他秘密参加革命，在寒松同志领导下到各村开展工作，由于任务完成出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武宝宁联合县一区区干部。1944年5月1日（农历四月初九），由于汉奸和叛徒的出卖，父亲在村西南苇塘中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把文件交给了通讯员赵普，命令他赶快撤离，在父亲的掩护下，赵普冲出了包围圈，而父亲大腿中弹，不幸被捕。敌人用门板把他抬到了村东小庙前，迫集老百姓观看。敌人问他，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怕给村里老百姓找麻烦，就说，我是高庄的，叫高原。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我父亲抬走，当走到南涧沽河边时，由于流血过多，光荣的牺牲了。那年他29岁。
  父亲牺牲以后，鬼子、汉奸在这一带活动更加猖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了给烈士报仇，上级派青英部队1连连长刘醒华和马良，化装成日本兵来到大八亩坨村，逮捕了前来迎接皇军的红枪会会首张林立和会长崔运福，在村东头小庙前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布了汉奸为鬼子办事的卖国罪行，立即执行了枪决。会后，刘醒华他们将缴获的红枪会刀枪用马车拉往解放区，其中有鬼子给红枪会的4支大枪。这次行动震慑了一心事敌的反动分子，同时也增强了老百姓的抗日信心。
  父亲牺牲那年我5岁，妹妹3岁，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二人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因为是烈士家属，都怕受连累。母子3人过着流浪生活，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母亲是造甲城大王台娘家，外公经常接济，生活上尽力帮助，母亲给别人做针线活，挣一点钱勉强度日。就这样一直熬到1947年土改，分了3间土房，分了几亩地，每年村支部派人给种地、收粮，从此，不愁吃不愁喝，过上了安定日子。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母亲在世时一直享受烈属待遇。
  （张洪波口述，王瑞雪记录整理）
  买粮殉难于宝起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用粮缺乏。为了让军队吃饱吃好英勇作战，为了彻底消灭敌人，早日解放中国，我村贫农于宝起经常从高丽圈（日本人开办的农场）给军队买粮。
  有一天，八路军的铁龙部队来到高坨一带，计划给高丽圈来一个突然袭击，消灭日本鬼子，夺取耕牛。于是贫农于宝起主动要求担当向导工作。他们到了高丽圈，把耕牛牵了出来，高丽人不敢出门追赶，吓得躲在屋里听动静。正在这时候于宝起一时大意说了一句话，让高丽人听见了，听出是于宝起的口音。于是敌人就安下了坏心。
  事情过去几天，于宝起照常去那里买米，日本人派了一个高丽人诱惑他说：“你买米呀？里边有，进来买吧！”于宝起买米心切，听了这句话，毫不思索地进入圈内。
  这天敌人显得格外亲热，摆起酒席热情招待，于宝起看势不对，心想：“呀，坏了，进入虎口了！”正想到这里，两个恶狠狠的日本鬼子，闯了进来，面带杀气，端着刺刀，不由分说把于宝起捆起来，拖走了。这些没人性的恶徒们，把于宝起拖到宋泽里（高丽地名）地边上，把明晃晃的刺刀，刺进了胸膛，又扎进了腹部。一连几刀把于宝起刺死了。于宝起为了援助我军的吃粮，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革命的胜利，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于宝起的母亲和孩子们听到这一悲惨的消息，泣不成声，哭得死去活来。乡亲们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感到万分悲痛和气愤。他们眼含着热泪，咬紧牙关，目视着于宝起的尸体，默默发誓：一个人倒下去了，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你于宝起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贫雇农一定继续完成！日本鬼子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的血来还！
  （于万一根据1966年《中共宁河县四清工作团廉庄分团高坨工作队村史》整理）
  艾林民兵韩佳瑞
  韩佳瑞，宁河县艾林庄人，191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父亲韩凤岐闯关东，常年不回家，母亲是个旧式的家庭妇女，缠过小脚，不能下地做活。韩佳瑞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是长子，家中的硬劳力。由于家里离不开他，他无法去参加部队，只好在村里参加民兵组织。他给抗日军属代种代管代收，给抗日队伍收军粮，给抗日组织传递情报。当时艾林庄有一座日军炮楼，炮楼有通宁河镇的电话线，日伪军也经常到炮楼里来。韩佳瑞和民兵一起割过炮楼的电话线，和民兵一起埋过地雷，炸死炸伤过不少日伪军。一次，县大队领导召开抗日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韩佳瑞能力大。别看他是个民兵，他的工作成绩不亚于一个县大队的战士。打日本，各村少不了小韩这样的青年。”
  那年秋天，我人民军队在大赵庄与日伪交火。韩佳瑞参加了民兵担架队，负责运转伤员工作。战斗打得正激烈，不断有伤员运下来。担架队接到通知：大赵庄、孟庄一线，埋有敌人的地雷，要求他们确保伤员安全。当时的担架队员都是民兵，不会排雷。怎么办？韩佳瑞说：“别怕，我来排雷。我在前，担架队在后。”从赵庄到孟庄，沿着蓟运河，韩佳瑞带着担架队，来回一路小跑，河边走出了一条光亮的小道。战斗快胜利结束了，他带着担架队，又一次接近大赵庄去接伤员，快到村头时，不小心蹚响了地雷。20岁的韩佳瑞光荣牺牲了，伤员被安全地抬下来了。
  （艾树忠2012年口述，于崇河记录整理）
  我的父亲李福
  我的父亲李福在194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本村党支部书记，兼地下交通员，还不断地参加区小队的活动。为了安全，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称李福。1943年至1945年日军降服，他和区小队经常到芦台高丽圈农场拿日本鬼子的岗。1945年6月父亲和区小队参加孟庄伏击日本特务和治安军的战斗，敌人被打散后，一罪大恶极特务从孟旧窝过河想逃跑，被后米厂村李二扣押，交给了我父亲和本村的杨开山。特务被审出有一支手枪藏在孟庄村地里，我父亲和杨开山押着特务，找到了手枪。过蓟运河时，我父亲他们采用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将特务绑上压地用的石滚子投入水中，处死了这个民愤极大的特务。
  我父亲跟着区小队打日本人，很少回家。孟庄战斗后一个月左右，也就是1945年的7月，有一天我父亲回家了，就是这次回家，他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
  那天父亲带着七八个区小队员来到孟旧窝，把他们安排在南街刘学成家住下，就回家住了。当时的区小队长可能是朱庆章或孟宪玉。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日本鬼子带人包围了我家，父亲听动静赶紧藏在了高桌下一口缸里。日本鬼子闯进屋里审问我母亲李福藏在哪里，我母亲说不知道，再问还是不知道。小日本不知用什么东西狠狠地打我母亲，母亲就是不说。母亲那时正怀着孕，遭毒打后流了产。
  结果父亲还是被搜出来了，弄到了村里一块空场上，村里的百姓也都被赶来。日伪军有150多人，大部分来自板桥和宁河镇，是有人告了密，冲着父亲和区小队来的。区小队闻讯冲出村外没受到伤亡，我父亲却落入了虎口。日军扭住父亲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是区小队队员，父亲说不知道，日军扬起皮带劈头盖脑地抽，又用门闩打，门闩都打成了三节，父亲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把父亲拖到了村南地里，朝后脑勺就开了一枪，子弹从前额飞出把一只眼球给打出来了。敌人见趴在地上的父亲还在动，上去一洋刀，从后心穿过前心，父亲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残杀了。
  那时候我才四五岁，脑海里有父亲一张模糊的脸庞，父亲搂我在一个被窝里睡觉，除此，关于父亲闹革命打小日本以至壮烈牺牲的故事，都是长大听大人说的。对母亲最早的印象，就是小日本那天打的她哭着叫着，全身青一块紫一块……那天的场景想起来好像在眼前。
  日伪军撤了，区小队就来了，安排父亲的后事。当时孟旧窝村属丰玉宁联合县五区，区委组织委员朱远明经常到村开展抗日活动，我父亲常和他在一起。他看望我母亲说：“你的丈夫李福是个好同志，好战士，他保护了党和区小队，他的英勇献身，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念他的。人死了，党还在！一定叫你们娘几个儿过好日子。”组织上从本村吴家木匠铺买了一口棺材，将父亲敛葬了。
  母亲是一位不简单的母亲，她叫张秀兰。父亲牺牲后留下了3个孩子，即我的大姐李益芝、二姐李益华，还有我。她带着我和两个姐姐过日子，在极其艰辛生活环境下，像父亲那样参加革命活动，不怕流血牺牲，毅然于194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一心跟着共产党，一心十革命，没有个人的私心。从1947年到1956年当了10年村妇女主任。1976年63岁时，作为先进代表出席了中央召开的抗震救灾表彰大会。71岁前一直做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和本村、杨家庄、江石沽村的接生工作。至1987年73岁病逝前，她多次参加宁河县党代表大会。
  父母亲对革命的追求和献身精神一直是我们成长的力量和方向，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和大姐都成为共产党员。我196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艺师，先后担任过芦台农场分厂的场长、化肥厂书记、农业实验站站长等职。
  （李益昌文，魏永成、李佑生整理）
  缅怀王立国烈士
  王立国，1924年生，共有弟兄五人，其行五，故乳名小五锥子。
  王立国与我同宗，是我族中的远房五哥。因为脉系较远，两家的住地也远（我家住村东，他家住村西），再加上年龄的差距，我们平时很少来往。我只知道他胳膊粗，力气大，脾气暴躁，性情豪爽。
  我永远也忘不了1943年冬天的那起惨案。不知是汉奸告密，还是巧合，一天夜晚，八路军新华部队在我村住宿，随后日本鬼子便赶来包抄。部队怕连累村民，便悄然撤了出去。天刚放亮，日本鬼子便逐户搜捕八路军，并将全村百姓集中到学校门前。因小学校长安效孔手上没有膙子，便被当成八路军抓了起来，在学校的东邻杨作文家，日本鬼子残忍地用刺刀将安校长挑死。日本鬼子还把王立国等十几个青年人绑至学校东南的桥面上，严刑拷问八路军的下落。任凭鬼子毒刑用尽，这些年轻人硬是咬紧牙关，守口如瓶。王立国更是横眉冷对日寇，仇恨义愤填膺。
  这次惨案让大家清醒地认识到：不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民就会做亡国奴，就要永远受侮辱，挨欺负，一日不得安宁；全国民众只有拧成一股绳，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王立国同志把这一认识变成了具体行动，三天后毅然决然地参军入伍。1945年春在保定为全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王立芝2012年口述资料，刘兴民整理）
  我未见过面的父亲王永安
  听老人说，1938年初，我父亲王永安以忧国忧民之心去了东北，一去未归。当时我才两岁，连父亲的模样都不知道。老人们说，我长的极像我的父亲，长瓜脸，大高个儿，连举止为人都相似。他不甘寂寞，不安现状，不甘于人后，富于探索，善于闯荡，有一点儿争强好胜的劲头儿和舍己为人的侠气。母亲和老姑曾多次说过，父亲当年曾有过数次临危不惧、扶困济贫的故事：民国18年发大水，平地水深数尺，水漫乡道，路沟不分，邻村蛇麻港的一位老人在回家路过甄家坟附近，因看不清路面而滑入一人多深的水沟，在挣扎时被路过的父亲救出并送其回家，老人及其家人千恩万谢。这年秋天父亲支船去张稳庄子苇塘北岸去买过冬白菜时，看到一位衣着不整的老太太艰难地拾捡落地的白菜帮子，顿觉可怜，遂将自己买到的白菜给老人一笼筐，老人很是感激。大约在民国23年刮大风，造成树被刮倒、房瓦被揭的严重灾害，父亲把自己的房盖儿简单整修后，就急忙去别人家帮着上房修整。
  父亲带带拉拉地念过两年私塾，因此自以为有点儿文化而不情愿在农村种地挨累受穷，曾两次出走唐山，都被我一生安守田园、满足于温饱、求稳怕乱、老实厚道的爷爷王凤山找回。1937年日本鬼子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爆发全面抗战后，父亲再也不安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儿的生活了，整天忧心忡忡地声言要找抗日部队去，爷爷吓的成天看着父亲不让他去。后来父亲跟爷爷摊牌：要么同意他去找抗日部队去，要么让他去东北谋生。爷爷再也无法阻拦了，就勉强同意他去了东北。
  他去东北离家前曾到他岳父家，也就是我姥姥家。多少年以后，我和同是黄各庄（今属河北唐山丰南区）姥儿家的付化（比我大6岁）谈到我父亲时，他说父亲1938年春季去东北前，到黄各庄岳父家告别时，还到过付化姥姥家，当时付化也在，付化说他记得很深刻：“你父亲和我姥爷个头儿差不多，都是大高个儿，你父亲走后，我姥爷说：“王春恩（我姥儿家都叫他的字）明天要上关外了。”
  要去东北谋生不是父亲的真实想法，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办法参加抗日活动，村里人都有这个说法。父亲去东北后，开始几年有过几次荒信儿，有人说他在北票，有人说他在锦州或四平，也有人说他在长春。虽说居地不准，但都说他挎个篮子卖香烟或麻花、烧饼等。他不让家里人去找他，以免给他和家里人遭到麻烦，再三叮嘱见过他的乡亲，千万千万不要去找，没有准确地址，找也找不到。后来就什么信儿也没有了。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很神秘，当时就猜测他一定是在搞抗日地下工作。
  见不到儿子，爷爷奶奶忧虑成疾，很快就先后辞世了。从此苦了我的母亲黄素花——一个三寸金莲、手无缚鸡之力，但性格刚毅的女人。她不得不面对现实，拉扯着一个7岁一个1岁的两个孩子相依为命，苦渡岁月。祖上没有留下积蓄，只靠16亩薄地维持生活。然而种地对于一个小脚女人和两个孩子来说，又是何等艰难！真是无法想象，不敢回忆。起初，我们哥俩还小，春种秋收需要耕畜和运力，实在没办法，只得求助家族和亲戚，然而那个年月，都自顾不暇，求人又谈何容易！有时愁得母亲嚎啕大哭，边哭边念叨着我父亲，我们小哥俩也哭泣不止。待到我们哥俩稍大了一些，母亲就带着我们自力更生地春种夏锄秋收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就下地帮着母亲垵种刨坑、撒种和间苗薅草了，哥哥十二三岁就拉耠子播种了。当然，最苦累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以鸭鹅之步伐和蜂蚁之毅力每天几次往返家、田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手脚磨出了厚厚的老趼，田间地头留下了她无以数计的脚印，淌下了如江似河的汗水。然而在那十年九涝、虫旱灾害不断的年月，很少有丰收的年景，有的年头到秋收连种子都打不出来。母亲为了两个孩子的温饱，自己常忍饥挨饿，脸累饿得蜡黄，村里众多小叔子们，都取笑地叫她黄小丫儿。但母亲从不被穷困和劳苦所吓倒，即使遭受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病灾，也都能坚强地与之抗争而挺住。记得有一年发大水，母亲在平地没膝的水里割高粱，没站稳而倒在水里，呛了好几口水，也还挣扎着站起来挺着干。那年有一次收工回家前用手打蚂蚱，捂到高粱茬子上，顿时手腕子血流如注，把我们哥俩吓得直哭，母亲找了一个驴粪球堵在伤口上而奇迹般地止住了血，回家照样烧火做饭。
  母亲很少为劳累和穷苦而流泪，而想念父亲，盼其早日归来，却哭哑了喉咙，哭干了眼泪。打我记事起，曾无数次地看到母亲伤心地哭号和满面的泪水，她边哭边念叨着：“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恩头（父亲的乳名），你这个看破红尘的和尚（父亲的外号），把我们娘仨害得好苦哇！你就不能回来管管我们吗？你咋变得这么心狠啊？！”有时还自言自语地叨咕：“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无缘无故的不回家来看看呢？怎么就不知道往家捎封信呢？难道你真的去打日本鬼子去了？难道你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不能！不能！……”至于默默地哭泣，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母亲早已为盼父回归而淌尽了眼泪，她曾多次在梦里喊着我们哥俩的名字说“快去迎迎你爸爸去，你爸爸回来了！”遇有在东北做事儿的村里人或外村熟人回来都要打听“见没见着我们玉功（哥哥名）他爸爸？”然而，直到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过上含饴弄曾孙的幸福，91岁高寿而终，也没盼来丈夫的回归。母亲哪里知道，父亲早已为国为民而光荣地成为革命烈士！如果母亲在天有知，得到父亲为革命牺牲的迟到讯息，她将是何等的高兴啊！
  （王誉添）
  “秋虎”烈士阚盛堡
  1926年秋，在丰润县南部（今属宁河县）农村国仕营一个穷苦农民家里，一个婴儿呱呱来到人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穷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仅靠扛活打短工度日的农户，增人添口无疑是一种负担。母亲郝进英看着瘦得皮包骨的婴儿，泪流满面。喃喃自语地说：“孩子，你命苦哇，咋投生在这样的穷家呀！”但十月怀胎，身上掉下的肉哇，母亲还是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并思忖很久地说：“立秋刚过几天，孩子就叫小秋吧。”由于日子穷苦，母亲奶水很少，但即使这样，为了度日，母亲还是为村中一户富人家当了奶妈。奶水喂养少爷仔，小秋饿的哇哇叫。
  童年的小秋在穷苦中渡过，父亲阚广存扛活累月，贫病交加，英年早逝，生活只靠哥哥阚盛文扛小活儿、母亲讨饭为生。小秋一年四季没有穿过一件整裤整袄。学龄时代，上不起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从1940年开始，年仅14岁的小秋就到离家三里多路的丰南县教军场村杨朝军家扛小活、放牲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穷人的血脉，传承给小秋的是他那勤劳、憨厚、朴实、善良的性格和那刚毅、正直、虎气十足的脾气。
  1941年，是日本侵华战争最疯狂的时期。讨伐队天天进村，烧杀抢掠，民不聊生。童年的小秋，在扛活期间，多次亲眼看到本村和邻村东魏甸村，百姓的房子被烧，村民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活埋。阶级仇，民族恨，刻骨铭心。参军报国，杀敌立功，为老百姓报仇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
  1941年秋，一个偶然机会，小秋结识了邻村曾家庄一个小伙子曾庆芳。小曾也早有参军杀敌的决心。两人相见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参加八路军，杀敌报国，并约定第二天在国仕营村西朱家大坟见面。第二天大清早，小秋怀里揣了两个糠饽饽偷偷地溜出了家门。在村西头，正遇见本村的小伙伴朱家小三。小秋上前告诉小三说：“小三，我去参加八路军，等我走后，你告诉我娘，不要为我担心，等打败小日本，消灭了反对派，咱穷人翻了身，我再回来种地奉养老娘。”说完，小伙伴抱头大哭，挥手告别。
  小秋与小曾离开了家乡，沿铁道线徒步东行。边走边打听。白天怕遇见日本鬼子，就躲在高粱秆儿地里，夜晚上路。一路靠讨要充饥。走了近半个月，终于在唐山以东的滦县一带找到了部队。当时小秋刚15岁，为了参军多报了两岁，终于如愿以偿。他俩被分到八路军某部3营1连当战士。
  当时部队天天打仗。小秋刚到部队脚未站稳，傍晚就与日本鬼子交了火。新兵小秋还不会打枪，班长只教给他扔手榴弹怎么拉弦，就发给他三颗手榴弹上了前沿。在阵地上，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小秋借火光看见日本鬼子锃亮的钢盔，端着刺刀哇哇乱叫，杀乡亲、烧民房的情景显现在眼前。顿时一股复仇之火冲上心头。刚学会拉弦的他，凭着平日干活练出的一膀子力气，面对冲到面前的小鬼子，大喊一声，连气把三颗手榴弹甩了出去。三声轰响，两个鬼子应声倒地，中弹开花。
  头仗打得好，打得勇敢，在战评会上，小秋受到连队表扬。这也是他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他日后苦练本领，在作战中逐渐成熟，很快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八路军战士。
  小秋作战勇敢，奋不顾身。每次打仗，总是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曾多次冒生命危险炸碉堡，端炮楼，不久就担任了副班长、代理班长。由于他性格虎气，生肖属虎，小名小秋，所以战士们都称他“秋虎”班长。并在部队起了大名“阚盛堡”。含无坚不摧的意思。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1941年冬季，在滦县石门与日军激战中，阚盛堡在执行突击任务中不幸牺牲。牺牲时实足年龄仅15岁。
  阚盛堡壮烈牺牲，连队干部战士无不悲痛。在石门安葬遗体时，在血染的军装口袋里，只发现几片血红迭烂的纸片，上面隐见几个歪扭的铅笔字：“杀敌立功”。
  阚盛堡是我军的好战士，农民的好儿子。他为保卫中华国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的证明是由他的战友曾庆芳带回来的。消息传来，村民们无不悲哀。年迈的老母声泪俱下。痛定思痛之余，也为家乡出了这么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战士而自豪。
  1955年10月1日，由毛泽东署名颁发的“光荣烈士证”送到家，上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足以彰显阚盛堡烈士的光辉业绩。他的事迹将与为国英勇捐躯的千千万万先烈事迹一样，永远镌刻在天安门广场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万古流芳，永告未来。
  （阚胜宇）
  回忆父亲于治洪
  我的父亲1916年出生在德州一个铁路家庭，在南窝村买了土地，算是一个富裕户。我的祖父只生他一个，无兄弟姐妹。父亲在我的生母之前于1936年结过一次婚，她姓崔，今汉沽农场陡沽娘家，成婚后不久得病去世。父亲正在天津扶轮中学读书，回来了非要挖开坟墓见他的夫人，后被家人劝阻才罢休。当时我的祖父早已故去，只有我的祖母（何承兰柳庄娘家）孤苦一人在家。她张罗着又给父亲订了亲，她叫谢兰芳，是我的生母，西板桥娘家。1937年他们结婚，第二年的9月17日生了我，正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时期。懂事后我妈妈对我说过，你爸爸在天津上学，家里就你奶奶、我和你过日子，别的事她什么也不知道。
  当时我的二祖父、老祖父都在德州铁路上做事，有些事瞒着母亲和奶奶。父亲在学校搞抗日活动，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日本飞机轰炸扶轮中学，我父亲与5个同学被开除，他回到了家，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星，我那时才1岁。那次走后，父亲就没了音信，母亲等了他整10年，1948年改嫁到了东北的营口。
  母亲走时把我留给了我的老祖父于长仲，老祖父和老祖母照顾我的生活。我才12岁时，老祖父他们才告诉我父亲的一些事。父亲在学校领着学生闹学潮，上街游行，搞抗日活动，被开除后，与5个学生参军入伍，到了沧县、固安一代发动农民，继续进行抗日斗争，这是1938年。当时他们缺手电、电池，纸张、食盐一些东西，就秘密派人找老祖父，由老祖父买了再秘密转给他们。父亲发动农民抗日救国，很多农民青年参加抗日活动，走向了抗日前线，到前方的也是父亲他们秘密转送的。父亲后来当了渤海军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他的绰号叫于大脚，沧县、固安一带人都知道，他有一身的武术，特务、汉奸很怕他。1942年日军“清剿”，父亲掩护机关向太行山撤退，不幸在新海县被捕。他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在鬼子的严刑折磨之下他没有屈服，与十几个同志被日军用刺刀残杀。
  据老祖父说，他牺牲的情况他也不知道，1948年到长春找肖华，是肖华告诉的。就是后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肖华，抗战时期父亲和他一起工作过，两人很熟。肖华给华北人民政府写了亲笔信，老祖父带着信找到政府落实了父亲牺牲事并领了烈士证书和抚恤金。这些事当时都没有告诉我母亲和奶奶，怕他们接受不了。
  全国解放后，我家的田由政府代耕，人民公社后由村照顾工分，每个时期每月都有生活照顾款。1961年，我与本村姑娘刘锡端结了婚，她很善良，照顾我奶奶像亲娘一样。奶奶有病卧床8年，吃喝拉尿全是她一人照料，还要料理3个孩子，从无怨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形象在我的眼前逐渐高大，我很自豪有个革命的父亲，我永远怀念他。
  我祖母1980年过世，生前她总梦想着儿子回来。还是在解放初期，奶奶念叨儿子埋在沧州太远了，要想办法弄回来。迁烈士墓的事不太好办，于是我在1960年随堂叔于占春到北京找肖华，费了很大周折，肖华知道我是于治洪的后代才亲自接见了我，堂叔都没让进。肖华说，孩子，在沧州烈士陵园好呀，那是革命烈士大陵园那，每年那么多的人扫墓瞻仰，多威势呀；另外，陵园里的革命烈士的排位，也有一定规矩，好像部队的编制，哪能随便动呀。肖华还向我讲了父亲的事迹和牺牲情况，嘱咐我做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到宁河县烈士陵园一样祭奠。我当时很年轻，不懂什么，也没见过世面，只觉得肖华和蔼可亲，讲的有道理。
  （于晨星文，魏永成、李佑生整理）
  方甫的抗日之家
  每当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从电视中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五星红旗，我就非常激动，就想起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想起为抗倭寇献身的方甫大伯，想起为革命抛家舍业的二伯王德铭和父亲王德铠，想起我的祖辈、父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渡过的艰苦岁月。
  大伯叫王德钧，化名方甫，1919年生于宁河县任凤村，在芦台上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他自小常听爷爷讲岳飞的故事，立志长大后，当岳飞式的人物，精忠报国。1935年只身到天津，在中原公司和元隆绸缎庄当学徒，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明白了很多事理。听说红军到陕北，主张抗日救国，他非常佩服，他说，共产党就是当代的岳飞。当年回到芦台，在一街一家打米厂当先生，秘密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声（芦台新生医院即冀东抗日秘密联络站工作人员，后为负责人）的领导下（张在二街东部鬼胡同旁开新生医院），在中街童家胡同东边开估衣铺，兼卖白布，以此为掩护，与下线齐玉和（玉田人）、老田等人为抗日部队转送干部、伤员，筹集药品、物资，传递情报，工作特别出色。上级为了培养他，先后派他到重庆、长辛店学习。1941年丰玉宁联合县成立，他被派往该县当财粮，利用在芦台的有利条件，想方设法筹集钱粮药品等物资，为联合县抗日活动的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那时他已成家，但始终没有回家尽孝和看望妻子。
  在大伯的影响下，二伯王德铭于1939年也参加了革命。因此，宁河日伪多次把他们的父亲王万成抓走，逼他交出抗日的儿子，全家人也经常受到他们的恐吓，但谁也没有告诉敌人两个儿子在哪里干什么。特别是大伯方甫，日伪军更是追查的紧，一心想抓住他。爷爷奶奶被逼无奈，为了全家人少受连累，谎说方甫已死，全家人为活着的大伯披麻戴孝，举行了葬礼。这真是天大的屈辱！但为了革命事业，赶走日本侵略者，也算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方甫战斗在丰玉宁地区，斗争极其残酷，条件异常艰苦，又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机关部队一起不得不退到山里与敌人周旋。战斗中他负了伤，又得了肺病，缺医少药得不到很好地治疗，组织上用船秘密将他送至后米厂村（其妻王瑞芳娘家），化了装又送回家。但还是因为条件有限，未能治愈，于1942年牺牲了。死后，家里将他的遗体秘密送到任凤村家族墓地安葬，墓地至今尚在。
  二伯父王德铭，1921年8月生于宁河县任凤村，化名陈自新。1939年11月在大伯父王德钧引领下参加革命。1939年至1947年6月，先后担任冀东丰玉遵游击队文化教员，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学员，冀东8纵队12团、冀热辽16军分区教导队宣传队长，辽东军区广播电台台长等职。期间，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8月随部队挺进东北，9月接管日本本溪湖放送局，举办本溪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8月接任安东新华广播电台台长，10月带领电台人员和设备转移到鸭绿江对岸朝鲜的新义州，坚持办广播，转播新华广播电台节目，对占据安东的国民党军开展宣传，坚持8个月之久，直至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安东。
  建国后，先后担任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秘书处处长，旅大广播电台台长，中共旅大市委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大连市人民政府视察室副主任等职。1983年10月离休。1989年6月23日在大连逝世，终年68岁。
  二伯父任大连市委办公厅主任期间，接待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参加革命到1989年去世，二伯父仅回过一次家，那是解放初期到北京参加任弼时逝世追悼会，顺便看望了爷爷奶奶和全家。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的大妈，也就是方甫之妻。大妈从后米厂村嫁到我家，与大伯相亲相爱，大伯牺牲后他的两个孩子因病夭亡。她年纪轻轻不改嫁，在悲痛中度过了大半生。她跟侄子也就是我的一家生活，直到2002年去世。我视大妈为亲娘，她不仅一生不易，而且像亲妈妈一样对待我们。她一辈子无数次给我们讲方甫的故事，无数次地叮嘱我们，不要忘记方甫，不要忘记革命先烈，要知道新中国来之不易，要干好工作，永远跟党走。大妈，真是好大妈，从她身上，我们王家的几代人看到了方甫大伯爱党爱国的革命精神，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们王家现在是五代200多口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我们生活在阳光下，工作在各条战线，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我们都没有忘记我的祖父一代、方甫一代为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并时时刻刻以他们为荣，激励自己，继承革命传统，教育好下一代，在人生道路上努力为党为国家尽绵薄之力。
  （王志强文，李卫华整理）